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时代-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獗忍颖芫ǎ跷Ｏ铡�
第四部分 南温泉回忆第20节 抗战时期到东南各省旅行（1）
抗战时期，我到东南各省旅行，共有两次。第一次是民国二十九年（？），我同顾毓琇、梅公任、王世颖、胡兆祥等奉命考察闽政。所到之省均以为我们是来考察该省政治，招待甚见周到。我们先到桂林，桂林山水确实不错，市内有山，并不稀奇，所稀奇的是平地之上，忽见异峰突起，高可数丈，而周围并无小丘，为其护卫。可惜我们住在桂林只有二十四小时。我们曾参观过一个天然防空洞，其名似是七星岩，洞大而深，可以容纳一万余人。入洞之处尚有阳光，数十步之后，非有手电筒，无法前进。向导告诉我们，此洞可以直达云南，我们冒险前进，固然知道未必能达云南，但洞深多远，由于好奇心，众皆徐徐前进，进到洞之宽度只能容纳一人之时，水声潺潺，同行的人手电筒忽然不亮，也许前面是条小溪，不慎坠入溪中，实在危险。由是我们又循旧径，用手摸着峭壁，走出洞外。至今想来，同行诸人事前既无探险的准备，既欲探险，又无决心，半途而返，实在可惜。后来有人相告，洞深之处，有毒蛇潜伏其间，所以自古以来，无人敢走至尽端。
翌日下午，广西省政府用汽车把我们送至湖南边境，再由湖南省政府派来的汽车，接到耒阳。耒阳是一个小县城，时方盛夏，既无名胜可以游览，而旅馆之内臭虫又多，那知此时前方军事吃紧，缺乏汽车。我们天天希望离开湖南，一天过去了，又复一天，我们住在小旅馆之内，竟有四五天之多。一天下午，湘省教育厅厅长李剑农（？）来告，车子有了。我们便摒挡行李，而到湘省东境的界化垅。住了一夜，江西省派汽车来接，到了泰和。负责招待我们的则为建设厅厅长杨卓庵，他本名裕聪，当我在公立第二小学时，他与我同班。据他说，他后入格致书院，毕业后，到邮政局工作，每天须将上万的信，分别市街，交与邮差去送。此时，我们一行人对于江西，确有好感，远途旅行的人，一须好好的安眠，江西省政府所办的旅行社，确实没有一匹臭虫，我睡得很甜。一星期来，没有一夜好睡，一旦住宿于没有臭虫的旅行社，何能不发生快乐情绪。二须休养精神，江西的旅行社知道随季节而变更旅社的设备，每件东西都是浅绿色，茶具是浅绿色，窗帘是浅绿色，沙发是浅绿色，夏天看到浅绿色，比之赤色的物似有镇静神经的作用。三是厌吃油腻的物，在江西旅行社，食物以清淡为主，像那种肥肥的肉，一望就要作呕的，绝对没有。所以此际我们对于江西，印象极好。
抗战时期，海口尽被敌人封锁，而过去纺织工业又集中于上海，上海沦陷，连“衣”都发生了问题，所以各省皆倡言发达工业，以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然而机器既然无法输入，因之，只有利用手工生产。我们在江西，曾参观许多工厂，大率都是手工业工厂。纺织是用手工，工人则为妇女，梭子一来一去，亦甚快速。江西的麻织夏布本来出名，那个时候，又发现了龙须草（？）可以代麻。我们每人均由江西省政府送了一套龙须布造成的中山装，穿在身上，确实凉快。
泰和住了数天，东至吉安，旅行社还是同泰和旅行社一样，清凉而无臭虫，饭菜清淡，如香菇之类几乎每餐必有。我们在江西，逗留了一个星期，睡眠好，饮食好，个个体重都增加了。而且只有杨卓庵一人做伴，绝没有中午某人请客，晚上又另一人请客，长拖拖的油腻食物，令人发生厌倦之情。我们很佩服杨卓庵之作风。盖他深知长途旅客之心理及生理，不作无谓的花费。他曾对我说：“我们是小学同学，可以吐露心情，叫我做全国旅行社总经理，我可以办得很好，叫我做建设厅厅长，未必才得其所。”他确有自知之明。
