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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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甑——甑，古代炊饭的瓦器。布满灰尘的饭甑，形容无米为炊。典出《后汉书·八一·范冉传》：“闾里歌之曰，甑中生尘范史云。”又宋代范成大诗：“笑我生尘甑。”　　　　
　　　　乞墦（　fan　）——墦，坟墓。乞求上坟后剩余的供品。典出《孟子·离娄下》：“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认为乞墦是可耻的事。　　　　
　　　　儒冠——古代儒生戴的帽子。典出《史记·九七·郦食其传》：“沛公（刘邦）不好儒，诸各冠来者，沛公则解其冠，溲溺其中。”又，杜甫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除了仅能维系全家十天左右生活外，这薪水还常常不能如期发下，故公教人员盼“薪水”的心情是“度日如年”，而这薪水称之为“关饷”倒颇合适。　　　　
　　　　文章又略做了一些具体描述：“在此种情况下，家里人不敢想到做衣裳，小姐看电影《忠勇之家》的建议因大家认为‘饥寒之家’没有资格看而付诸东流。大少爷也发誓不再用功念书，因为像爸爸那样读书破万卷终成何用？小少爷只恨不生于街头小贩之家。”　　　　
　　　　这篇《领薪水》发表于1944年3月26日《生活导报》61期。刊出不久，一位叫张开一的读者特从会泽县汇往报社200元钱，托他们转交作者王了一教授，聊表支援及敬意。在附信中，张开一还写下了这样一首小诗——　　　　
　　　　自从读了《领薪水》，瞒人流去多少泪！　　　　
　　　　所悲非为微事，惟叹国贱良心味。　　　　
　　　　张开一先生也是一位靠薪水过日子的公务员，生活自然也十分艰苦，从那首诗可见出王了一教授文章引起他多少相怜的隐痛。张开一的这番作为自然也深深打动了作者王了一教授，为安慰张开一先生，他立即复函——　　　　
　　　　开一先生：　　　　
　　　　《龙虫并雕斋琐语》里，许多话都是无稽之谈。中国古代的文人喜欢装穷装病，我也染上了这种习气。如果说那一篇《领薪水》说的是实话，那么，我说的只是一般公务人员不是我个人。你读了《领薪水》而感动，我读了你的信更感动。也许公务人员比街头小贩值得骄傲的，就在这一种安慰上。国币二百元仍托生活导报社汇还，谢谢你。　　　　
　　　　信的前段，自然是为在某种程度上宽慰张先生，后面却是老实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了一教授对下层生活状况的关注和同情。　　　　
　　　　敬业精神表现在学术上，是对知识的不断追求，在艰苦条件下不放弃科学研究。这时纸币贬值，稿费很低，有时写一篇文章的稿费，才够吃一碗面。据说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上册）出版时，王师母从龙头村（王先生在郊区的家）进昆明城到商务印书馆取这部分的稿费时，拿到的钱连进城的车费都不够。（参看朱德熙：《悼念王力师》，《笳吹弦诵情弥切》，第103页。）但大家还是孜孜不倦的搞学问，上课也极为认真。有的教师为躲飞机轰炸，住在城外几十里的农村，为了上课，只有起早贪黑赶路（当时联大为躲飞机，改变作息时间，上午上课为7—11点，下午为4—7点），为了保证效果，一个三学分的课程，从来不集中采取连续数小时上课的办法，而必按一周分三次来校上课。　　　　
　　　　如此困境中，大学教授们仍然辛勤耕耘，不仅坚持一流水平的教学工作，而且专心著述，硕果累累。王教授的著作《中国语法理论》于1943年获得教育部嘉奖。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1）

　　　　（十三）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　　　　
　　　　30年代我国东部有一批名牌大学，已进入了教育科研现代化的行列，并且跟国际接轨；我国当时的大学毕业生质量，已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1930年我国共有高等院校　85　所，在校学生　37；566名；到1936年，高校数量增加29　％　即23所，达到108所；在校大学生增加12　％，在校学生和研究生达到41；922人；6年内高校规模稳步扩大。各校共有教员7；560人，职员4；290人。独立研究机构有两个：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此外还有12所大学设立研究学部。（参看《1937年以来之中国教育》，原载《教育通讯》复刊第2卷第9期；又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12月出版）但是，日军侵华战争，残酷地破坏了我国高教事业的发展。　　　　
　　　　我国108所高等院校的分布　　　　
　　　　抗日战争爆发前，我国的高等院校分布很不平衡。无论是国立（公办）、私立（民办或教会主办）的大学，多数集中在东部沿海的沪宁杭与平津等几个主要城市，以及若干通商口岸、富饶地区。战前全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仅北平、天津、上海三市就占46所；在校学生则占全国总数约三分之二。我国东部的教育文化中心，可说是“一头沉”，极易遭受敌人攻击。　　　　
　　　　1936…1937学年我国的108所高校，其中42所综合性大学　（　国立13所、省市立9所、私立20所）、36所独立学院（国立5所、省市立9所、私立22所　）、30所专科学校（国立8所、省市立11所、私立11所）。按规定，综合性大学（Univercity）可辖文、理、法、工、农、商、医、教育（师范）八个学院（College），凡具备三个以上学院的称为大学（但这三个学院　必须包括理学院或农、工、商学院之一；不足三个学院的学校为独立学院）。共有师生5。4万人。　　　　
