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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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理论对信任关系的维度给予了关注（Elster 1989；Coleman 1990；Hardin 1991，1993，1996）。这个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信任者和被信任者都是理性的行动者，通过对可得信息的理性计算，他们试图使效用最大化（实现目标、获得利益、获利减去费用）。他们的关系采取交换或博弈的形式，其中每一个参与者都被这种理性的计算所驱使，并考虑他人的相似的计算理性。这“把信任看作本质上是对被信任者通常自私自利的行为的理性预期的一种解释……信任在这里似乎是被薄膜包装起来的利益”（Hardin 1991： 187）
包含信任的交换的特有属性是基本的不确定性或风险（即主要的是对于参与者未来行动的不完全的信息）的存在。就像卢曼所说的：“信任只在坏的结果将使你后悔自己的行动——即当可能的失败将给你带来损失——时才需要”（Luhmann 1988： 98）。在这种风险条件下，给予信任有两条主要的指导原则。第一条是在风险之下的效用的最大化：“如果相对于失败的机会来说的成功的机会，比相对于可能获得的数量（如果他成功）来说的可能损失的数量（如果他失败）大，那么通过下赌注于信任，他有预期的收获；因而如果他是理性的，他应该给予信任”（Coleman 1990： 99）。第二条是在风险情景中损失的最小化。我们可以套用科尔曼的话来说就是：“如果相对于成功的机会来说的失败的机会，比相对于可能损失的数量（如果他失败）来说的可能获得的数量（如果他成功）大，那么通过放弃下赌注于信任，他有预期的收获；因而如果他是理性的，他应该收回信任”。
根据对信任的这种说法，信任者的关键问题是缺乏对与这种情景相联系的所有的相关方面的充足信息：依赖于受托者（trustee）的总体的值得信赖性或对潜在的获得和潜在的损失的估计的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由于各种收获和损失的度量和比较的测量方法的不相容性（例如，一个人如何比较由参与者对信任的背叛引起的后悔、羞愧或“丢脸”与如果信任被满足的潜在的金钱的收获）而变的更加困难。“这至少要求个体参与各种信息获取和整合的过程”（Earle and Cvetkovich 1995： 28）。需要各种信息的最复杂和困难的估计也许在于我们考虑作为信任对象的人或社会客体的值得信任性。“在做出是否给予信任的决定中包含的三个参量（quantity）中，经常是最不为人所知的一个参量是受托人将维持信任的可能性”（Coleman 1990： 102）。例如：如果我把钱存在银行里，很容易计算我将得到的利息，但是真正的问题是银行的偿付能力及其倒闭的可能性。这可能通过对存款的保险来应对，但它意味着信任保险的提供者的生存能力，这将会伴随着出现在另一水平上的估计值得信任性的问题。
单个关系只是最小的组合单元，它与其它单元相联系，形成更复杂的涉及信任和不信任关系的网络（科尔曼［1990］称之为“信任系统（system of trust）”）。由于信任的多条线的互动效应、纵横交错和重叠，它们获得了某些新的品质。这不仅意味着存在于被信任者（trustee）一边的值得信任的行为——即被信任者只简单地实现信任者的期望，而且意味着被信任者向信任者给予相互的信任，期望来自于信任者的值得信任性，如果关系要持续下去，他现在有义务达到信任的要求。每一个参与者既是信任者又是被信任者（Giddens 1991： 96）。这造成了一种强大的，相互增强的信任联结。“每一个人现在都有成为值得信任的另外的动机”（Hardin 1993： 56）。在相互不信任的情形中相似的动力在起作用。不仅我怀疑我的不道德的同伴，而且我的同伴对我有相似的怀疑。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在不信任的同时也不被信任。我们每一个人都采取保护性措施——使自己远离他人，避免与他人交往，限制与他人沟通，这增强了相互威胁的感觉，同时抑制了接近可能的相反证据的通道（限制了可能的值得信任的行为的可见性）。结果通过不断增长的疏远和怀疑的恶性循环（vicious loop），相互不信任不断增强。这种模式的例外发生在受标准控制的不信任的情景中，当游戏的规则允许甚至宽恕相互不信任时。这种对抗性安排的例子包括：纸牌戏中的欺骗、在一个阿拉伯杂货店买便宜货、在法庭上作为辩护律师和检查官出现。不信任被控制在可接受的或预定的限制之内，因而不会造成相互怀疑的不断增强。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信任与合作
