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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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薪有两类：一类是教育部公务员薪金，另一类是北大等八所国立大专院校教员的欠薪。
据当时教育部员陈诒先回忆：“那时北洋政府已在闹穷，部薪不能按月发放，”在教育次长傅岳芬代理教育总长职务期间“弄得焦头烂额，部中有一次组织索薪团，职员二百余人全体参加，到财政部包围李思浩，从下午起至次日天明，我们轮流值班，带面包及水，每班约二三十人，盘踞在财政部总长室外，直到李思浩签发支票，始散（然而我们仍然受骗、因为支票不能兑现）。我与鲁迅也分派在索薪团内。”
１９２１年４月８日，北京大学等八校教职员因抗议北洋政府克扣教育经费全体辞职，并通电全国。６月３日“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不仅继续索薪，而且进一步提出“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的口号，全体罢课。６月３日，北京十五校学生为维持教育举行请愿。国立八校教职员向政府索薪，在新华门前遭到军警殴打，受伤十余人。这一事件，蒋梦麟《西潮》和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等回忆录中，都有记载。８月１５日，教育部公务员因欠薪达五个月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停止办公。
曾在蔡元培时期任北京大学总务长、后来继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回忆：“学生运动自从民国八年开始以来，背后一直有教员在支持。就是满清时代的首次学潮，也是教员支持的。后来教员也发生罢教事件，要求北京政府发放欠薪，情势更趋复杂。北大以及其他七个国立大专学校的教员，一直不能按时领到薪水。他们常常两三个月才能领到半个月的薪俸。他们一罢课，通常可以从教育部挤出半个月至一个月的薪水。”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8）
因北洋政府克扣教育经费，教育部及国立各校财务枯竭，长期欠薪。鲁迅在当时日记中，经常出现借款的情况。《鲁迅日记》到１０月２４日记载“下午往午门索薪水”，但无结果，只有继续借债度日。
１１月１４日教育部全体公务员因薪金拖欠七个月，屡屡向教育总长马邻翼催促无效，于是一律停止办公。１１月２５日，北京八校因上学期７月份所欠经费和１０月份经费分文未发，１１月到期无着，加上教育部罢工、部长辞职，异常窘迫殊难维持，各校长特呈文政府要求速拨经费，并请任命教育长官。１２月１６日，教育部薪金拖欠半年，十五名科长、主任联名呈文中华民国政府；２１日教育部召开全体公务员大会，决定一面通电全国，申明北京政府摧残教育之罪，一面呈文政府、国务院，提出全体辞职并索还欠薪。
根据《鲁迅日记》所载教育部拖欠部员薪水的情况：１９２０年他共收入１月至９月教育部薪水２６４０圆，平均每月２２０圆，拖欠３个月的薪水９百圆。１９２１年共收入教育部薪水２４９０圆，平均每月２０７圆７角，拖欠半年多的薪水。１９２２年日记缺失，仅存断片，据许寿裳摘录手抄本：教育部除补发去年下半年薪水外，尚拖欠本年三个半月的薪水。
到1922年３月初，交通部停发原定的教育月基金２２万银圆，蔡元培呈文代八所国立院校索薪。北京市各公立小学校长也因教育经费无着落，向京师学务局提出集体辞职。
1923年１月，因强烈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克扣教育经费，撤换法专、农专校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提出辞职，学界爆发了“挽蔡驱彭”运动。１９日，北大、法专、工专等校学生数千人赴国会（众议院）请愿，遭到大批军警包围毒打，三百余人受伤，造成重大流血事件，激起全国学界的极大愤慨，许多地方的学生会、教职员联合会纷纷发表宣言通电，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形成了全国性的“驱彭运动”。
《鲁迅日记》载，本年共收入教育部薪水２０９４圆，平均每月１７４圆５角，累计拖欠九个月。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１８日鲁迅发表谈话《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克扣教育经费、欠薪严重的窘况。
１９２４年５月１９日，教育部因欠薪太久，又以端午节将至，部员生活极为窘迫，于是召开全体大会，决定由“索薪会”派人轮流赴财政部索薪，如果得不到解决，则全体罢工。可见事态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鲁迅于1926年１月１５日上午出席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职员代表第一次会议，大会决定女师大参加次日国立八校教职员赴北洋军阀政府国务院联合索薪的行动，并推选鲁迅、陈启修代表女师大发言。１月１６日上午，鲁迅往北京大学与各校代表会合，同赴国务院索薪，要求国务院在阴历腊月二十四日前补发四个月欠薪，当天须发两个月现银。交涉一天，才由教育总长易培基出面答应到腊月十日发一个月欠薪，到二十日再发一个月。鲁迅后来在《学界的三魂·附记》中谈到这次索薪的情况。同日教育部发布对于鲁迅的“复职令”，他控告章士钊一案初步获胜。1926年７月鲁迅发表《记“发薪”》，控诉北洋军阀政府积欠他应得薪水共两年半、９２４０银圆（约合今３２万多元。）
