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诞生-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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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５日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一段讲话，最为清晰地表明他对于获得和保持“人民”身份的整体轮廓：
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的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一个苹果不吃，饿死人没有呢？没有饿死，还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的时候，在座的同志们要住棚子。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有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①
其次，与“吃苦”密切联系的是“思想改造”。毛泽东所谓“思想改造”的术语，其实是指“心灵”（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的净化，其内涵是建立或更换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有时他直接称这种特质为“灵魂”。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灵魂”。在毛泽东看来，最能体现“人民”与“非人民”的本质差别指标，是一个人的内在精神。所以，要获得“人民”的身份，至关重要的就是在原有的心理模板中逐渐注入崭新的“感情”要素，这首先必须承认劳动人民的社会价值，通过体验、经历和实践，去理解并融入他们的生活，最终与他们在深层感情上形成认同。有了这种内在的品质，换了另一个与“人民”相同的灵魂，才可以说这个人是真正地发生了转变。１９６５年８月３日毛泽东接见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当马尔罗问及“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时，毛泽东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①
在毛泽东的社会身份体系中，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农、兵属于最具革命精神的角色，而与此差别较大的则是从事脑力劳动、与直接的操作实践距离较远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科知识分子。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８日，为纪念毛泽东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由陈伯达、姚文元起草了《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人民日报》稿。毛泽东修改此稿时加入了几句话：“‘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说错了吗？完全不错。这里说的是‘轻视工农’又有架子的那一小部分的大学生。轻视工农而又自觉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应该彻底改正吗？”并把其中“挑动工农斗学生”一句，改成“挑动群众斗群众”。②同样，那些拥有权力的政府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特别是在地位和生活上都有特权的干部子女，虽然就自然出身而言可谓“根红苗壮”，但他们是最容易丧失本色，而发生质变的危险。１９６８年５月毛泽东对中央警卫部队讲话：“你们在机关工作的一些人，不懂工，不懂农，工作单纯。你们机关要办一两个小型工厂，学点生产知识。”①
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８日北京语言学院的七名共青团员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我们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过去他们在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经受了考验，不愧为英雄好汉。现在他们当了“官”，做了“老爷”，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上有了特殊待遇，革命性就远不如以前了。长此以往，他们就会失去在革命道路前进上的“自由”，就会逐渐蜕化为特殊阶层、修正主义者。为此，我们以为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彻底改革：１降薪，取消各种特殊待遇。２革命干部应经常地参加劳动。３凡是违犯党纪国法，做出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应一律予以制裁。４尽快在全国普及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５在假期，青年学生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或者到部队去当兵。毛泽东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２日在这封信上批语：“他们所谈问题，确实重要，应在运动中解决。请你们通知他们：信收到，看到，并注意了。”②这封信连同毛泽东的批语，曾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等转报军内《情况简报》，其中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五连在驻地“开枪打死、打伤群众的严重政治事件”和部队领导机关认真查证的情况。毛泽东第二天就批语：“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民伸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①
１９６０年２月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第３５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时，当读至书中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的具体表现是：大多数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还低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而大多数庄员（指集体农庄）的文化水平还低于农艺师的水平。如果要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就必须把工人和庄员的文化水平提高到工程技术人员和农艺师的水平”的论述时，毛泽东批语：“有问题。只提文化技术水平，不提思想政治觉悟。”同时谈到：
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这两件事情不是一致的东西。旧社会的规律是：被压迫的阶级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说他们知识少，但是比较聪明些，原因就是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社会生活，他们的社会生活知识丰富；压迫的阶级，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书读得多，一般地来说他们的知识多，但是他们比较愚蠢些，原因是他们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的心理。科学发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的人。许多工程师并没有发明，而普通工人反而有发明。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工程师和工人的差别，不是不要工程师。历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在我们的国内战争中，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从文化上说，比国民党的那些从国内和国外军事学校出来的军官低，但我们打败了他们。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亚洲当时文盲多，欧洲当时知识分子多，文化水平比较高。
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况不同了。可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也就是他们的知识虽然多些，文化虽然高些，然而同工人、农民比较起来，他们同样是愚蠢些。我们的干部子弟，一般的说来，就不如非干部子弟。他们的架子很大，优越感很强，可是没有生产经验，没有社会经验。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①
所以，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以后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关于“又红又专”的问题就成为全国性的关注热点。而在这些讨论中，“只专不红”、“多专少红”和“先专后红”都受到了批判，显然“红”被突出到了最为重要的位置。简而言之，政治上和思想上与“人民”认同的立场和态度，是获得这一崇高身份的重要途径。②正如史华慈１９６６年就曾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实际上发生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③
对于特殊“身份”与“权力”之间的等价关系，毛泽东十分清醒。他曾明确表示如果不对特殊“身份”进行必要的变革，“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Ｐｏｗｅｒ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ｃｏｒｒｕｐｔ ａｎｄ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ｒｒｕｐｔ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的政治铁律必将自然地产生效应，这将不可避免地使他苦心建构的“社会主义”事业付之东流。为此，他所采取的重大政治举措就是在制度角度上对政治“身份”进行强制性置换。在政治实践上，这种“身份”置换是在三种关系的路径上展开的。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24节 “身份”的颠覆与重建（4）
第一，“官”与“民”的关系。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在建国后的政治关系中，存在着领导与群众之间的某种紧张和不平衡。凭借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不仅权衡“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古训戒规的利害，而且透视出“人民”或“群众”所谓“历史的主动者”（理论）与“政治的被动者”（现实）之间的严重背离。为了调整这种不平衡关系，毛泽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因为他认为前者有权有势，而后者则弱势无援。正因如此，他对“官僚主义”表现出绝对的不宽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毛泽东谈及“文革”中部分干部遭到批斗时说了同样的话：
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①
在谈及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六十天。那是一个在山上的县，很穷。越穷就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①
在１９６８年５月７日黑龙江革命委员会在庆安县柳和创办了一个专供机关干部参加劳动的“五七干校”，毛泽东很高兴，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２日送审的《人民日报》为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的编者按语稿上作了批语：“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因有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②１９６９年４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大期间谈到新当选中央委员中的一些基层干部时说：“要注意，要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①１９７６年初，即便在毛泽东病重期间，他还反复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②
另一方面，在中央领导机关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则强调要选择一些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农干部。在考虑中共“十大”领导班子的人选时，毛泽东提出两个主要条件：一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二是要年轻。１９７２年７月，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谈话时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毛泽东又在周恩来来信上批示：“多次讲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①同时，毛泽东对于由于人为造成的身份差异极其不满，试图进行改革。关于废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改变帽徽、领章问题，１９６５年４月２８、２９日在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战备计划时，毛泽东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②
第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关系。在对“劳动”本质及其类型的解释上，毛泽东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视为“源”与“流”、“体”与“用”之间的关系。虽然历史资料并不支持关于毛泽东晚年根本否定甚至敌视知识和科学价值的笼统说法，但是问题在于，他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人为地划清界限，前者是“源”，后者是“流”；前者为“体”，后者为“用”，其位置不能颠倒，并以此为据，知识分子被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部分。这就是著名的“皮毛之论”：
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①
毛泽东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８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长会上的一段讲话，其中讲道：“总而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