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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3953-我的心在乌云的上面-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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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集作序了解杨宪益

    对杨宪益先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是酒仙,有的说是名士,有的说是散淡的人,有的说是社会良知的代表,有的说是学贯中西的末代士大夫,有的说是体现传统美德的现代知识分子,有的说是毕生追求民主的真正爱国者,有的说是死不悔改的自由派……当然不是在同一个层次立论,但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宪益其人的一面。杨宪益绝非两面派,但这多面的表现极自然地统一在他的为人处世之中。     
    我跟宪益交往年头不长,在1993年末写的《读杨诗》一文中,有几处概括了他给我的印象:     
    杨宪益的学问不挂在脸上,也不挂在嘴上。也就是说,他从来不〃吓唬老百姓〃,不以其所有骄人之所无。他的学问融入了他全部的教养,平时待人,从不见疾言厉色,酒边对客,容有《世说新语》式的机智和英国式的幽默,都化为寻常口头语,不紧不慢地说出。     
    看来通体透着淡泊宁静的杨宪益,几乎很难想象他会拍案而起,凛然陈词。然而正是同一个人。有人称之为〃散淡的人〃,其实散而不淡。他似乎与世无争,乃是不屑斤斤于个人得失,更不齿〃上下交征利〃;他仿佛十分随和,但他和而不同,面对原则是非,他有所为有所不为,并且率真得毫无掩饰,更没有矫揉造作。     
    杨宪益不是书蠹,他读历史读活了,他更关注现实这活的历史。他于个人利害是超脱的,但不是不问世事的隐士;他于是非曲直是执著的,但又能不胶着其中,而高出一筹,从历史的高处俯瞰,这样才有了诗……     
    中国传统文化之于杨宪益,主要的并不在于从而获得典籍中的知识(他在这方面的考据也见功夫,兹不具论),而在于得其精神、风骨、节操。他浸润于西方文化多年,我以为同样是得自由、平等、创造的真谛,而不仅表现于译事的信达雅。这在我原只是混沌的感觉,这回初读诗集卷首所收的杨氏早年诗作,我以为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证明。特别是《雪》和《死》两首长篇五古,都是诗人1932年春即十七岁少作,不但格调高古,诗艺已臻成熟,而且其中已形成的生死观表现了一种透彻的了悟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这两者很好地互相结合渗透,是极其珍贵的。     
    这两首诗对人生和人格作了形而上的思考,但诉诸意象,读来亲切,不觉玄虚。可作了解杨宪益其人的钥匙,亦可作开启杨宪益其诗的钥匙。     
    而杨宪益作于1993年的《自勉》更为这一切作了明白的注释:〃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遭得失莫关心。百年恩怨难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     
    这是七八年前我的看法,七八年来这一看法得到更多的印证。但不知能不能得到所有熟悉宪益的朋友们认同。     
    我和宪益先生是1988年初在著名记者彭子冈女士的纪念仪式上结识的。在那之前,我早就读过他的一些译余随笔,别有会心的考据文字,又从他一些老朋友的口碑和新朋友的记述,得知他的为人。我们过从稍密,则是在90年代之初,他那被人戏称为〃杨氏沙龙〃的家里,已经门可罗雀的时候,我那时还没有被医生责令戒酒,于是相与持酒谈诗自然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打油诗〃。这种忘年之交,诗酒之谊,要在随兴之所至,谈笑风生,他既不查我的三代,我也不问他的身世。因此,多年下来,我除了知道他出身名门,负笈牛津,结缡海外,回国报效,直至热情迎接南京解放这样一个轮廓以外,于他在1949年以前的经历知之甚少;而1949年后,也仅知他和戴乃迭夫人共同从事把鲁迅著作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向英语世界译介的工作,日以继夜,字斟句酌;至于他的蹭蹬他的厄运,怕触痛他们老夫妇,我是从来不问的。虽然觉得读其诗、聆其教足矣,但听说他有口述自传出版,也曾很想一睹为快,后来才知道那是外文,相隔太远了。后来不断听说有人找他访问,但发为文章的不多。今年有李辉先生关于他们贤伉俪的图文并茂的著述加入〃大象人物聚焦书系〃出版,最近又欣闻邹霆先生以十余年之功写出了宪益的传记,我想,不但对杨宪益知之不多的人可以从而识其人,我也可以从这里补我所知之不足。     
    我在前面所引1993年对宪益的印象,已经是晚年〃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杨宪益,已经可说是一代典型。然而,〃这一个〃杨宪益,是怎样从津门少年、牛津学子、爱国学人、民主人士,一步一步走来的呢?有心人或可在这部传记中寻到踪迹。    
    按照过去习惯的说法,宪益的出身属于膏粱之家。这样人家的子弟,有的声色犬马,贪婪奢侈,但也并不尽然。不少人从小衣食无虞,什么都享受过,见识过,反不像某些出身贫寒的人那样容易耽于物欲;宪益日常不善自理,看得出幼年失怙,作为众姐妹群中〃独苗儿〃的少爷公子,〃生于深宅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烙印,这一点有些像〃但知饱食,不谙他务〃的样子,然而他一生能淡泊自处,不但不懂得斤斤计较,而且大事小情都与工于心计的人大异,这就不仅是贾宝玉式的〃潦倒不通庶务〃所能解释,多半由于他所受的书本教育的熏陶,加上他笃信书本上东西的那种〃书生气〃,这份书生气成全了他的责任感,他的正义感,他的道德感,也使他隔绝了政客的权变,市侩的机诈,乡愿的伪善无特操,文痞文丐的蝇营狗苟。我一直相信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性格大抵在十几岁时就已形成。少年时代中西优秀文化给予杨宪益的影响,到老都看得出来:他对人间不平事的愤怒和悲悯,无所顾忌的指斥和抨击,依稀〃少不更事〃的率性天真、〃少爷脾气〃(这一点倒与〃廖公子〃承志同志有某些相似之处);他在逆境中的随遇而安,显然沿袭了小时候以〃好玩〃〃有趣〃的审美态度看取生活。而这一切,都让我想起〃二分梁甫一分骚〃的陶潜。当然,任何比拟都只求近似,时代不同,世情自异,天下并没有雷同一响的事。     
    宪益的多面一一看去,线索清楚,逻辑分明,不像有些人的性格表现由复杂而濒于混乱,甚至不合逻辑。大约不仅是他的妹妹和家人会从他身上看到他几十年前青少年时代的影子。然而,他虽年事已高,却还在与时俱进,他生活在不断的思考中。最近读《寻根》杂志,他对若干年前的旧作,逐条附笔加写了近年思考所得,是之谓〃推陈出新〃,此老的生命力令人惊异。     
    我相信读者会从比较翔实的传记中,对杨宪益增进了解。只有了解了,才能从他的生平得到更多的启示。     
    2001年4月4日