最复杂的信任系统出现在合作的情景中。“信任的重要性直接源自于人作为社会动物的天性，人只有通过协同与合作的活动方式才能满足自己的绝大部分需要”（Benn and Peters 1977： 279）。人们常常面对许多他人并与他们的行动相联系而行动。当在一起集体行动时，合作发生了，它们指向某些共同目标，这些目标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独自不能够达到的。在这种情景中，每一个人的成功依赖于所有他人采取的行动。这种合作显著地提高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因为参与者的数量众多，而这些参与者中的每一个都是自由的和大抵不可预测的行动者，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成倍地增加了。所以，信任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信任是合作的前提条件，也是成功合作的产物。就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信任是合作的润滑剂”（Dasgupta 1988： 49），或“信任是合作的情感基础”（Barbalet 1996： 77）。与此相反，不信任破坏合作。“如果完全不信任，在自由行动者之间的合作将会失败”（Gambetta 1988 b： 219）。
在合作情景中，信任意味着指向每一个参与者的一系列赌博，我期望他们完成其份内工作（我相信简、马克、海伦和弗兰克做好他们的工作）。由于每一个参与者都做这样的指向每一个他人的一系列赌博，相互信任的网络变的异常复杂。在这些个体之上纵横交错着信任的连线，每一个人也给予整个合作团体一般化的信任（generalized trust）（“这是一个熟练可靠的参与者组成的优秀团体”）。在一般化的信任的顶端，甚至存在着更抽象的对维护愉快合作的协调、监督、或领导的组织化的体制的信任（“这个团体组织良好，管理有方”）。
因为每一个人的成功需要所有人的贡献，合作情景除了具有包含在人际关系之中的所有一般类型的风险之外，还造成了新的风险：他人（所有的他人、某些他人、或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一个他人）可能背叛从而使其他人的努力化为泡影。当通过合作将达到的目标具有公共的好处，最终独立于他们贡献的程度，有益于所有人的时候（在世界杯足球赛上获胜给所有的队员而不仅仅给进球的队员带来荣誉和金钱；民主革命的成功给所有的公民而不仅仅给革命者带来自由）。那么合作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可能被诱惑免费搭乘（freeriding），减少努力，或一起背叛，而依靠他人去达到目标。这种最终导致自我挫败的（selfdefeating）实践从短期来看还可能被证明是有益的，因此在合作情景中解决免费搭乘的周密方法（组织化的控制、激励的分配等）被设计出来。让我们看看合作的各种情形，并尝试解开这里出现的复杂的信任网络。明显的差异将被归因于所承担的合作任务的不同特点。体育运动提供了很多例子。因此我们的第一个例子是在戴维斯杯国际网球锦标赛上的网球选手，或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参加集体项目的体操队。他们处在类似于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Durkheim 1964 b［1893］），或微观社会学者称为“共同合作（coacting）”或“附加（additive）”任务（Ridgeway 1983： 290…291）的情景中：每一位选手依次——确切地说是不在一起——完成特定的任务，而为了全队的胜利每一个人必须完美地完成任务。每一个选手相信其他队友是优秀的，不会使他们的努力化为泡影。工具性信任出现了。被队友信任产生了胜过他人的强烈责任感。这些多重的、纵横交错的信任之线加起来形成了一般化的信任氛围或气候，我们隐喻性地称之为团队精神或团体士气（group morale）。就像所有的教练都知道的，团队精神的出现是取胜的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
体育之外的相似的例子是在街道上铲雪的工人小组。每一个人与在附近的其他人相平行，实际上在一起做与其他人一样的工作。他们的努力加起来达到共同的目标。每一个人都相信他人会做其份内的工作，不需要胜过他人，而只要以通常的效率水平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再一次涉及工具性信任。对信任的赌博没有太大的风险，因为有足够多的机会对免费搭乘者进行即刻地监控并且动员集体的制裁。
足球队则是一个迥然不同的例子。这接近于迪尔凯姆的“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Durkheim 1964b［1893］），或用现代术语所说的“相互关联任务（interacting task）”（Ridgeway 1983： 291）。根据任务的分工，队员们被卷入到不同的行动中，而球队的获胜依赖于他们的流畅的执行和协调。每一个队员相信队友很好地完成他们各自的任务：例如，守门员依赖后卫队员的良好的防守，得分队员依赖精妙的传球等。工具性信任在此也是生死攸关的。
典型的工作群体、军事小分队、任务小组、委员会和陪审团都以相似的方式运作。明确的劳动分工产生了相互依赖的强烈联系，信任作为有效运作的前提条件出现了（例如，在装配轿车的小组中，每一个工人都依靠其他工人的符合要求的有效率的劳动）；在某些其他的团体中，价值论的信任也可能是必须的（例如，在陪审团中每一个成员必须信任其他成员的道德的诚实与公正）。