由吉安北上，而至光泽，已经接近闽省了。卓庵劝我们再憩一天，等闽省汽车来时，而后前行。翌日闽省汽车来了，我们乘车出发，中午到邵武，在小饭店内吃了中餐。此时福建协和大学似亦迁在邵武，协大希望我们在该校演讲一次，我们以途中逗留期间太长，急欲视察闽政，遂婉辞谢之。晚间到了延平，住在福建旅行社之内，是时各省政府均开办旅行社，以供旅客住宿。延平旅行社客人甚多，没有江西各县旅行社那样清静。旅客来往多，不免有了臭虫，而我又不能安眠了。住了一夜，翌日乘车到了永安，永安是当时省政府所在地，亦有福建旅行社。我们一行与省主席陈仪见过数次，另外我与王世颖又与他交换意见两次，一次是他来旅社拜访，而是时在旅社之内，只有我与王君二人，另一次是我同王君回拜他的。彼此交换意见之后，我深深知道陈仪失败的原因。他极崇拜王安石，其实，王安石只可视为理想家，而不配称为政治家。他同王安石一样，刚愎自用。刚愎自用与意志坚强绝不相同。意志坚强是对于大的目标，虽遭磨折，亦不变更。刚愎自用是对于微末之事，亦必坚持己见。性格如此，已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而一切施设又有问题。抗战时期，固然需要统制，然亦不必事事统制。比方交通，汽船汽车固宜统制，而挑夫又何必统制。又如食物，米谷固宜统制，而水果又何必统制。也许此种统制，省府未必知道，下层工作的人变本加厉，乘机取利。后来我们到了闽西，听到一位农民之言，现在酿酒也归公营，我们农民早上赤足下田工作，非吃一杯白干，两足浸在水中，往往麻木，过去白干自酿，现在花钱去买，那有此种余款。及至闽北，又听一位商人之言，金华火腿也由省府统制，价钱比自由贸易为贵，现在市场之上很难买到。王安石的市易，神宗曾谓“市易鬻果太烦碎”，“市易鬻及果实，大伤国体”。不意陈仪竟蹈王安石的覆辙。说实话，他的意见也有可取之点，他谓闽省背山面海，沿海一带可兴鱼盐之利，山陆地带多种森林，闽江之水，由上而下，滚滚不已，可以供作发电之用。他后来变节，然君子不可以人废言。其在台湾失败，还是蹈王安石的覆辙。
我们同行的人曾至长汀，参观厦大，厦大校长本栋与顾毓琇同是清华出身。我好久没有看到他了，见他瘦了许多，而生活又甚清苦，家里没有用人，煮饭洗衣都由他的太太去做。夜里我们谈及家事，谓俊哥（师俊）因在军舰上指挥作战，早已殉职成仁。在海军高级军官之中，抗战成仁的只有我家俊哥。本铁尚在北平辅仁大学教书，本炘不知现在何处。年轻的兄弟只唯师炯尚在重庆。谈到这里，我想起白居易的诗“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之句，不觉惘然！
我们住在长汀，约有三天之久，由长汀南下，汽车须盘旋山岳之间，公路狭隘，且有极陡之处。坐在车里无事，顾毓琇喜欢作诗，常与王世颖互相推敲，我对于此道，无甚兴趣，而且也不会做。凡车走至极陡山坡，我往往睡着，其陡到底如何，我完全不知。车经大田、德化各处，而至泉州，目的是要看大海，时厦门已经沦陷，要看大海，亦不容易。汽车走近漳泉二县之时，常见路傍有红砖的屋，而门窗紧闭，似无居人。盖福建华侨在南洋一带经商，发财之后，必回乡购买地皮，建筑房屋，而自己一家仍留在南洋，有时且须花钱请人看守房屋。时值战乱，泉州接近厦门，看守人远逃敌机轰炸，所以紧闭门窗。
