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72-博弈-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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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情况起到直接的作用（经测算，农业税税率降低1个百分点，可减轻农民负担约70亿元，取消农业特产税可为农民减轻负担48亿元）。逐步取消农业税的工作推进顺利。2004年３月，温家宝总理宣布五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此后，财政部提出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西藏自治区建国以来一直享受免征农业税的待遇），１１个粮食主产省区的农业税税率降低３个百分点，其余省份农业税税率降低１个百分点，同时鼓励沿海及其他有条件的省份先行改革。随即，上海、北京、天津、浙江、福建五个省份宣布自主免征或基本免征农业税。统计显示，通过免征农业税和降低农业税税率，2003年全国农民共减轻农业税负担约２８０亿元，农民普遍“减负”达３０％以上。2005年元旦前后，广东、江苏、河南、浙江、四川、山西、海南、宁夏、贵州、重庆、安徽、湖南、江西、青海等省市区相继宣布从２００５年起全面取消农业税，至此，中国大陆３１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已有２２个宣布全面停征农业税，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目标可望提前两三年实现。
在宏观政策及其他因素推动之下，2004年中国农民的收入在八年徘徊之后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元，实际增长68％，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sinacn 2005年01月25日10：51 来源：新华网。农民收入增加的实际意义将会因下面两个因素而打折扣。第一，农业生产投入的增加，浇地、耕地、播种、化肥、农药、收割等投入会随物价的上涨而增加。第二，相当一部分粮价上涨的好处被中间的流通环节拿去了，农民真正享受到的粮食涨价的好处并没有表面数字表明的那样大。。而农民收入的大幅提高，也普遍被认为是最得人心的政策之一。在《CCTV2004中国经济年度报告》的网络问卷调查中，问到“2004年中国最深入人心的经济政策”时，“切实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和“农民增收1号文件”，分列第一二。但我们必须看到，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农业税减免、国家的补贴和粮食价格的上涨，其在2005年的可持续性则是个问题。而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三农”问题的解决，远不是上述几个措施能够奏效的。
与此同时，2004年中国农村扶贫形势出现重大转机，脱贫人口数量达到300万，创五年来最高但中国目前贫困线的标准是非常低的，其测算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币637元以下，每天不足2元人民币。。2004年中国着重在11个重点贫困地区对342万人次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并利用187亿扶贫贴息贷款推动产业扶贫，实践表明，去年全国592个贫困县农民收入增幅要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sinacn 2005年01月07日21：29 中国新闻网。。但同时必须看到，目前中国扶贫标准还很低，脱贫人口并不稳定。比如2003年，中国实际解决贫困人口1460万，但又有1540万低收入人口因病因灾返贫，于是出现了20年来首次增加了80万贫困人口。
《博弈》 第三部分总体贫富差别仍在拉大
总体贫富差别仍在拉大
尽管农民收入在2004年获得超常规增长，但这并没有改变总体上收入拉大的趋势。根据2004年全国５万户城镇住户抽样调查结果，上半年最高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32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7％，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8倍，而最低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9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6％，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9％。高低收入组人均收入之比为95∶1，比去年同期91∶1有所扩大cecn/xwzx/gnsz/gdxw/200501/18/t20050118_2881766shtml。。也就是说，不同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也证明了同样的趋势，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也表明，2004年前11个月，高、低收入组的收入之比为58∶1，与上年同期的47∶1相比，差距也在扩大tom 2004年12月23日01时51分来源：光明网…新京报。。
部分居民对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感受也折射了收入差距扩大的社会后果。一项关于八个城市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与2000年前后相比，有587％、278％与135％的被访者认为其生活水平分别提高、差不多与下降了。从中可以看出，虽然从总体上看，进入21世纪以来，上述八座城市中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但值得注意的是：有超过八分之一（135％）的被访者认为与2000年前后相比，其生活水平非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按照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来说，有135％与575％的被访者对目前的个人生活状况分别感到满意与比较满意，两者合计占被访者总数的710％，但同时分别有165％与125％的被访者对目前个人的生活状况感到不很满意与不满意，两者合计占被访者总数的290％陈友华，2004，《百姓眼中的社会与发展——来自中国八大城市的调查报告》，yncninfonet/guonei/gedi/2004/3/1078197792_4/。。
