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奸海 作者:王松山等-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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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吴佩孚咄咄逼人的挑战，张作霖本想用武力加以反击，但一想经三年前当吴佩孚猛攻龚心湛内阁的时候，也正是直系对皖系发出作战的先声的时候。这一次，吴佩孚这次猛攻梁士詒内阁，看来是故技重演了，不过这次针对就不再是皖系而是奉系了。所以张作霖又不得谨慎起来，唯恐上吴佩孚所设的圈套。再说，他自己的兵力相对直系而言，还比较弱小，靠自己单独作战，肯定会吃亏。因此张作霖决定采取不应战的态度，任由吴佩孚随意地骂去。他仅以个人名义劝梁士詒鼓起勇气不要灰心，并电请北京政府公布外交真相以明是非．
曹锟及其兄弟曹锐也觉吴佩孚做得太过分了，一再要求吴佩孚切勿孟浪从事，但吴骄气正盛，根本不加理会。他们为了息事宁人，亲自跑到沈阳向张作霖解释说，攻击内阁是吴佩孚的个人行为，与他们兄弟无关。张作霖为了利用曹氏兄弟，也友好地表示他恨的只是吴一人，并不涉及自己的亲戚弟兄。曹锟与张作霖早已结为女儿亲家。就此，双方的关系稍有缓和。
但到了二、三月之交，段祺瑞从北京逃走，孙中山表示可以北伐，张作霖看到了存在可以联合其他力量的机会，因此态度日益变得强硬起来。他以“换防”为名动员大批奉军人关。吴佩锟接到这个情报，也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曹锐于是恐慌起来，三月八日以“祝寿”为由再到沈阳乞情。张作霖对他仍象往日一样，有说有笑，可是一谈到政治问题，就“顾而言他”。把个曹锐满肚子的话都没机会说出来，憋闷得发慌，急得找孙烈臣打探消息。孙说：“咱们大帅想请教四爷，究竟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曹锐终于悟到了原由，然后指天誓日地表示他们兄弟决不会纵容部下干出对不起亲戚的事情来。张作霖看到曹氏兄弟对自己还是真诚的，于是才出来开门见山地提出三个条件：（1）吴佩孚专任两湖巡阅使，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2）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3）梁士詒销假复职，复职后让他自动下台。曹锐连称一定把这些转告其兄及吴佩孚。
这时，北京查帐大员董康提出了一件大参案，查出盐余借款中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假公济私的不法行为。吴佩孚抓到了这个题目，又大做文章起来，称赞董康为“包公再世”，并要挟北京政府立刻下令将财政总长张弧撤职查办。张弧是张作霖为控制北京政府的财政而推荐入内阁的。这样一来，张作霖也觉得吴佩孚欺人太甚了，总想得寸进尺。这时，他忍无可忍气得声色俱厉地质问曹氏兄弟究竟有无约束吴佩孚的能力，如果没有，他就要代替他们兄弟重重地教训吴佩孚一下。在张作霖的盛怒之下，曹锐胆战心惊地赶回保定，要求曹锟以重大压力制止吴佩孚乱说乱动。
曹锟于是电召吴佩孚到保定面商重大问题，吴借口忙于军务不能分身。曹锟一听更是火气大发，表示如果吴敢于一意孤行，他们兄弟将在张吴两人之间宣布中立。吴佩孚一听吓了一跳，这样不是把自己推到孤立无援的地步上去了吗？于是，才松了一下口气，讨好地表示一切问题请“老帅”作主，自己绝对服从。
曹锟见张作霖口气挺冲，怕会出事，在得到吴佩孚的答复后，即代吴拟就电稿干三月十日发出，向张解释说，“佩孚反对梁氏乃反对其媚外政策，根本不牵涉他方。佩孚服从曹使，对于张使按同一之观念，既服从矣，其不反对也明甚。”最后要求张作霖不要听信谣言，以免上挑拨者的当。
