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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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清华大学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停教宣言
（1948年10月25日）
我们曾经三番五次吁请政府合理改善待遇，政府总是不闻不问，不让我们温饱。且自从币制改革以来，物价又上涨10倍，而我们的薪给却始终被冻结着，以致无法安心工作。因此，万不得已，我们决定自10月26日 （星期二） 起忍痛停教五日来争取生存权利！
特此宣言。
国立清华大学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干事会
1948年10月25日
（抄自《清华大学档案》）
经济危机与顾颉刚
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末，顾颉刚教授的经济生活一向是比较安定、宽裕的。但是，到了40年代，经济危机的阴影也笼罩在他头上。
1943年5月顾颉刚夫人在重庆患疟疾病故。“此次丧事，计用2万3千元，尚系极不成样子者，所谓草草殡葬也。”（顾颉刚日记，1943年6月6日）
此前半个月，顾颉刚的大女儿顾自明远嫁贵阳，开销也不少：“自明之嫁，几于不能成礼，而所耗已在万元上。生于今日，如何可以动弹！”（顾颉刚日记1943年5月9日）
这时顾颉刚教授在重庆的月薪为法币3000元。当时法币1元的购买力约相当于今人民币2角2分。
1943年6月，重庆米价每石（156市斤）法币1080元，也即每市斤6．9元。顾颉剐教授的月薪只能买到440斤米。相当于今人民币660元。
只过了半年，1943年12月重庆市米价上涨到每石法币1377元，再过半年，1944年6月又上涨到每石3700元（每市斤23元）。法币急剧贬值，其购买力1元约合今人民币6分半。
1944年4月4日，顾颉刚与张静秋订婚，请了几位来宾签名作证，并在重庆《大公报》上刊登订婚启事。顾颉刚熟人很多，考虑到当时公教人员生活太清苦，他不愿意人家破费，也不愿意自己多花钱。因此他决定这次不举行婚礼，不发请帖。7月1两人在北碚蓉香饭店设宴招待一些最熟的亲友。顾颉刚日记写道：“今日结婚，临时发表，亲朋仓促不及防……然到客犹及百人，蓉香（饭店）中椅凳碗碟均感不足。”为请客吃饭以及婚前略备一些衣料被褥家具，共花费法币18万元。顾颉刚记载：“以万元合战前25银圆计，仅用 450 银圆（陈注：合今人民币13500元），可谓甚俭。然此数已非我所能负担矣！”（顾颉刚日记1944年7月3日）他又在《大公报》上刊登《顾颉刚、张静秋启事》通告：“兹已于七月一日在北碚结婚，值此国难严重之际不敢备礼，各亲朋处均未柬邀，务乞鉴谅，并乞勿致馈贻是幸！”
1945年初，重庆市米价飞涨到每石法币8000元，合每市斤50多元，这时法币1元的购买力合今人民币 3分钱。顾颉刚主编《文史杂志》由中华书局出版，每月所领取的经费仅法币1．3万元，合今人民币400元。关于当时经济窘迫之状，顾颉刚日记1945年4月6日写道——
依今日物价，一个机关，茶水灯油两项巳需万元以上。本刊稿费素薄，近日犹仅千字百元，较之其他杂志，巳低三倍。中华印刷费津贴，每期六千元。此两项每期须万六千元。尚有办公费，旅费，薪金，工资，总须万余元。是则四万元之开支绝不能省，较之规定之办公费月亏二万七千元。是为正规之亏空，尚有诸种临时费，若修缮，若添置家具，俱不在内。予当此苦家，无可奈何，惟有将缺员不补，庶将其人之薪津米贴置于办公费内。……至于旅费一项，规定社长每天为百八十元，其他职员为百二十元，食宿交通俱在其中，如此价格，曾不足以供一饱，故不能派职员到城公干，否则必赔三四千元，非其人所可任。予乃一切自为，到党部领经费，到银行领津贴，到民食供应处领食米，归后虽开一单报账，而实不取分文。又本刊稿费过少，投稿实为半义务性，故见面时不能无酬应，而一上馆子，动须千元，故予去年月取四千余元皆挥霍之于食肆者也。如此苦干，何人肯做，徒以我富事业心，心气高强，不肯自认失败，故悉索数赋以延旦夕之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顾颉刚回到上海。1948年初，他应邀到甘肃兰州大学讲学。当时内战正酣，法币急剧贬值；兰州物价之昂贵，到了吓死人的程度。七八月间，一石米价格已高达4000万法币，比江南苏州高出一倍。顾颉刚的牙刷坏了，买一个新的，哪知要价180万元！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以金圆券取代法币，禁止民间持有银圆和黄金外币。顾颉刚对此不抱任何幻想，因为从前早已吃过一次大亏。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金圆券和独裁政权的崩溃（6）
他回忆到：1935年政府推行法币，禁用银圆，顾家取出300枚银大洋，遵从政府法令，送到国家银行兑换钞票。老父亲一生省吃俭用积攒法币4万元，在老家苏州存进银行，后于抗战期间去世。苏州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成为“沦陷区”’，顾颉刚无法还乡将巨额存款取出。到1946年顾颉刚回到苏州老家，取出十几年前存进银行的4万元法币本息，却因大为贬值而成为一堆废纸。