2004年中国收入格局的变化是耐人寻味的。首先，总体上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是发生在宏观政策明显倾向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的背景下发生的。据此可以推断，如果没有上述宏观政策，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恶化是必然的。第二，一方面是农民的状况在改善，另一方面却是全国总体的贫富差距却进一步拉大，由此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究竟谁更穷了呢？在这当中需要注意两个可能的因素，一个是尽管农民总体收入水平在2004年有了很大提高，但在农民内部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化，二是在城市的内部，部分下层群体的收入状况可能在恶化。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讨论。
通货膨胀对城市社会下层影响较大
如前所述，2004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格局的变动，主要受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两个因素的组合影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预计，2004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在4％左右，将成为1997年以来物价涨幅最高的一年。粮食价格经过2003年10月和2004年2月、3月两轮大幅度上涨后，小麦、玉米、稻谷三种粮食平均市场价格仅次于1995年的历史最高价位。
依据不同社会群体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不同的关系，可以把这些社会群体分成下列五种类型：一是从经济增长当中受益大于通货膨胀当中受损的群体，如工资增加多于由于通货膨胀导致支出增加的白领阶层和其他就业者，也包括原来处于失业状态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获得新的就业机会者；二是从经济增长受益等于通货膨胀当中受损的群体，如工资增加大体等于由于通货膨胀导致支出增加的就业者，这当中可能包括了相当一部分农民，相当部分的蓝领工人和机关干部等；三是从经济增长受益小于通货膨胀当中受损的群体，如工资增加大体少于由于通货膨胀导致支出增加的人，包括收入只有轻微增加的农民、打工者和其他人员，工资和津贴只有微薄增加的机关干部也属此类；四是只有通货膨胀当中的受损，但没有在经济增长当中受益的群体，这突出表现为失业者和收入完全没有增加甚或减少的人员；五是通货膨胀当中的受损相对于经济增长当中受益来说微不足道的群体。这主要是指高收入群体，特别是私有企业的所有者。
上述八城市居民调查表明，2003年9月以来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城乡居民的生活特别是贫困群体的生活带来了相当的影响。但居民对不同商品价格上涨的态度有明显区别。三分之二（677％）的被访者认为2003年下半年以来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合理或比较合理的，三分之一（323％）的被访者认为是不很合理或不合理的。这说明城市居民对这次农产品价格上涨还是比较能够理解与接受的。觉得近年来水电气价格上涨合理或比较合理的被访者约占一半（510％），明显低于近几个月来对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理解，而认为近年来水电气价格上涨不很合理或不合理的也占近一半（490％）。10％的被访者明确表示农产品与水电气价格上涨已超过了其家庭的承受能力。有高达7739％的被访者认为在过去的一年中，房价上涨过快或较快，而认为房价上涨速度适中或较慢的仅占被访者的226％。当对有子女上学的家庭询问是否能承担得起子女的教育费时，有387％的被访者表示家庭能承担，另有530％的被访者表示家庭基本能承担，但值得注意的是有82％的被访者表示家庭已无力承担子女的教育费用。
城市群体被压垮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就是物价。原来我们调查发现，城市贫困群体的生活还能维持，有几个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是非正式的就业机会比较多，一个是社会支持系统在起一定作用，比如家庭，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几年经济低迷物价在下降，特别是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但是2004年的情况有所不同，虽然从总体上来说通货膨胀的数据不是很高，但是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对这部分人影响比较大。对这些人来说这可能就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利益集团化过程开始、中下层分化加剧、精英与大众的断裂凸现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利益集团化过程开始（1）
利益集团化过程开始、
中下层分化加剧、
精英与大众的断裂凸现
中下层分化加剧
来自不同方面的信息均表明，近年来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美林集团最近发表了《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现在的富裕人士（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较前一年增长了12％，达到236万人，这些人士的总财富为9690亿美元。这些归入富豪俱乐部的成员，每人拥有的平均资产超过41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400万元。根据美林集团在《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里面所定义的富裕人士：不计算个人居住的房地产，金融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人士。换句话说，要加入这个俱乐部，起码要求就是拥有100万美元，而且这笔钱是要可以随时用来投资于诸如证券、债券等金融市场的。该报告说，中国大陆的富裕人士数目从2002年的211万人增长到了2003年的236万人，增幅比例为12％，增速列亚洲第二（第一位为印度）。qingdaonews/content/2004…09/16/content_3657590htm。。
