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奸海 作者:王松山等-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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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瞿瀛，随之携行在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居住。等诸事办理完毕后，黎元洪于6月13日下午1时许，在美国顾问福开森、辛博生等掩护下，偕同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卫武官唐仲寅，秘书韩玉辰、熊少豪等十余人，及卫队四十余名，乘专车离京赴津。
黎元洪离京后，院秘书长张廷谔马上到国务院来，找总统印信没有找到，便打长途电话请王承斌在天津阻拦火车加以搜查。
王承斌接到北京长途电话后，即率警务处长杨以德和军警多人，乘车到杨村站，声称迎接黎元洪总统。车开到后，杨派军警把守车门，王承斌到黎的坐席问黎，为什么要携带印信出京。黎元洪回答说，印信在北京，并未随身携带。王即两眼露出凶光说：“你应当说老实话。”黎忿怒地说：“我不把印信交给你们，你们把我怎样？”王冷笑了一声：“那么总统还是回到北京去的好。”黎赌气不答。这时火车早已开动，仍在运行。等到火车到了天津新站，王即命将火车头摘去不准开行，并派军警千余人，严密包围，禁止下车，催交印信。黎的儿子黎绍基前来迎接，也被阻不能上火车。黎元洪即叫李博森下车到电报局发电通告全国，本人已失却自由，并往英、美两国领事署请求援助。辛博森去后，黎一时气忿不过，曾开手枪自杀，被福开森抢救没有打中要害，仅负微伤。直到晚上十点，黎被逼得不得已了，才告以实情说，印信交瞿瀛秘书，随其妻在法国医院，并未出京。黎元洪最后又被逼下车，打电话告瞿秘书及其夫人将印信交与国会。十四日，其夫人危氏始将印信交出。王承斌接到北京电话证实后，又上车，拿出代拟的一分致国会、国务院和各省的三个文件，分别要求黎宣布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令国务院代行总统职权，声明临行时所发命令无效，逼黎签字，声言若不签名，羁禁车内，永不放行。黎签字后，始被放回宅。黎回家后，即发表通电，宣告被逼交印情形，并声明被迫所签名之文件无效。至此时，黎元洪在直系的怂涌下再任总统，又在直系军阀的胁迫下狼狈出京，时间正好是一年。曹锟为了搬走黎元洪这座自己请来的大山，甘费那么多的周折，劳那么多的神，而黎元洪为了当总统平白地受了这么多的折磨与难堪。他们可真算得上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大山搬走了，曹锟本可以一步登“天”了，但为了表示自己当总统的合法性，又玩弄一套“依法”选举大总统的把戏。直系担心曹锟不能当选，所以一方面用钱贿赂议员，另一方面把原来的“先宪后选”程序改为“先选后宪”。贿赂方面规定，在京出席宪法会议的有出席费，出席常会的可以借支岁费，每月有六百元到手，而不出席的在沪的议员每月只有三百元。由于差额大，所以吸引大批议员络绎进京。这样做，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八月二十四日，吴景濂在两院谈话会上提议常会出席费增加为每星期一百元，自二十七日实行。到九月二日，选举总统的票价虽已规定每张五千元，但保定派政客担心付款后议员不投票，而议员则担心投票后保定派不付款，所以保定派认为必须足够法定人数才能照办。为了预测出席人数，吴景濂于九月八日召开选举总统预备会，由于与议员们所要求的条件有距离，会没开成。十日又开，人数仍不足，吴景濂即命秘书冒议员名签到，并虚报出席人数，预备会得以开成。出席议员，会后给五百元出席费。十二日先开总统选举会一次，因票价问题未解决。故出席人数仅四百二十二人，距大总统选举法规定之五百八十一人，尚差一百五十九人。票价问题经过二十多天的商讨定下来后，于十月一日才开始填发五千元的支票，签名有秋记（吴毓麟字秋舮）、孝记（王承斌字学伯）、兰记（王艈芝字兰亭）、洁记（边守靖宇洁卿）四种，分由大有、劝业、麦加利等银行付款。选票问题的关键一关总算迈过去了。
