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诞生-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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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８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长会上的一段讲话，其中讲道：“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是不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②为了扭转和改变这种相互外在的二元结构，毛泽东试图通过建立新的教育体制，使用强力实现“劳动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一方面主张“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机关，这样写不出东西。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③。１９６４年２月３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①
于是，一方面，发动“知青下乡”风潮，号召干部到“五七干校”；另一方面，向全国大、中、小学派驻“工宣队”、“军宣队”，建立由基层社会组织直接推荐学员的选拔制度。
尽管毛泽东本人是个饱读诗书、卷不离手的人，可对于读书人却一直持有成见，“文革”期间，１９６７年５月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中仍然认为，“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观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①甚至直到１９７６年３月３日逝世前的几个月，他还坚持认为，孔夫子、秦始皇、汉武帝、曹操、朱元璋等几个他所钦佩的历史人物，都没上过大学，但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②可见这种观念对他影响之深，已渗入骨髓。
第三，“小人物”与“权威者”的关系。在这二者（与此相适应的“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保护和拯救前者的角色。这里，生物进化论的明显倾向，似乎与毛泽东至上权威和足智长者的“导师”身份合为一体。他多次申明“青年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的话。延安时期他就曾说过：“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很不喜欢老人，因为他们是会欺负青年人的，青年人谁没点错误呢？但是你错不得，他们对你是很凶的。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③到了晚年，毛泽东的这一取向有增无减。
１９５４年他支持李希凡、蓝翎批驳《红楼梦简论》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大人物”压“小人物”的不满。通读毛泽东当时给中央政治局和有关人士的那封信，我们可以看到，与其说直接矛头是纯粹对着俞平伯本人的，不如说其目的之一也是要表示一下自己要为“小人物”撑腰、说话的姿态罢了。就在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空白处，毛泽东留下这样的批语：“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在这些批语中，毛泽东的态度和倾向明明白白地表露出来。但到１９５７年他又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说了不少好话，对李希凡的评论文章批语“简单化”，“使人读不下去”。原因是“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表示自己这次要站在王蒙一边。①在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到邹容和章太炎，认为他俩都性格鲜明，并且做出大事时都是青年人：“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主义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十七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二十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②以最大权威的形象支持、组织“小人物”反权威，这不能不是晚年毛泽东政治伦理观的重要表现之一。１９７２年１２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的普通教师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子女在生活方面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有资料说，此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生活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以至于最后流下了眼泪。③１９７３年４月毛泽东反复斟酌，终于决定给李庆霖复信。毛泽东写道：“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④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５日毛泽东还不时念叨此事，说李庆霖的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①对于社会上的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毛泽东特别在意，在感情上会给予更多的投入。
这种潜在的政治伦理情绪，每到关键时刻就会流露出来。在毛泽东晚年思想转折之关坎的１９６２年，他再次背咏了司马迁《史记·报任安书》中的那段名句：
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②
据毛泽东后来说，最早构想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一类事情，大致就在此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基于“压抑—创新”价值观的趋动，毛泽东晚年试图通过各种社会身份的功能互换，借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异，从而达到“等贵贱”的价值均平境界。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25节 “毛主义”的起源、性质与内涵（1）
对中国现代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学者来说，史华慈（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Ｉ．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１９１６—１９９９）这个名字早已就耳熟能详了，他的基本著作也大部分译成汉语出版，如其中期的扛鼎力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１９６４），晚年的聚精杰作《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１９８５）等，如今其早期著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１９５１）也即将付梓，这对于中国现代史及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史华慈，汉译也有史华兹、史华茨、施瓦茨等。但据笔者所知，“史华慈”才是他本人给自己起的正式汉语名字。作为当代最著名的现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史华慈内心存在着热烈的人文关怀。他曾富有感情地说过：“有人喜爱中国，有人厌恨中国。但我尊敬她。”虽然史华慈大名鼎鼎，但知道他出身于一个犹太家庭，笃信犹太教信仰的国人并不很多。