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廷政变纪要-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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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下册中说：“要之圣祖诸子，皆无豫教，惟世宗之治国，则天资独高，好名图治，于国有功，则天之祐清厚，而大业适落此人手，虽于继统事有可疑，亦不失为唐宗之逆取顺守也。”孟氏是怀疑世宗嗣位的合法性的，也确有值得怀疑地方，舍此不论，他结末说的“逆取顺守”这一论点，却很有启迪意义。因为康熙朝后期的政局已逐渐倾颓，世宗登位后，作出了许多积极的措施，对弊政大加整顿，而且很有才智和魄力，言出令随，雷厉风行，从而开乾隆朝宏伟的局面。他的对付允禩、允等政敌，也是东风和西风的斗争，如果不清洗，允禩等也不会让世宗过安稳日子的，这也是历来政变的规律。
然而他用铁腕取得的那些政治效果，又和他性格中阴鸷残忍、猜忌狭隘的特点互为因果，好多措施都具有性格化的色彩。大风大浪的险峻的政治生活，必然会熔铸到他的性格中。总之，世宗的坚毅果断，亲揽大权，完成了圣祖所未完成的任务，而大清皇朝的绝对专制，也至世宗而更加完固。
世宗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对于我们，只有理性上的功过之分，而无感情上的恩怨牵萦，所以，我们对封建帝王的评断，重心还在他们对历史起过什么作用？唐太宗李世民之得天下，也是从骨肉相残的宫廷政变中取得的，李宗吾的《厚黑学》中就将他作为代表，但自玄武之变至贞观之治，他对唐代前期的政局，还是起过卓著的推动作用，杜甫《重经昭陵》所谓“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原非溢誉，孟森先生所以将唐太宗作为“逆取顺守”的先例。
最后，对世宗之死，后世的野史演义也有种种传说，较为流行的是被侠女吕四娘刺死。
第六部分世宗的登位与暴卒 下
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女儿（一说是孙女）。吕留良死于康熙时，至雍正十年，因曾静案牵连，留良、葆中父子被戮尸，另一子毅中斩决，孙子充军，全家遭祸，吕四娘侥幸漏网，携老母逃亡，在江湖上学得一身武艺，潜入宫中刺死世宗。
一九八一年，曾发掘世宗地宫，未打开即作罢，外间却传说棺已打开，世宗有尸身而无头，可见被人所杀。
侠女复仇的故事，清代颇为流行，如本书另一篇提到的《儿女英雄传》中的何玉凤即其一例。《聊斋志异》卷二的《侠女》，也写浙江一女侠，父亲被仇人陷害，籍没其家，她只得负老母出走，后来终于将仇人之头割下。当她向情人顾生告别时，“女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
小说稗史，供人谈助，自可写得离奇曲折，但在史学家，则必须信而有征，还历史以真实。
为什么世宗之死有奇异的传说呢？主要的原因由于他是暴崩的。
据《起居注册》，雍正十三年（一三七六）：
八月二十一日，上不豫，仍办事如常。
二十二日，上不豫。子宝亲王、和亲王朝夕侍侧。戌时（午后七时至九时），上疾大渐，召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至寝宫，接受遗诏。
二十三日子时（夜十一时至次日一时），龙驭上宾。大学士宣读朱笔谕旨，着宝亲王（高宗）继位。
