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向西部转移的最著名学府，是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　　　　
　　　　实际上，起初“联合大学”共有三个，还有“西北联合大学”、“上海临时联合大学”。但是后两者都是临时性的，“联而不合”。　　　　
　　　　1939年，西北联合大学分为五部分：综合大学（在陕西城固县、学生800名），工学院（也在城固县、学生820名），农学院（在陕西武功县、学生500名），师范学院（也在城固县、学生500名），医学院（在陕西南郑县、学生200名）。1939年9月分别定名为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又把师范学院迁移到甘肃兰州，成为现今“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就这样在抗日战争时期奠定了，来自东部名牌大学的教师们作出了重大贡献。到1949年，西北地区已经有8所正规大学，包括从平津迁移过来的5所大学。　　　　
　　　　上海的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也组成“临时联合大学”，先迁往江西庐山，后来两校分别迁往四川重庆和贵州贵阳，各自独立。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3）

　　　　在西南地区，转移到川东重庆一带的有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中华大学等，还发展了重庆大学；转移到川西（成都一带）的有武汉大学、东北大学、齐鲁大学、光华大学、华西大学等，还发展了四川大学；转移到贵州（贵阳一带）的有浙江大学、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唐山工学院等；转移到云南（昆明一带）的有西南联大、中法大学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悍然占领上海租界和香港等地，又一批高校和教会学校的师生西迁。……总之，抗战八年期间，我国文化教育重心向西、特别是向四川云贵一带转移。这些，对于我国西部内地的文教事业的开拓、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然而在坚苦卓绝、勤俭奋斗的漫长岁月中，学校师生的经济状况有了多少变化？日常生活水平如何？至今未见系统的研究。如果说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那么知识阶层的经济生活不能不对于他们的行动、思维、言论、著述、乃至个性发展、风格和道德面貌等，产生重要影响。由此，若要理解知识阶层的人品、文品特点及其变化的轨迹，必须调查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为填补这一空白，本文对此专题作初步探讨。　　　　
　　　　青年学生几乎一无所有　　　　
　　　　柳无忌教授在《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一文中写道：　　　　
　　　　在敌人侵略下，黄河流域与长江下游两处的锦绣山河与城市相继沦陷，首都两度迁移。各大学也被敌人占领或破坏，学生与教授在后方过着奔波流离的生活。可是民族精神依然兴旺，而“士气”更因炮火洗礼而变得更刚毅，这是我们在大学内教书所引以为自满和自豪的。战时的学生，饱尝艰辛，却没有颓废，他们求学的态度是严肃的。（参看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卷，第307页）　　　　
　　　　抗战时期不少家住沦陷区的青年纷纷背井离乡，来到大后方求学。为了保证他们能够顺利完成学业，1938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颁布了《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11条。规定：　　　　
　　　　专科以上学校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须接济者，可向政府申请贷金。贷金分全额、半额两种。全额依据当地生活费用及实际需要决定。学生毕业后，再将服务所得缴还学校，其偿还期不能超过战事终了三年以后。（据《教育通讯》第3期，1938年4月9日）　　　　
　　　　1938年，教育部规定贷金数额为“全额每月8元或10元”。1939下半年，教育部根据大后方物价上涨幅度，并“参考各地生活程度增加至每生10元至16元不等。”1940年5月，教育部“以学生营养不足，影响健康至巨”再次要求提高学生膳食贷金，以保障“各地学生获得营养必需条件”为限。（据《教育通讯》第3卷第21期，1940年6月1日）　　　　
　　　　抗战中的教育及生活　　　　
　　　　1939年中央大学600新生中，留级和退学的占三分之一，能全部课程及格直接升级者，仅170人。生活困难、功课繁重，又缺乏好教授，是大多数学生程度比抗战前低落的主要原因。　　　　
