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暖人生(之二)-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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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2月1日法制日报报道　　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日前表示，今年将努力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更好地解决教育的难点问题。要高度重视贫困家庭学生学习、生活问题和群众关心的教育难点问题。落实高校学费收入10％用于贫困家庭的学生资助政策，确保高校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周济说，2004年秋季，中央财政安排出专项资金，为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2400万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地方各级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实施“两免一补”政策，让更多的孩子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阳光雨露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在高等学校全面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新政策，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和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学费减免政策，为品学兼优的贫困家庭学生发放国家奖学金。　　　　该怎么看待这名“职业乞丐——王绍臣”　　2003年9月26日《深圳商报》讨论此议题，共收到来稿37件，其中有22位读者认为做职业乞丐也很辛苦，还要以牺牲自尊为代价，不应对他过多指责。有15位读者认为王绍臣的做法不值得同情。　　广州拟出新规管理乞丐的讨论　　建议一：造册登记勤管理——广州中山纪念堂研究专家卢洁峰女士设计了一套“乞讨人员”管理方案：1．以属地管理为原则，对全市甚至全省的流浪乞讨人员造册登记；2．对所登记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甄别，并指给出路；3．所有乞丐，都必须纳入救助站的管理。各区设立乞丐清洁间，给乞丐提供洗澡、洗衣服的地方；4．对乞丐定期做防疫检查，以防止传染病的传播和蔓延。　　建议二：信用审查发牌照——华南师范大学的一位周同学建议：“给了钱怕上当，不给钱又难受”是困扰救助者最大的问题之一。政府有关部门有责任对乞丐身份进行鉴定。如果是假乞丐，用假资料、假方法要钱，那他的行为就属于欺诈，积累到一定数量就可以治罪判刑的。政府应该启动一个信用审查系统，给乞丐验身，比如江苏等地的挂牌乞讨，由民政部门出证，而且一定要防伪。一个城市内可有一个联网的系统，对乞讨者的身份登记入册，如果乞讨者在一处被发现做假，他转移到别的区的时候在网上，执法人员可以查到资料，以此为由对其进行强制管理。　　建议三：民间合作助童乞——在对待儿童行乞的问题上，读者的来电来信意见空前统一，认为政府、社会都不能允许儿童乞讨的现象存在。儿童乞讨，这是乞讨中的“违法”现象，我们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有九年义务教育规定。儿童在学龄时流落街头讨生活，这就是监护人违法了！“应该有带强制性的福利机构保证孩子的权利。应该尝试创办社区型民间福利机构，聚集民间力量建立多个小规模的福利机构，首先解决眼下日益突出的残疾儿乞讨问题。”　　建议四：只给食物不给钱——很多人提出一个观点：联合抵制职业乞丐，只给食物不给钱财。在假乞丐遍地的今天，只能用这样的办法做一点善事。可以倡议大家尽量不给钱，冻了送衣被，饿了送点食物，这样既能解决乞丐的温饱问题，又不给职业乞丐发财机会。这笔钱可以捐到正规慈善基金去帮人。　　建议五：城市设立禁讨区——“乞丐影响市容”、“乞丐多的地方，容易乱，乱了犯罪率就高”这是众多民众一致的声音。很多市民建议，在火车站、天河城、省、市政府、步行街设立“禁讨区”。


第一部分四块钱的故事（图）

　　曹瑞华　　1942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干部家庭，家里兄妹七个；　　1958年，主动申请支内来到江西，成为九江市棉纺织印染厂的一名机修工人；　　1960年，被开除出厂，受劳动教养，罪名：挪用公款；　　1961年，曹瑞华被正式宣布提前解除劳动教养，重新回到了人民的行列；　　1962年，留场就业；　　1968年，被宣布为“反共救国军上尉连长”，糊里糊涂地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678天后平反；　　1975年，回到上海，开始“黑户”生涯至今。　　　　我平时看到人家身份证乱丢，找不到，我说，身份证这么重要还乱丢，命根子，那是命根子，那是灵魂，灵魂啊。我今天终于有个灵魂了，所以我对这身份证、户口本特别珍惜，我从来不会找不到，从来不会乱放，我很小心保护它，它像生命一样的。它是我的灵魂。　　　陈晓楠：上面这一番话，乍听上去，可能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能让一位60岁的老人如此激动，让他视之为生命，视之为灵魂的，竟然不过就是那张小小的，薄薄的卡片——身份证，说这话的人叫曹瑞华，家住上海，几十年以来他都拥有一个很特别的外号，黑户，因为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身份，所以在周围很多孩子的眼中，他也长期被猜测为带有神秘色彩的坏人。曹瑞华始终沉默地进进出出，他很少向别人讲起自己的身世，也不解释自己的身份，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原因很简单，说不清楚，一言难尽。其实恐怕用一言难尽这四个字来形容曹瑞华的人生历程，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因为40年以来，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小上海市民，却经历了意想不到的，比任何小说和电影都还更富有想象力的人生剧本，如果非要用什么来总结一句的话，那就是四块钱，改变了他40年的人生。