十月四日，吴景濂召开宪法会议以测验出席议员是否足够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当天出席者五百五十一人，因此流会多次的制宪会议得以开成。吴景濂即以总统会的名义，发出通告，定于十月五日开大总统选举会。五日上午，北京军警机关出动大批人马，在北自西单牌楼、南至宣外大街布置了气象森严的警戒线，并派保安队来回穿梭巡逻。宪兵警察在象坊桥东西两口夹道排队，除议员及参观人员外，任何人不得通过。北京军警长官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都亲自到场指挥。无论国会议员还是旁听人员，入场前必须经过人身搜查、女宾由女侦探担任搜查。
依选举会通告，应于十时开会，因议员按时到者不多，故临时变为不定时开会，以签到足法定人数为准。到上午十一时四十分，签到者还不过四百人，吴景濂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便又派可靠的议员分途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每人至少拉一人回来，以至有些患病议员也被他们拉来。为了凑足人数，临时决定凡不投票而肯前来出席者，也一律发给五千元的支票。一直到下午一时二十分，签到者有五百九十三人，才摇铃开会投票。投票至四点完成，据吴景濂报告，票数与人数相符，投票总数为五百九十三票，四分之三应为四百四十三票，曹锟得四百八十票，按大总统选举法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议员们鼓掌如雷，卖力到底。
“谢天谢地，总算通过了”，曹锟为此大松了一口气。十月十日，他就急不可待地从保定赶到北京，满怀自信地发表就职宣言，连一点愧色也没有。
古今奸海张作霖导演双簧戏
张作霖导演双簧戏
冯玉祥率领大军以不可阻挡的气势直人北城，曹锟的北京政府倾刻瓦解，冯玉祥控制了北京政权，成立了以冯系为核心的摄政内阁。在前线，直军防线也一触即溃，奉军乘胜推进，与冯玉祥的军队一同进入天津。为了稳定民心，冯玉祥与张作霖又共同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执行政府职权。11月24日段祺瑞宣誓就职。但此时，冯、奉两军却为了争夺吴佩孚驻在天津的残兵发生了矛盾。
由此，冯玉祥与张作霖不约而同地合演了一幕辞职的喜剧。
段祺瑞的宣誓宣言发表刚过几天，先是冯玉祥却突然通电辞职出洋，说是为各省裁兵废督之倡，各方面的人听到消息后，不禁咄咄称奇，冒险起兵推翻直系的政府，现在功成了却提出辞职，如果这样，那又何必当初呢？这太不可思议了，因此没人相信冯玉祥是真心要辞职的。段祺瑞当天就毫不犹豫地把他的辞呈退了回去。
不管众人怎么想，冯玉祥还是表现出“坚决”的辞意。他对自己属下的官兵说：“吴子玉屡次通电攻击我，我不解除具权，就无以自明心迹。”随后他就向吴佩孚发出邀请电，邀其一同出游欧美，说只要我们一同下野和平统一就可以实现，从而成就一件留芳百世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完了，冯玉祥还亲自拜访对手张作霖，竭力解释说本人辞职具有决心。而张作霖也装作关切的样子，极力挽留，说现在的局势之下你不能撒手不管，再说你还是这种局面的主要制造者之一，你以为你一宣布辞职，人们就都认为品德高尚，因而就更同情你，拥护你吗？错了，人们会认为你是懦弱的强盗，捞了一把就走，不管他人事后生死如何。现在你如果留下来，我愿意与你分担责任，共同处理好当前的问题。冯玉祥则用抑己扬人之法，大加赞赏了一番张作霖的才能，说大帅功高盖世，经验丰富，区区小事，凭你的才力就完全能够处理好，何用劳酬我呢？况且我的辞职能为你提供一个良好的和平环境，这样你支配眼前的局势更容易得心应手了。所以大帅不必劝阻我了，你的好意我领了。说完冯玉祥就告辞回家了。