一位才华横溢、治学严谨、分析入微的世界级著名学者如何能在“信仰”与“学术”之间荡漾，本身就是一件很难想像的费解之事。宗教是信仰，学术是科学，难道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的可能性空间吗？然而，事实就的确如此。史华慈青年时期的研究兴趣其实并不在现实政治。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期他在哈佛大学本科主修南欧文学，其学士论文是《巴斯噶和１８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中心议题是人性、伦理、宗教。毕业后他曾想当高中语文教师，甚至曾一度有意做犹太教教士。他写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可见青年时代伦理与宗教这些带有深厚内在人文倾向的问题，就已渗入到了史华慈“理解世界”之中，并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种种外在机缘，使他进入费正清主持的中国地区研究班攻读硕士学位。史华慈曾诙谐地说，那时恰好有一笔奖学金，“由于金钱的引诱，我放弃了对中国古代佛教的研究，开始注意中国当代问题”①。在此后的数十年时光中，他专注于中国问题的几乎所有问题，据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每日都阅读《人民日报》，而且甚至不间断地写出大量讨论中国现实政局的时论文章，一直持续到晚年。这些文章分别收集在１９６８年出版的《共产主义在中国：流变中的意识形态》和史华慈退休后１９９６年出版的《中国与其他》的两本论文集中。它们不仅成为史氏自身学术发展的忠实记录，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这些论文涉及的问题十分宽阔，包括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中苏同盟，中国的“百花齐放”、“反右”、“大跃进”、中苏论战、“文化大革命”，等等。“从文章的标题上，很像一本通常的时事研究，或新闻分析论文集。但是它却提出了一系列新闻分析往往未能提出的远为深远的关切与议题。例如，史指出在比较具体的层面上，该书提出了什么是当今的共产主义？其走向是什么？中国整个社会走向何处？整个世界走向何方？在比较概括的层面上，它提出了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和跨国界的意识形态之关系如何？当一套思想从自己的文化与历史的母体移植到另一个异质的文化与历史环境时，会发生什么变化？当它一旦上升为这个社会的统治的意识形态时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它甚至提出并讨论了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政治行为、经济行为、社会行为）到底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而且涉及心理学、社会学、乃至哲学的根本问题。”②
值得在此提及的是，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史华慈对自己的看法和定位至少与对研究对象的透视一样清晰，甚至更加明白。面对不可穷尽的大千宇宙和知识海洋，一个人所能扮演的角色，实在是太有限了。人们探索研究，透视分析，著书立说，只能是永无止境之思想对话的一个瞬间片段，用史华慈的话说就是“一个片面的、可能失误的微弱的声音”。他曾把整个非物质层面的文化比喻成一座储存人类经验与思想的“图书馆”。他说：“写书的人多半热切希望把自己的书放在图书馆未必就意味着从此他的思想就将死去。诚然，绝大部分的卷册可能再也无人问津，可是谁也不能保证这些书就此长眠不语。”①
在学术研究的方法和风格方面，史华慈提出了著名的“问题意识”（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ｔｉｑｕｅｓ）命题，其核心语义是指人文研究领域中不大可能给出某种绝对判断行的确切答案，在众多研究者的结论中，必然体现出“富有成果之歧义性”（ｆｒｕｉｔｆｕｌ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的张力。这是因为研究者所具有的视角，用史华慈常用的语言表达就是“关切”（ｃｏｎｃｅｒｎ）、“议题”（ｉｓｓｕｅ）、“预设”（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等，除了具体时代背景的复杂性以外，同时与研究者自身的经历也不无关系。所以，如学者所论，他在方法论方面实际上试图超越经典的“观念史”与“知识社会学”之路径，而直接向“基始依据”（ｐｒｉｍａｒｙ ｄａｔｕｍ）展开问询。①史华慈认为，人类有一些“历久不衰，反复出现的共同关切（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往往构成某种人生的奥秘，它们是思想论说的原生点；这些原生问题之不同层面的反映，就成为“议题”。只有“关切”而没有“议题”则只是倾诉而不成其为学术；为什么共同的“关切”往往会形成不同的“议题”？这又涉及研究者立论时所持有的或已阐明或未明言的“预设”。诚如学者所言，由于不断提出比较深层的关切“议题”预设和问题意识，所以史华慈的著述，哪怕是一个简单的评论，都会“使它们具有通常时论所罕见的思想洞见和耐读性”②。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史著作，它是在史华慈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１９５１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６７年再印两次，但没有修改。史华慈教授的这部专著之所以被称为“经典”和“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是由于它在西方学术界第一次提出并界定了“毛主义”（Ｍａｏｉｓｍ）这一核心的分析范式，从而成为西方毛泽东研究从“新闻传记”走向“学术论证”的分界性标志。
美国哈佛大学“中国问题研究”的创始人费正清（Ｊｏｈｎ Ｋ．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１９４８年就曾断言，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了在中国最后使共产主义中国化的‘毛主义’的基础”。作为费正清学派的两大天才高足之一的史华慈（另一位是《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作者、英年早逝的列文森（Ｊｏｓｅｐｈ Ｒ． Ｌｅｖｅｎｓｏｎ）），秉承师意，对费正清的这一论点作了全面的创造性发挥。史华慈认为，毛泽东革命的确不可否认地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实践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此笼统地概括，在理论和学术上并没有多大意义，而真正需要做的研究应当是提炼出“中国不同于苏联”、“毛泽东不同于斯大林”的独特内涵。如果说这个“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一个最早的“文本”，那么，它就应当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史华慈指出，毛泽东这部具有鲜明创独精神的中国政治名著，显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一种独特的倾向”，“它把农民当成革命运动的核心”，并把完成民主革命的百分之七十的功劳归之于农民，而只给予“城市居民和军队”百分之三十的地位，并把对于农民在革命中地位的评价“作为判断政治党派革命与否的价值标准”。史华慈说，读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人的印象是，它“或许既是出于一个俄国民粹主义者之手，但也是由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写。在这里，我们确实找不到那些贯串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中的对农民独立革命作用的责难”。毛的理论实际上构成了“对整个共产国际路线的一次毫不含糊的挑战”。因此，正是在关于革命的主要动力的认识角度上，“毛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其重要的核心思想预见的“背离”，从而构成“行为的异端”。费正清学派的另一位学者布朗特（Ｃｏｎｒａｄ Ｂｒａｎｄｔ）也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