在四川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前妻存在银行的法币2万元，后来也同样一文不值。顾颉刚看到报纸上宣布政府又下令将黄金、白银收归国有，他冷笑说：这次再也不上当了！
1948年10月13日，顾颉刚从兰州大学写信给在上海的妻子张静秋说：“我现在在此，每月一百七十金圆券。要是币值不贬，我当然有余……但兰州铺子已把值钱的货物藏起，买米、买面、买糖、买茶，都买不到，形成窒息。所以昨天长官公署开会，准许米面涨价百分之八十，米面一涨，别物当然紧跟。我的薪水就打了一个对折。如果锦州、太原随锦州而陷落，恐怕不止再打一个对折了。”
第二天家信中说：“可怜的金圆券，出世不到两个月，已经贬了十分之八的价值了！”
第三天顾颉刚日记写道：“8月19日发行金圆券，银圆二合金圆券一，未及二月，而金圆券七合银圆一，是未及二月之中物价已涨至十四倍也！可畏哉！”
10月18日致妻子张静秋信中说：“此间也是什么也买不到。黑市的价格已涨至百分之二百，我们的薪水就打了三折了！国家如此，不亡何待！
12月初，顾颉刚乘飞机回到上海。他在日记中记载了亲历的金圆券崩溃过程——
1949年1月18日：“一切皆比刚发金圆券时加一百倍。大家有活不了之叹！”
3月3日：“予薪水十二万（金圆券），不为少矣，而近日银圆价二千七百元，是亦不过四十余（银）圆耳！”
3月31日：“今日发表物价指数达3402倍，物价之疯狂上涨可知。今日上午银圆价一万三千元（金圆券），下午即达一万七千元矣！……以前所谓‘经济崩溃’者，至今日竟实现矣！”
4月5日：“袁大头一枚，值金圆券二万八九千矣，与美金几同值。”（笔者注：“袁大头”指民国初年所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圆。）
４月１０日：“大头扶摇直上，至六万元矣！”
４月１５日：“今日发表指数，为１５１４０倍。大头价１３万。”
４月１６日：“银圆涨至十八万矣！可骇！此真使人窒息！”
４月２２日：“今日大头价至４６－４９万。”
４月２７日：“大头一枚至一百卅万。”
４月２９日：“大头价至三百六十万。”
４月３０日：“今日发表指数为３７１３４４倍。银圆价经政府公告为每枚合金圆券四百万元，不分小大头。” （笔者注：“大头”指袁世凯头像银圆；而“小头”指孙中山头像银圆。）
５月２０日：“银圆压了好久的四百万元，昨日国行挂牌为九百六十万，然实际之价已为一千四百万。今日下午升至二千三百万，及傍晚则升至三千万矣！予购豆腐时每方二十万，傍晚则三十万矣。在如此情形下，只得人食狗彘食，方可苟活。”
５月２５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
金圆券、银圆券的大洗劫
1950年初，著名记者李普发表了一篇有关当时金融状况、城市人口实际收入的购买力的新闻报道《调整经济的来龙去脉》，摘引如下——
金融物价波动对国家和人民的巨大损害，是大家都知道的……抗战以前金融物价稳定，购买力大体上正常。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发生了影响市场购买力的三件大事。第一是12年的战争，第二是12年的通货膨胀……。
12年大规模战争所给予人力物力的损害和破坏，很容易想象，因为广大社会，特别是农村，比从前穷困得多。但是这笔账很难精确计算，因为范围太广、性质太深、数量太浩大了。……通货膨胀实质上就是一种不合理的税收。根据重庆的材料，1949年解放军渡江之后，全国伪金圆券的三分之一流入了重庆一地，国民党用20万元银圆券全部收回，后来人民政府又用10亿元人民币收兑了这笔银圆券。
……学校教职员，约共50万人。过去一个大学教授每月300—400圆银洋，现在只有1300—1400斤小米，以战前小米每斤5分计算，只合70圆上下。战前上海的小学教师每月可得30至45银圆，现在只有80斤粗粮（合4银圆）。……
12年来中国经历了国民党的法币，日伪的联银券、储银券，然后又是国民党的金圆券、银圆券等几次大洗劫。这几次恶性通货膨胀，特别是以上海为重点的所谓“八一九”的币制改革，挖空了全国人民的口袋，包括上海工商业者的口袋在内。
12年的战乱和通货膨胀浩劫，使得中产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状况节节下降，新兴知识阶层沦为半无产的地位。全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由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昂，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独裁政权，必然走向崩溃。
历史的教训必须牢记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金圆券和独裁政权的崩溃（7）
1949年在中国大陆上，国民党一统天下的专制政权被推翻，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蒋介石“党天下”的覆没，除了军事失利的因素以外，它失去老百姓的民心、失去文化人的民心，是同样重要的因素。而国民党何以失去民心？一曰政治上的独裁高压，二曰经济上的腐化堕落。
