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之间-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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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资历，毛泽东当然要比邓小平资深得多。毛泽东出席过党的一大，是“创党”的赫赫大员之一，曾任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长和国民党中央的代理宣传部长，又是中共中央的农委书记，瞿秋白曾称他为“农民运动大王”！尤其是这次在大会上的一席发言，更是振聋发聩、入木三分，令全体与会人员耳目一新！毛泽东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涉及会议总方针的最核心、最紧迫的军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
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段文字的神来之笔，就在于最后一句话：“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此话是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伟大思想的最初由来。毛泽东这一精辟论断的提出，立即引发了与会中央委员们的热烈反应，并得到中央委员们的普遍赞许，对于列席会议的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来说，更是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邓小平是在会议的进程中认识毛泽东的。在此以前，他对毛泽东的大名已早有所闻，知道这个党内的著名“农民运动大王”是个湖南汉子，满腹韬略，很有抱负，只是无缘相识。今日幸得一见，而且亲耳聆听了他的一番宏论，自然是由衷敬佩。毛泽东以前不认识邓小平，这次在会议上看到这位中央秘书处的负责人这么年轻、干练，而且听说还留过法、俄两国，学识渊博，办事认真，亦从心底流露出对这位四川小个子的赞许之情。
由于时间紧迫，来去匆匆，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会议上来不及交谈，会议一结束就分手了。
半个多世纪以后，邓小平以76岁高龄于1980年初夏到武汉视察工作，在八七会议旧址前回忆道：
当时，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会议代表有二十多人，分三天三批由党内交通员带进去的。办事情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央负责人后进，最早走。八七会议会址与餐厅相隔，两处均有后门相通，会议代表全部从后门进入。李维汉是秘书长，会议代表有二十几人，我是中央秘书，陈独秀原先要搞正规大中央，搞八大秘书，我就算是一个，以后没有到齐。我是政治秘书，还有刘伯坚没有到任。1927年底在上海我才当秘书长。我们二十几个人分三批进来，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得最晚。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甚至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在一个晚上带小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
当时都是年轻人。毛泽东34岁，瞿秋白29岁，李维汉31岁，任弼时23岁，我23岁，陆定一那时比我小两岁。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正如毛泽东所言：“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
毛泽东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果真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尔后引兵井冈，结交了“绿林双雄”袁文才、王佐，开创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做了红色的革命“山大王”。
邓小平在八七会议后随同中央机关到了上海，是年12月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汉口，大江奔腾东去的雄关要津！中国革命在这里留下了惊险的一幕，瞿秋白、李维汉等一批共产党人在这里留下了匆忙的身影，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个后来的“千古风流人物”在这里见过面、开过会。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在汉口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在湘、赣等地领导农民秋收暴动，从而掀起了土地革命的伟大风暴！毛泽东、邓小平也从此脱颖而出，指点江山，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第一部分 苏区聚首风雨同舟第2节 毛泽东开创中央苏区
汉口匆别后，毛泽东与邓小平分道而去，各奔东西继续各自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未料，三年多以后，他们又汇合在江西中央苏区的红土地上了。
中央苏区（亦称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直接领导开辟的。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后，中央政治局领导人瞿秋白独具慧眼，认准毛泽东是个很有胆识、很有见地的党内优秀人才，曾邀请毛泽东随中央机关到上海，留在中央工作。论交情，毛泽东与秋白相谊甚厚，是难以回绝的；论公理，秋白是他的上级，理应听从组织的安排。但毛泽东考虑到中央政治局已责成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赴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农民秋收暴动，他的脑海里已浮现出“秋暴”、“上山”的蓝图。他感激秋白的知遇之恩，却坦直而坚定地对秋白说：
“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于是，在湖南省委沈家大屋会议上，毛泽东受命出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于1927年9月5日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率领5000余起义将士，发动了著名的湘赣边秋收暴动。但由于敌强我弱、缺乏经验等多种原因，秋暴受挫，“溃不成军”。毛泽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毅然放弃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上作出了“退兵萍乡”的决策，率领工农革命军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山区进军，开始了我党武装斗争从城市转向农村的伟大转折。毛泽东指着地图向起义将士说：
“我们要到罗霄山脉中段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但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与历代的山大王不同。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个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积蓄力量，徐图发展！”
毛泽东的话语，像一股春风，驱散了郁结在起义将士心中的阴影。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带领下，踏上了“引兵井冈”的伟大征程。
1927年9月29日，工农革命军进抵永新三湾。毛泽东领导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改编后，兵精将锐，面目一新，留下的700余人，都是大浪淘沙后的精华。随后，在江西省委的指点和宁冈党组织负责人的帮助下，毛泽东上山召开古城会议，作出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策，结识了袁文才、王佐两个“绿林朋友”，割据创业，建立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红色政权，开创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从三河坝撤守的南昌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在宁冈胜利会师。朱、毛会师 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前委书记。从此，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烈火越烧越旺，蒋介石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惊恐不安，加紧发动“进剿”。龙源口大捷后，边界进入全盛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拥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面积达7200余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井冈山军民集体奋斗的结果，但无论是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看，建树盖世之功的当首推毛泽东。毛泽东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根据地建立和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且还在理论上对井冈山斗争的革命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概括，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理论的基本思想。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年35岁。他身在井冈山，胸怀全中国，在井冈山就提出了从“小块红色政权”到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构想。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写道：
