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72-博弈-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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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郎咸平的一边。从表面上来看，郎咸平反对者强调的是效率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而郎咸平支持者强调的是社会公平和反对瓜分国有资产，但实际上，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利益。人们讲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道理。你很难说哪套道理对哪套道理错，因为这是不同的利益。在这当中精英和民众之间的裂痕已经在大大地加深了。
《博弈》 第三部分利益集团化过程开始（2）
就精英本身的联盟来说，在中国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当体制外精英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曾经使得体制内精英感到极不适应。怀疑和恐惧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事实上与这种怀疑和恐惧有直接关系。怀疑和恐惧减少了对话和沟通的可能。但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双方关系已经在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复杂的联盟与冲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如下的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稳定话语”，形成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的基础。80年代末的事件使双方共同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因此，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利益之所在。第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80年代末事件的基本背景之下，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中层政府官员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后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政策的出台。由此，在地方和基层的层面上，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在“下海”过程中，一些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促进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亲和性。第三，新保守主义的形成，则标志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联盟的加入。
由于精英与民众的关系是在改革过程中利益格局调整的背景下形成的，因此，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紧张因素。笔者在1998年的一篇报告中就指出：“中间阶层与一般民众之间的紧张状态更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在个人的层面上，中间阶层与民众中的某些人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但多少年来平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使人们具有一种与精英‘天然’的对立情绪，而更现实的因素则是普通民众对中间阶层在道义上的不认同。由于中间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权钱交换，而且在其经济活动中存在着普遍的不道德行为，因此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是为富不仁的一群。而中间阶层的某些不明智行为，如炫耀性消费、炫耀财富、奢侈荒淫，以及对贫困阶层的外露的轻蔑和羞辱，更起到了一种为这种紧张关系火上浇油的作用。”孙立平，1998，《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战略与管理》第五期。在最近的几年中，由于利益的冲突，双方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在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有什么关系的时候，当有的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大众和精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什么情况的出现？2004年年中的时候我讲到过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问题。网上也有人讲这种结构的行为特征，叫作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应当说这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不均衡的利益集团化
在过去20多年中，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也不断加深。这首先意味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同的阶层和社会群体开始拥有不同的利益。但我们必须看到，不同利益主体发育的程度是不同的。这种差异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群体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是非常不同的。争取利益能力的差异，尤其是表现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
在强势群体一方，强势群体的各个部分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个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实行经济紧缩的方针时，一些房地产商赞助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开端。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形成的能力。在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这个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张。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弱势群体的许多机会，是由强势群体提供的。近些年来，在诸如拆迁、征地等问题上，资本与地方政府的结盟关系，就已经清晰可见。
利益集团化的形象案例是房地产商对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应当说，利益集团对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就肇始于房地产商。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的时候，出现了经济过热，不得已实行经济紧缩的方针。在这个时候，大量的房地产也被套住了。于是，一些地方召开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这些会的主题就是主张放松银根。面对当时那样的经济过热，一些经济学家在那里大声疾呼，现在的经济并不是过热了，政府应当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等等。如果你了解一些情况，马上就可以发现，当中许多会议都有房地产商的赞助或参与。这可以看作是民间经济力量试图影响中央决策的一个迹象。在2003年，房地产商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采取了更为直接的方式。“一个特殊利益阶层能够针对一份可能不利于其阶层利益的文件，公开发表反对言论，使得‘商人的声音首次超过了政府部门’；一部分市场化色彩相对浓厚的媒体不仅为持反对意见的阶层代表提供舆论阵地，还能为他们提供讨论批评红头文件的平台；反对派的意见和舆论干预的合力竟然最终影响了一份红头文件的走向。且不论反对者的理由是否充分，也不论红头文件本身是否有缺陷，这样的现象本身已足够我们激动”章敬平，2003，《拐点》，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这就是围绕“121文件”所展开的斗争。2003年6月13日，央行为防范房地产市场过热，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对房地产开发、土地储备、施工等方面做出严格规定。一时间房地产显得惊慌失措，甚至大呼“冬天来了”。这纸公文，遭到房地产商的强烈抨击。以至于有人说，“商人的声音首次大过了政府部门的声音”。北京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抨击人民银行的政策是“仇富”的政策，并在媒体上发表抨击“仇富政策”文章。文章指出，仇富不仅指对富人的仇视，而在于政策的出发点与行为约束，是限制、约束人们从贫穷走向富裕，“央行限制消费和仇富的政策，只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不良影响，并且动摇人民对致富和小康的信心”。对于任志强的这篇文章，人们戏谑地称之为“声讨一二一号文件的檄文”。同时，在房地产商的支持和赞助下实际上许多媒体的相当一部分广告来自房地产。，不断举办论坛、会议，更利用传播媒体的力量将反对的声音发出去。不久，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又称“国发18号文件”，文件对完善住房供应政策、调整供应结构、发展住房信贷、整顿房产市场秩序等方面作明确规定。一般认为这是国务院表明明确支持房地产继续发展的政策。2003年9月3日，大陆建设部组织房地产商开会学习国务院18号文件，与会人员中甚至有一位国务院副总理。