第四部分 南温泉回忆第21节 抗战时期到东南各省旅行（2）
泉州有一条大街，市容甚佳，我们所住的旅馆即在这条大街之内。该地本来缺乏米粮，抗战之时，物价更见昂贵。是夜发出警报，我们避到那里呢？路径不熟，只有坐在旅馆之内，听天由命而已。不久，警报解除，敌机亦未投弹。
我们由泉州，再回永安，每过一县，就远远地看到塔子，我们看见塔子，就知道县城快到了。泉州有一个石塔，塔内陈列一张德人研究该塔如何建造的论文，可知该塔是很有名的。我们回到永安，与省政府辞行之后，又赴闽北观察民情，经延平，至邵武，而到崇安。我在旅行社之内，看到《崇安县志》。原来在南宋时代，崇安很见繁盛，人口有六十余万，那知到了清末，竟然减少到七八万，这大约因为闽北多山（闽西亦然），疟疾流行，当时不知治疗之法，人民死于疟疾者，人数太多之故。崇安生产香菇，味香，与台湾之香菇没有香味者不同。我们既到崇安，免不了去游览武夷山。武夷山与别省的山大不相同，山脉不相连接，山不甚高，而常有奇峰突起。我们先在山上一个和尚庙内小憩，庙内和尚取出武夷岩茶中最有名的大红袍，请我们解渴。其冲法先将茶叶放在小小的茶壶之中，冲以开水，冲后，上加以盖，再用开水倒在盖上，据云，如此冲法，香味方不会外散。茶杯很小，只有酒杯那样大，我认为其味至美，连续饮了三杯，而竟如饮酒一样，脸上发红。大红袍茶树即在该寺邻近，只有四株，每年共出四两。前清时，一两进贡皇帝，一两奉献总督，一两送给县长，寺内住持保留一两。该茶树生在两崖之间，所受的雨露不多不少，所受的阳光亦不多不少，故其味特别美好。此时适有一位茶商上山收茶，我问以大红袍是否与别的茶叶不同。照他说，茶叶无不相同，只因焙法有别，因而价值乃有高低之别。到底如何，似非科学所能证明。
武夷山最有名的则为九曲。山上有水，并不稀罕，但是别处山上之水不过瀑布而已，而武夷山的水却成为小溪，溪流弯曲共有九折。溪水清可见底，但深不及三四尺。人们只能坐在竹筏之上，顺流而下。坐时，须脱去鞋袜，因为溪流之水可由竹筏之空隙，洎至筏上。九曲通到那里，我们未曾走到尽头，故不之知。
武夷山之游既罢，我们又赴浙江考察。我们在永安时，鼠疫已经发生，鼠疫是可怕的，霍乱是从口里入，只要饮食谨慎，就不会传染，至于鼠疫则由跳蚤传染，防不胜防，到了将赴浙江，又闻金华一带，鼠疫流行，我们均打预防针。同行的人打针之后，无不发烧，我则没有反应。我打任何预防针，都是如此，不独鼠疫针为然。我们先到龙泉，龙泉没有旅行社，我又受臭虫的侵扰了。龙泉县长送我们龙泉宝剑，每人一把。翌日北上金华，金华火腿是全国有名的。我们晤及《东南日报》社长胡健中。《东南日报》每天登出鼠疫消息，阅后不免惊心。我们问胡君鼠疫到底如何，他偷偷地告诉我们：“有虽有，并不猖獗，我们发表这种消息，不过警告敌人不要攻入金华而已。”抗战时期，真是无奇不有，宣传鼠疫，竟可遮止敌军入侵，这真是一种良好的武器。敌军最怕鼠疫，既知金华鼠疫流行，何敢进兵金华。金华免了兵祸，东南半壁竟得保全，这未始不是鼠疫之功。我们在金华只逗留一天，翌早又由金华至江西东北部之上饶，而上饶亦盛传鼠疫流行，我们既然听胡建中之言，对于上饶鼠疫，也认为一种宣传。我们由湖南经江西，而赴闽省，由西而东，现在又由北而南，如雩都各地，我们都已到过，最后则越过一个出产坞矿的山，而至赣州，晤及当时督察专员蒋经国先生。翌晨我们就乘车而至广东之曲江。