我们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喜玛拉雅山探险队。在危险的团体体育运动中，队员之间相互依赖的重要性远胜过有效地执行任务。面对最大的风险，我相信其他人不会抛弃我，会支持我、帮助我，会为了救我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价值的和基于信用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在那里也会发展出对整个团队的特别强烈的依恋，它被看成是生存所必需的支持力量。登山者愿意为了团队的目的而失去自己的舒适和满足。“在一个士气高昂的组织中，他们会理所当然的为组织的目的做出小的，甚至也许是大的牺牲”（Banfield 1967： 87）。
体育运动之外的可用来比较的例子是做一个复杂的外科手术的外科医生团队。所有的三种信任都会在那里出现：工具性的、价值论的和基于信用的，而且只有通过他们的结合；成功的合作才是可能的。另一个例子是军事单位。在有着最大水平的威胁的战争条件下，高昂的士气、对团体的依恋、和对其他战士的责任感，对获得成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高度的工具性、价值论和基于信用的信任似乎是提高战斗效率的先决条件。“非道德的家庭主义者不会赢得战争。士兵出于对组织，特别是‘弟兄们’的忠诚而战斗，而不是出于狭隘私利而战斗”（Banfield 1967： 88）。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作为人格特质的信任（1）
信任研究的一个不同取向是把信任看作人格驱动力、信任者的一种品质，而不是信任者和受托者之间的一种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社会视角（psychosocial perspective）。许多学者认为存在“基本信任（basic trust）”，或“信任冲动（trusting impulse）”，或基本的信任（fundamental trustfulness）（Giddens 1991；Wilson 1993），它作为在健康家庭的亲密的、关爱的氛围中成功社会化的产物而出现。这种信任倾向在后来将由伴有适当给予的相互的、互惠的信任的愉快的生活经验所增强。基本信任一旦在头脑里确立，它就变得有人情味了。巴巴莱特把它包括进基本的“社会情感（social emotion）”中：“自信、信任和忠诚是构成社会生活基础的情感”（Barbalet 1996： 75）。
信任的冲动可能是具体的也可能是一般化的。它可能指向某一类特殊的人，也可能包括所有人。在后一种情况下，它经常把世界与这种概括化的、普及性的倾向——比如乐观主义、开放主义、行动主义、未来取向、成就取向等——联系起来。
信任的冲动专门指向其他人类存在。所以破坏信任冲动足以使人失去人性，使信任的对象具体化，使它从人的特质——个体性、同一性、尊严、自制——中被清除掉。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断定这是在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使用的一种策略，犹太人在意识形态上以权威的方式被定义为寄生虫或杂草，而不是人。对这种客体，信任（或同情）的冲动不可能出现。所以不存在对他们的残忍的、大规模灭绝的禁忌（Bauman 1988）。乔恩（Chong）就遵循这种论证：“纳粹党卫军变得残忍并通过不允许吃饭、睡觉、和独处，以及加强群体惩罚以羞辱他们的犯人从而使他们失去自尊和个体性……这使得控制犯人更加容易”（Chong 1992： 704）。这种效应发生不仅仅因为犯人的抵抗力被瓦解，而且因为压迫者逃脱了任何良心的谴责。在宗教战争、种族清洗和建立在赋予不同身份基础上的其他形式的歧视和迫害中，同样的策略也被采用。
信任作为人格的积淀是信任的第二个维度，补充了把信任看成一种关系的看法。基本信任的存在和缺失在计算风险和代价时是一个限定因素，导致给予各种客体信任或从他们那里收回信任。它独立于任何理性的考虑，有时可能支持理性的考虑，但有时可能与合理性的暗示相反。对这种倾向于信任或不信任的心理偏向的忽视减少了理性选择理论充分地处理信任问题的能力，至少在它的传统理论中是这样。它似乎忘记了进行计算的理性行动者也是发育完全的人，也是经常充满情感和非理性的。
第四部分：信任的基础信任的三个理由
根据我们的定义，信任是对他人未来可能发生的行动所打的赌。所有的人在有些时候必须针对他人做这样的赌博；但有些人更经常做这样的赌博，而另一些人则更犹豫不决。在有些社会中人们更愿意给予信任，而在另一些社会中人们则是怀疑的和不信任的。在有些时候人们决定给予信任，而在另一些时候拒绝给予信任。并且甚至当他们给予信任时，他们有时进行较多风险和要求更高的赌博，有时只进行较弱的赌博以避免风险。“可能的信任者的决定几乎总是有疑问的——决定给予还是不给予可能的被信任者信任”（Coleman 1990：96）。“很明显，有一些情形要求信任，而另一些情形要求不信任”（Luhmann 1979：86）。并且让我们加上一句，有些情形要求一种信任，而另一种情形要求另一种信任。
在这一章，我们将探究使人们给予或收回信任以及选择特殊种类的信任的各种线索——理由、偏好和规则。这种信任的理由从来不是决定性的也不是总是有效的；它们从来不会完全确信所做决定的正确性。信任总是保持一种有可能失去的赌博状态。“用来形成信任的线索不能够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