2004年利益集团的行为就更是明显。北京的出租车行业在车型更换中体现了自己的意志，足球革命虽然可能失败，但却对行政体制发出了迄今最大张旗鼓的叫板，还有2004年底民营企业反对成品油经营垄断的呼声以及陕西民营油田反对国有化的抗争。近20余年来，陕西民营油田的民间资本逐步发展起来，多数油井企业逐渐取得了不菲的经济效益。不久前，陕西地方政府以石油属于战略物资为由，将这些民营油田强行收归国有。这样的政府行为立即引起了民间的强烈反弹，伴随而来的是群体上访、强力压制、监控抓捕，反而使问题复杂化。最后不得不诉诸法律，并通过法律手使民营油田维权活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这说明，经过20年市场的发育，利益在分化，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在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开始进入集团性利益博弈的时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博弈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目前的问题是，第一，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发育的程度相差太大。制度为两者提供的空间也不一样。第二，缺乏规范利益博弈的制度安排在这当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政府部门的利益集团化。温铁军先生曾举例说：“2003年1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央要把财政新增的科教文卫‘四大类’公共品开支用于县以下农村基层，但科教文卫四大部委全反对，结果是政治局开会，文件才通过。但是到年底，经过检查，四大部委全没执行。”他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国家计委要把财政用于农业的投资向县以下和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15小”倾斜，之所以倾斜不出去，是因为“没腿”——到了县以下、乡以下、村一级，没有这些利益下伸的腿，部门不能参与分肥，当然不会把它转到县以下。他在2004年1月《中国改革》“点评2003年十大新闻”中就指出：“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各地无言照转，只附了一份文件，没有配套措施。为什么？条块分割，利益结构已经形成，尾大不掉。” cat898/newbbs/dispbbsasp？BoardID=3&ID=142690，原载《商务周刊》。。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出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出（1）
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出
利益型社会矛盾突出
根据有关报道，2004年的利益表达事件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在前10个月，除西藏外，在全国31个省市中，有337个地级市和1955个县发生过未经核准的100人以上的游行集会活动事件。其中，城市每天发生120~250件。农村每天发生90~160件。而上访包括集体上访的数量仍然居高不下，由征地和拆迁引起的上访数量明显增加。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成为导致利益矛盾的基本原因。其中相当一部分增加的上访者是因失去土地而又未得到妥善安排、公正补偿的农民。
上述八城市调查结果则表明，百姓眼中的突出社会问题首推失业问题严重，有三分之一多（351％）的被访者认为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是失业问题严重，其次是贫富差距过大（309％），百姓眼中第三至第十位突出的社会问题依次为贪污腐败严重（286％）、社会治安差（186％）、大学生就业难（133％）、社会保障不健全（113％）、房价上涨太快（109％）、教育乱收费（84％）、环境污染严重（82％）与生活费上涨（72％）。
农村中社会问题开始向城市转移
在吉尔博伊和赫金伯瑟姆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上述结构性矛盾正在开始向城市转移“Current history”； September 2004。需要注意的是，过去中国的结构性矛盾更突出地是表现在城乡之间。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城乡居民平均收入的差距是32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典型地区个案调查的数据是45倍。而如果将福利等因素加进去，一些学者得出的结论是大约6倍。这样就意味着中国是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因为排在第二位的非洲的莫桑比克不过是3倍，而中国的城乡差距比第二位还要高一倍。1995~2002年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明显上升，从36％提高到43％。这意味着2002年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2／5以上来自于城乡之间的差距。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几年中，农村的社会矛盾开始向城市转移。
城乡结构性矛盾的这个转移过程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农村工业的衰落、城市化的政策和圈地运动是几个直接的动因。其表现是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流动人口与90年代初中期的情况有明显不同。90年代初中期的时候，基本是目标明确（建房、娶媳妇）、后方牢固（有土地有家园）。近年来的特点是：第一，流动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失地失业的农民。约有4000万左右的农民在征地中失去了土地（每一亩土地被转为非农业用地时，将会有1~15个农民失去他们的土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得到的是不足以保障他们今后生活的补偿。当补偿款花完之后是什么情形，他们中许多人的生活将处于困顿之中。第二，无奈而目标模糊的流动。对于新一代的流动者，至少需要注意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农业已经失去商业经营的价值，现在出来的打工者有相当一部分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劳动；二是有些人之所以出来，是因为村里年轻人都出来了，留在村里没意思；三是部分年轻打工者收入与支出大体均衡，所得的剩余很少；四是对于未来无法做出明确预期。最近公布的盖洛普调查结果显示，虽然从农村进城务工的农民收入增加的潜力很大，但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却不及在农村居住的人sinacn 2005年01月13日 10：26。。
城市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能否通过流动人口的定居来实现问题的解决？一种理论上的描述是将当今的中国看作是三元结构的社会，即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和城市中无法定居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就是中国三元结构中的第三元。如前所述，乐观的学者会将这些流动人口看作是二元结构社会城市化过程中的“过渡形态”，即把这些流动人口看作是处于正在走向城市的过程中，在结构上处在介于城乡两端之间的位置。但这种结构性位置是很表面化的。发生在2004年的民工荒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使我们看到这些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工走出农村究竟能走多远，离城市还有多远。实际上，2004年农民收入的增加也就是一个月20多元。但就是这20多元却成了农民工从一个方向走向另一个方向的砝码。这说明农民工在从农村走向城市之间的这个阶梯上，他走了只是非常小的一步，不能说他已经介于城乡之间了，还是贴在农村上的。可以说，民工荒现象告诉人们，进入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仍然是临时进城的打工者，而不是处于从农村进入城市途中的移民者。
对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障碍，过去人们强调的多是户籍等制度因素。但实际上，仅仅有户籍制度的改革是不够的。城市人与流动到城市中的农村人，实际上从属于两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