张作霖看后，甚为满意，也就不再追究了。
在这一件事的处理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吴佩孚在通电讨伐梁内阁时，四面八方地打电报请求各省军阀予以响应。河南督军赵倜既是吴佩孚的假兄弟和假亲戚，并在吴的肘腋之下，却又惧怕张作霖，因此对于发电报一事感到很为难，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吴佩孚见他犹犹豫豫，很久不发电报，就严词督促，他不得已才发了一个不痛不痒的电报，但为了不得罪张作霖，他又打密电向张解释说，这个电报是被迫发出的。张作霖看后会心地笑了笑，他决定再利用曹氏兄弟整治这个愚顽的吴佩孚。于是，不作声色地将这个电报照转曹锟，并附按语说道：“你的部下强迫别人打电报反对我，你如果不能制止，我就代替你来制止吧！”
曹锟可能是感到自己对吴说得太多了的缘故吧；这次他也不再说什么，原样地把张的电报照转给吴佩孚，只是附带地警告他不要惹事生非。吴佩孚看了电报，既惧又气，随即派人到开封对赵倜大兴问罪之师：“这算不算是卖友行为！我打电报征求你的同意，听不听由你，几时强迫过你来！”赵满面羞惭地说；“我上了别人的当。我久想辞职，而老弟却要挽留我。以后我在职一天，一切唯老弟的命令是从。”吴佩孚就写信叫他迅速筹解军饷三百万，暗示这是一个将功折罪的条件。但赵的手下认为代吴筹饷，可能会引起军队的解体，尤其是在军队有欠饷没有发的情况下。赵倜于是把心一横，决定与山东田中王、安徽张文生建立三省同盟条约，准备兵来将挡，与吴对抗到底。
张作霖没想到自己这一招不仅能挫了一下吴佩孚的锐气，而且还能在吴的眼皮底下催长起一个肉钉子。他为此高兴了好几天，但不久后冯玉祥的事却更使他觉得有趣。
那是1925年的事。自从1924年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与张作霖两人成了北京政府的幕后人物，两人常常为一些利益而相互磕磕碰碰，而被他们抬出来作总执政的段祺瑞则早已失去昔日威风凛凛的条件而完全沦为了他们的傀儡。5月，张作霖为了实现自己的扩张计划，认定必须首先占领北京，于是向段祺瑞政府提出让奉军加派两个师进驻北京。段害怕自己因此而成为一个十足的政治俘虏，对张的这一要求坚决反对。张作霖除了向段打一个电报说，奉军开进北京已取得冯督办的同意算作交待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奉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关来。从五月二十一日起，奉军在京奉、津浦各线扣车运兵，兵车络绎于途，人心大起恐慌。对于奉军入关，冯玉祥原先采取忍让的态度，并撤出北京的部分防区让予张作霖，但此时奉军的进逼之势，使他再也坐不住了。为了探明奉军入关后的情况，他派参谋长刘骥到天津侦察奉军的动态。
刘骥到了天津后，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基本上摸清了奉军的布防情况，并详细地记录了下来，然后把它投邮寄往张家口。冯玉祥的总部设在那里。不料这封密信被奉军的邮件检查员查了出来，并转交给了张作霖。张作霖看了这封详细、准确地描述奉军驻防的信，大吃一惊，心里咒骂冯玉祥不是人，表面上不反对，却暗中在谋划对付他。该怎样处理这事，张作霖苦想了一番，来硬的不行，这只会给对方提供动武的借口，并使自己处于众矢之的位置上。于是他还是用老办法，不作声张，只在信尾上注了几个字，仍然封好发出。冯玉祥收到后，不禁吓了一跳。为了掩饰自己，冯玉祥连忙向张作霖作出解释说，这完全是刘骥的个人行动，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并忍痛撤掉刘骥的参谋长职务，以表明自己的心迹。但在张作霖看来，这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举措，不打自招，真是欲掩而弥彰。但他觉得既然已达到了吓对手缩回去的目的了，所以也就不再深究。这样他与冯玉祥的关系又不至于被弄破，还能讨个好人情呢！
