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点:影响未来中国的12个月-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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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小差”后，让我们再回到前面叙述的“仇和现象”。新浪观察的主持人，曾邀请毛寿龙和李方，进行过一场三人对话。我想，什么时候控权论的讲坛，不再被理论家所把持，李方所谓的“循环悲哀”或可避免。
兹将三人对话中的一段，录下，以为结尾：
主持人：如果中国不是有一个仇和，而是有十个、二十个仇和，那会怎么样？
毛寿龙：那就乱了。大家都拿着“尚方宝剑”去滥用，一个、两个还罩得住，人人都如此哪还罩得住。
主持人：既然如此，仇和的意义在哪里？
毛寿龙：仇和在这个体制里象征着一种活力和面对问题的勇气，当过去的官僚体系没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好像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他成为了一个公共话题，揭露了一些问题，让我们去透视。
李方：《新星》的播出到现在已经十五、六年了，我们转了一圈，又回来讨论这样一个很类似的话题，难道这不是一种悲哀吗？
第二部 “宪政主义”终结“权力时代”第六章 “新权威”（1）
如果说，网络世界里的集体民意，如同古希腊的公民大会，那么，胡温新政一年间的种种迹象显示，公民大会的权威，正在让“长老”们所代表的个人威权退避三分。观察2003年被网络所影响的社会事件，虽然在权威性上，所有的网络媒体都不能与官方通讯社、报刊、电视台相提并论，但搜狐与新浪、人民网与新华网的迭加，其影响力肯定会超过部分官方媒体，他们用影响力，部分消解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的权威性。
2003年所有被政府关注并解决、所有被社会民众关心的事件都打上了网络媒体版的集体力量的烙印，一位研究者说，这种烙印在2003年之前是不可想象的。虽然较之于行政力量，社会力量还没有形成均势平衡，但博弈毕竟已经开始，集体力量有了摆脱行政权力单一控制干预社会的可能。
在部分学者看来，伴随着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相应地，集权政治转变为权威政治，新权威主义取代了毛主义。社会领域也发生了巨变，私域获得了解放，尽管政府仍然牢固地 控制着公共领域，继续垄断集体行动的手段，但社会力量已经开始逐步萌芽，并成长于一定范围内左右行政力量的新生力量。
民意：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民意，在新政一年间，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官方积极回应民意的行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空前的一年。民意在2003年得到了空前的尊重原由甚多，关键在于伟人政治时代的逝去，民意领袖的出现，以及民间智库以及民间独立民调机构的崛起。尽管官方对民意的利用还很有限，还处在被动回应这个简单的层面，但在业已告别“民意由特殊的政治组织来确定和代表的时代”的中国，民意在未来会受到高得多的尊重。
2003年岁末，辽宁省开始就高考应该采取什么模式，展开大规模的民意测验，为该年度“民意影响中国”这一趋向，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考虑到“以什么样的形式设置什么样的科目来选拔大学生，涉及到千万个考生和家庭的利益”，辽宁省教育厅在作出政府决策之前，成立了一个课题组，对意见群体进行问卷调研。据悉，调查范围覆盖了该省大中城市的所有中学，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高中，以及辽宁省的部分高校。
观察家认为，省一级政府机构主动从民意调查中寻求决策依据，是近年来极为罕见的一个新动向。
第二部 “宪政主义”终结“权力时代”第六章 “新权威”（2）
民意得到空前的回应
民意，在即将过去的一年，在中国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虽然像辽宁省高考民调那样，主动对民意作出调查的做派甚少，但官方积极回应民意的行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空前的一年。坊间人士认为，民意在2003年得到了空前的尊重，尽管政府在多数时候，是被动地受制于民意。
2003年11月，河北亿万富翁孙大午在被羁押半年后，被法庭宣判“判三缓四”，以有罪之名获无罪开释之实。北京知名人士分析，这样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是民意促成的。半年间，民间人士走向前台的声援，乃至以民间舆论姿态发出声音的大众传媒，在孙大午身上赋予了数不清的惋惜、遗憾和同情。凡此，无不在日后一一成为孙大午赢得最后“和局”的推动力量。
由此上溯到2003年初，孙志刚事件，拆迁自焚事件最后都在强烈的民意要求下，得到了顺应民意的解决。和孙大午案件的最后结果不同，孙志刚案件，拆迁案件，以及引起民意反弹的SARS事件，最后都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制度层面，让民意得到尊重。
梳理这些事件从发生到结束的全过程，民意得到尊重的大体有以下四个步骤：
