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故事会-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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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慧珺听后当即答应，让李宝强过几天去取字。　　　　
　　　　　　几天之后，李宝强又来到周慧珺家，将写好的刊名拿回编辑部。　　　　
　　　　　　当编辑们展开这幅刊名的题字时，眼前顿时一亮，齐声叫好。　　　　
　　　　　　如果我们将一本刊物比做一个人，那么这刊名的题字就是一个人的帽子，这顶帽子是否适合，对于一个“人”来说那是多么的重要啊！　　　　
　　　　　　1981年第一期，这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便“刻”进了《故事会》发展的历史。　　　　
　　　　　　当时给的是十六元人民币。　　　　
　　　　　　现在这三个字已经关山飞渡，从黄浦江畔走进了海内外数以千万计的读者心中，只要看到这三个熟悉的字体，一种亲切感、亲近感便会油然而生。　　　　
　　　　　　这三个字，而今成了“金不换”。　　　　
　　　　　　适合刊物办刊宗旨的刊名题字，就是刊物的一张名片。为了突出这张“名片”，李宝强在后来的设计时，又在这三个字的后面加了一道红色的底衬，将这三个字的笔锋按照光的投射，用白色为底色，逐渐地显现出明暗相间的立体感，使这三个字更加显得厚重，如同三个刀刻的铜字，镶嵌在这本刊物上方十分显眼的位置。　　　　
　　　　　　这就是《故事会》所刻意追求的、与众不同的美术效应。　　　　
　　　　　　这使得《故事会》与那些“亲兄弟”们很自然地就区别开来。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本刊物的胜利，说到底是创新的胜利。没有创新，只是一味地“学习”、模仿、照搬别人的东西，这样的刊物就会逐渐地失去自我的位置。　　　　
　　　　　　《故事会》的编辑们在办刊中认识到，一本期刊的内容、艺术风格，以及用稿标准、插图、排版等等都应有自己的特点，是其他刊物所不能代替的，只有这样才能吸引读者。　　　　
　　　　　　《故事会》是一本以文字为主的刊物，美术则成了刊物的“半亩地”。可是这“半亩地”却随时都代表着刊物的脸面，代表着她与别的“亲兄弟”之间的区别，精心在这“半亩地”上耕作事关重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期刊都很热闹。　　　　
　　　　　　国门初开，外来文化的大量涌入，各种期刊的编辑们率先接触到了海外的杂志。这种新奇而陌生的外来期刊，对于编辑们心灵的冲击是巨大的，同时模仿也是快速的。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一大批刊物就迅速地改头换面，纷纷在刊物的封面上打出了巨大的“靓妹”头像，或者是轻纱一条半肩裸露，或者干脆就拉去了那条轻纱，亮出诱人的丰乳肥臀，以此来亲近读者，拉读者“下水”。这些刊物往书摊上一放，显得很性感，很新潮，很刺眼，可是仔细一看，却又叫人发愁，这些封面大都雷同，放在一起简直就是一个“靓妹的大海”，就是一个展示丰乳肥臀的肉铺，再细心的读者也很难从中找到他们各自的特色。　　　　
　　　　　　如果我们仍然将一本刊物比做一人的话，那么封面也就是这个“人”的脸，如果大家都成了“靓妹”，这个中国期刊的世界不是太单调了吗？　　　　
　　　　　　李宝强是一个本来就很有独特个性的人。他不能让自己担任美术编辑的刊物也成了无法让人分不清的“靓妹”，必须得让这本刊物在美术设计上体现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　　　　
　　　　　　《故事会》的封面过去多年以来都是采用套色木刻，虽然画面比较生动，能够贴近大众读者，在那个时代对于刊物起了很好的衬托作用。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再坚持原有的套色木刻，就无形中逐渐地脱离了读者正在日渐提高的审美需求。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6）

　　　　　1993年，何承伟召集编辑们共同研究，形成了一个共识：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质变和飞跃，人们不但对物质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的要求提高了，讲究包装，讲究美观，而且对精神生活的品味、格调也要求上档次。如何适应新生活的变化，《故事会》也应该改革设计，而不能稳坐钓鱼台。　　　　
　　　　　　编辑部首先决定对刊物的封面实行改革，取消多年的套色木刻，改用胶印彩色封面。　　　　
　　　　　　过去的封面读者都已经习惯了，现在改成一个什么样的面孔呢？　　　　
　　　　　　有人对李宝强建议，仍然用当时期刊界流行的“靓妹”头像，或者是采用人物面部的大特写。可是这都被李宝强否定了。他认为，如果办的是一份自然或者是旅游类的杂志，那么为赶浪潮用人物头像也可以。但是《故事会》却是一本通俗的大众读物，她面对的消费群是中国无数普通的老百姓，这就在读者群方面与别的刊物有一定的区别。再有这本刊物不是那种国际流行的大十六开本，而是采用中国普通老百姓所喜欢的小三十二开本，封面的设计一定得适合这本刊物，为这本刊物增色才行，否则就会起到负面作用。　　　　
　　　　　　这时，又有人建议用美术作品。　　　　
　　　　　　经过再三比较，李宝强最后还是决定采用图片。　　　　