　　　　在108所高校中，因校舍遭受日寇占领、轰炸、破坏，而大多数师生不愿意做亡国奴，被迫迁移者，达94所，达80　％　以上；其中一部分合并或解散。留在原地者仅有14所，主要是一些有西方背景庇护的教会学校如北平的辅仁、燕京、协和医学院，上海的圣约翰、沪江、震旦大学等，以及在上海尚未卷入战火的“孤岛”外国租界地区的大同、光华、交通大学等。1937…1938学年，我国高等院校数目下降　16　％，减为　91　所，在校学生下降26　％，减为31；188名；也就是几乎下降到1929年的规模。　　　　
　　　　日军对我国大学的摧残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进攻的同时，还对我国的高等院校和文化机构进行有计划的摧残破坏。日军派出大批飞机，对平津地区、沪宁杭地区、以及各地院校进行狂轰滥炸。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首当其冲，横遭日寇蹂躏。故都北平沦陷后，日军即开进北大、清华，美丽的校园成了敌人的马厩、兵营、伤兵医院。北大红楼一度成了日军的宪兵队队部，地下室被用作囚禁爱国志士的牢房。北大的图书、仪器和教具大量被毁，仅此一项损失即达六十万银圆之巨。（引自顾毓秀《抗战以来我国教育文化之损失》，载《时事月报》第19卷第5期，重庆，1938年10月15日）　　　　
　　　　天津南开大学成了日军破坏的主要目标。中央通讯社当时从天津报道：7月30日下午2时，“日炮队亦自海门寺向南大射击，其中四弹，落该院图书馆后起火。”“两日来，日机在天津投弹，惨炸各处，而全城视线，犹注意于八里台南开大学之烟火。缘日方因29日之轰炸，仅及两三处大楼，为全毁灭计，乃于30日下午3时许，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附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　　　　
　　　　上海在“八·一三”连天炮火之中，由于光华大学是五卅反帝运动（1925年）的产物，具有坚决抗日爱国的传统，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仇视的不共戴天之敌，所以光华大学和附中校舍全被日寇焚毁，图书、仪器等教学设备损失殆尽。复旦大学所在的江湾正处激烈交火的战场，大学主体建筑简公堂、图书馆、体育馆和几座宿舍大都炸毁，“学校内外、尽成邱墟、无瓦全可言”（引自费巩教授《母校被毁简报》，载《复旦同学会会刊》1938年4月）。位于南市的私立大同大学校舍被日寇占据，约有十分之七的建筑物被陆续拆毁；国立交通大学的校舍被日本宪兵队占据。交大、光华、大同等校留在上海老家的师生，只能迁往“孤岛”即外国租界（日本侵略军尚未进入的地区）勉强维持学业。　　　　
　　　　南京中央大学被敌机轰炸四次，校舍变成一片瓦砾废墟。日寇轰炸湖南大学时，以27架飞机分三队侵犯长沙岳麓山上空，密集投弹约50枚，其中许多是烧夷弹，图书馆完全轰塌、宿舍三栋炸毁，剩下残垣断壁，全校精华付之一炬（引自陈礼江《这一年的中国教育》，载《教育通讯》第40期，1938年12月）。浙江大学迁到广西宜山复课以后，突然遭到敌机18架轰炸，在浙大校园投弹118枚，师生被迫停课。武汉大学从抗战开始就迁往川西乐山，但是也横遭日寇飞机36架轰炸，炸毁并焚烧了大半个古城……　　　　
　　　　从1937年7月至1938年8月的一年内，全国108所高校就有94所遭到日军破坏，其中有25所因损失惨重、实在难以恢复而被迫停办。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2）

　　　　空前规模的学府长征　　　　
　　　　1937年8月13日，大上海保卫战即壮烈的“凇沪战役”打响了。经过3个月的拉锯争夺，11月12日，日寇侵略军占领了上海主要地区（公共租界除外）。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并向武汉逼进。根据国防政府的命令，华北、上海、江浙等地的70多所高等学校，纷纷向西部内地迁移，继续“教育救国”的学业。　　　　
　　　　史无前例的、全国大多数高校空前规模的迁移，随着国防军的节节撤退，而分为几个步骤：第一步迁往华中地区，如浙江大学先迁往江西吉安，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夏等校也奉命组成临时大学迁往江西庐山等等；接着几个月乃至一两年内又多次西迁。最后迁往“大后方”主要是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等省，有少数迁往西北的陕西和甘肃　……　　　　
　　　　平津地区的北洋大学（工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等三校，先迁往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北洋大学的情况如前所述；北平师范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清政府建立的第一所高等师范学院；北平大学是留法学者李石曾在1928年实行法兰西式大学区制度时，合并北平几所专科院校创建的。这三所大学迁至西安市，与原西北大学（初建于1912年，因发展缓慢几次中断）合并，成为“西安联合大学”。1937年11月15日开学，临时校址设在西安城隍庙后门前省立中学内；文学院在城隍庙后街，法学院在通济坊，理工学院则同距城五里的东北大学在一处，农学院借居西北农专。　　　　
