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廷政变纪要-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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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后，慈禧私德所以特别为人渲染夸述，真像一头狐狸精那样，原因不外这几点：一是出于排满反清的动机，把对方说得越丑越痛快，二是戊戌维新失败，帝党一些旧人，发泄怨恨的情绪，恽毓鼎便在序中偏要与赤凤、杨华故事并提，三是慈禧既是一个寡居的女主，而性格、行为又狠辣强悍，奢侈放纵，善于玩弄权谋，发动政变，更易成为众矢之的。
第七部分变法与政变
戊戌变法，是从《光绪帝朝服像》轴。康梁的角度说的，有的却作戊戌政变（如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这固然也通，因为政变也发生在戊戌那一年，却是矛盾的另一面了。前者是阳谋，后者是阴谋，前者的主角是帝党，后者是后党，而从变法到政变，则是一个逆反性的负面过程。当然，如果变法成功，也可以说是一场政变，但性质不同，是非有别。本书则侧重于政变部分。
就慈禧和德宗之间的矛盾来说，固然有政见上的歧异，权力上的冲突，另外也有一些错综复杂的伦理上因素。
穆宗是慈禧所生的惟一儿子，德宗不是她亲生的，是她的侄子。德宗以堂弟而承堂兄之统，全是出于慈禧的别有用心的策划。当时正值内乱外患接踵而起，国赖长君，她却偏要立一个四岁的娃娃来做皇帝。她本来已经归政（引退）了，到了德宗即位，又与慈安一同垂帘听政，慈安只是象征性的。
德宗成长后，对自己的来龙去脉逐渐明了。他对慈禧，一面很驯服尊敬，一面深怀戒惧之心，因为慈禧毕竟不是他亲娘，她既然会立他，说不定有一天会废他。一道阴影，早就抹上少年皇帝的心头。慈禧呢，同样有着放不下的疑忌心理，因为德宗不是自己十月怀胎生出来的。这种心理上的距离，皇家也好，民间也好，都是很难避免。加上皇家权力上的冲突，更容易走向极端。
慈禧和德宗的年龄相差三十六岁。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慈禧六十寿辰，德宗还是二十四岁的青年，如果在现代，大学才毕业，慈禧在各方面已经定型了。这也影响了两人在接受新学说、新事物上的差别，从而导致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例如德宗接触了一些西学知识，对李提摩太翻译的马西恳的《泰西新史揽要》很感兴趣李提摩太，英国人，由英国浸礼会派遣来华。康有为曾建议请其任德宗顾问，德宗且拟召见，后以后党密谋政变，未果。。慈禧的仇外心理很顽强，而且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说来可怜，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自大惯了的中国确实吃了洋人的好多苦头。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戊戌变政》云：“母子失和，关键在西后不肯作闲人。”说得很风趣很幽默。不肯作闲人，便是权力不放手。
如果这种权力冲突，只局限于母子两人之间，也许不至发展到后来那样火爆。但在戊戌变法时，壁垒森严的帝党后党两大集团，已经对立，最后便带来了一场人头落地的政变。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记》第二篇《光绪二十年以来废立隐谋》中，历举慈禧剪除德宗羽翼六端：
（一）革去抗疏上奏的御史安维峻之职，并遣戍张家口。疏中说：太后既已归政于皇上，则一切政权不宜干预，免掣皇上之肘。革职的上谕，由德宗出面，实际上是由太后下令，德宗下旨，其他一些惩处变法官员的谕旨，都是使用这种方式。
（二）革去瑾妃、珍妃的妃号，并褫衣廷杖。妃嫔而受廷杖，这是清制所未有的。
（三）革去翁同和毓庆宫差事，使他不能与德宗密谈。毓庆宫为德宗书房，同和为德宗师博，所以相见时没有其他大臣。
（四）革去工部侍郎汪鸣銮、兵部侍郎长麟之职据上谕所载，革职时汪鸣銮为吏部侍郞，长麟为户部侍郞。。鸣銮与同和友善，也力主巩固帝位。长麟为旗人，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太后虽穆宗皇上之母，而实文宗皇上之妾。皇上入继大统，为文宗后。凡入嗣者无以妾母为母之礼，故慈安皇太后者，乃皇上之嫡母也。若西太后，就穆宗朝言之，则谓之太后，就皇上言之，则先帝之遗妾耳。本非母子，皇上宜收揽大权”云云。长麟如果确实说过这些话（否则，也是维新派在说的），只革他的职，还算宽容的。而且，既然承认西后在穆宗朝是太后，就得承认在德宗朝同样是太后，不能因为临到德宗继统，就成为“先帝之遗妾”。慈禧于文宗逝世后为两宫，为太后，这是客观事实，对她专横揽权的指责，不应在这些方面做文章。另一方面，又说明正因德宗不是她亲生的，就给外间多了一重口实。长麟即使没说过，慈禧本人也会意识到。
（五）革去光绪帝师翁同和旧照。侍读学士文廷式职，永不叙用。廷式曾入广州将军长善幕府，与其嗣子志锐、侄志钧相友善，而二人皆侍郎长叙之子，瑾妃、珍妃之胞兄。廷式又劾李鸿章主持马关和议，为后党疾恨。但梁氏谓廷式曾教授瑾妃、珍妃，则非事实。
（六）处斩奏事处太监寇连材。连材本慈禧派往窥探德宗密事，但他深明大义，反请太后勿掣德宗之肘，又请勿纵流连之乐，因而触太后之怒。但此事不知道是否真实。