上篇:读人(下)读阿垅最后遗书

    夜读抄     
    诗人、文学评论家阿垅,本名陈亦门,又名陈守梅、S?郾M?郾等。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捕,被毛泽东定为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1967年3月21日死于狱中。     
    1965年6月23日,阿垅已病重,他以陈亦门署名写了一封两千多字的长信,受信人为〃审讯员,并请转达〃,没有具体的机构或人名。     
    阿垅声明,〃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他说,《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不仅不真实,而且混淆了、颠倒了是非黑白;〃材料本身的选择、组织和利用,发表的方式,编者的'按语',以及制造出来的整个气氛,这样做法,是为了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阿垅说现在没有必要,也没有心情对这些〃材料〃作全面的详尽的叙述和分析,只举了两个具体例子,要点式地指出其中明显的矛盾。     
    〃第一个例子,我给胡风的一封信,内容是反映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在'磨刀'了。     
    〃我反对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关心的是共产党,左翼人士,就是说,为了革命利益,我才写这封信。     
    〃但'材料'却利用这封信的灰色的形式,当做'反对'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东西而向人民宣告了!     
    〃这是可耻的做法,也是可悲的做法。〃     
    〃第二个例子,胡风回复我的信,打听陈焯这个人的一封信。     
    〃在这封信的摘录后面,编者作了一个'按语',说胡风和陈焯有政治关系,现在被揭露了云云。……     
    〃如果按照编者的逻辑,胡风和陈焯果然有什么真正的政治关系,那胡风为什么不直接给陈焯去信而这样向我打听呢?!为什么在前一封信中胡风还把'陈焯'这个名字弄错为'陈卓然'呢?!为什么你们所发现的'密信'不是陈焯等人的信而是像现在这样的东西呢?!〃     
    面对并非个别的歪曲事实真相的〃材料〃及其〃按语〃(后来在法庭上走过场时的指控也就以此为依据),阿垅进入更深层的思考,这才是他所谓〃单刀直入〃、切中要害之处。     
    阿垅写道:〃人是并不厉害的,事实才是真正厉害的。因为,事实有自己的客观逻辑,事实本身就会向世界说话。因为,事实本身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哪怕是一个一时巧于利用了它的人的意志,对它,到最后也是全然无力的,枉然的。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国会纵火案不是已经破产了吗?〃     
    阿垅接着写道:〃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要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     
    阿垅对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定〃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必须抛弃的错误,整个案件的性质是迫害和欺骗,而他坚信真理和真相不可掩盖,终会比谎话长久。他曾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     
    阿垅在这最后一信将要结束时说:〃当然,我也从大处着眼,看光明处。但这件案件始终阴影似地存在。我还期望着又期望着,能够像一九四二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整风的结果那样,能够像毛主席亲自解决问题那样,最终见到真理,见到事实。只要那样,个人吃了苦也不是毫无代价。〃    
    阿垅在羁狱十年,病重而无告的情况下,仍然把惟一的热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身上。然而直到他两年后瘐死前,一无反响。谁也不知这封信转送到哪一级政府或党组织那里。毛泽东生前没能像在延安为〃抢救〃运动所伤害的人平反那样,为50年代反胡风运动所伤害的人平反,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只能指望他以后的继任者明智地解决遗留问题。中共中央终于在1988年第三次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彻底平反,距阿垅逝世又过了二十一年,距阿垅此信已二十三年。距1955年制造这起冤案则长达三十三年了。呜呼!     
    而阿垅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地方,那样的处境,在这封最后遗书中所陈述的认识,值得时人与后人深长思之。     
    2001年4月30日