网络报案，往往是赢得民间关注的第一通道。孙大午被逮捕的公开报道7月才见诸媒体，但网络世界在此前两个月，就将孙案炒得沸沸扬扬。同样，SARS被公开报道也大大迟于网络。
传统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是民意在网络世界以外得以表达并获得延展的第二步。SARS可以公开报道后，诸如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协调之类的反思，长篇累犊地出现于报端和电视画面。孙志刚之死，促使民意向收容遣送制度开炮。民众在媒体的讨论中强烈地意识到，孙志刚之死，不是个别人的错误，类似事件一再发生，公民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权利无法保障，是收容遣送制度本身出了问题。
网络和传统媒体的互动，极大了延展了民意。孙志刚案被南方媒体披露后，互联网上抗议声浪此起彼伏，眼泪“一夜间洒满了互联网”。网络世界的民意，旋即转化为严惩元凶、公开透明地处理孙志刚事件的呼声。有消息说，人民网在此期间发表的一篇网文——《谁在装聋作哑》，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广东公安部门侦破案件的决心。
第三是公民上书。孙志刚案件，孙大午案件，以及拆迁自焚案件等等，以法律界人士为主体的知识分子，以民意的名义，一再上书全国人大或者最高人民法院，敦促官方在法律制度层面，解决全局性的问题。5月中旬，3名法学博士以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宪法》为依据，指出《收容遣送办法》存在严重与时代发展不适应的内容，明确提出必须废除或者修改。
最后是高层回应。6月18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同时废止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公民就拆迁方面的上书，促使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牵头制定针对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司法解释，此举可能导致对公检法联合实施强制拆迁行为的否定。
第二部 “宪政主义”终结“权力时代”第六章 “新权威”（3）
民意领袖的出现
民意在2003年得到尊重的缘由甚多，最为重要的是“伟人政治时代”的逝去，以及民意领袖的出现。
“在一个‘伟人政治’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最高领导层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的形成，需要在极大的民意支持中获得体现。”北京一位著名的民调研究人士认为，胡锦涛和温家宝所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非常尊重民意，不仅缘自他们强烈的执政为民的意识，以及他们所奉行的效率前提下以公平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取向，还在于“伟人政治时代”的结束。
新政一周年刚刚过去，人们发现，2003年新的国家领导人，在网络这个看似新鲜的事物上，鲜明地表达了领导人尊重民意的事实和趋向。据信，胡锦涛温家宝都上网了解民意。春天，胡锦涛在广州对一位参与防治SARS第一线的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4月，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对学生说，“我看到同学们在网上写的一些话，我挺感动。。” 南方周末援引有关专家的评论说，“他俩上网了解舆情，并不是巧合，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高层对网络舆情予以承认和关注。”新华网一位网友由此生发感叹：“新领导曾经透露过他们上网的消息。看来，他们是真正地愿意倾听民意！”
尊重民意，会使得政府获得更大的民意支持。5月23日至25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南京市舆情调查分析中心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等五大城市的大多数居民认为，经过非典考验，他们对政府的信心有提高，并对非典过后中国经济的回升充满信心。
民意原本是分散的民间意见，它集中起来形成公众声音，进而体现其公共价值，离不开民意领袖的出现。
伴随着民间的民意调查研究机构，以及民间智库的悄然兴起，民意领袖开始现身中国。虽然2500左右的中国智库，几乎全是官方的。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等屈指可数的民间智库的舆论领袖们，却在民意这个层面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因为，民间智库要想活下来，必须立足于民间，争取民间力量的支持。在以民间姿态自居的市场化媒体兴起的时候，官方智库一般不愿意跟“民间的媒体”，打交道，而民间智库则不然。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灵魂人物茅于轼先生，在天则十周年的时候说，他们有时候一天要见10拨记者，他们需要通过记者的报道，发布他们的声音。跟仲大军的“大军经济观察中心”一样，民间智库的声音大多从公平出发，为民间立言，为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不停呼喊。