第一部分四块钱的“贪污犯”（1）…（图）

　　曹瑞华：1959年，厂里急需一批当时很紧缺的扳手，派我到上海购买。给我100块钱；100块钱买一打——12把；8块钱一把；（共计）96块钱；还找4块钱；开张发票。那么，我买回来以后；高高兴兴的；我说（我）做了一件好事情；就去报销；去报销（的时候）会计不在；正好有一个年轻的小孩；姓韩；他说你饭菜票有没有；我说饭菜票吃完了；今天发工资之后买；他说你不是买扳手多4块钱吗；你借给我嘛；晚上发工资还给你正好嘛；现在会计又不在；你又报销不了。我说好；行行；借给你；我没多加考虑；人家没饭吃；借给他。　　　　发工资后不久，曹瑞华就到财务科报销了出差的费用，他很快就淡忘了借钱这件事。几个月后，曹瑞华在车间上班的时候，厂保卫科的几个人突然来到车间召集工人开会，曹瑞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以为又是传达什么文件。　　当时曹瑞华正在车间里干活。保卫科宣布，把机器关掉；大家坐在一起；开个会。“经上级批准；经九江市公安局；九江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批准；宣布曹瑞华挪用公款若干元；开除出厂；受劳动教养；立即执行。”　　整个车间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了曹瑞华的身上，刚满16岁的曹瑞华呆呆地站在人群当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茫然不知所措。曹瑞华说那时候所有的人都看着他，他从来都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场面，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不知道挪用公款是什么，也不清楚劳动教养是怎么回事。　　　　曹瑞华：宣布的时候（说我）挪用公款若干元；挪用公款变相贪污；我说贪污什么；（保卫科的人说）贪污就是你把钱用掉了。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听；反正就是不好吧；这么多人开会叫你站起来；总是不好的吧。宣布以后；就叫我走了。我想，走就走吧；脑子里很乱；不知道想什么东西；反正是当时心里面也很乱；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去了以后干什么；都没有概念；将来会怎么样；都是想不到的。


第一部分四块钱的“贪污犯”（2）…（图）

　　宣布完毕，曹瑞华立即被两名全副武装的民兵看押，直接从车间送往江西省彭泽县芙蓉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他清楚地记得那是1960年5月30日。　　　　曹瑞华：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没有人让你签字。每天大概是六七点钟上班；到下午四五点钟下班；总共十多个小时。因为当时也是自然灾害吧；吃的粗粮；那时候产粮区；是用麸皮做的馒头；烧饭的是劳改犯；他很同情我；他说“小鬼；你肚子吃得饱吗？”我说吃不饱。他就买土豆给我吃；就这样；5分钱一碗土豆。那时候买了一两碗给我吃；吃不饱；你还得干活；还得干好；还不准发牢骚；有苦只能往肚子里咽。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土豆；救了我的命；土豆救了我的命。每天唯一的想（法）就是早点离开这个地方；早点跟父母；跟家人团聚。　　　　由于年龄小，农场的干部、犯人都叫曹瑞华“小鬼”，对他还比较照顾。曹瑞华决心好好改造，争取早日获得新生，但是，让曹瑞华感到苦恼的是，当初宣判他劳动教养时，没有人告诉他要教养多少年，也没有人让他在任何文件上签字，他不知道自己要多长时间才能改造成一名“新人”。直到半年后，曹瑞华的劳动教养才总算有了期限。　　　　曹瑞华：一天到晚就是叫你劳动劳动，晚上叫你学习，不告诉你时间。后来呢，过了半年多，说有政策了，“你们自己定时间，根据你的罪行大小定时间。”我说“我三年”，有的报两年。让你自报；就看你的态度怎么样。当时我也不懂；好像觉得；像这种事情；你思想要深挖根源；要痛改前非；好像罪恶很大一样的。不敢报少；报少了说你不谦虚，说你对问题没认识；报多一点，说明你对罪行有认识；能痛改前非。说你罪恶累累，就是靠罪刑给你定的。我想了想“三年”。那么你非要说是我错，哪怕心里不服，也要说“我错了，我错了”，你得低头认罪，才能宽大处理。你不低头认罪，你就是不谦虚，永远改造不好，要改造一辈子。