古今奸海机警狡诈反复无常的沈鸿英
机警狡诈反复无常的沈鸿英
粤桂战争结束后，广西形成了以陆荣廷、沈鸿英、李宗仁和黄绍站各为一方的三足鼎立的局面。他们分别以南宁、桂林、玉林为中心合演了一部龙争虎斗的历史剧。
陆荣廷与沈鸿英两人有宿怨，为了能保证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吃掉对方，他们都向力量较小的李宗仁和黄绍竑伸出了联合的手。由此拉开了三方争斗的帷幕。
面对沈鸿英的邀请，李宗仁断然地加以拒绝。因沈鸿英在粤桂战争中倒桂投粤，对这种叛变的性格李宗仁很是反感。对于陆荣廷，李宗仁虽没有什么仇，但也不想跟他合作，以免日后被吞并。可眼下还不能跟他断了，所以李宗仁对他则采取虚与委蛇的应付态度。但黄绍竑就不一样了，他被沈鸿英说动，准备率所部向广东进发，与李宗仁脱离合作关系。临行前来与李宗仁告别，并向李宗仁征求对他此行的看法。
李宗仁听了黄绍竑介绍原委后，考虑到黄是一个不受羁縻的干才，挽留不易不如成全他向外发展，于是坦率地对黄绍竑说：“我很支持你向外发展的想法，但怎样发展很值得考虑。沈鸿英目前在广州极为嚣张，四处树敌，最后必败无疑。如果你以区区五、六百支枪的小部队去归附他，一旦沈军崩溃，你能保全下来吗？况且沈鸿英为人机警狡诈，反复无常，早为粤桂人士所不齿。依附他以求发展，有如探虎穴，凶多吉少，而与之同流合污，则势将终身洗刷不净。”
听了李宗仁的分析后，黄绍竑解释说：“我只是假借他的名义东下以图发展，井非真诚附冀于他。”李宗仁说：“你想向东发展，必须考虑到，自孙中山回广州再度组织革命政府后，对沈鸿英的骄横跋扈已严加制裁，相信不久必定爆发战争。此时要去，就只与他及其左右虚与委蛇，一旦战争白热化，沈军不支时，即率所部潜入苍梧境内，乘虚袭取梧州，断其归路，并与大元帅府所辖的粤军相呼应，以便相互沟通。然而你区区一团人，恐不能完成这一任务。不过，待时机来临时，我必派遣一支有力部队，和你一致行动。”黄绍竑高兴地说：“咱们就这么定了。”
1923年4月，沈鸿英果然出事。3月20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沈鸿英为广东军务督理。4月16日，他便在新街就任，并通电请孙中山离开广东，战争终于爆发。沈鸿英虽得北军方本仁入北江助战，但仍节节败退。到了四月下旬，沈军已全线崩溃，分水陆两路向广西撤退。黄绍竑看到出兵的时机已到，即急电李宗仁，报告正率所部向苍梧挺进，请派队伍跟进支援。李宗仁即照办。六月初，黄绍竑已占领梧州上游的戎圩和新地圩。恰好这时，白崇禧和同学陈雄携孙中山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命令密返梧州。为了能尽快攻下梧州，李宗仁在原派的二个团的基础上再加派一个团奔赴增援。守城的邓瑞征看到大军压境，仓惶弃城逃窜。黄绍竑轻易地占有了梧州，并组织“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脱离与李宗仁的隶属关系。
他们这么做是有计谋的。一是他们攻占梧州后力量大增，担心会树大招风，遭人妒忌，从而不利以后的发展。二是黄绍竑参与了讨贼军，就是公开与沈鸿英、陆荣廷为敌，这必将招致他们的反击，甚至有可能使他们放弃前嫌联起手来，这样对他们都不利。但经过分离后，李宗仁就可暂免成为攻击的目标，而沈、陆要攻击梧州必须取得李的合作。因为李的防区正好介于沈、陆地盘和梧州之间。这样，李宗仁就可借此机会与陆荣廷、沈鸿英，主要是陆荣廷，虚与委蛇，暗中加以牵制，以便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彼此分进合击，打成一片。
却说那沈鸿英被打败后，退守老剿桂林，暂时还不能对他人采取攻势。
