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天堂的歌声-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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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比烟花寂寞：一个虚拟的邓丽君自传第二章 黄金时代
在那些传奇人物的故事里，人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他们生活中属于奇迹那一类的事，因为人们需要传奇来寄托自己，所以，每个人都像是雅典娜，一落地就已经全副武装，在那些故事里，你看不到技艺磨练的过程，看不到信心的消与减，看不到等待、绝望和希望的交替。我不是雅典娜，我是逐渐为自己的翅膀着上颜色的。 在我的夜总会时期，我唱过时代曲，民歌，地方戏，我唱过歌手在那些地方要唱的所有种类的歌，然而奇怪的是，我总能够脱身而出。当我从中脱身出来，回到我本来的状态，我总是觉得自己增添了一些东西，就像在水里游过之后，身体被打湿了，而身体并没有变成水，只是能够更好地适应水了。我总是这样觉得。 然而当我在70年代脱离夜总会之后，我才觉得，那种演出的环境，还是在我身上留下痕迹的。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姚厚笙先生。 在见到姚先生之前，我已经对他有所了解，我知道他是台湾第一个倡导并且引进了西方音乐教育理论体系的人，他让音乐教育成为新的，也让歌唱成为新的，他是欧阳菲菲的老师。 现在要回忆这一切是最适当不过的，因为已经隔着久远的时与空的距离，隔着流莹无数次明灭，山河无数次改道的距离，即便是有辛苦，隔着这样的距离看来，也是极浅极淡的。 我有一个“尾音上扬”的习惯。我总是在一句结束的时候，不自觉地为它加上上扬的鼻腔音。这个在夜总会完全可以忽略过去的习惯，在此时，成为致命的。还有，我的声音，在夜总会，或者其它小的场合，我的音量足以应付，然而到大一点的地方演唱时，我的声音立刻显得单薄，我如果想走上更大的舞台，想让更多的人听到，就必需让自己的声音有些变化。 这些，都在克服之列，而我同时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终于有一天，一切都被克服了，一切需要学习的，也都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融入我的歌唱之中。 我变了。 这一年，我开始我的爱。一生中，第一次的爱，它持续了八年。直到八年之后，他突然死去，因为心脏病。他的名字，在此后的许多年，在任何时刻，甚至刚被人从酣睡中叫醒时，不用任何提示，我都能够脱口而出，林振发。林振发，三个字，从我的舌间吐出，慢慢消失在空气中，就像他消失在空气中一样。从那以后，我不曾遇到无条件的爱。 我们都将消失在空气中。 这一年，还有什么值得记忆的呢？我被当选为香港“白花油义卖慈善皇后”，是历届“皇后”中，最年轻的一个，我披着披风，戴着一顶时时要掉下来的“后冠”，坐着，任人拍照，那顶后冠让我不能低头和仰头，我端坐着，用眼睛斜斜看着镜头，被人拍摄。当照片刊登出来时，我觉得自己看起来简直傻透顶，像个塑胶的洋娃娃，稍微一摇就会眨巴眼睛。 还有，这一年，九月，我得到《华侨日报》发出的“十大歌星金骆驼奖”。 1972年，因为我在我所演的那些电影中的演唱，我被邀请为别人的电影唱歌。从那时候，我终于明白，一首歌只是一首歌，永远在等待听它的人为它附加意义，等待人们用自己的故事为它填注灵魂。 我唱了《风从哪里来》、《海韵》、《桂芳》。