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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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种会员：于前三戒以外，加不当官、不做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以外，加不吸烟、不酗酒、不伤活物三戒（关于“八戒”的说法略有出入，如最后一戒有说是不吃肉，也算保护动物吧，大同小异）。
《新青年》同人，绝大多数加入了“进德会”，至少是前一二种会员。他们是封建礼教的破坏者，也是现代道德的实施者、推行者。
生活相当富裕的李大钊等人，更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他们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身，甚至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三部分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1）
（七）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
随着文化自由市场的形成，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批自由职业者——专以写作为谋生方式的作家。到了２０年代，中国文化史出现一大景观，就是形成并发展了“自由撰稿人”这个重要阶层。他们的特点就是“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而主要依靠“爬格子”的稿费、翻译费、版税和编辑费收入来保证生活。
五四运动的先锋闯将们，如《新青年》的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无论左翼或右翼，他们大多是留学归国的专家学者教授，都已经有稳固的社会公职、牢靠的中等阶层收入，过着相当宽裕的经济生活。他们根本不需要再依靠额外的稿酬和版税收入为生。所以他们办的“同人刊物”如《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可以不计稿酬，不以赢利为目的。
但是到２０年代中期以后，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绝大部分是农村、乡镇）的文学青年涌现在上海、北京等文化中心。他们血气方刚，带着“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抱负，带着献身于新文化事业的满腔热情，几乎从Ｏ开始，走上了坚苦卓绝的作家之路。
民办出版社和自由撰稿人
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爆发，大大提高了中国劳动者（包括脑力劳动者即文化人）的政治和经济觉悟。８月２２日商务印书馆职工会发表“总罢工宣言”，要求提高经济待遇，进行了第一次大罢工。编译所职员沈雁冰（当时为共产党支部书记）、郑振铎、丁晓先等１２人担任工会谈判代表，馆方由张元济王云五等６人参加谈判。中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向商务印书馆提出：馆方如不接受职工会的合理条件，将号召全国学生停止使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以示抗议。
８月２７日开学在即，馆方接受职工会的条件，罢工胜利结束。
紧接着，９月１９日《现代评论》第２卷４１期上，刊登了署名“壮学”的文章《出版界的根本问题》，其中提出：“商务抽版税的办法，著者最多只得一成五，其余八成五归他自己，这是剥削劳动者。”低价的稿费和版税使得许多作者们难以维持生计，有的就不顾质量粗制滥造、有的被迫改行，于是造成图书报刊的作品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壮学认为，要促进文化繁荣，首先必须抵制出版商的剥削、提高稿费和版税，“著作人既能得相当的酬报，然后才有人专门从事著述，著述的质和量都可以大以增进了。”
１０月，创造社作者周全平在《洪水》半月刊第一卷第３期发表《漆黑一团的出版界》、第５期发表《怎样去清理出版界》两文，声援“壮学”。不过他对于壮学认为“八成五都归了出版商”的说法提出修正：实际上图书出版的利润没有那样高，因为印刷成本要占三成，发行费还要二成，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出版商能得五成左右，“这样，呕尽心血的著作家底利益大都被资本家掠夺了。……我们一向以为劳工被资本家剥削是太不人道的事，可是出版家对于著作家底刻薄，也并不亚于此。”
这种认识，正如顾颉刚所说的：“只希望著述上可以立足的人得终身于著述，不受资本家的压制、社会上的摧残。我们的生活，靠政府也靠不住、靠资本家也靠不住，非得自己打出一个可靠的境遇……”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阶级在“经济自立”问题上的觉醒。
壮学和周全平提出“读者和著作家合作出版”，也就是民间集资办出版社和书店。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来可以减少出版和发行之间的层层盘剥，二来可以降低书刊成本，既有利于作者，也有利于读者。
