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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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是最有风险的，因为有相当比例的行动者是无效率、没有能力以及粗心大意的。因此，期望有效率和有能力是相对较强的信任的赌博，比如，一旦自己最喜欢的政治候选人就职了，很多投票人都觉得自己很沮丧。总之，当信任建立在工具性期望之上时，我们将之称为工具信任（instrumental trust）。
第二类期望甚至要求更高。我们可能期望他人的行动具有下列道德品质：（a）我们期望他们在道德上是负责任的（例如做符合法规的、诚实的、可敬的事，遵守某些道德原则，为人正直），例如，我期望政治家不要挪用国家资金；（b）我们期望他们对我们是好心的、温和的，以仁慈的方式对待我们，例如，当我坦白我的罪恶时，我期望牧师不要嘲笑我或使我丢脸；（c）我们期望他们是诚实的、可信的、坦白的，例如我期望我的女朋友告诉我昨天她与谁共进晚餐5。（d）我们期望他人是公平和公正的（采用普适的标准、相同的要求、公正的程序、精英型的司法（meritocratic justice）），例如，我期望老板为我的额外工作支付工资。总的来说，赌注于其他人的道德品质比相信他们的基本理性更冒险。道德行动的范畴当然比理性行动的范畴要窄。但是在这类道德期望中也存在赌注的等级。（a）类期望风险最小：一些道德原则常常是能为人遵守的，而完全不道德或不诚实的人在任何国家中都是少数。（b）类期望比较苛求，因此是更冒险的，因为存在相当数量的野蛮的、暴虐的、苛刻的人。（c）类期望更不容易实现，因为撒谎和欺骗是人类十分普遍的恶习。而（d）类期望似乎最难实现，因为在每一个社会中有偏见的、不公平的、不公正的、滥用权力的、剥削他人的人似乎是相当多的。总之，当信任建立在道德期望之上时，我们将之称为价值论信任（axiological trust）。
我们也可能下最大的赌注，期望从他人那里得到伯纳德·巴伯所说的“信用（fiduciary）”行为，他把这种期望定义为“在某些情况下把他人的利益放在我们自己的利益之上的责任”（Barber 1983： 9）。这个类别例示如下：（a）无私（disinterestedness）（也就是在不考虑自己的利益或甚至违背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行动），例如，我期望老师在课后留下来给我解释我没有理解的一些要点；（b）代理人行为（representative action）（为他人的利益而行动，对他人福利表示关心，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例如，我期望工会为提高我的工资而斗争。（c）仁爱（benevolence）和宽大（generosity）（关心、帮助、保护受苦受难的他人，向他们表达同情和关爱），例如，我期望我的朋友在我被诬陷的时候能维护我6。这是最强的、最冒险的赌注，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太可能是无私的，而他们更不可能承担代理人义务并从事无私的利他的帮助。这种有真正同情心的行动者不仅比理性的行动者少，而且也比道德的行动者少。当信任建立在信用的期望之上时，我们将之称为信用信任（fiduciary trust）。
在不信任的情形中，情况则相反。等级正好相反。因此，怀疑他人将不会展示无私的、基于信任的仁慈是相当安全的赌注。所以，基于信用的不信任是风险最小，相对较弱的赌注。毕竟，就像谚语所说的，我们不能期望太多的“人们是公正的人”。怀疑他人是不道德的、不公平的、不公正的是不信任的一种更强的形式。价值论的不信任是更冒险的，因此它需要更强的赌注。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骗子。工具性不信任处在最强的、更加冒险的赌注之下。它是一种接近于偏执狂的期望，认为其他所有的人都是非理性的或完全疯狂的。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与期望相关的信任（1）
可能牵扯到的期望的极大多样性意味着信任的内容是极端易变的。说到信任，我们总是必须明确说明：信任别人会做什么？绝对的信任是罕见的。“只有小孩、恋人、面对上帝的亚伯拉罕、或有魅力的领导的狂热追随者才可能会不加限制地说‘我信任你’”（Hardin 1993： 507）。最常见的是，信任是相对的。“信任是一种三方联系：A信任B会做X7。比如，我相信你会做某事，我可能不会信任并期望你会做其他某些事情，而我可能仅仅是怀疑或不确信地期望你会做另外的一些事情。说‘我信任你’看起来几乎总是省略式的（elliptical）”（Hardin 1993： 506）。
也存在另一种相对性。包含在信任中的期望可能是适合于或不适合于信任所指向的客体的性质的。特殊的期望适合于特殊的客体，而不适合于其他的客体。期望妈妈的关爱（但不需要商业竞争对手如此）似乎是显然的，或可以期望朋友的帮助（但不要期望街上陌生人如此），或可以期望飞行员驾驶飞机的能力（但不要期望医院病人如此），或可以期望教授的理性（但不要期望孩子如此）。同样，期望法庭的公正（但不需要税收员如此）是自然的，可以期望工业公司是有成本效益的（但不需要期望博物馆如此），可以期望慈善机构是慷慨的（但不需要期望银行如此），可以期望足球队公平地比赛（但不需要期望街头团伙如此）。