我一首接一首唱下去，并从此迷上了这种方式，迷上了听我的歌在电影中出现。随后，我得到机会，为琼瑶的电影演唱。 我看过她的每一部小说，《窗外》，《六个梦》，《在水一方》，《金盏花》，《燃烧吧，火鸟》。当她的女主人公即将要换下暗淡的衣服，盛装亮相的时候，我心中充满欣慰，当她们终于体面地嫁出去时，我为之欢欣鼓舞。 她把自己的小说全部变成了电影，《婉君表妹》，《哑妻》，《烟雨蒙蒙》，并且是卖座的电影，在当年的台湾，你找不到一个明星，不是因为演过她的电影而成功的。也没有人像她那样重视自己的电影，所有的演员，导演，作曲，演唱，都由她一手选择。 她的电影中都有歌，就像三四十年代上海的那些电影一样，几乎就是为了让一首歌有个故事背景而存在，而那些人人传唱的歌，没有哪一首，不是电影中的歌曲。她让这个传统在她的电影中延续了下来。在1972年，她把自己的《彩云飞》变成了电影。我唱了那里面的歌曲，从此，我彻底告别了过去。如果我的歌唱生涯必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响亮的开始，那就应该是《彩云飞》。 在那部电影开拍之后不久，我就拿到了《千言万语》和《我怎能离开你》的曲谱，《千言万语》由尔英作词，古月（左宏元）先生作曲，《我怎能离开你》则和大多数琼瑶电影中的歌曲一样，由琼瑶作词，作曲的，同样是古月。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在此后的20年时间里，这首歌被当作我的招牌曲目之一，我唱了至少有两千遍。而电影则是李行先生导演的，甄珍和邓光荣主演，他们，曾经合作过很多次，因此被人称作“铁三角”。 1973年，这部电影开始在东南亚各地放映，并且成为当年第二卖座片，也许是第三卖座片？总之，我已经不大记得，而且，那也不重要，我只知道，自从我唱了《彩云飞》中的歌，一切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因为我为琼瑶的电影唱了歌。在酒会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总有人对我说：“啊，你是唱了《千言万语》的那个女孩子！”或者，他们会向我提起电影中的情节，以为我对此再熟悉不过，“电影后半部分的那个女孩子是姐姐还是妹妹？不记得了，不过，我会唱《千言万语》。” 我去电影院看了《彩云飞》，那种陌生的感觉再次袭来。那个女孩子，总是伏在黑白分明的钢琴键上弹个不休，而他，总是默默倾听，她用她的哀怨吸引了他，尽管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人世。我的歌在生与死的纠缠中出现，唱着誓言、遗忘、以及失去一个人之后清新的痛苦，我不能相信我所创造的，在电影院，我流下眼泪，尽管没有人会看见，但我还是很快擦掉它。我创造了诗意，我知道，那应该被称作诗意。从此，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不再需要什么理由。 自从《彩云飞》以后，我成为琼瑶电影歌曲的几个诠释者之一，1973年，我唱了《海鸥飞处》，《把爱藏在心窝》，1975年，我唱了《在水一方》，后来还有《诗意》。 和我一样出现在琼瑶电影中的歌手，还有凤飞飞，我记得她唱的《奔向彩虹》，李碧华，她唱了《聚散两依依》，《聚也依依，散也依依》，蔡琴，她唱了《昨夜之灯》，《船》，《庭院深深》，还有高凌风，他的《大眼睛》、《燃烧吧，火鸟》、《七束心香》在那些年里有无限风光。我记得这一切，因为我们都曾经在那些电影中出现，我甚而觉得我们之间有一种奇妙的联系。 那是个诗意的年代，不管那种诗意是如何被人垢病。我怀念这一切。
她比烟花寂寞：一个虚拟的邓丽君自传第三章 第二道彩虹