一向处事慎重的张作霖，在冯玉祥走后，仔细地琢磨着冯玉祥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但最终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不过有一点他始终认为冯的这举动很反常，其中定有原因。于是，他把冯玉祥的来拜详情及其困惑告诉了段祺瑞。段于是11月26日又派吴光。然、梁鸿志到旃擅尊寺挽留冯玉祥，到那里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心想冯玉祥可真是说到做到呼，只见一片“门庭冷落车马稀”的景象，陆军检阅使署已经停止办公，冯玉祥也已到西山休养去了。
张作霖听说后感到奇怪极了，他闯荡了半辈子，还没有碰到过这样一位“功成不居，急流勇退”的对手。他在与手下商议了几天后，也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在12月2日，出人意外地从北京赶回天津，把开进北京的奉军全都撤走，并且宣称关内的奉军也将全部撤回关外。他通电全国，表示：“此次政府人选，不参加奉籍一员，都门首善，不驻奉省一兵。业经通令将镇威军名义及战斗组织一并取消，沿（津浦）线驻兵准备分批撤回原防。”十二月五日，他又通电自行解除东三省巡间使一职，并向段建议裁撤巡阅使、管理各职，各省可暂留军事长官一人办理军事善后事宜。这样，他在行动上比冯玉祥表现得更有诚意。
冯、张两人的辞职，使局外人直看得扑溯迷离，理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来，但都觉得有趣，说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可是，这下可苦了段祺瑞，他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心里惴惴不安。他的职位是冯、张两人施给的，要是他们走了，他也就指挥不灵了。于是，他连忙派人去打探个究竟，后来他终于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张作霖在未到北京以前，曾把奉军一万余人先行开进北京，并且力保李景林为北京卫戍总司令以代替鹿钟麟，想从冯军手中夺取北京的控制权。到京后，张又一再催促发布这个命令。而这是段的政府不敢做也做不到的事，段祺瑞还记得自己当时对张作霖的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曾很气愤地加以谴责。张作霖看到一计不成，又生出另一个要求，就是批准派奉军南下解决江苏问题，而段祺瑞则主张先用政治手腕解决，劝齐爕元自动下台，奉军暂时以不南下为宜。张作霖看到自己的两次要求，都被段挡了回来，忍不住大发起火来，愤愤地说：“你的江山是我老张打出来的，现在却不肯听我的话，还要摆上司的臭架子！”这时又有人从旁挑拨说，冯玉祥是一个惯于采取非常手段的人物，北京奉军在数量上远远少于冯军，应当提防一下。张作霖听了这句话，不觉毛骨惊然，便匆匆逃出“虎口”，把在北京的奉军调走，以免被冯军“吃掉”。
段祺瑞知情后不禁哑然一笑，喃喃自语地说：“原来大帅也怕老虎啊”！但他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还是连忙派人到天津把张作霖追了回来。到那里后发现，张作霖从北京撤军确实不是出自真心，更不象他所说的那样要撤兵到关外。他到了天津后，即召集奉军将领举行会议，在会上还大谈守住天津各防区，并表示他自己与卢永祥乃是兄弟患难之交，一定要帮助他回到江浙出一口恶气，并在会上决定让出一部分奉军给卢指挥，帮助他驱逐齐爕元从而取得江苏的地盘。张作霖的这一决定表明了他仍不忘向东南发展自己的势力。