１９２６年４月１日“创造社出版部”宣告成立，并制定了“创造社社章”；共九章３１条，主要内容就是“集资创办出版社”。第一条规定“依时缴纳社费者均得为本社社员”；社费５块银圆（合今人民币２００元），“入社时须缴纳入社金３圆、常年费２圆”、“２年以上不缴纳社费者，经总社执行委员会议决后，追缴本社证书及徽章”。由于有了集资经费，总社执行委员会除了总务、编辑、监察之外，还专门设计了会计委员。难怪有些回忆录说：创造社出版部的股金是每股５块银圆。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三部分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2）
这样看来，１９２６年时的创造社不仅是一个新文学团体，而且是一个具有经济权利和义务的股分制民办文化企业。
无独有偶。不久的１９２７年春，胡适和徐志摩创办《新月》月刊和新月书店，也是作家集资的民办文化企业。总资本二千银圆，每个“大股”一百银圆，每个“小股”５０银圆。董事长为胡适，总编辑为徐志摩，总经理为张嘉铸（徐前妻之兄）主管财务和发行工作。人们应该注意到，徐志摩是哥伦比亚经济学硕士，正好运用他训练有素的经济头脑。
创造社、新月社等民办文化企业到位的资金并不太多，但是由于新式印刷设备在上海大量引进，民间又兴办了许多小型专业印刷车间，为招揽生意，普遍实行“三节算帐制度”。中国民间所谓三节是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两个大节日之间有三四个月的周期；一个大节以后印制出版的图书，除了交付少量押金以外，作为成本的排版、纸张、印制、装订等费用，都由印刷厂垫付，到下一个大节再结帐。这样只要较少的流动资金，便能出版书刊。
因此，２０年代在上海的各种短期文学刊物、小型民办书店、民办出版社如雨后春笋，造成文化事业的欣欣向荣。这样，初步摆脱了官府权势和商业羁绊的新兴知识阶层，投入了文化自由市场。这种趋势，如“一石击破水底天”一样，层层波澜由上海开始一圈又一圈扩充到许多城镇，迅速而又强有力地推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柔石——中国左翼自由撰稿人的典型
中国现代文化的自由撰稿人的历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血泪史。他们的征途上充满了荆棘——鲁迅所说的“无花的蔷薇”，为新文化事业献出了青春、鲜血甚至生命。这些文学青年的卓越代表之一，是柔石。
近几年发现和公布的烈士遗迹——《柔石日记》和《柔石书信》，以及许多前辈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柔石的最新史料。我试图整理和分析这些确切的第一手史料，描述以柔石为代表的我国现代文学第一批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生活状况。跟他同类的左翼文学青年，有丁玲、胡也频、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叶紫、殷夫、沙汀、艾芜、萧军、萧红等。
柔石姓赵名平福，后改名平复。１９０２年９月生于浙江省宁海县市门头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原为农民，后做小生意，开一经营鲜咸海货的店铺“赵源泉号”。因家境困难，赵平复十岁时才开始读书。１９１７年夏，赵平复从宁海县正学小学毕业。秋天就学于台州浙江省立第六中学，中途退学自修。１９１８年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免学费，食宿便宜，同学多为贫苦子弟。１９２０年因父亲之命与吴素英结婚。次年５月生育大儿，不到二岁时因病夭折。１９２１年５月发起组织了“宁海同学旅杭同学会”，１９２２年左右在杭州第一师范结识低班同学潘漠华、冯雪峰（赵为四年级生、冯为一年级生），并参加青年文学团体杭州晨光社。
１９２３年他从杭州第一师范毕业，本想升学，７月到南京报考东南大学，但需学费六十银洋（合今人民币２千４百元）不能减免，终因家境困难而未入学。９月应聘到杭州留法博士应溥泉家，为两个小孩担任家庭教师，报酬未见记载。到１９２４年春，又想帮助妻子读书，不得已就在慈溪县普迪小学做教师。当时一般初任小学教员的月薪为３０－４０银洋（合今人民币１千２百－１千６百元）。当年得一子取名帝江。在这期间他写了一部小说《疯人》于１９２５年元旦在宁波自费出版，准备卖书回收钱款，但不能如愿。
１９２４－２５年间他因爱好文学，购买图书报刊，花费很大。不得已帮助经营父亲的“赵源泉号”，想增加一点收入；但经营不善，负债达一百几十银洋（见《柔石日记》第１５２页）
１９２５年２月中，柔石到北京大学旁听哲学、英文二科，也旁听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程。由父母寄钱给他（一说由大哥寄给他２百银洋，参看赵文雄《回忆我的哥哥柔石》），与好友潘漠华同住在北大红楼附近的学生公寓孟家大院通和公寓（柔石致陈昌标信），每月食宿费约２０－３０圆，购书的钱至少１０圆。北京大学于２月２２日开学，柔石听课一学期。９月收到父亲的信，希望他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可以减免学费食宿费，继续学业。柔石回信说：“复岂不愿读书，实以家中之故，六年长期，断难遂愿而毕！”（载《柔石日记》第１４１页）