这说明从患病至逝世前后仅三天，而在二十一日，“仍办事如常”，于是使人感到蹊跷。但清代官书中记录皇帝逝世的情节原很简单，圣祖自畅春园卧病至驾崩也不过七天，这之前他还在出猎。又如高宗、仁宗、宣宗，自不豫至逝世也不出二日。
然而世宗之死，所以引起后人的猜疑，和他生前的残忍阴鸷，树敌过多也不无关系，对他不满的人借此发泄内心的宿怨，等于是一种诅咒。
世宗一死，新君高宗立即下谕，将原在宫中的炼丹道士驱逐回籍，“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谕中又说，世宗对炼丹之术，只是当作“游戏消闲之具”，而对那些道士，“圣心视之与俳优人等耳”，“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但由此也向我们透露：世宗生前，对这些《雍正帝道装像》轴。炼丹道士是很亲昵的，能够被皇帝当作“游戏消闲之具”，也需要有特别巧妙的伎俩。正因为这样，高宗就生怕他们在外面传播世宗的生活隐私。杨启樵又结合其他资料，推断世宗是“服饵丹药中毒而亡的”。（见《清代帝王后妃传》）而所谓丹药，都是有刺激性的，俗语称之为霸药，因而必有很强的副作用。
金梁《清帝外纪·世宗崩》云：“以上所述略异（指大学士鄂尔泰夜驰受伤事），仓促传闻，不免参差，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耳丹所致，或出有因。至传位之诏，元年密缄，曾见明谕，可无疑也。”金氏这段短文，倒很重要，向我们揭示三要点：（一）外间对世宗死于仓猝，因而传说不一，（二）但相传为服丹药而死，该是有根据的，（三）传位于高宗之诏，是不必怀疑的。这三点，都是由于世宗的暴崩而引起的疑惑。
第六部分棋高一着的清高宗 上
正大光明匾。世宗鉴于上一代争储的教训，在即位不到一年后，便另设秘密传位的办法，于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八月，召见满汉大臣谕云：“今朕特将此事（指建储）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
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清宫的外朝与内廷，以乾清门为界限，自乾清门起即属内廷。乾清宫在保和殿后（保和殿则属外朝），清代是皇帝召见大臣之所，大学士、尚书、御前大臣入见，皇帝俯指赐坐，大臣叩首谢恩后就跪在毯垫上。如为侍郎，虽同见，不得跪垫，故不叩谢。所谓赐坐，并非如舞台上那样让臣子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另外，又有一份内容相同的传位诏置于圆明园内。因他在圆明园内居住时间较多，最后亦崩于园中。但他只告诉大臣张廷玉和鄂尔泰。
这办法秘密立储匣。有两大好处，一是避免了诸子之争夺，二是储君的名字不公布，又不至分削他的权力，这也表现了世宗对大事思虑的周密。
世宗共有八个后妃，十个儿子，长到成年的有四个：弘时、弘历、弘昼、弘瞻。可是，藏在这个神秘匣子里的储君究竟是谁呢？只有世宗自己知道。
他死后，才知是宝亲王弘历，即高宗，时年二十五岁，世宗第四子，母钮祜禄氏。
所以，自世宗至高宗诸朝，就没有争夺储位的纠纷。但有一件事却仍与康熙朝的宫闱内幕有关，而至乾隆朝才始了结，这便是《大义觉迷录》的颁布和禁止。
通常的禁书，著作或编辑的人，总是被皇帝认为站在敌对地位的大逆不道罪犯，这部《大义觉迷录》却是世宗时官修与颁行，即策划和发行的都是世宗，却为他儿子高宗禁止，你道怪也不怪？