北京大学及其他国立院校拖欠教员薪金的情况愈演愈烈，例如在北大担任讲师的顾颉刚，月薪应为一百银圆，但是据他的日记所载，１９２５年领取薪金的帐目如下——
１月薪金：拖欠半年后分三次领取，到６月17日取22圆，6月25日取70圆，7月16日取８圆；
２月薪金：拖欠４个月，到６月２４日取１００圆；
３月薪金：拖欠将近半年后分三次领取，到７月１６日取３２圆，８月１０日取４０圆，９月９日取２８圆；
４月薪金：拖欠将近半年后分两次领取，到９月９日取３７圆，１０月２日取６３圆；
５月薪金：拖欠将近半年后分三次领取，到１０月２日取３７圆，１１月１２日取３５圆，１２月２日取２８圆；
６月薪金：拖欠半年分五次领取，12月２日取37圆，12月21日取圆，次年（1926年）１月８日取１２圆，１月２０日取２０圆，１月３０日取１６圆；
７月薪金：拖欠半年后分三次领取，到次年１月３０日取５８圆，２月２日取２６圆，２月１２日取１６圆；
８月薪金：拖欠半年后分四次领取，到次年２月１２日取６４圆，３月２９日取１５圆，５月１２日取１３圆，５月１７日取８圆；
９月薪金：拖欠八个月后分两次领取，５月１７日取１９圆，６月１４日取５５圆，尚欠２６圆；……
顾颉刚如此，其他讲师教授的情况也类似。在这种情况下，顾颉刚不得不另谋出路，于１９２６年７月１日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书，８月离开北京南下。这时，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堕落濒于灭亡。
北伐战争之后全国统一，中央政府还都南京，此后出现了一段比较安定发展的局面，中国知识阶层的经济状况有所保障，教育界分薪金也有所提高。
２０年代北京的生活水准
为提供读者一个参照系，简要描述当时的货币和物价。
五四以来十几年间，中国南北市场上主要流通银圆和兑换券（起先称为“宝钞”后来称为“钞票”），币值采用“银本位制”；生活费用是比较稳定的。中华民国成立后，１９１２－１９年间物价起伏不大；到１９２６－２７年间市场有所波动。以１９１２年为基数，到１９２６年上海市、华北（包括北京市）的批发物价分别上涨２５％和４８％，平均三分之一；但是到了三十年代，物价又有所回落。
若以１９１９年物价指数为１００，则１９３０年大约为１２９，也就是说：五四运动时的银洋３圆，购买力相当于十几年后的国币４圆左右。
日用品的物价
具体的市场波动情况如何呢？以主要食物价格计算：在北京，１９１１－２０年大米每斤３分钱；猪肉每斤１角—1角1分钱，白糖每斤5分钱，食盐每斤１－２分钱，植物油每斤７分钱； 到１９２６－３０年大米每斤６分钱，猪肉每斤1角5分钱，白糖每斤１角钱，食盐每斤２－５分钱，植物油每斤１角５分钱；等等。
（在上海，物价要比北京高出10 ％—15 ％ ，例如：１９１１－２０年大米每斤３．４分钱；猪肉每斤１角２分钱，白糖每斤６分钱，食盐每斤１－２分钱，植物油每斤７－９分钱； 到１９２６－３０年大米每斤６．２分钱，猪肉每斤２角钱，白糖每斤１角钱，食盐每斤２－５分钱，植物油每斤１角５分钱；等等。）
那么当时北京的生活水准又怎样呢？
据史料分析，２０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１２圆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又，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结果，２０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１３２．４圆，也即每月１１圆就可以维持了。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１０圆（合今人民币350元）之下。
相比之下，如鲁迅所说，学者教授们的生活水平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他们不象统治集团、剥削阶级那样豪华奢侈，也不象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那样一贫如洗。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9）
２０年代在北京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８０圆已经很宽裕了（合今人民币２千８百元），许多物价比在上海市低廉；而教授讲师们的收入普遍在２百圆以上甚至可达４百圆（合今１万多元）。因此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和自费出书。如沈从文、何其芳、卞之琳等都得到前辈们的资助。
据记载，北京城内一座８－１０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２０圆左右；一间２０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４－５圆。鲁迅在１９２３年一度租用的砖塔胡同６１号，３间正房月租金８圆。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仅３圆（见《鲁迅日记》）。
交通费
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城里每次只有１角钱左右；包车每月１０圆。
２０年代北京城里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新派的学生们经常乘坐。司机开车后不是按喇叭，而是脚踩铃铛“当当（ｄｉａｎｇｄｉａｎｇ）”响，所以人都叫它“当当车”。起初电车的路线有四条，不久扩充为六条，以前门、天桥为中心，环城一圈：