康梁与慈禧为政敌，他们笔下的记述和评论，往往意气用事，附会失实，但梁启超说的慈禧要剪除德宗羽翼，作为废立的步骤，大致可信，不过，我们看看这些羽翼，都没有一个是具实力握兵权的人。翁同和是帝师，已入军机，忠实于德宗，也较有头脑，但他使用的是软刀子，而且对康粱的政治主张并不完全同意，即使加上梁文中未列入的康梁本人及六君子等，也都是文士而无兵力。
要改变国家体制、建立政治上的新秩序、制虎视的政敌以死命，就必须有真刀真枪作后盾。老佛爷原是一个老妇人，长期深居宫中，很少与社会接触，她发动的政变所以成功，就不是依靠文士。
第七部分帝党与后党
德宗是很想改变现状的，但在戊戌变法以前，他是孤立的，真正是个孤家寡人。惟一效忠于他的是师傅翁同和，但翁氏受传统的伦理道德教养很深，对太后，他是绝对不会做贰臣的，德宗本人，其实也不敢激怒慈禧。这也是变法的先天软弱性。
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的序中说：“缅维先帝御宇，不为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于损其天年。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毓鼎侍左右近且久，天颜戚戚，常若不愉，未尝一日展容舒气也。”这也许是德宗要变法图强的心理条件，不但国家的前途，就是他个人的积弱也可由此而摆脱，使“天颜”由此而展舒。
德宗的受制于慈禧、母子之间的长期失调，慈禧当然心中有数，这时看到六堂官的被黜、六君子的受知，怎不感到咄咄逼人，心惊肉跳？本来还只限于母子之间的嫌隙，顿时就升级了。
当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入军机以前，有一礼部主事王照（维新派）向德宗上书言事，例由堂官代奏，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满汉两尚书）不肯代奏，王照当面责难他们，于是堂司交哄。德宗知道后，欲借此以儆几个保守大臣，为自己立威，便将怀、许及侍郎堃岫、溥、徐会沣、曾广汉六堂官一齐革职，而赏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京堂，本为对某些高级官员的称呼，一般为三品或四品，至晚清，三、四品京堂已成为虚衔。。
怀塔布为荣禄从叔，其妻常入侍慈禧，为装扮福禄寿三星之一，便向慈禧哭诉，康有为旧照。说要尽除满人，慈禧自大不高兴。而和六堂官事件利害相关的，还有一大批吃现成皇粮的守旧的官僚，接着是四卿入要害部门的军机，矛盾更其尖锐了。
四卿以至康梁，都是手无寸铁的书生，维新的声势虽然浩大，但真正在德宗左右奔走活动的为数极少。古人所谓勤王，都是有兵力作后盾的。
慈禧就不同，直接间接为她效忠的多是实力派，其中举足轻重的是荣禄。
荣禄后人传说荣禄是那拉氏年轻时情人，不可信。这两家过去亦从不往来，怎会相熟？，正白旗人。光绪二十年十月，慈禧六旬万寿，他自西安将军任上入京祝寿，即授步军统领。次年，迁兵部尚书。二十三年，上疏请广练兵团，其中有一段很警辟的话：“外交之进退，视其兵之多寡强弱以为衡。强则公法所不能拘，弱则盟约皆不可恃。”他已经认识到武力的重要，疏中虽说的是对外，其实完全适用于对内。下面又说：袁世凯的新建陆军，“闻其兵皆躯干彪悍，步伐整齐，为各军冠。虽未经与泰西军队较量轩轾，而比之湘、淮旧伍，已觉焕然改观。”（《清史列传·荣禄传》）可见荣禄旧照。这时袁世凯在荣禄心目中的地位，已在湘、淮诸帅之上。
到了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时，荣禄已为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北洋大臣。更重要的，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的北洋三军，都受他控制、支配，梁启超所谓“身兼将相，权倾举朝”，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隐然为北洋军阀的鼻祖。
当新政颁行之初，后党向荣禄陈诉，他说：“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满盈，不亦可乎？”这与裁撤部分文武各缺的上谕发布后，有些大臣深为惊骇，皆赴宁寿宫要求太后收回成命，太后笑而不言，如出一辙，也见两人之阴沉而善用权术。
戊戌前二年，御史胡景桂劾袁世袁世凯旧照。凯小站练兵时河北天津白河之南有兴晨镇，一向是天津、大沽间的小站（稍东有大站）。同治间，李鸿章曾令淮军驻扎其地。淮军散后，渐成废垒。袁世凯练军，又以此为营基，因而有小站练兵之称。，克扣军饷，诛戮无辜。奉旨，命荣禄查办，荣禄说：“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又说：“一经部议，至轻亦撤差。此军甫经成立，难易生手，不如乞恩姑从宽议，仍严饬认真操练，以励将来。”（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此亦可谓荣禄之慧眼识英雄，袁世凯果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到了后党密谋发动政变，废立德宗时，德宗也已发觉，衣带诏中有“朕位且不保”语，故密令四卿等设法救援，筹划一个既坚持变法又不激怒太后的两全之策。
