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72-博弈-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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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川市政府处理出租车停运事件的具体方式上，还有一点是可以称道的，就是理性化的解决问题的做法。这种理性化的解决问题的做法，至少由下面三点构成。第一，实事求是地承认原来出台的“规定”或“办法”是有问题的，尽管这种承认还多少有些勉强和隐晦。第二，对大规模的停运事件没有采取激化矛盾的做法，而是用暂缓执行有关规定的退让或妥协方式化解了冲突。第三，在冲突中，出现了拦截、袭击仍在运营的出租车和小中巴以及其他的暴力行为，警方抓获闹事嫌疑人员127人，依法处理75人，其中依法逮捕4人。我们可以将这三种做法看作是解决这个事件方式的一种组合。这个组合应当给予足够重视，因为它改变了过去对集体事件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的习惯做法。在过去，只要出现少数人的暴力行为，就会将大多数人的要求加以否定，将其他人归之为受蒙蔽、受挑动。但在这次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政府做错了的就道歉，对于群众的要求认定是有道理的就加以考虑和解决，对于违反法律的就用法律的措施来处理。在银川市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既没有因为群众的要求有道理就姑息暴力行为，也没有因为有暴力行为就否定整个集体事件和群众要求的正当性。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有效地化解了突发的集体事件，而且可以说，也应该成为今后处理类似突发集体事件的一种模式。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说明的。在由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引发的集体事件中，个别的暴力甚至违法的行为往往不可避免。而集体事件夹带对公共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几乎必然存在。这为集体事件的特点所决定。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对待和处理集体事件中这些负面现象？在过去，我们经常是根据这样的负面现象对整个集体事件加以否定，结果是应该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在现代社会中，处理此类问题的基础就是法律，法律即要制止和惩罚违法的行为，也要保护民众表达利益要求的正当权利。暴 力 与 谈 判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暴力与谈判
暴 力 与 谈 判
据媒体报道：河北定州数百暴徒夜袭村民事件中的三名主犯已经在沈阳落网。但看了这样的消息，让人心里一点也感不到轻松。
致死人命的凶手要受到法律的严惩，这是天经地义的。但仔细一想，这里所说的主犯，包括此前已经抓获的22名犯罪嫌疑人，大多不过是凶手，至多是事件的组织者。他们为了什么呢？根据有关的报道，他们当中有的只是为了一天100元的报酬，组织者的报酬也许要更丰厚一些，但他们显然不是利益中人，说穿了不过是打手。
利益中人当然是有的。直接的利益中人就是媒体报道中屡次提到的定州电厂灰场工程承建方，也就是说是一个企业。在媒体的报道中，大多都或明或暗地指这个承建方就是这个恶性事件的组织者。但人们冷静一点去想，就会产生一个疑问，无论一个企业或企业家素质如何，平时是否劣迹斑斑，在正当的经营赢利与杀人犯罪之间如何进行选择，应该是不言自明的，那么，他（或他们）为何会选择制造致死六条人命的恶性事件？事实上，在此前后，由于征地和拆迁而引发的暴力事件，已有多起，只不过规模没有这次的大，死人没有这次的多，性质没有这次之严重而已。这就使得我们必须要通过这次事件，来透视事件发生背后的原因。
首先的问题是，目前不合理的土地征用制度使得土地征用很难在自愿的基础上完成土地转让的交易。按目前的有关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征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其中，征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每人的补助标准是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至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则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规定。而在实际补偿工作中，征地者往往在法定范围内尽量压低征地补偿费。据有关专家估算，在城市周围的土地征用中，农民获得的补偿往往只有土地商业价值的5％~10％。而即便是这样过低的补偿，还往往被随意截留、挪用和拖欠。在这次定州事件中，有两点是特别需要加以关注的。第一是补偿标准，根据有关规定，“每亩征地费用33919元，按照国家、省有关政策规定，此项费用每亩需上交国家和省、市19584元。经市委、市政府研究，每亩兑付村15480元”。而对于两三年的树，一棵才赔一块二。第二，该村人均占有土地只有08亩，由于20世纪90年代村里的地早已分完，按照国家现有30年不变的土地政策，此后从外地嫁过来的媳妇或者新出生的孩子大多数都没有土地。因此很多村民家实际上只有一个人有地。也就是说，假如一个家庭的土地全部被征用，所获得的补偿也是相当有限的，并不足以维持其以后的生活。实际上，这就是许多征地冲突中的结。