1947年2月15日国立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发出《要求停止内战宣言》中着重指明：
空前内战的刺激和恶性通货膨胀的结果，已经加速和促成了全国经济总崩溃的危机。金价一下子涨了几十万，白米缺市，物价正在作等比级数的飞涨，法币的价值一泻千里的跌落，上海各地国货工商业加速倒闭，专科大学的同学纷纷被迫退学，北大一校已经有568人以上宣布休学，而我们在校的每个人也都焦头烂额，惶惶不安，着急于今后生活问题的无法解决，人民的生存已经为正在开始的经济崩溃和反民主的政治逆流直接威胁，国家民族的前途已经临到混乱毁灭的边缘了！……（原载上海《文汇报》1947年2月19日）
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组长的唐纵，在《日记·反省录》中，将国共两党的情况作过这样的对比：“国内政治，毛泽东经过土地革命之教训，与封建势力斗争的经验，知道国民革命走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的主力不是工人，而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引者注：原文如此），故在民国三十一年（注：即1942年）整风运动以来，竭力争取中间层知识分子。在第七次大会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主张保持私有财产制度并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中共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一个转变在中国收得很大的效果，后方许多工商界和国民党内部失意分子，过去对于共产党恐怖的心理，已完全改观。本党（注：指国民党）政治的腐化不但引起党外的反感，而且失去了党内的同情，如果没有显著的改革，全国人心将不可收拾。”（摘自《在蒋介石身边八年》，转引自《国民党怎样丢掉中国大陆？》第75页）
《唐纵日记》在1946年5月17日写道：
当前危机。全国公务员、教职员和大多数老百姓都生活不了，天灾人祸，物价高涨，大家都在死亡线上挣扎。此时强者铤而走险，弱者转死于沟壑。……人心不安，精神涣散，工作效能低落，在职者不能生活，失业者仿徨无所依归。政府事事要办而无一事办好，人力分散，财力分散，显得处处薄弱，处处危险。在职的公务员，个个忙乱，精力分散。在下的忙于柴米油盐、在上的忙于妻财子禄，精力另有所托，另有所耗，对公事敷衍塞责，任何问题，不能解决。（同上书78—79页）
1947年4月章乃器在《如何恢复政府信用》一文中指出：
政府要恢复信用，首先必须做到政策稳定，绝对不可朝令夕改。但是要注意，这是一个制度问题，而并不是人的问题。在民主制度之下，国家的政策要由人民代表来决定，政策自然就稳定。……反之，在独裁制度之下，以一人之喜怒决定国家政策，就既不会符合人民的要求和实际的需要，又不能避免朝令夕改。他的左右，自然还有些谋臣策士。这班人的生活是脱离人民的，他们的意识也只迎合在上者的意思，为自己升官发财，所以也往往不会为人民的利益打算。他们还要互相斗法，各献殷勤，政局便由此多事。在这种制度之下，政府可能有威，但不易有信。目下要恢复政治信用，必先从建立民主制度入手。（原载上海《工商天地》策1卷第1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国民政府的法币再度通行全国，提供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但是蒋介石为了准备内战，庞大的军费开支继续上升，而不受民众监督的一党专政横行霸道、贪污腐败。恶性通货膨胀又来了。从大后方回到沿海城市的市民掀起抢购物资的风潮。从1946年1月到1948年8月的两年半里，物价飞涨67倍。在这期间，城市中的不断贬值的法币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大额通货由金条、银圆和美钞俗称“黄白绿”代替。 （因为金条是黄色的，银圆是白色，美钞是绿色的，故民间有此俗称。）
当时电影明星和导演们拍摄影片的片酬是一根或几根金条。租赁房屋的定金要交金条。购买比较值钱的日用品、药品、化妆品要用银圆或美钞。市民领取薪水工资、拿到法币或金圆券以后，往往立即购物或者到黑市兑换成“黄白绿”。
1948年8月19日发行“金圆券”的币制改革是独裁政府腐败财政制度的垂死挣扎。物价在不到半年中飞涨8．5万倍，历史上只有德国大战失败后马克的雪崩式贬值速度能跟它相比。1949年初独裁政权随着金圆券走向彻底崩溃的绝路。
蒋介石党天下专制政权的覆灭，使得先进的觉悟的文化人总结了历史教训：要救国爱民必须发展经济生产，要发展经济生产必须建立和完善民主法制，加强科学管理，并充分保障人民行使自由的权利。无论爱国、救亡、民主、科学、自由，这些不同的方面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专制独裁制度；所以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反专制主义。只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