1973年的夏天如何来临，我已经不大记得了，印象中的那一年是模糊的，花香浓烈的丁香，在很长时间盛开在每一街，每一巷，每一户人家。逐渐，它占据我的记忆，逐渐将所有的事物都掩盖了。丁香，白色的，有着浓烈香气的丁香，成为盛开在那一年的，惟一的花，甚至成为那一年所有记忆的底子。 关于日本的宝丽多唱片公司和我第一次接触的经由，就粘附在这样一片白色的香花之上。我是怎样被宝丽多唱片选中的，又是怎样被默默考察，这些我都无从得知，我只知道，在那一年，宝丽多唱片的德国董事阿尔辛格，决定把他们市场的触角伸向亚洲，他们不断购买唱片、音带和录影带，购买杂志书刊，观看每一场音乐会，期待能够找到为他们所喜爱的歌手。在那一年，他们也许看遍了所有的歌手的演唱，也许听音乐听得耳朵都变得麻木，也许，他们也去观看了琼瑶的电影，总之，有一天，宝丽多的制作部部长舟木柃先生来到台北。 舟木柃先生来到台北的第二天，就和我们进行联系，我之所以说“我们”，是因为还有我的父亲。在那天下午，父亲嚷着：“到日本去，赚日本人的钱！”就这样走进屋子，而我却觉得，事情不会是那样简单，不会只是几场演出，不会只是在他们的舞台上匆匆一闪，而后消失，我真的有预感。 第一次和舟木柃先生会面的，只有我一个人。他告诉我，宝丽多唱片公司是怎样的，他们对我有着怎样的希望，而我，将借着他们的希望，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舟木柃先生，一个瘦瘦的男子，有着日本式的洁净，穿着浅咖啡格子的西装。说话的那时，阳光从宽大的玻璃窗子照进来，没有什么变化，像是很久以来就照在那里了，而我知道此刻外面正是丁香花事的尾声，但还是有千棵万棵丁香在此刻怒放，它们雪白，浓香，绽放时没有丝毫的犹豫和踌躇，要开花，就开了，就这样一直延伸，一直开放，跨越属于它们的整个季节，一直蔓延，到山与海的边缘，都是丁香，白色，怒放。 我告诉他，告诉舟木柃先生，我从没有被人这样赞美过，以一种邀约作为赞美，而被邀约的我不能给他们任何保证，我无法说出我是怎样心怀感激。 舟木柃先生笑了，他明白我的意思。 我说，我会接受他们的邀约，对此，他们不应该有任何疑问。我告诉他，台湾是怎样实行“军事管制戒严令”，对新闻，对写作，对唱歌，对一切艺术，实行着怎样的“全面审查制度”，一篇小说，一首歌，一旦被认为是“反政府、反爱国、不健全、不道德”的，就永世不得翻身。我告诉他，我的老师姚厚笙先生是怎样对此满怀愤慨，还有那种劳军演出，那种音乐会，没有谁能够逃避。我没有告诉他，我被政府要求做些什么，我只是说，我希望离开，希望歌唱，我天生适合歌唱。 我几乎是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是的，我没有这样渴望被了解过，除了在梦里，我没有这样没有节制、没有思考地说过话，而一切的起因，只是有人告诉我，他们对我的歌有兴趣。 舟木柃先生没有打断我，一直没有打断。我终于说完了，头脑感到眩晕，在突如其来的寂静中，我感觉到夏天下午的那种强大的、浓郁的力量，在那一刻，丁香、有着蜡质叶片的梧桐、没有人知道的山与海混杂成一片耀眼的颜色，将过去和未来隔断。 然而在和父亲谈话时，父亲怎么也不同意我到日本的发展计划，尽管舟木柃先生提出了宝丽多唱片的计划和方案，以及初步议定的报酬，那是非常优厚的，父亲甚至没有给这些报酬一个面子，他只是说，我已经开始走红，如果前往日本，就将一切重新开始。 舟木柃先生再次介绍了日本的音乐、宝丽多唱片的市场调查，还是不行，就是不行。谈话进行了三个小时，我看见舟木柃先生的额头开始渗出汗珠，衬衣的边缘，开始出现湿迹。就在那时，我觉出一种近似于自弃的情绪，我不再希望去日本，不希望离开，甚至不想再唱歌，只是希望这一切赶快结束，舟木柃先生可以不用再经受这种尴尬的考验。