　　　　　　但是，李宝强所采用的图片却与那些“靓妹”的头像不同，都是当时很少有刊物用到的人物全身图像，同时还根据《故事会》的特色，将这些人物从美女中解放出来，老人、儿童、妇女等各种极普通的人物都成了他所关注的对象。这种图片的选择，很自然就贴近了这本刊物的读者。　　　　
　　　　　　这种想法，很快就得到了何承伟和编辑们的认同。　　　　
　　　　　　在图片的选择中，李宝强将自己的艺术个性发挥到了极限，无论是谁看好的图片，只要他认为不适合，也会给以拒绝。　　　　
　　　　　　他的要求是什么呢？　　　　
　　　　　　那就是这些图片及其设计时，都必须与刊物的办刊宗旨相适应。具体地来说，就是必须强调其通俗性、故事性、色彩性，所选取人物的全身图像必须有动感，“肢体语言”要丰富，耐看，不能太呆板。要使读者拿到这本杂志后，能够从封面上看到有故事的发展，对读者的视野形成一种冲击力，吸引读者走进故事的世界。　　　　
　　　　　　李宝强无形中给自己增加了一份压力。　　　　
　　　　　　在李宝强对于封面的构想中，还有这么一个怪异的想法，那就是这些图片中的人物，放在封面之后必须得有“情节”，使人想到这些封面人物可能发生的故事。　　　　
　　　　　　封面设计实际是一次二度创作。在图片的组合中，由于刊物的开本较小，而进入画面的人物除了是全身照之外，同时每次都不只是一个人物，也不单是一个年龄层次，这就要求设计者得根据封面的大小，从艺术的角度认真做好这种组合的平衡，在空间与色彩的组合中，随时把握好画面的整体协调。　　　　
　　　　　　除了这种画面组合的协调之外，李宝强还要求这本杂志的封面要有一种别人所不具备的冲击力。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本杂志的胜利，说到底就是创新的胜利。如果总是一味地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生搬硬套，那么最后失去的将是这本杂志自己的生存空间。　　　　
　　　　　　读者希望看到的是多姿多彩的生活，而不是千人一面的雷同。　　　　
　　　　　　正因为如此，每一本期刊都可以在彩色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生存的位置。　　　　
　　　　　　李宝强动笔设计之前，又对全国一些期刊进行了研究，并从《故事会》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了对比。　　　　
　　　　　　与那些国际流行的大十六开本杂志相比，《故事会》在开本上有她自身的弱点，那就是不能像那些大开本的刊物那样，在图片安排上拉得开距离，可以大量“留白”，色彩上单纯一些，给人一个视觉的空间。而《故事会》则不能这样，小开本如果再那样设计，就会成了一个“四不像”。于是，李宝强大胆地采用了与众不同的设计方法，在这“半亩地”上精耕细作。他根据小开本杂志封面容量小的特点，设计时要求画面饱满，少留或不留空白，在色彩上要做到尽量艳丽一些。　　　　
　　　　　　1995年，《故事会》封面在经历了二十多年风雨洗礼之后，终于完成了她套色木刻的历史使命，采用了彩色胶印。　　　　
　　　　　　新出版的《故事会》采用了全新的现代科技成果，在四套色的基本色调上，做出清新、淡雅的美学感受来。封面也体现出故事的冲突、起伏和情节特色，整个画面洋溢着一种海派文化气息，变得一下子亮丽起来。放在五光十色的众多期刊中，人们一眼就能从中看到她。　　　　
　　　　　　这张面孔是特别的。　　　　
　　　　　　将她放在那些很时髦、新潮的“先锋派”杂志中，放在那一堆“靓妹”的海洋里，放在那些不断出生的“亲兄弟”中间，她那小小的开本与精心制作的画面，很快就会劈波斩浪地跃入读者眼帘。她清晰，明快，明白易辨，熟悉的读者只要看上一眼，立刻就会有一股温暖的洋流涌进你的心田。而用不着在那些时尚杂志的海洋中被弄得眼花瞭乱，无处寻觅。　　　　
　　　　　　正是这么一张面孔——她不一定最漂亮，但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使人一看便知，哦，就是她，就是这个可爱的“家伙”。无论你走遍天涯海角，飞越大洋彼岸，就是将刊物的名字隐去，你也能够毫不费力地认出她来。　　　　
　　　　　　这便是全国数以千万计的读者所熟悉的自己“孩子”的面孔。　　　　
　　　　　　因为这个“孩子”的面孔和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次封面的革新是成功的。　　　　
　　　　　　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新的《故事会》投放到市场上去之后，当月的销售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下滑。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7）

　　　　原因何在？　　　　
　　　　　　原来，在提出封面革新的同时，却忽视了一个读者所形成的多年审美意识。在封面更新之初，未曾通过发行或别的渠道对读者发布“安民告示”。因此，在读者见到如些艳丽的封面时，竟有些无法接受。加之当时盗版猖獗，一些读者甚至怀疑新出版的《故事会》是否是一种盗版，编辑部的电话每天不断。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甚至还出现了邮局送的刊物，订户竟然拒收的情况。　　　　
　　　　　　这件事给编辑部也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刊物的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必须随时与热心的读者保持热线联系，得到读者的支持与参与。　　　　