第二，征地及其补偿过程是一个权力在多个环节上介入的不透明过程，不完全甚至扭曲的信息常常产生有害的误导。在这次定州事件中，有一个情节是值得注意的：村民之所以坚守土地，强行阻止施工，一个直接的原因是“补偿款是4600万，而村里得到的只有500万”的说法。按照事后有关方面的解释：定州电厂共占地1748亩，全部征地费用5929万元，每亩征地费用33919元，按照上述国家、省有关政策规定，电厂灰场和灰场路共占用绳油村土地3789945亩；征地款共计58669万元（含青苗补偿费）。也就是说，村民对补偿款总额存在误解。本来，只要信息是透明的，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村民也要求公开征地补偿方案及合同，但却没有得到政府的回应。于是村民们的一个基本疑问就是：“你们占我们的地，到底给我们村多少钱？”双方的僵持状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第三，缺少谈判的过程。本来，土地的征用，无论是用于国家公用事业的建设，还是用于其他的商业用途，都应当是一个自愿的交易过程，而这个交易过程应当主要由交易双方的谈判来完成。但在目前我国土地征用过程中，这种谈判过程基本是缺位的。这当中的原因固然不止一个，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目前我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是一种含糊的集体所有制。这样，在征地的过程中，往往由村委会代表村民来决定事实上已经由农民个人长期承包的土地。而我们知道，在土地征用和补偿的过程中，村委会的利益与农民的利益往往是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因为土地补偿款中有一部分（通常超过10％）由村里支配，这样一来，就会发生由村委会代替村民做出损害村民利益的决定这样的事情。在定州事件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绳油村多位村民反映，征地时任村支书的牛全战接受定州电视台采访时称，村里已经开过党员会和村民大会，全体村民同意征地及补偿标准。村民则称村里从来就没有开过村民大会，更不知道补偿标准。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曾经提出过两个与本事件有关的观点，一是要防止社会生活的西西里化，二是要注意到近些年来强势群体日益变得专横和霸道。仔细分析这次的定州事件，使得我们应当更加需要对这两种迹象加以警惕。已经有许多论者指出了这次事件的黑社会性质。问题在于，类似的事件并不仅仅发生在定州，抗议征地者被群殴，甚至被殴打致死；抗议拆迁者被群殴或被暴力驱赶；讨要工资的民工被殴打、殴打致死、剁手，类似的事件已经发生多起。所谓西西里化就是一种以强力建立的不公正秩序。西西里化将会从强力和不公正两个方面，扰乱我们的社会生活。
而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能够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具体表现为在弱势群体面前，强势群体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为什么本来可以公开的信息不及时公开？为什么跳过必要的谈判环节而使用强力和暴力？都是与这个因素分不开的。定州事件中下述这个情节形象地表明了这个逻辑：国华定州电厂曾向有关部门发出《关于灰场建设受阻严重影响电厂生产的紧急报告》。这份报告称，电厂2号机组原计划投产日期为2004年12月1日，定电一期灰场工程于2003年7月安排实施，计划2004年3月具备储灰条件。但由于施工严重受阻，截至2004年6月25日，灰场工程无任何进展，运灰路尚余200米不能施工。电厂1号机组已经运行两月有余，产灰量已经超过两万余吨，目前只能在厂内二期工程预留煤厂临时存放。一旦2号机组整体启动后，电厂产灰量将达每天800吨，情况万分紧急。这份报告最后提出“恳请有关部门再一次给予‘有力支持’”。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就是：2004年3月至2004年7月9日，在定州市相关部门的强力支援下，煤灰厂施工方共强行施工十余次，出动工程车辆50台次，警车80台次，公安及施工人员5000余人次，试图采用断水断粮的手段逼迫村民退出征地。改革的侵蚀阶段与转型阶段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改革的侵蚀阶段与转型阶段（1）
改革的侵蚀阶段与转型阶段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曾经多次提到改革的侵蚀与转型两个阶段划分。这个阶段的划分方法，对于认识中国的改革过程以及目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