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多么远大的目标，多么深邃的思想！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国民党于1928年12月下旬策划“血洗井冈山”，调集湘赣两省军队以6个旅18个团的兵力，向井冈山根据地和朱毛红军发起了第三次“会剿”。一时间，井冈山根据地四周，黑雾弥漫，杀气腾腾。
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寻找新的生计，毛泽东在柏露会议上决定“围魏救赵”，把视线从井冈山转移到一个更大的舞台——赣南、闽西的广阔地区。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转战赣西南、闽西，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2月，毛泽东在吉安陂头主持召开了著名的“二七”会议，掀起了土地革命的热潮。随后，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决定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发动群众进行苏维埃政权割据，并以此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日后又提出了“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从而为中央苏区的开辟确立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拉开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序幕。此后，赣西南、闽西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1930年3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
1930年6月，红一军团在闽西汀州成立，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兼前委书记，下辖红四、六、十二军，兵力共2万余人。8月，红一军团在“牛行示威”后，与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随后，在“立三路线”的指令下，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久攻不克。毛泽东当机立断，撤围长沙，回师江西。10月，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和工农群众一举攻克赣西重镇吉安，建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这就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底至1931年9月，毛泽东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一、二、三次“围剿”的辉煌胜利，歼灭国民党军7。5万人，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不仅有力地保卫和巩固了江西中央苏区，而且使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中央苏区拥有江西的瑞金、兴国、宁都、于都、石城、会昌、寻乌、安远、信丰、广昌、黎川和福建的长汀、龙岩、上杭、永定、连城、清流、归化、建宁、泰宁、宁化等二十几个县的广阔地域，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面积8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453万的中央苏区，是同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
从此，毛泽东领导开创的中央苏区，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成为中国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实践表明：毛泽东是八七会议后第一个上山下乡的中央委员，是把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具体化的成功典范，是在实践中顽强探索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杰出代表。
第一部分 苏区聚首风雨同舟第3节 红七军千里转战，“汇合朱毛红军”
在毛泽东努力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并为之奋斗的同时，邓小平也在探索。
邓小平自离开汉口后，在上海做了一年半的中央秘书长。到1929年夏，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派，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广西南宁，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当时在广西，人们并不知道有邓小平这么一个人。他化名邓斌，进行秘密工作，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的秘书，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代表、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此时的邓小平，已经不是带着满身“油印博士”墨香、从苏联刚刚学习回国的那个有点书卷气的邓希贤了，而是经历过北伐风雨、担任过中央秘书长、列席过党中央的各种高层会议、参与过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有着相当政策水平和工作经验的领导人了。
他，年仅25岁，就身负重任，显得那么沉稳、成熟，那么精明、老练！
是年12月，邓小平同张云逸、雷经天等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翌年2月，邓小平又同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发动龙州起义，创建了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根据地。在此期间，他先后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政委和前委书记，工作干得很出色。在邓小平等人的领导下，仅四个多月的时间，广西红军力量发展到7000多人，红色区域扩展到20多个县，拥有100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国内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邓小平在红七军工作期间，就很注重学习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这是因为当时在中央担任军事部长和组织部长的周恩来，不仅对井冈山的斗争予以关注和指导，而且还代表中共中央充分肯定朱毛红军的经验，高度评价井冈山的斗争，并且通过党内文件和党的刊物《红旗》《军事通讯》《布尔什维克》等，向全国各块根据地介绍和推广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尤其是1930年1月5日在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委刊物《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刊登了陈毅于1929年9月1日撰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军委的编者按予以高度评价，称“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宝贵的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以一目了然”。“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如他们的编制，他们的战术，他们的筹款给养的方法，他们与群众的关系，他们对内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他们处置军中供给开支的原则（官兵夫经济平等，开支绝对公开）……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中央军委如此热烈的赞誉，使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很快就传遍全国各块根据地。邓小平在上海党中央工作的时候，就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的情况，尤其是1929年9月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的情况时，邓小平从这位当年法国同学的四川老乡口中，更直接地听到许多有关朱毛红军的具体情况。对此，邓小平自己曾说过：“我刚到红七军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一点军事也不懂。还是我在上海当中央秘书长的时候，陈毅来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才知道了好多情况。这也是一种学习呀！”据莫文骅在《红七军的诞生》一文回忆中写道：邓小平等在百色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