　　　　　　现时中国的每一本期刊，都有植根本土，找到自我生长的理由。但是，这如同一个人一样，要想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获得成功，就必须抓住机遇，抢占先机，在成功的花朵还没有真正绽放时，就要懂得给自己的未来投资，办刊物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彩色胶印封面的出现，也可以说是《故事会》一种有远见的投资。我在后面还将写到，它不但使这本小开本的期刊一下子变得更加艳丽，同时在以后的广告发展中很快就凸现了出来。　　　　
　　　　　　在封面设计上尽量发展自己的个性，尽量不要与那些“赶潮流”的期刊雷同，尽量使自己与那些“亲兄弟”区别开来，将自己独特的面孔展现给读者，这便是《故事会》面对“第二次浪潮”的独特艺术思维。　　　　
　　　　　　插图、题图是刊物的一个重要方面，《故事会》要体现出自己的个性特色，这方面的努力也是很重要的。　　　　
　　　　　　一本小开本杂志，特别是像《故事会》这样的刊物，文字的用稿量大，版面就是“寸土寸金”，留给李宝强发挥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如何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做文章呢？　　　　
　　　　　　插图和题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文字的一种补充，是一篇故事的读后感。李宝强在这里又将他独特的审美意识发展到了极限。无论多么有名的画家，都必须得遵照他的要求去做，否则他就不会请你为这本刊物做画。　　　　
　　　　　　完美的美术风格是一本刊物的服饰。　　　　
　　　　　　作为美术编辑，李宝强是很挑剔的。　　　　
　　　　　　首先，他要求插图和题图都必须体现刊物的独特风格，即插图必须具有故事性、情节性。读者通过插图能够加深对于一篇故事的喜爱和理解，诱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其次，李宝强排斥当时流行的抽象派画风，尽力回避当时刊物流行的象征意义性质的插图与题图，要求插图和题图都要具有写实性，不要太空泛。特别是题图，对于故事一定要具有提示性。　　　　
　　　　　　但是，李宝强要求的这种写实性绝不是对于文字故事的图解与描摹，而是一种创造。要求画家都能在内容的启示下进行一种全新的绘画，使其成为文字的一种延伸与发展，使读者能够通过画面去触摸到故事的体肤，从图画中得到文字所无法读到的某种思想。　　　　
　　　　　　好的题图和插图同时也可以提高刊物的知名度。　　　　
　　　　　　这就是《故事会》对于美术所要求的独立的审美立场。　　　　
　　　　　　何承伟很看重这“半亩地”的作用。因为在以文字为主的这本刊物上，美术所起到的作用虽然只能是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却是刊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先于文字与读者眼球接触的实体。读者接触刊物的第一要素就是形式，就是形式对于他们的吸引，然后才能接触到内容。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古往今来绘画与文字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文离不开画，画离不开文。到了一百多年以前，中国开始出现期刊时，就很好地将文字与图画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以达到图文并茂，相辅相成，当年在上海滩上所办的《生活》《良友》等杂志，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刊物必须图文并茂的这种形式。将图画放在密匝的文字中间，这本身就有它的美学价值，在这里，图画已不再是文字的一种附庸，它已经具有了自己独立的审美价值。难怪有人建议，将《故事会》上的插图和题图都搜集起来，完全可以出版一本相当有价值的图书了。　　　　
　　　　　　目前中国所出版的许多故事类期刊，将它们放在一起时，立刻就会发现从开本的大小，到封面的设计，再到一些作品的内容，都会出现许多令人不解的雷同。正是这种雷同，使一些细心的读者看出了这部分刊物的某种模仿性、平庸性和依赖性。　　　　
　　　　　　在这“第二次浪潮”的冲击面前，《故事会》走的却是另外的一条道路——尽量地摆脱模仿、平庸和依赖，走自己完全独立的发展之路，让自己的特色显现于故事之林。　　　　
　　　　　　正是这样，《故事会》除了在封面、插图、题图的美术设计上下功夫之外，对这“半亩地”上的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潜心研究，精心设计，在美术创作上与文字一样的严肃认真，精雕细刻，使美术与文字浑然一体，相辅相成。　　　　
　　　　　　反粗糙，反粗俗，精品化，精致化，于细微处显示出这本刊物超凡脱俗的大手笔。　　　　
　　　　　　对于每个栏目的栏目图，李宝强都请专家精心设计。这些栏目的图案形象逼真，个性鲜明，使许多仿冒者自叹弗如。例如“东方夜谈”这个栏目，每期都有一个标志性的图案，那是在一轮弯弯的月亮上面，坐着两个开怀大笑的人，他们在讲着各自不同的故事，同时又相互逗引。这轮弯弯的月亮如同一只弯弯的小船，在它的旁边有几颗闪亮的星星，月亮的后面是一层浓浓的夜色。　　　　
　　　　　　这个小小的图画，会带给人们多少遐想啊！也许你会想起童年时代，在屋后的葡萄架下，奶奶给你讲故事时的情景；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