熬到１９２５年１２月中旬，他终于因病而且财力不济而离开北京回乡（现存柔石１２月４日从北京寄出的信）。
１９２６年春夏之间柔石为谋生而奔走于沪杭道上，曾计划在杭州创办一所私立中学，拟找十友人（王方仁等）集资开办费１千银圆（合今人民币３万５千元），每人出资１百银圆，但未成功。秋天回乡养病，当年得一女取名小薇。１２月去上海，一无所获。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三部分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3）
１９２７年１月回家过春节，不久因朋友王方仁介绍，到镇海中学任教。春天，北伐军到达杭州，浙江省全部光复，柔石回到宁海担任中学教员，不久升任宁海县教育局长，同时每周到宁海中学兼课。收入不详。
１９２７年３月由父母决定，将家产分给赵平西、赵平复兄弟二人。兄长继承父亲开设的“赵源泉号”，平复分得５百银洋（约合今人民币１万７千５百元）作为股金存入该号（引自《柔石日记》第４５页注，第１６８页注）。柔石当时没有支取现金，但从此可以向兄长要求经济援助。
１９２８年５月初宁海农民起义失败，涉及宁海中学师生。柔石单身出走，逃到上海，借住在闸北一个亲戚家里。夏天他写信给老家，说是正在学习德文，想出国留学，希望父母扶持。 父母将他存放在咸货店的５百银圆寄给他。不久，柔石又写信给老家，如果要出国留学的话，５百银圆还不够盘缠（几乎同时的李金发、艾青等人出国去巴黎工读，至少要准备１千银圆，合今人民币３万５千元），没有办法，只能望洋兴叹，圆不了去德国的美梦了。柔石在通信中说：“眼前到外国去，钱从何处来，外国最少一年要一千圆用，来回路费每次要二百。……到外国去的心，等一两年再谈了。”（参看《柔石日记》第１５２页）
［附录］“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
——２０年代留法半工半读的生活
１９１９年，岁的李金发从上海乘船到法国勤工俭学，准备３００块大洋（银圆）置装费和旅费。乘坐的是英国货轮统舱，条件恶劣，每人收费１００银圆。
到法国后进入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市立中学攻读法文，每月学费１００法郎（合１０块银圆或国币），同学有林凤眠等；后来在巴黎学习雕塑。一间简陋的房子月租１５０法郎（合１０圆国币）；一顿比较好的中餐５法郎（合５角钱）。１９２０年开始写诗，将《微雨》《食客与凶年》寄回国内。
１９２９年春，岁的艾青（当时名蒋海澄）从父亲那里得到一千块银圆，从上海乘坐法国邮船（三等舱），经过一个多月的旅程，到巴黎学习美术。同行的有杭州国立艺术院水彩画教师孙福熙和他的哥哥孙伏园等。蒋海澄在巴黎第六区伏斯拉尔大街里斯本旅社租了一个小房间，因为室内有一个下水管道，所以房租便宜得很，每月５０法郎。（这个旅社到１９８２年还在，参看《艾青谈诗》２１４－２１５页）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三部分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4）
他找到一家美国老板开办的工艺作坊，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每天上午做工，下午学后期印象派的绘画。他的工作是用中国漆把买主的签名描绘在打火机或香烟盒上，一上午可以描绘２０个签名，收入２０法郎。
在巴黎餐馆一顿普通的饭要付５法郎。为了节省，他去学生食堂就餐，一张饭票只要３法郎。这位穷留学生对朋友却很慷慨。他跟李又然在学生食堂初次认识的时候，看李付不起饭费，就一次送给李１０张饭票外加５０法郎。（引自李又然《诗人艾青》一文。）
丁玲的经济生活
丁玲原名蒋冰之，１９０４年１０月１２日生于湖南省临澧县，长于常德县。她属于一个传统的封建门第，大家族院墙里有二百多间房屋。但是父亲死后，家道衰落。母亲守寡。１９１１年春，常德女子师范开学，母亲进入师范班，７岁的女儿跟着进了幼稚班。次年，母亲又带她去稻田第一女子师范念小学一年级。
１９１８年夏季，13足岁的蒋冰之小学毕业，考入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入学后，食宿费、学杂费、书籍文具费都由政府供给，只需要预付１０银圆做保证金。母亲用一个金戒指代替了保证金。此外蒋冰之还领取３块银圆作为零用，她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多的钱，就一直把银圆藏在衣箱底下，只有放假回家时才取出几角钱作为路费。
母亲担任小学教员，负担女儿的日常费用。据说在很长时间内，每月寄给丁玲２０银圆。
１９２１年她到上海进平民女校，次年转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然后用２０银圆作为旅费，乘坐火车来到北京。
丁玲在北京认识了胡也频（１９０３年生于福州）、沈从文（１９０２年生于湖南）和冯雪峰（１９０年生于浙江）等。这几个人的恩恩怨怨，后来一直成为文学史上的话题，引起了无穷的回味。
１９２５年秋天，21岁的丁玲跟22岁的胡也频，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下一个农村同居。丁玲后来回忆说，她曾经花费７块银圆买了两段棉布、两斤棉花，亲手替胡也频缝制了一件新棉袍。但是做得嫌小了，只好送到当铺换了４块钱，重又买１块钱新棉花，拆开胡也频的一件旧夹袍塞进棉花，缝补以后，凑合着熬过了一个寒冬。有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