雍正六年，湖南生员曾静，派遣弟子张熙，劝说川陕总督岳钟琪举兵反清，后被岳钟琪奏告，世宗即命刑部严审，《觉迷录》岳钟琪画像。中所收的即是曾静口供和世宗各道谕旨，世宗为了使“各府州县，远乡僻壤”的士子与小民都由“迷”而“觉”，故编成此书，“人人观览知悉”，学校皆须收藏，如果读书人有一人未见此书，就得从重治罪，还特赦曾静、张熙，不予追究。
那未，高宗究竟禁得对不对呢？完全正确，十分必要。
《觉迷录》的内容重心，一是有关世宗本人政治生活的隐私，即属于家族上问题，一是有关夷夏之防的种族上问题。后者不属本书范围，这里专谈前者，即涉及世宗杀父逼母、残害兄弟的传闻，其中最吃重的不在于用煌煌圣谕如何力辩自己的清白仁慈，而在于罪犯曾静的供词。
例如刑部问曾静：皇上将二爷（即废太子允礽）的妃嫔收了等语，“今你这话从何处来？”曾静供道是从衡州路上一个犯官那里听到的，“弥天重犯（曾静自称）听得此话不察，妄以为此话自犯官说出，毕竟是事实”，直至到了长沙，“方知皇上清心寡欲，励精图治”，（皇上的“清心寡欲”，怎的到了长沙才知道？）“而谣言竟传以为收宫妃，岂不深可痛憾！”世宗谕旨中又说：“至于和妃母妃之言和妃，瓜尔佳氏，圣祖之妃。世宗即位时，已四十一岁。，尤为怪异莫测。朕于皇考之宫人，俱未曾一见面者，况母妃辈乎？”
尽管这是道听途说的谣言，世宗之意，原为辟谣澄清，但这样的谣言，往往越辟越昏，越澄越浑，如同双手伸进酱缸。
第六部分棋高一着的清高宗 下
又如曾静供道：“有人传说，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可见改“十”为“于”，圣祖一死，宫中即在传说，十、于二字又形近，也难怪使人信以为真。
又如世宗于其父病重时，进一碗人参汤，圣祖就驾崩。太后要见允，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又据佐领华赉供称，“曾听见太监关格说，皇上气愤母亲，陷害兄弟等语。”八宝、何玉柱、关格都是世宗政敌的亲信，他们散布这些谣言，自为其主子泄愤，而这些谣言又很易淆惑，例如圣祖患病时间很短促，世宗偶尔侍奉汤药也很可能。十四阿哥允与世宗是一母所生，太后对自西北回来的小儿子的怀念，也是慈母之常情，所以谣言中又夹杂了真实。
但这时世宗的一些政敌，有的死去，有的囚禁，再也无人敢公开传播，世宗却偏要自我扩散，授人以柄，所谓改“十”字为“于”字的谣传，固不足信，可是不正因为刊布了《觉迷录》而传播到社会上么？民间感到兴趣的正是这些谣言中的奇异情节。好奇本来是很普遍的社会心理，《觉迷录》的颁布恰好为好奇者提供了无风不起浪的把柄。
《大义觉迷录》书影。
世宗一生，极为机警敏悟，这件事却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高宗就比乃父棋高一着，不失为干蛊之材。
此外，高宗还对世宗骨肉相残的宿案做了不少善后工作，如对被禁锢的王公宗室的开释，幸存的允、允，也于开释后赐以公爵衔。高宗异母兄弘时，世宗因其放纵不谨，削去宗籍，高宗也仍收入族谱，延信、阿灵阿的子孙也恢复原来的身分。这是很英明的：即使上代真的有罪，怎能使子孙一并遭殃呢？
还有为世宗生前咬牙切齿的阿其那（狗）允禩、塞思黑（猪）允禟两案，因为实在很棘手，所以一直搁置着。到了乾隆四十三年，在上谕中用温和的语气斥责几句后，也将两人恢复原名，收入玉牒。
《乾隆帝朝服像》轴。还在即位之初，他对允禩、允禟的子孙屏弃玉牒之外的处分，已感过重，曾下谕说：“当初办理此事，乃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之意”（《高宗实录》），但诸王大臣如果不是因为迎合世宗的本意，哪一个敢这样做呢？如同不是新君登高一呼，谁敢把已沦为犬豕的允禩、允禟恢复原名，收入玉牒呢？换言之，只有后皇，才能翻前皇之案。不过，他在向天下臣民公布的谕旨中只好这样说，世宗既是皇考，就得为皇考留个余地。这一点，也应为我们所理解。