如果我记忆不错，曲江乃是当时广东临时省会，其地也有省办的旅行社，但来往客人太多，因之，我又受了臭虫的侵扰，无法安眠。我敦促同行的人快点回到重庆。我们坐火车，先至桂林，改乘汽车，而至贵阳。此时贵州省主席为吴鼎昌，秘书长为郑道儒，政校毕业生在贵州工作者人数不少，甚有功绩，这有恃于郑道儒之提拔者甚多。据郑道儒说，政校毕业生成绩极佳，贵州建设如有成就，不能不归功于政校学生。在贵阳时，接到家里电报，谓“全家平安”，我看后，莫明其妙，回到南温泉，才知我之居宅又给敌机炸坏了。侥幸箱内东西没有损失，而宅前竟炸死一位老妇，室内墙壁插有许多弹片。回到重庆之后，关于闽政得失，如何报告，事情已经过去，没有旧事重提的必要。
第二次是在民国三十二年（？），我受青年团委托，到两广及福建讲学，最初预定先在广东各大学演讲，次至福建厦大演讲，等到回旋之时，再在广西大学演讲。我到了曲江，住在旅行社之内，还是臭虫扰我睡眠，每天只于天微明时，睡了二三小时，吃了早点之后，即须登台讲学。最初是在私立广州大学，其次是岭南大学，最后才赴中山大学，每校三天。青年团干事某君知我受了臭虫侵扰，睡不安眠，即劝我租了一条船只，有事登岸，夜晚睡在船中，船中很见清洁，绝无臭虫。我用开玩笑的口吻问他： 夜间独睡船中，不怕有混江龙李俊、船火儿张横之辈么？他亦用开玩笑的口吻，答道： 他若知道老师就是宋公明，亦将放下屠刀，何敢行劫。这样，我就由岸上搬到船中，夜晚无事，仰望明月，竟然想起了五六岁时，我同父母家人，每于六月大夏，租了一艘巨船，泛至闽江口外乘凉之事。这在吾乡，称为“夜观”，船只叫做“夹板”。船身颇大，种之中部，两边均有卧室，中间则为客厅。小孩子在卧室睡眠，大人则在客厅打纸牌为戏，此船纸牌亦分筒、索、万三种，有符号，而无字，吾乡称之为“看符牌”。天色微明，我们起床，站在客厅前面木板之上，看一艘一艘的帆船，由闽江驶往近海捕鱼。贫穷渔夫则站在长长的木排上，木排两傍有许多鹭鸶，鹭鸶看到水中之鱼，即跃入水中去衔，因为项部有索子缚住之，所以它们虽然嘴巴衔得了鱼，而却不能把鱼吞下。此情此景，历历在目。在岭大讲学既毕，又赴中山大学去讲，此时中山大学迁至广东北部，接近湘省之处（地名我已忘记）上课。该校有许多老友，他们都代我担心，因为讲得不好，学生往往一哄而散。我讲了三天，听众未曾减少，且日日增加。讲毕，本拟赴福建厦大，此际敌军忽然蠢动起来了，青年团派人告我，快点离开广东，不必再赴闽省，并交我一张一等卧车票，就送我坐上火车向西出发。在离乱之时，最好是合伴同行，彼此照顾，我就同四位中年人结成友谊。那知夜里到了衡阳，竟须换车。我不知所换之车停在那里，只见人山人海，赶呀，赶呀，警报红球已经挂上两个了，敌机将来轰炸，我亦随众而走。走到火车之傍，挤呀，挤呀，挤上身体，而又挤不上行李，挤上行李，而又挤不上身体。我只有抛弃不重要之行李，挤上火车，这辆火车似有走廊，走廊之中，只见人头，挤到那里，就要停在那里。近傍有一青年对他朋友说：“这样挤法，既不能向前，亦不能退后，万一便急，如何解决？”这个忧虑确有理由。约略十几分钟，查票来了，他看我的票是一等卧房，高声叫人让路，带我进至一间卧房，请一位侵占卧床的客人让我安眠。上床之后，“呜”、“呜”的紧急警报鸣了，火车用快速度，避在两山之间，乘客争相下车，我不知他们躲到那里，万一敌机来炸，在车上亦死，在车下亦死，不如卧在床上，还觉舒服。此时乘客减少，减少至不闻人声。再过数分钟，解除警报，车上的人声又复噪乱起来。火车继续开行，翌日上午九时左右，安抵桂林，一到车站，就有青年团职员照顾，迁入旅行社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