这时荣禄以直隶总督驻天津，天津正有袁世凯的驻军。谭嗣同以为世凯加入过北京强学会，并捐金支持，又久使朝鲜，熟悉外国事，请求变法，天真地认为可救皇上者只此一人。乃密请德宗对世凯结以恩遇。至八月初一日，德宗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二日又召见。初三日，嗣同于晚上只身往法华寺访袁世凯。据世凯《戊戌日记》：嗣同出一草稿，“内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立即正法。”袁世凯不答应，两人争执多时，“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显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予因其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已夜深，托为赶办奏折，请其去。”
囚禁光绪帝的瀛台旧照。初五日，世凯觐奏德宗：变法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新进诸臣，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要德宗十分留意。意思要德宗勿重用四卿等。奏毕，即乘火车往天津。抵津，已日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也就是告密了。
次日初六，政变发作，老佛爷再度训政。德宗本已如釜底游魂，至此又沦为囚犯，软禁在瀛台南海，合朝骚然，变法一变而为政变，刽子手即将磨刀了。
第七部分六君子之死 上
戊戌八月初六日，慈禧再度训政后，次日，即秘密下令逮捕维新人士。事先，谭嗣同的亲友们曾劝他暂往日本避难，为他拒绝，并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谭嗣同旧照。有之，请自嗣同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这话竟成不幸的谶言了。
六君子中，在狱中题诗的有三人，一为谭嗣同的七绝，万口传诵，但末两句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两昆仑，后人解释不了，有以为指康有为与大刀王五，有以为指诗人自己与大刀王五。我以为实统喻自身：昆仑为著名高山，又产美玉，美王晶莹皓洁；去留指生死，意为无论活着或死去，自问都如美玉那样光明磊落，可以上配昆仑。戊戌六君子被杀二十年后，张元济曾辑成《戊戌六君子遗集》。张氏本人也参加过新政，后被革去刑部主事职。至八十五岁，有《追述戊戌政变杂咏》之作，末首云：“无官赢得一身轻，犹望孤儿作范滂。老去范滂今尚在，不闻阿母作儿声。”
二为杨深秀的七律，首尾两联为“久拼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及“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三为林旭的《狱中绝句示复生》：
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慨难酬国士恩。
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首句的青蒲原指宫室中铺席之地，后来借喻近臣忧心皇帝的急难。三四两句，出《后汉书·袁绍传》：绍字本初，为废立汉献帝事和董卓争吵，曾愤然对董卓说：“天下健者，岂惟董公！”言下之意，他自己也是一个不好对付的健者。这里以袁绍影射袁世凯，意为世凯本是奸雄，不该向他劝说。千里草本指董卓，这里影射武卫后军统领董福祥，亦受荣禄节制。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记小站袁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军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这也是谭嗣同要想依仗世凯的原因之一。
燕谷老人（张鸿）《续孽海花》第五十回，说戴胜佛（谭嗣同字复生）是“两眼误奸雄”，并写林敦古（林旭字暾谷）的话道：“我是不赞成方安堂（指袁世凯，世凯字慰亭）的，他的眼珠儿太流动，说话时没有一点儿恳挚的神气，恐怕不能与他共谋大事。我看那个董回子（董福祥是回族，所以带的是甘军）很有点草莽英雄的精神（福祥起先在甘肃啸聚起事），这种人答应了一句话，不会反复的。”当是依据林诗而铺陈，实则福祥也是荣禄的人。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也说：“旭言世凯巧诈多智谋，恐事成难制，请召董福祥。嗣同不可。”林旭是六君子林旭旧照。中最年轻一个，死难时仅二十四岁，比嗣同小十岁，德宗两颁密诏，皆由他传书，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中讥其“少年浮躁”，但在阻止谭嗣同寄托袁世凯一事上，倒比嗣同有识力。
第七部分六君子之死 下
谭嗣同等被捕后，先被拘留于提督衙门，后即移交刑部大牢收监。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记政变时有一老狱卒刘一鸣，曾看守谭嗣同等人，回忆当时情状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