　　　　大后方一般的大学生，最感缺乏的就是像样的图书馆和实验室。中央大学搬到四川的50万册图书，为了怕轰炸，只有2万册破旧的放在外面供人阅览，而图书室小得只能容纳300人；四川大学迁到峨眉山，理学院的学生一年不能作实验；唐山交通大学在贵州平越开课时，没有任何仪器；西南联大的情形更糟，教学仪器大部收藏起来，学生看书和听课都要“抢”。宿舍无书桌，读书写字都要到图书馆去。联大的学生自己这样描写道：　　　　
　　　　书太贵了，每晚要到图书馆去抢看参考书，许多人在门口等着开门，门一开大家就拼命挤，人小力小的就这么被挤出挤进才被人推了进去。一进门又得眼快腿快地抢座位，放好书又得挤到台前抢接书。听课则人多座少，也得抢……（　见《战时青年》二卷五期）　　　　　
　　　　读学分、考分数，仍旧是大学生的天职。教授在讲，学生听、写、考试，一切照常轨进行。然而由于学校内迁到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不能不受艰苦环境的局限。　　　　
　　　　工学院的课程，因战时条件的困扰而造成更大的缺陷——　　　　
　　　　以现在抗战期中的情形来说，因为自己出产水泥及钢铁量太少，所以很多建筑用木材及石料来代替。但在学校里对于木材及石料构造的课程虽有，然而太不注意了。……教授们的虚构设计及不令学生观察及研究实际的建筑物，真是缺点。同时于实际施工的情形，也多省略不说，这便使毕业了的学生在外面工作时感觉到与未读大学一样。（见《读书月报》第12期）　　　　
　　　　农学院的困境跟工学院差不多。四川大学农学院的园艺、耕种、病虫害、蚕桑等学科，一半是全讲理论，一半是理论与实习并重。但是所谓“实习”，仅止于画图、看显微镜、答问题。西文教科书则是几年前的舶来品。　　　　
　　　　40年代校园基本稳定以后，课堂座位仍是不够，宿舍没有书桌　（根本就没有自修室　），画图室与实验室依然拥挤不堪，空气恶劣。设备是出人意外的简陋，甚至很多学校没有操场。至于其他的文化娱乐，等于缘木求鱼。……生活指数在不断上涨，学校制度不见改革，说不定我们“今后还要走上更悲惨的道路。”（　引自《关于大后方的大学教育》一文，原载《中国青年》二卷九期，1940年7月5日出版　）　　　　
　　　　抗战期间小学教师们饥寒交迫　　　　
　　　　1940年2月《抗战导报》新一卷第5期，披露了当时“大后方”四川的小学教师在饥饿线上的生活状况。摘引如下：　　　　
　　　　他们的薪水，每年最多的是大洋券30…36元，其次是20…30元，再其次，甚至还不到10元。前两项是代表学校经费充足的高小校长及一般小学教员。他们的收入，除了这些微薄的“硬工资”以外，就没有别的了。　　　　
　　　　但他们的支出呢，最低有哪几种？　　到底需要多少钱？　　　　　
　　　　在一般的学校，烟、茶、油、炭要自己出，笔、墨、纸也要自己出，衣服费、零用费、膳费当然更要自己出，其余还要应酬校董乡人朋友及医药用款。　膳费在过去每月最高不过9元，现在却非15元不可。米价的腾飞，实在令人可怕：在抗战前每斗是l元左右，抗战后特别“6。21”大轰炸以来，就由1元、2元、3元一直升到4元5角，平均每人吃稀饭单算米钱就要9元，此外柴、盐、米、菜都涨价几倍。这样一来，教员由吃饭，转到喝粥吃蕃薯；由三餐不得不变为两顿。挨着肚子刻苦过活。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4）

　　　　许多学校不得不提前结束，许多教师不得不回家取款或赊借来应付伙食。一个教师极力俭约，只顾自己的生活，就已入不敷出，无法维持，何况他们大批是贫苦的子弟，大部份有父母弟妹妻儿的系累，等待着他们赚钱去抚养呢　！　　　　
　　　　在普宁一带，许多教师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他们没有钱又没有衣服；没有亲戚朋友也没有产业；只带来赤手空拳，带来一批妻儿弟妹！你想这儿每月不到10块钱的“硬工资”将怎样生活呢？　有一个朋友，因为自己的薪水用光了，而家庭又很穷苦，父亲又很严厉，妻儿又多，他害怕被家人谴责，结果虽学校放假了也不敢回家去。　　　　
　　　　一些经济支绌、环境恶劣的学校，更发生欠薪、歧视教师、侮辱教师等使人痛心的事情。他们简直就把教师当做奴仆，把学校当做养活“教书人”的收容所。学校现在还欠着上学期的教薪，如××小学不发膳费不发零星用款，教员饿肚子上课等都是例子。教师在一些对教育没有认识者的眼里，真是不值钱。　　　　
　　　　1940年2月16日《新华日报》刊载《生活在雾中的小学教师》一文中说：愈是辛苦的人，愈不一定能得到应享的代价，25元钱一月在小学教师的待遇方面已经算得上是高额，普遍的月薪额都在20元以下，在川东拿18元、16元、14元是很平常的。川北最低的薪水只有8元。而川南小学教师的聘书上，薪水常常以一学期计算，70…80元甚至40—50元便可以买住园丁一学期的时间；有的地方，则计算得更为精密，两角钱一节课　（一节为30分钟），上一节算一节。　　　　
　　　　大多数贫困的小学教师都有沉重的家庭负累。10来块钱的薪水，除了伙食衣着之外，一月所剩有几呢？而况几经周转，钱到手里已经打了折扣；记得××小学的一个教师向学校告假省亲，假满后不见回来，学校当局着人到他家里去找，回答是整整跑了四天，都在筹措家人的生活费。以前我们总以为“家徒四壁”，“贴在墙上喝西北风”等词是文人夸张之笔，但若为一个小学教师的收入与负担计算一下，会相信这些都是真事。　　　　