但陆荣廷则不一样了。不出李、黄所料，他对黄竑站口口声声要“讨伐叛逆”。1925年春初，他派代表周毅伯到桂平和李宗仁谈判，要李宗仁担任他的“前敌总指挥”，东下“讨伐”黄绍竑，“收复”梧州。李宗仁，但没想到他会来这一手，真有些措手不及之感。断然拒绝吧，陆就可能以此为理由向自己用兵，并可能联络沈鸿英实行夹击。这可是沈鸿英朝夕以求的，这样自己就有被消灭的危险；答应吧那无异于自己人打自己人。在这两难处境之下，李宗仁略一沉思，很快想出了一个缓和的计谋。
他沉着地对周毅伯说：“老帅这项讨黄的战略，我认为有缤密考虑的必要。从战略上分析，我认为此举是一下策。因梧州为广西通广东的门户，如果老帅自信不但有力量收复梧州，而且能直捣广州，那么应向下游用兵。如果老帅做不到，而仅仅想收复梧州，那么就不要草率用兵。兵祸一开则不易收拾，势必形成胶着对峙的局面。中山先生援桂的前车不远，老帅宜深思熟虑。再有，老帅身受北京政府的委任，而至今和北京政府的陆路交通尚未沟通。一旦和广东交战失利，那么北京政府即使想援助，也无能为力！老帅如果有志于恢复旧日的规模，则更应谋定而后动，计出万全方可。自古用兵，未闻后顾之忧来除，而能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现老帅的心腹勇将马济和他所率精兵，仍困在湖南，无法返桂。与北方的通路也尚不能沟通，便想贸然对广东用兵，我认为危险很大，愿老帅三思。”
周毅伯随即把李宗仁的意见拍电给陆荣廷，不久他即回电，但坚持原议，并力促李宗仁勉其为难，担任前驱，并一再申明将韩彩凤、陆福祥两军拔给李宗仁指挥，意志非常坚决。李宗仁看到陆荣廷不可以用利害说动，就只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要周毅伯按自己的前议，再拍一电，并声明，陆老帅如果仍继续坚持，那么我宁愿撤返玉林，让开大河正面，请老帅另选贤能东征，我深为老帅从此下策而惋惜。没想到，此策果然有效，陆荣廷很快回电称，自前电发出后，曾熟思德邻的建议，深觉筹谋允当，堪称上策。本督办决意往柳、桂一带视察，暂罢东征之议云云。李宗仁看后如释重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总算摆脱了一灾。
不久，陆荣廷果然亲率精锐数千人北上出巡。到达桂林城郊后，沈鸿英因曾通电请陆下野，故颇觉尴尬，托病避免与他见面，并将所部撤离桂林七、八十里，互不相犯。谁知陆荣廷进城后，加意绥抚商民，声称马济已领得大批械弹，不久将率部回桂林。这使沈鸿英极感不安。马济原是沈的死对头，他如回桂林，沈将无容身之地。于是沈鸿英迅即挥军垦在疾进，将桂林城合围，并竭力猛攻。陆荣廷虽出击数次，都未能得手，似有坐以待毙之势。他一看情势危急，忙调后方陆福祥等来增援，但他们为保存自力的实力，都不愿力战，连桂林城区，都不能迫近。陆荣廷又向湖南赵恒惕求援，但他派出的叶琪、李品仙两旅也只在黄沙河边境佯作声援而已。而马济的三个团，也只能进至兴安，距桂林尚有七十里。因此，桂林城被围困竟达三月之久而不能解。双方鏖战至为激烈，死伤惨重。直至五月间。经北京政府派人调解，双方才开始讲和。沈鸿英答应解围，陆荣廷也答应率师西返，仍将桂林让予沈鸿英。
再说在陆、沈两人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李宗仁、黄绍竑却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准备坐收渔利。然而，未等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出现，沈、陆忽然讲起和来了，李、黄深感失望，不得不研讨下步的行动计划。他们预料到，如果沈、陆讲和成功，那么广西仍是三分之局，说不定陆、沈还合谋他们。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出现，两人决定乘其和议未成之时，分个进行讨伐。在该先讨伐谁的问题上，他们又有些犯难了。从情理上讲，沈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