上篇:读人(下)诗人黄秋耘(1)

    听到秋耘的噩耗,我无言。逡巡久之,捧起他的《旧梦吟草》,默读再三。这是秋耘倩人打印在宣纸上,亲手改错并装订的,只有三十几面的薄薄小册。再对照花城版四卷本文集中的诗词一辑,增加了新作四首,共三十题三十四首,也只占薄薄的三十页。     
    回想四十多年前,初读秋耘文章,留下不灭印象的是他《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刺在哪里?》、《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以及《犬儒的刺》等短论,随后在反右派时看到他和秦兆阳、韦君宜一起受到批判的报道;60年代他以《杜子美还家》、《鲁亮侪摘印》昙花一现,又在文革中受到更激烈的批判。直到80年代他发表的《丁香花下》一组情文并茂的忆旧散文,〃血泪文章战士心〃,在当代散文中独树一帜;特别是以〃欲语惟真,非真不语〃的态度写下的《风雨年华》,不仅是生平实录,而且是对历史的反思(因触忌讳,初版删夷不全,数年后始获增订出版),在回忆录写作中率先冲击了作伪和文饰的恶劣文风,表现了作者的人格和勇气。     
    秋耘说他最喜爱的文学形式还是散文。在他全部文字遗产中,诗的数量似乎太小了,尽管如此,反复斟酌的结果,我以为盖棺论定,他首先是个诗人。不仅因为他毕生所执著的追求,以及由此而来的爱与憎,悲哀和愤怒,都与他几近天赋的诗人气质分不开,而且,他最擅长的散文写作,也流贯着诗的气韵,都是以诗人之眼,诗人之心,诗人之笔,发而为文的。     
    早在1933年夏秋,十五岁的秋耘随叔父登八达岭长城,领略北地风光的同时,也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长驱直入忧心如焚,咏了一首七律:     
    长城万里复何如,难阻临洮牧马胡。     
    掘井讵能临渴日,补牢应在失羊初。     
    关山到处连烽火,春燕何年巢舍庐。     
    休怪嬴秦亡太速,祖龙长策在焚书。     
    秋耘的叔父看到这首诗,寄给了南社诗人廖庵(平子)先生,廖先生的评语是:〃诗的对仗虽不甚工整,但令侄髫年作此,亦可见其感时忧国之心也!〃     
    从这时起,经过整个的抗日战争时期,秋耘投笔从戎,又一度系狱,留下的诗虽不多,但都是感时忧国的心迹:〃安能楚囚相对泣,潇潇泪洒新亭边〃(《访翠亨村孙中山故宅》),〃拼将骸骨埋夷地,留得心魂为国殇〃(《狱中作》),〃敢有歌吟伤小别,愿为牛马报苍生〃(《赠苏牧》),想见作者反法西斯不惜牺牲的壮心豪气。读他这些少作,不能不令人记起陆游感慨系之的〃少年许国空衰老〃,为之三叹!     
    聂绀弩曾说旧体诗似乎格外宜于表现某种特定的感情状态。在文革结束后秋耘曾引用司马迁〃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来注解〃愤怒出诗人〃,说〃无爱无憎,就没有诗〃,我们也在他的诗作里,看到了一代投身革命的知识者的血泪情怀。     
    《四十》以下几首未注明确切的写作年月,但诗稿编年为序,与他的忆旧和自述文相印证,可知大都为反右派后所作。     
    如《四十》:     
    四十方知卅九非,何期事与愿俱违。     
    反思自悔迷途远,毁誉宁惭举世知。     
    事有难言愁似海,情无诉处恨成丝。     
    感君扶病犹相忆,愧我临风涕泗垂。     
    这五六两句的情境,它所包涵的心路,是同代人心中或有,却未经人道的,古人虽亦有忠而见疑,或忧谗畏讥,但大环境和小环境都有不同,很难类比。     
    又如《无题》:     
    七月凉飙九月霜,无端秋草满池塘。     
    为丛驱雀谁登垄,彼牵牛不服箱。     
    深院忍听桐叶落,残阳欲尽百花黄。     
    廿年苦斗身名裂,留得丹心荐彼苍。


上篇:读人(下)诗人黄秋耘(2)

    十几年前,秋耘曾抄此首题为《七月》,同另一首《四月》,以诗代柬寄我,而将第七句改作〃卌年斗志坚如铁〃,由二十年而四十年,其间多少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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