北京民间智库的多位民意领袖，都在努力向社会下层扎根。他们多非权贵阶层出身，是自由主义的忠实信仰者。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普通百姓的生活，希望政府各项措施能更多的倾向劳苦大众，不要为富人和权贵撑腰。
由于官方对民意的支持，民间智库中的民意调查机构变的越来越大胆。2003年，北京零点调查集团，对中国较高级别的政府首长进行独立的民意测评，将民意调查从商业领域推进到敏感的政治领域。该公司首先从市民对市长的熟悉程度入手，再看市民对市长的综合欣赏度，问市民是否知道并欣赏市长的施政计划、施政业绩、个人形象和为政清廉情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受访居民发问：假如你现在拥有直接投票权，你还会选现在的市长当市长吗？
第二部 “宪政主义”终结“权力时代”第六章 “新权威”（4）
民意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我们认为官方对民意的利用还很有限，还处在被动回应这个简单的层面”。北京零点集团董事长袁岳说，“但民意在未来会受到高得多的尊重。”
民意调查，在官方主要体现为民主选拔官员等层次上。譬如，干部任用的公示制度，就是对民意在官员选拔过程中的一种体现。１１月下旬，全国第一个“公推公选”的县长候选人推荐人选在徐州沛县诞生。此人不仅要受到演讲答辩的挑战，还要经受住民意测验的考验。
虽然停证会制度，也是官方采集民意的方式，但因为没有纳入科学的系统，它有时会经受不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意的考验。2002年10月中旬，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最近对一个月前公布的《广州市城市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调整方案》及后来举行的听证会进行的追踪调查显示，听证会的价值正在广州市民心目中滑落，有六成被访者认为听证会已是流于形式或成为“听令”的摆设。民意中心此前的调查表明，认为听证会对公民参与政府决策“没有作用”、“作用不大”和“是形式主义”的受访者三项合计竟有62．5％，其中15．5％的人认为“是形式主义”。
如此背景下，以科学的专业的手段进行民意调查，在中国未来有着极大的空间。当下，以北京零点集团为代表的独立民意调研机构，已经运用科学的手段，在包括社会政策、社会难题、国际关系、居民愿望和需要、人民生活质量、投资者评价等等广泛的领域，展开频率越来越高的民意研究。民意调查或者民意测验，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决策者，从大公司CEO到政党领袖不可忽视的决策参考工具。这些，让中国民众告别了“民意由特殊的政治组织来确定和代表”的时代。
但是，中国的民意调查或者民意测验，还仅仅处于“媒体和公众比较熟悉”的水平。据悉，2002年，中国的民意研究行业，包括消费者和公众研究在内的整个产业，才只有25亿人民币的规模，中国美国的GDP之差是8比1，而我们在民意研究投入方面的差距达到90比1，这就是中国在民意基础方面差距的鲜明体现。
有关人士建言政府，让民众公开表达意见，积极沟通，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多数决定，有助于导致自觉的社会秩序。事实上，今天公共政策中的很多决定是普通百姓有能力作出判断的，从是否应该禁放鞭炮、自愿婚前体检，到简化行政审批、公共评价行政首长的表现。虽然民众现在还不习惯发表自己的判断，但是当公众知道这些公共之事，自己是可以有所建言的时候，大家会养成表达、提炼、提取、沟通、争取、改善自己的意见的习惯。
观察家相信，未来，民意调查将使得精英理念的主张者，走出领导所具有的认识高度和综合视野，而倾向于以民意为政策基础。因为精英路线的结果是，政策指定成本低而执行成本高，而民意路线的成效通常则刚刚相反。
第二部 “宪政主义”终结“权力时代”第七章 着眼于一个个罪恶的消失
第七章 着眼于一个个罪恶的消失
从“斩立决”到“斩监后”再到“斩立决”，中国东北黑帮大佬刘涌一案，在民间社会的“舆论审判”下，出现了极富戏剧性的效果。末了，最高人民法院历史上第一次动用了“提审”，并为刘涌注射了让其伏法的有毒化学物质。
2003年，另一起具有同样轰动效应的案件，是宝马案。共和国历史上，宝马案不仅开省部级高官在媒体辟谣之先河，还催生一出中国版的“巴黎街头审判”。然而，这一回，舆论未能杀人，2004年3月的司法调查结论，顶住了滔天洪水般的民意，维系了坚持朴素的正义感的普通民众难以接受的判决。
我们把这两起案件并列在一起，提醒人们去思考，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何以变成政治性问题？
我并不认为刘涌案完美无暇，但我欣赏宝马案的最后结论。它表明：当下中国，担忧司法屈从民意并出现从众媚俗倾向，是多余的。民意的压力，只会议有助于一个个罪恶的消失。
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
2004年两会，人们在经济领域内的最大热情，全部倾注在科学发展观上，几个定语准确地显示了它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媒介将这一至少主导今后四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观点，大而哗之地概括为“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