　　　　当时滞留平津地区的许多师生，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前来报到。但由于华北陆路交通被日寇封锁断绝，他们不得不向南再向西、向北、绕道而行：冒着被日军搜捕的危险、先进入天津英、法租界，然后搭乘英国客轮经大沽入渤海、抵达山东的龙口或青岛上岸，绕一个大弯，再奔赴西安。先后到校学生　1553　人、教师　159人。此外，李公朴带领的抗战建国教学团和丁玲主持的西北战地服务团都来到西安。　　　　
　　　　西安不断遭到日本飞机轰炸扫射，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决定再迁往陕西城固；4月3日临时大学接到教育部命令：“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院校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参照《西北大学校史稿》45…48页、《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240页）　　　　
　　　　1938年2月中旬，战火焚烧到长沙，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始迁往昆明。人员分成两路，一路主要是女生及老弱病残，约有400余人，集体经粤汉路至广州，取道香港到越南海防，沿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另外一路组织“行军”，由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团长，徒步前往昆明。参加行军者共240人，其中包括闻一多等11名教师。经过68天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在4月28日胜利到达目的地，行程1671公里，其中徒步1300公里，穿越湘、黔、滇三省，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壮举。　　　　
　　　　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长沙来的学生加上在昆明接收的少数借读生，共有学生993人。因为校舍比较紧张，联大分成了两部分。理学院和工学院设在昆明，借用昆华农校、昆华工校、昆华师范、昆华中学等处的校舍上课，称为联大本校。文学院、法商学院设在蒙自，称为联大蒙自分校。一个学期后，分校迁回昆明。1939年夏天，联大建起了占地120余亩的新校舍。这是100余所低矮的土墙、泥地、铁皮顶（有一部分是草顶）的平房和一些高一点的图书馆、饭堂。文、理、法商学院的教室、实验室、宿舍均搬到这里；后来成立的师范学院也在新校舍附近；工学院仍在迤西会馆、江西会馆旧址。至此，西南联合大学基本上有了教学场所。　　　　
　　　　其他一些院校也经历了类似的“学府长征”，例如——　　　　
　　　　浙江大学自抗战开始，随战局西移而辗转西迁。1937年11月自杭州迁往建德；1938年1月再迁往江西吉安、又到泰和，2月迁往广西宜山，1940　年底最终迁移到贵州遵义。两年多以内五度迁居，跨越五省，行程2600公里。跋山涉水，千难万险，但浙江大学师生竭力创造条件，坚持上课。他们往往在迁抵临时校址后，于最短期内复课，延长学时，定期考试，甚至用取消星期例假、寒假及缩短暑假等办法进行补课。1939年2月5日，敌机18架侵入广西宜山，在浙江大学校舍上空盘旋，于40多万平方米内投弹118枚，造成惨重损失。浙大师生停课三天进行抢救整理，2月9日又照常上课。　　　　
　　　　南京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在被敌机轰炸四次之后，校本部于1937年10月初开始从南京往四川重庆迁移。该校牧场中有许多国内优良的牲畜种类，应当保存。但当时只挑选了有限的种类同其他物资设备，“鸡犬图书共一船”，沿江西上。学校当局对余下大部分优良种类则准备放弃。校方负责人在离校前夕向牧场管理人员交待，一旦南京沦陷。余下的牲畜如不能迁移就放弃，决不责怪。11月中旬，即南京沦陷的前夕，牧场管理人员把余下的牲畜用木船运到江北。接着，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羊、英国猪、美国猪，以及用笼子跨在这些牲畜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等禽类，在炮火声中，像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开始了几千里的长途跋涉。它们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到达宜昌转水运。最后，它们终于在第二年的11月中旬到达了重庆。这一段游牧生活，大约经过了一年的时间。（据罗家伦《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教育杂志》第31卷　第7期，1941年7月出版；又据《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最近实况》所记。）　　　　
　　　　文教重心向西部开拓　　　　
　　　　据估计，抗战期间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的　90　％　和中级知识分子的　50　％　，从沦陷区迁移到“大后方”。我国文化科技教育重心明显地向西部开拓。　　　　
　　　　向西部转移的最著名学府，是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