我自己的研究为这种类型的相对性提供了充足的事实证据。当问到给予政府信任所必须的期望是什么时，工具性的考虑是占多数的：47。9％的人指向效率，44。2％的人指向能力。诚实和道德正直只受到38。5％的人选择。涉及法律的领域，价值的考虑成为中心，有79。9％的人强调公正。当问及天主教堂和它的机构，应答转向信用期望：64。3％的人选择把给贫困者无私的帮助作为他们信任的标准。在作为信任对象的社会角色中，政府官员被期望是有能力的（55。1％），高效的（48。1％），和可靠的（44。7％）。商业伙伴被期望是可靠的（69％）、诚实的（44。4％）和说实话的（25。3％）。较高的价值的和信用的期望被指向邻居：76。7％的人期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并且74。4％的人期望他们是诚实的。
所以，特殊种类的期望似乎是与特殊的职位（角色）和机构联系在一起的。似乎存在标准化的规则规定一个职位的任职者或一个机构的雇员应该如何行动。隶属于具体的职位的这种规则的模式构成了社会角色。控制一个机构运作规则的网络构成了它的“宪章”（charter）。如果一种特殊的行动方式是由标准的规则所规定的，我们期望一个人或机构以这种方式行动就是有理由的。我们期望妈妈的关爱，因为关爱是妈妈的标准角色的组成部分。我们期望社会工作者给予帮助，因为就像其他的“助人型职业”（Merton et Al。 1983）一样，这是社会工作者的社会角色的组成部分。我们期望商业公司是有效率的，因为寻求利润依照标准是这样的机构可以接受的目标。而我们期望足球队公平地比赛，因为公平比赛是这种体育机构的标准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人们经常使他们信任的期望与社会角色相一致，而不是与人相一致。因为人经常有多种角色，对每一个角色都有不同的期望产生，在一个地位他们可能是可信的，在另一个地位则可能是不可信的。例如，对于总统角色，公民认为重要的似乎是能力和效率，而不是没有缺点的诚实和正直。在这种情况下，选民使用工具性信任，而不是价值论信任。几年之前，正是按照这种逻辑，波兰选民选举了一个熟练的并且有才气的政治的行家，他有某种可疑的共产主义的过去和最近撒谎的记录（Aleksander Kwasniewski），战胜了所有的测量价值论的和基于信用的信任的民意调查的领先者——反抗运动的英雄，并且是一个绝对诚实、谦逊和仁爱的人（Jacek Kuron）8。选举之后立即问他们对新总统的印象，89％的回答者强调他的聪明，75％的人强调他的能力，57％的人强调他的达到目标的坚强意志，只有33％强调他的诚实（CBOS Bulletin； No。 4/1996： 26）。相似地，美国公众显然不关心他们的克林顿（Clinton）总统的可疑的道德标准，只要他证明自己作为政治家的效率与成功。“我们不关心他在他的卧室里做了什么，只要他是一个好领导”，这是受莱温斯基事件的激发写给《时代》杂志编辑的信中占优势的观点。
但是，不是所有的角色都这样，是一个维度。有的角色包括多个，有的甚至是不一致的相互矛盾的期望。由默顿分析的著名的例子是内科医生的“分离的关注（detached concern）”，依照标准，他被期望是冷静的、职业性的和技术上有效率的，但同时要表现出对病人的热心关爱、同情和帮助（Merton 1976： 68）。相信一个医生，我们常常两者都期望。这倍增了我们打赌（bet）的风险，因为如果医生只达到一个期望，我们将感到他辜负了我们的信任（她手术做的很漂亮，但不关心我们的疼痛；或她关心我们家所有的问题，但开错了药）。在我的研究中，这种矛盾是十分清楚的：82。4％的人信任医生，如果他是有能力的；但同时59。6％的人会信任他们，如果他们表达同情和帮助。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与期望相关的信任（2）
与此相似的有趣的矛盾心理出现在我的研究中，涉及的是军队机构。对效率的工具性期望（有70。7％的人选择）和纪律（41。2％）自然占优势，但是对助人为乐的信任期望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有24％的人选择）。也许这是因为军队在和平时不时履行一些社会服务职能——如：在自然灾难中营救灾民，在与罪犯的战斗中支援警察等——的事实9。
一旦期望根据规范得到规定，人或机构就要对其行为负责。辜负我们的信任就是不合标准。坏人可能为他们不适当的行为——这以同样的方式辜负我们的信任——而受到制裁。他们的值得信任被监控和强制，这增加了我们信任赌博的合理性，同时减少了遭受挫折的风险。就像巴伯所说的：“有效的组织创立监控、审计以及保险安排的一套模式保证了我们有能力维持以及预防或补偿基于信用的责任的失败（Barber 1983： 22）。另一方面，当我们的期望与这种标准化的规定（角色要求或组织化的要求）不一致时，我们的信任的赌博更有风险并易于遭受挫折。例如，我们的老板可能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他将会帮助我们解决家庭问题，但是他没有义务做这些事情，因此如果他不做这些也不会受到制裁（假设我们不是在日本，在那里企业有更多的需求这样做）。相似地，我们的邻居可能正好很有医疗经验，在有病的时候向他问诊就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如果他的治疗是灾难性的，你将不太可能控告他“治疗不当”。总之，如果我们报有没有标准规定要达到的与角色不一致的期望，我们信任赌博的风险就明显地升高了。