　　　　1940年5月10日《群众》杂志13期刊载《小学教师生活谈》一文中说：小学教师的待遇是至低至微的，最多不过30—40元一月，少的10元，还要除各种捐扣，及每月的伙食，有个朋友教了一学期的书，到了放学算帐送薪时，只剩l角6分钱，试想这如何能维持生活？　　　　
　　　　1940年11月6日《新华日报》刊载了“小学教育近影”一文说：　　　　
　　　　县立的完全小学，在1939年度教师薪金每月只有20元，到1940年度，就是上学期才加到22元，本学期是28元。拿这增加的数目与物价高涨的情形比较起来，真是相差太多了。有一位小学校长诙谐而惨然的说：“三年来，百物都昂贵了，只有小学教员和地瓜没有涨价”。这是发自身受者嘴里的慨叹，也确是毫不夸张的实情。　　　　
　　　　1941年，四川省开始普遍实行“征收学米”制度。就是小学生入学时缴纳谷米，办法是：高小学生收1斗，初小学生5升。愿意多缴也可以，家境贫苦的免缴。这办法对教师们的生活，多少是给予了一点补助。“学米”的收入，差不多已够解决他们一学期吃饭的问题了，然而有家室的教师们仍旧是困苦的。那28块钱的“干俸”，如何能养活着一家人呢！　　　　
　　　　为了不能解决家人的生活问题，他们必须要另谋出路：许多教师，不是改行去作生意，就是考入什么短期训练班，受训后就可以在下层政治机构里做个小官。小学教育苗圃中的园丁们，一天天减少。新学期开学，各地都深深地感觉到教师的恐慌了。　　　　
　　　　有位小学教师说：“地方上还有这么多光支经费不办事的机关，假若把这些钱用来补助学校不是很好吗？　教员无论怎样饭桶，至少他每天总要上几个钟头的课呀！”　　　　
　　　　川北青年教师的心里话　　　　
　　　　1940年在“川北小学教师座谈会”上，有几位典型的青年教师的发言，摘录如下——　　　　
　　　　（1）“我第一次担任教职的学校，是个初级小学，那里共有同事3人，每天上课7小时，薪水一学期按照5个月计算，每月只有8元1角钱。除了伙食以外，所余存的实在是最少数了，因为经济条件这样的恶劣，我的伙食只好自己办理，买菜烧饭，把课余的时间全部占去，什么娱乐、读书、自修呀，都是我们份外的事”。　　　　
　　　　（2）“我自战训班毕业后便分在家乡小学担任教职，每周授课26点钟，每月薪水12元。”　　　　
　　　　（3）“还在学生时代，我便志愿将来从事教育事业，所以初中毕业后，就实行我的理想生活，月薪也只有16元。次年稍增加，但是校长很狡猾竟克扣不发，没有办法，在学期结束后另任城内小学教员，可是薪水—样发不出。我本来是个穷人，家里更带不出柴米，因此无法再干下去。”　　　　
　　　　（4）“我们的生活也真苦极了，每日三餐的清茶淡饭，实在有饿肚子的风味。工作方面更是忙碌，幸而学生们敬爱师长，稍能得些安慰。但是待遇薄得每月只有6元，生活的不安定，真使我感到有说不出的痛苦！　除伙食外一无余钱，所以也不能不忍心离开那些可爱的小天使另找活路走了。我认为乡村教育，这样办下去，将来会弄得文盲更多。这话怎说呢？　　就是形式上教育很发达，各村镇都有学校；而实际上乡村儿童读书的机会更少，因为教师们被生活所困，没有心教书呀！”　　　　
　　　　（5）“最初我曾担任过民众教育馆里教育成人的教职，那时只有17岁，教着20岁以上的成人，常常有些心慌。半年中慢慢的倒也混熟了，在暑期才算圆满地宣告结束。这时接着参加短期小学工作，那时虽然是炎热的天气，但是看到一群褴褛的孩子有受教育的机会，心里感到无上的快慰。不幸得很，政府迟迟不发学校的公费，工作无法进行了。只有忍心离开这群孩子到成都去求学”。　　　　
　　　　（6）“五年来的教书生活，真使我透不转气来，每月的薪金只有10块钱，但是我得抚养幼弟弱妹，生活的困苦不必说了，到今年，物价这样昂贵，再也没法维持，不得已，弟妹白天出去检些柴草，自己晚上加紧纺纱，连油灯都没法点用，只能用线香代替了，黑暗中摸索工作，稍事贴补。因此我们对教书的生活实在有些灰心而且厌恶了。至于说到工作也无法做得怎样好，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这样整天整晚的劳作着，也没有时间去准备教材，这种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啊！”　　　　
　　　　（7）“待遇每学期67元，我自己开火煮饭那里够用呢？　还得向家里去拿。乡村小学教师想求得丰衣足食，实不可得！……”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5）

　　　　西南联大的吃、穿、住　　　　
　　　　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伙食，在抗战头两年还算可以，由于物价尚未上涨，温饱大多不成问题。但到40年代后，随着通货膨胀，师生都感紧张。尤其是学生，远离家乡，许多人无经济来源，更为窘迫。大多数学生都参加自办的大众厨房，每人每月伙食费随物价上涨而涨，另外也可以在小厨房包饭，甚至个别在教授厨房私包，自然这价钱都层层相应往上涨的。　　　　
　　　　大众厨房的伙食，一般早上是稀粥就咸罗卜丝加点儿花生豆；中晚八人合吃四个菜加米饭；10天一结账时，可以集体打一次“牙祭”。也有极少部分同学，每天只能大饼两块、配辣椒豆瓣酱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