不管怎样，高宗在治疗世宗骨肉之残的创伤上，还是明智而公允的。
第六部分太上皇与嗣皇帝
高宗虽也采用秘密建储的办法，乾隆《孝贤纯皇后富察氏像》轴。但他对这一制度本身认为是权而非经，并说：“将来皇子年龄渐长，识见扩充，万无骄贵引诱之习，朕仍当布告天下，明正储贰之位。”（《高宗实录》）同时，他还准备恢复以嫡子承统的古制。
乾隆元年七月，他在乾清宫召见诸王大臣，将亲书的密旨，着总管太监收藏于“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这位内定的储君便是皇二子永琏，其母为孝贤皇后富察氏。
不料永琏至九岁病逝，谥为端慧皇太子，又以富察氏所生的皇七子永琮为储君，不久永琮又以天花殇逝，年才二岁。这以后，他就不再有嫡子。因为富察氏死后，本欲册立皇贵妃乌喇那拉氏为皇后，后因忤违帝旨，所以她逝世时，丧仪降级按皇贵妃之例，从此就不再册立皇后。
孝贤皇后之死，高宗本人极为悲痛，但皇长子永璜、皇三子永璋（皆非嫡出）却很淡漠，全无哀慕之忱，人子之道，永璜甚至有“母后崩逝，惟我居长”，隐图储位之意，所以，高宗明示“此二人断不可继承大统”。若不如此，“与其令伊等弟兄相杀，不如朕为父者杀之”。这样爆裂性的话，决不是信口耸听，正是鉴于上一代的惨痛教训有感而发，又由于无嫡可立，只好放弃原来的立嫡初衷，诫谕大臣如有于诸阿哥中选择一人为皇太子者，便是离间父子，惑乱国家之人，一定要立即正法。
乾隆十五年，皇长子永璜忧愤成疾而死，皇三子永璋也受冷落，皇四子永珹、皇六子永瑢也皆失宠，于是只好选择乾隆十五年以后出生的儿子：八子永璇、十一子永瑆、十二子永璂、十五子永琰（乾隆二十五年生）、十七子永璘，但他都不很称心。
乾隆三十八年，他已六十三岁，建储大计不能长此延缓，便将密旨书就，藏于匾后，在事后才谕知极少数的军机大臣，另书一道藏于随身携带的小匣内。一般大臣对此事全无所知，后来得悉已经建储，便纷纷猜测以为永瑢，但永瑢实已出继履亲王允祹，后于乾隆五十五年病故。最后揣测成亲王永瑆和嘉亲王永琰，也有加上皇次孙绵恩的，即永璜次子。
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新正，高宗举行家宴，子孙都受赏赐，只有永琰未曾得到，并对他说：“尔则何用银为？”《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这时，大家才理会到，未来的皇位继承人当是十五子永琰了。
高宗起先欲行立嫡制，后期反过来批评立嫡非良法，并举例说：“纣以嫡立而丧商，若立微子之庶，商未必亡也。”又如汉文帝最贤，并非嫡子，假使高帝令文帝嗣位，何至有吕氏之祸。这也因为此时已无嫡可立，仁宗永琰的母亲魏佳氏，贵人出身贵人，女官名，次于妃、嫔。。乾隆二十五年生仁宗，四十年逝世时还是皇贵妃。
然而秘密建储的弊端也很显然，《皇子永琰习作》。英明和庸碌都是皇帝一个人主观决定，常常受到心理上的喜怒冲动的影响。一个平日言行恭顺柔和的人，未必是奋发有为、勇迈果断的英主，下焉者为了取悦于皇考，也无人敢向执政的皇帝犯颜直谏了。
乾隆六十年乙卯九月，高宗宣示立嘉亲王永琰为太子，以明年丙辰为嗣皇帝嘉庆元年，自己为太上皇，并命太子名字的上一字改书“颙”字，即改为颙琰。这是嘉庆、道光两朝皇帝御名避熟字的开始，故意改成冷僻字。
元旦这天，举行授受大典，嗣皇帝侍太上皇至奉先殿、堂子行礼，太上皇于太和殿亲授以宝，又于受贺毕还宫，皇帝乃即位受贺。太上皇以宁寿宫为颐养之所。
宁寿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