与信任相连的期望的类型不仅依赖于信任对象，也依赖于信任者的性格。对所有的对象，某些人格特质可能倾向于“硬的”工具性期望，关注于效率和能力；而另一些人格特质可能倾向于“软的”价值论的和基于信用的期望，关注于诚实、公平、仁爱和帮助。
在这方面也有社会性差异。我在波兰的研究表明这里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倾向于“软的”期望，而男性倾向于“硬的”期望（19。7％的男性认为“效率”是评判信任的主要标准，持这类观点的女性只有9。1％；36。4％的女性认为“公平”是评判信任的主要标准，持这类观点的男性只有29。5％；60。8％的女性认为“乐于助人”是评判信任的主要标准，持这类观点的男性只有50。3％）。这可能主要是在于性别角色刻板化的需求：性别角色在像波兰这样相对传统的国家鼓励女性“软的”品质和男性“硬的”品质。
在不同的职业角色之间，期望强调的重点也有类似的差异。可以比较工厂的工头和当地牧师的期望，工头应当会从他信任的工人那里期望技能和效率（“硬性”特质），而牧师应当会从教区居民那里期望诚实和信任（“软性”特质）。对它的解释很简单，因为它唤起包括在各自角色中的文化要求。
不同社会等级的人其期望也存在显著的不同。我的研究显示，富裕者和有高级别工作的人非常倾向强调“硬性”标准；而贫穷者、那些有低层次工作和没有工作的人强调“软性”标准（举例来说：在穷人中只有3。6％的人选择“能力”，而多达55。4％的人选择“诚实”；在没有工作的人中，与此相对应的比例是2。7％和52％）。与此相似，在教育层级中，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似乎强调“硬的标准”，而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强调“软性”标准（举例来说：未受教育的人中只有5。1％的选“能力”，而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中22％的选择此项；与此相应，选择“信赖”的人在未受教育和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中分别占36。1％和26。8％）。低地位者的这种道德取向可由对另一组问题的回答来确证。接受“在波兰我们看到了普遍的道德衰退”的说法的人，在穷人中多达42。9％，而在富人中只有24。4％；在没有工作的人中多达49。5％，而在社会精英中只有23。7％；在未受教育者中多达41。8％，而在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中只有19。5％。可能的解释——但只是假设的——是那些在成功竞赛中失败的人忽视或低估那些属于成就的标准（就像绝大多数“硬性”标准一样；毕竟一个人只有通过艰苦的努力才会变的胜任或熟练）的重要性，并因而强调那些基于归属的标准（绝大多数“软的”标准；毕竟一个人只是“碰巧”才诚实和可信或相反）。这可能是一种合理化，而不是建立在期望的值得信赖性的估计基础上的，他们自己不会符合这种期望，也不愿意将这种期望应用于他们自身（“我是一个贫穷而朴素的人，但是你可以相信我，因为我诚实可信”）。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信任的三个维度
为完成我们对信任的论述，我们必须确定这个范畴的本体论地位：信任的赌博实际上位于何处，属于现实中的哪一个领域？对这个问题有三个回答，我们并不认为它们是互相抵触的，而是把它们看成相互补充的，它们加在一起构成信任的复杂的三维状态。
（一）作为一种关系的信任
第一种回答假定信任是关系的一种性质。即使它最初是一种单方面的期望和承诺（mitment），最终它常常以关系的建立为结果：直接的或间接的交换。当给予信任的行动唤起互惠的行动时，它是直接的交换，即产生一个令人信任的客体或给予相互的信任作为回报。例如，取回我的钱并享有我信任其信用的那个人的信任，是对我给予他信任的直接回报。但当信任是一种对他人——他们的行动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但他们不知道我的信任；并且只是不知情地以达到我们的期望、满足我们的需要或实现我们的目标的方式行动来回应——的被预设的倾向时，也有一种间接的交换。例如，制度、组织、政体的可靠的、有效的、公正的运作提供了对我们给予它的信任的间接回报。
理性选择理论对信任关系的维度给予了关注（Elster 1989；Coleman 1990；Hardin 1991，1993，1996）。这个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信任者和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