段祺瑞的专使梁鸿志听说后，便于12月7日匆匆从天津赶回北京向段报告。段听后想起了一个月前由他主持召开的冯、张三方讨论解决时局问题的会议，会上冯玉祥坚决反对张作霖向东南扩展势力，并占有这一富裕的地区的要求。现在如果允许张作霖这么做，冯玉祥肯定会反对，他想辞职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阻止张作霖向南扩展。段祺瑞不愧为官场的老手，甚懂逢迎讨好之术，经过深思熟悉后，他决定作出让步，两个人的愿望都同时满足，搞好势力平衡。这样，他既可以保住自己的名声和地位，又给冯、张两人平平静静地达到各自的目的，也好给他们一个台阶下，免得动起武来。
于是，十一月，段政府下令罢免齐爕元，裁撤江苏督军一职，派江苏省长韩国钧暂兼江苏军务督办，并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着李景林暂置直隶军务督办。很明显，宣抚使是变相的巡间使，韩国钧是一个过渡性督办，卢永祥将以江苏督办而兼苏皖巡阅使。这样，张作霖通过帮助朋友的借口，明正言顺地取得了直隶地盘，并把势力渗透到了江苏。
对于张作霖本人，段祺瑞当然不敢怠慢，12月10日下令准张作霖解除东三省巡间使的职务，派他、张作相、吴俊开分别担任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军务督办，三省军事仍归镇威上将军张作霖本人指挥节制。各省巡阅使一律裁撤。这样张作霖本人仍然是事实上的东三省巡阅使。至于冯玉祥，1925年1月3日令其专任西北边防督办，撤销陆军检阅使一职，并派李鸣钟为绥远都统，来哲元代理第十一师师长。冯的另一大将张之江任察哈尔都统。这样一来，冯的西北边防督办就不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衔了。1月7日，段为了与冯的西北边防督办相对称，又加任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冯奉两系的势力范围也划分得清楚了，津浦线为奉系的发展方向，京汉线为冯系的发展方向。这样，原来两人想要而又不给的，经过这一“退”，就全都解决了。
但段祺瑞还担心他们不服，又热心地在两人之间介绍、搓合让他们结拜兄弟，以巩固他们的团结。冯、张两人感到要想保证自己相安无事，还得与对方搞好关系，于是也乐于成全段祺瑞的这个人情，两人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
至此，人们终于看清了，他们两人演的原来还是“以退为进”的老戏。冯玉祥、张作霖看准了段祺瑞的弱点，知道此“戏”定能演达预期目的，再说“旧戏”轻车路熟，演起来得心应手，他人难以立即看出破绽，因此也就乐此不疲了。
古今奸海张大帅妙计屈对手
张大帅妙计屈对手
领兵打仗固然要靠武力，由此而获胜也着实可贺。但这还不算是最善于作战的，正象孙子所说的，只有“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上策。在直奉、直皖纷争中，张作霖可算是深得其妙的。
当时的局面是龙争虎斗，各展神通，除了比武力之外，还比计谋。最为显眼的是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了，三个人表面上都有一层好的关系，彼此之间也不公开地针锋相对，但暗地却相互窥测，或旁敲侧击，或声东击西，或指桑骂槐，无所不用。由此三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些小纠葛，而最终都是张大帅占了上风。
1922年，直奉两系的明争暗斗日趋激烈，直系想凭借自己的鼎盛势力，推翻徐世昌为总统的政府，以便建立以自己的势力为核心的权力中枢。因此直系对当时的梁士詒内阁恣意地加以指责和攻击，尤其是以吴佩孚最为突出。他抓住梁内阁的盐余借款大造攻击舆论，揭发电报连珠炮地发，报纸上发的“吴秀才”的文章也长篇累牍，叫骂不休。梁士詒是张作霖推荐组阁的。当时的北京政府由张作霖和曹锟操纵，张作霖还被称为北京政府的“顶头上司”呢。
面对吴佩孚咄咄逼人的挑战，张作霖本想用武力加以反击，但一想经三年前当吴佩孚猛攻龚心湛内阁的时候，也正是直系对皖系发出作战的先声的时候。这一次，吴佩孚这次猛攻梁士詒内阁，看来是故技重演了，不过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