改革的侵蚀与转型两个阶段划分，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罗纳—塔斯（Akos RonaTas）教授最早提出来的。当时他提出这种阶段划分的基本背景是：在社会学中，关于市场化改革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不同的研究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一种结论是，市场化改革缩小了社会中的不平等程度，因而认为市场化改革具有一种平等化效应；而另外的一些研究则表明，市场化的改革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结论，都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提出来的，都有相当可靠的经验事实的支持。
为了解释这种分歧，罗纳—塔斯提出了改革的侵蚀阶段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的划分。在罗纳—塔斯看来，侵蚀阶段和转型阶段是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两个互相衔接的阶段。侵蚀阶段基本上是自下开始的，是旧体制的瓦解过程，推动这个过程的就是那些追逐个人利益的人们；转型阶段则是自上启动的，它主要是通过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关键的立法行动实现的。罗纳—塔斯认为，向市场转型开始于国家对致力于合法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明确承诺，标志是保护产权、对私营部门不另眼看待。在这样两个阶段划分的基础上，罗纳—塔斯指出，市场改革的平等化效应的观点较适用于改革的早期阶段，即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时期；而认为市场改革会加剧社会不平等的观点则适用于描述改革的晚期阶段，即实际的转型过程。
为什么改革的两个阶段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是完全相反的？原因就在于这两个阶段所形成的经济形式有着很大的差异。在罗纳—塔斯看来，在侵蚀的阶段上，国家将私营经济主要限制在消费经济领域，对财产向私有部门流动的限制仍然是存在的，而且仍然禁止党和政府的官员参与私营经济。这样，在社会主义的侵蚀阶段上发展起来的“二次经济”中，干部并没有什么优势，或优势很小。而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则会全面扩大不平等。转型阶段拆掉了横在国营和私营两个部门间的障碍，私营部门成为经济中的一个平等的成分，能够从事资本密集型的大规模制造业、跨国贸易、全国性的服务事业以及大型基建项目。而且，转型的过程也迫使干部要自找生路。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造成转型越是深入，干部就会越多地从事私营经济的经营。这些干部进入的不是传统部门，而是日益增长的现代部门。干部的身份和其所拥有的资源，有助于他们建立公司性企业，并使他们在经营上获得成功。
罗纳—塔斯提出的这样一个改革阶段划分的方法，不仅对于我们认识在改革不同阶段上不平等问题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整个改革过程及其规律的认识。按照这样的一种框架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改革的两个不同阶段上，改革所面对的问题、改革的推进力量、改革的阻力、影响改革的因素、改革的方式和策略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也是非常不同的。
首先，在改革所面对的问题上，两个阶段有着根本的不同。侵蚀阶段最主要的目标是瓦解旧体制，新体制的建立是局部而零碎的，而转型阶段的目标则是全面建立新体制。这样，两个阶段面对的问题就会有明显的不同。以中国的改革为例，经济学家张军先生曾指出，在改革的早期，中国改革面临的几乎都有两者必择其一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归根到底是要市场经济还是要计划经济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更多地是一个选择问题。而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改革遇到的大多数问题不再具有“YES”或者“NO”那种两者必居其一的性质，而是经济复杂化和市场化之后出现了更多技术性问题，对它们的认识和解决需要超凡的和高度技术性的知识。尽管对张军先生将目前的改革概括为进入技术层面的判断我是不赞同的，但其对改革初期阶段特征的概括是很精当的。在那个新体制和旧体制的抉择中，所面对的基本障碍是旧的意识形态，是旧体制的惯性。所以，在那个时候，需要的是冲破旧体制和旧的意识形态的勇气，是冲破旧体制和旧的意识形态所需要的智慧。在那时提出的“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与其说是表明了探索的必要性，不如说是体现了避免无谓争论的推进改革的智慧。因为“不争论”本身就意味着改革的推进者们实际上已经有了明确的“方案”，否则怎么会不争论？但到了全面建立新体制的时候，事情就变得进一步复杂化。因为建立一种全新的体制显然要比破除旧的体制需要更多的条件。这种条件首先还不表现在所需要的知识是否足够，而是表现在掣肘的因素会更多，所需要的其他条件更为严格。
《博弈》 第三部分改革的侵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