第一路红牌总段，天桥至西直门。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１０枚（合3分多钱）；至西单牌楼二段１８枚（合6分钱）；至西四牌楼三段２６枚（合8分钱）；至西直门四段３２枚（合１角1分钱）。
第二路黄牌总段，天桥至北新桥。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１０枚；至东单牌楼二段１８枚；至东四牌楼三段２６枚；至北新桥四段３２枚（车费同上）。
第三路蓝牌总段，东四牌楼至西四牌楼。共分四段，东四牌楼至东单牌楼一段１０枚；至天安门二段１８枚；至西单牌楼三段２６枚；至西四牌楼四段３２枚。
第四路白牌总段，北新桥至太平仓。共分二段，北新桥至地安门一段１０枚（合3分多）；至太平仓二段１８枚（合6分）。
第五路绿牌总段，崇文门至宣武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天安门一段１４枚（合4分半）；至宣武门二段２０枚（合7分）。
第六路黑牌总段，崇文门至和平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珠市口一段１４枚（合4分半）；至和平门二段２０枚（合7分）。总之，电车比人力车方便得多，车票也便宜。
（注：在北京银圆跟铜元的兑换率，1926年兑换300枚 ，1928年360枚，1930年400枚。此处以1926年的兑换率计算。）
文化人的四大嗜好
北京一般文化人的嗜好是：下饭馆、看戏（京戏文明戏和话剧电影）、泡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据顾颉刚等回忆：1913－20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６圆，６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米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１０圆，四菜一汤。化费１圆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
在大馆子请一桌十席，高级的鱼翅席每桌１２圆，加酒水小费总共不到２０圆，每人２圆。鱼唇席１０圆、海参席８圆一桌。最高档粤味“谭家菜”，４０圆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鱼翅，可供１１人入席；这属于豪华消费。
至于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２圆钱一桌的“便席”，菜谱有：
（１）四冷荤：四个装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５分；
（２）四炒菜：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盘１角；
（３）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２角；
（４）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合６角。
这一桌菜相当丰盛，十个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２角（合今人民币８元）。
游乐场所又怎样呢？两大著名公园——中央公园（现称中山公园）和北海公园的入门券都是铜元２０枚（或５分钱）；公园设有几个著名的茶座，茶水１角，点心每盘１角。文明茶园，可以边饮茶边听曲，每人７分钱。
２０年代北京的剧场称为“戏园子”。著名的广和楼戏园门票２角，城南游乐园门票２角，电影院（当时还是无声黑白片）票价１－２角。最贵的演出，票价在１圆左右。
文化人的经济地位
根据１９２７－２９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２００圆，合每月１７圆（今人民币６百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而当时《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生活消费比一般高出几倍，都无衣食住行之忧。
关于20年代北大师生的生活状况，有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魏建功先生。1901年他生于江苏省海安县（如皋西场镇）一个小商绅家庭。他于1919年不到18足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进了乙部英文四班。这几年，家庭没有给予他经济支持，而是靠江苏同乡会每季度40银圆的资助，也就是每月13银圆的“助学金”完成学业。1921年秋，魏建功进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担任临时书记，继续半工半读。1925年他24岁时毕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会决定留用魏建功为助教，在语音乐律实验室协助刘半农先生的工作，月薪起点为50银圆，不久增加到80银圆。30年代初，他担任教授的月薪提高到200银圆以上。
虽然收入甚为丰厚，但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文化人，对于道德自律甚严。蔡元培先生除了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以外，还创导“进德会”，确立“八戒”。甲种会员：不嫖娼、不赌博、不纳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以外，加不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