在财富向少数人手中积聚的同时，收入格局的分化在加深。近些年来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过去城乡分化的格局在变得进一步复杂化，特别是中小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的差距在拉大。过去在收入上的城市—乡村二元格局，有可能演变为大城市—中小城市—乡村的三元格局。虽然目前还缺少有关的全国性数据，但许多地区的案例表明，这种趋势是明显存在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目前的税收和财政体制之外，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原因，是经济活动越来越向少数大城市集中，而中小城市的经济基础越来越薄弱。从全国来看，中小城市欠发工资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不仅落后地区，即使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广东、山东、江苏等地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欠发工资。以安徽省为例，官方承认，县（市区）和乡镇财政困难，严重欠发工资。其中原因之一，是县乡经济基础薄弱，财源增长后劲不足。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国家宏观政策调整，作为县乡工业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发展遇到很大困难，再加上局部地区连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导致县乡财源萎缩，财政收入增长乏力《关于我省财政供给人员工资发放工作情况的报告》，ahrdgovcn/GazetteMis/Browser/contentasp？newsid=357。。另外的一则报道则描述了湖南常宁市通常被人艳羡的公务员的收入和生活状况。一名资深公务员，领到的“裸体工资”是每月600元（没有其他收入）。在这些公务员的圈子里，流传着一句“民谣”：上上届政府发得出奖金，上届政府发得出工资，本届政府发不出工资。20世纪80年代，常宁主要有17家国有企业，各自尚能正常运转；但到了今天，17家企业中有16家相继倒掉，只剩下一个金矿承包给个人经营《湖南三穷干部调查：领“裸体工资”的背后》，sinacn 2004年08月09日14：53。。
而在农民收入大幅增加的同时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象中，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值得注意的趋势，即中层和下层之间的分化可能在进一步突出。我们过去讲中国社会分化的时候，更多讲的是上层和下层的分化，而且都是假定上层是一个很小的数量，很大的一个数量是下层。主要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源迅速积聚到上层的过程，导致了一个人数不多但掌握大量资源的上层的出现。而在诸如房改、医改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中层与下层之间处境的差异并不大。这样就导致社会分化主要表现为上层和中下层之间的分化。到现在为止，这种分化已经开始定型化为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现在可能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原来大体上都属于下层的那部分当中出现了分化，即中下层之间的分化。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测算，最近几年中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正在以每年1％的比重增长。一般地说，中等收入阶层的成长，是与经济的增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数字是，在2003年，中国贫困人口首次出现反弹。如果以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作为标准，2003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增加了80万人。这在改革开放之后还是第一次。尽管增加的这80万人基本分布在贫困的农村地区，但实际上，城市中中下层之间的分化可能更为明显。
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
2003年在哈尔滨发生了宝马撞人案，2004年接着在长沙和深圳相继发生宝马撞人案，之后，宝马撞人的事件又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园上演。尽管这可能是几起偶然的交通事故，但本身却有很强的象征性。在公众的心目中，宝马代表着与金钱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身份，他们往往在普通民众面前蛮横而霸道，甚至以以强凌弱和故意破坏规则来显示这种特殊的社会身份。而哈尔滨和人大校园中撞人者的霸道态度，更加强了人们的这一印象。于是，普通老百姓依据自己有限的想像力，将宝马撞人事件，演绎为权势者与老百姓之间的冲突。这些交通事故发生后，在主流媒体和网络上都出现了热烈的讨论和愤怒的谴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连续几起宝马撞人案象征着越来越紧张的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关系。
在2004年，在精英和大众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带有对立或冲突的色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由香港学者郎咸平引发的关于国企改革特别是MBO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观点针锋相对，阵营也相当清晰。能够上网的普通人绝大多数支持郎咸平，而大部分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则站到反对郎咸平的一边。从表面上来看，郎咸平反对者强调的是效率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而郎咸平支持者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