我异常安静，不发一言，童年时代村外山岗上的那些花朵再次出现，杜鹃，凤凰花，野百合，夹竹桃，它们丰腴、贪欢，它们将此刻现实中的丁香遮盖，完全遮盖，甚至看不见一朵白色的花，一片白色的印迹，甚至没有一丝香味飘散，丁香好像从不曾存在过，那种白色的蔓延被遏止，那种蔓延的疯狂只是幻觉。 像以前很多次一样，我再次在旁边把父亲，这个只是生活在此时此地的人，看得清楚透亮。但是， 舟木柃先生并没有因此失望，从此以后，他还是不断拜访父亲，邀请父亲吃饭，并且送上各种看似漫不经心的礼物，每一次的理由都各不相同，今天是请我们全家尝试日本菜，明天则是要父亲帮他选择一家较好的中餐馆。父亲晕陶陶地沉浸在这种被人重视的喜悦里，尽管他对这种好意的来源心知肚明，而我和母亲则有点忧心忡忡地看着这场滑稽的推拉锯游戏，希望它尽快以一种体面的方式结束。 这场游戏终于在某一天结束了，有一天，父亲终于发现他再也没有理由拒绝舟木柃先生提出的计划，何况这个计划是如此诱人，于是，他说，“你可以去日本试一试”。 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乘坐飞机到了东京，因为希望和失望的交织如此激烈，而这个过程又是如此漫长，它终于到来的时候，我体味到的是异乎寻常的平静。 到东京的那一天，天上正下着小雨，街上充满各种颜色的雨衣和雨伞，我不断在车窗上写字，那些颜色填满了我的字。黄昏的时候雨停了，天空中慢慢呈现出两道彩虹，一点没有看错，是两道彩虹，我满心充溢着要把这种奇景告诉什么人的喜悦，然而这是异国，我没有什么人可以倾诉，于是我站在窗前对街上的人喊：“看，两道彩虹！” 我在日本推出的第一首歌是《似乎在今夜又像在明天》，这首歌在全日本的“流行歌曲排行榜”上排到了第75位，随即有人开始注意到我，说我的唱腔酷似Mary Macgregor 和小柳留美。 这个名次和这种评论并不是我真正想要得到的，但这总算是一个还不坏的开始。与此同时，我在不断努力学习日语，学习语言的恐惧让所有的惊奇、快悦都消失了。 还有那些繁琐的礼节，它让我知道日本人是怎样一个刻苦坚忍的民族，对自己和别人的苛求更是到了一个怎样的地步。所幸的是，所有一切都过去了。终于有一天，我可以在乘车的时候，没有什么心事地看着窗外的树木一一掠过，而不用担心如果这些树木一旦开口说话，我应该使用怎样的敬语和简语，那个过程，真是一场噩梦。 几个月之后，我推出了《空港》。这张专辑在很短时间卖出去70万张，还给我赢来了1974年度的唱片大奖中的“最佳新人奖”，这个奖还被人们称作“可以变成金钱的奖项”。没有什么比这更实在了。在宝丽多的引荐下，我加入“渡边娱乐公司”，由这个公司做我的经纪公司，他们旗下的艺员，还有陈美玲和野口五郎。 在表面的风光下，有着不祥的暗涌，我在日本开始用的Telesa Teng这个英文名字， 被台湾的报纸指责为“叛国”，我在演出时的穿着和台风，被指责为“庸俗、低级、下流”。而且，这种指责和谩骂旷日持久，并且兴师动众。一种被野兽追击的莫名的恐惧将我笼罩，我似乎能够感觉到它咻咻的凉意在我的颈后。
她比烟花寂寞：一个虚拟的邓丽君自传第四章 急弦繁管
秋天的时候，我在日本开始短暂旅行。 虽然是秋天，但是每到黄昏的时候，总让人有一种冬天的错觉，天空逐渐由近乎透明的水红变为暗紫，最后成为破败的灰色。 我有时候住在温泉旅馆，有时候住在小城市的饭店，夜里，听得见另外房间人们的嬉闹，那声音模糊地传来，最终变得残破，不可辨认，但它的使命也就此完成：我感到了那种因为别人的置身事内而带来的孤寂。我拿起一本书来阅读，时间的力量在那一刻被削弱了，我们，阅读的我，嬉闹的人们，都在齐心协力对抗时间，并获得胜利的错觉。 很多时候我是在行走之中，有时候是在小酒馆林立的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