第一部分四块钱的“贪污犯”（3）…（图）

　　曹瑞华就这样有了自报的三年劳动教养，有了期限，就有了希望，他努力地“改造”着、“表现”着，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表现换来和家人的早日团聚。　　曹瑞华当时想；应该表现得好一点；比如说；让他做钻床；一天应该钻一百个孔；他就多钻一点；钻150或200个；这样他就会被认为“表现好”。过年了；他也不休息；他们那里有个300公尺深的机井。这个机器经常出毛病；可是，过年也不会停止生产；他就自告奋勇；守着机器；加油、检查它的性能，如果机器的温度过高；就要停运一下。静下来的时候；他心里也很难受；一想到过年；想到家里的温暖；想到人家正高高兴兴地过年；再联想到自己的处境；冷冷清清；所以很难受。　　曹瑞华的表现得到了农场干部、领导的肯定。1961年4月20日，劳动教养不到一年的曹瑞华被正式宣布：提前解除劳动教养，重新回到了人民的行列。　　听到这个消息，曹瑞华哭了。　　　　曹瑞华：60年5月30号劳动教养，到61年4月20号（结束），宣布劳动教养的那个监狱长；我记得很清楚；“现在给你们宣布个事情；曹瑞华这个小鬼；也没什么事；小事情；现在宣布；结束劳动教养；回到人民队伍中。”说得我蛮高兴的；说得我直掉眼泪；就在这里留场就业吧。当时，留场就业的概念就是在这里上班；工作；我说我要回去；他说“回去不行；这是党的号召；你过去做了对不起人们的事情；现在你已经痛改前非了；我们给你帽子摘掉了；要听党的话。留场就业；就是继续改造；这个里面本身就是劳改农场；帽子摘掉以后；服刑完了以后就在里面劳动”。62年的3月8号；国家要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全党全民都要动员；支援农业第一线；我说，我要写封信给我父母商量商量；他们不同意；“我们已经问过了你父母地；他们同意的；你去吧”。就叫我到农场去了，那天是1962年3月8号。　　　　曹瑞华听了党的话，留场继续劳动改造，但他没有想到这一留就留了14年。


第一部分反共救国军上尉连长（1）…（图）

　　曹瑞华留场就业继续改造，在农场开始了“新”的生活，他觉得自己被一股力量紧紧地裹挟着，踉踉跄跄地走向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他无力选择，也无法改变。他从“有期”又变成了“无期”，他不知道这种生活哪里才是终点。　　寒冬腊月；北风呼啸；雪花飘起的时候；他被叫去挖河泥。把河里的水抽干之后；穿着棉裤踩下去；腿一下去；疼得他半个小时都喘不过气来。　　紧接，又叫他修围堤；围堤24米高；要把它加固加厚；防止夏天洪水泛滥。吃饭，要一口就吞下去了；否则就凉透了。一边吃着；雪花就落进碗里；变成冰水；变成冷饭了。他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着新的生活……　　日子一天天地过着，曹瑞华机械地出工、收工，他不知道这种生活何时才是终点，他盼望着奇迹的发生，就像他劳动教养有一天结束一样，能再一次从“无期”变为“有期”，他等待着这种改变的到来。六年后，“奇迹”终于发生了，但是这个“奇迹”却没有带来曹瑞华所希望的改变。曹瑞华记得，那是1968年的普通一天。　　晚上开大会，会场上的大幅标语写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个军代表员说：“无产阶级政权是巩固的、强大的；但是有一些小丑；要颠覆无产阶级政权，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个农场里发现一个反革命集团；叫反共救助军；总共是500人；他们有纲领、有计划、有目的；要炸毁桥梁、剪断电线、横渡长江、挺进大白山、长期与共产党为敌。”这么一说；参会的人都感到很新鲜；当时；天很冷；曹瑞华穿着军大衣；他一听还有这样的事；感到稀奇。军代表接着说；司令已经投降了，还有谁投降了；总共落网了七八个；有连长；有营长。但是，据一个营长检举，“我们这里有一个连长；大家请看；现在我们宣布一下；反共救助军上尉连长——曹瑞华；他来了没有？”曹瑞华；就站起来了，问“什么事”。　　曹瑞华一站起来，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被宣布为“反共救国军上尉连长”，糊里糊涂地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呆立在会场的中央，听着震耳欲聋的要自己低头认罪的叫喊声、口号声，曹瑞华说，他恍惚中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八年前自己站在工友中间被宣布为“挪用公款”的那一刻，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像是一场梦。　　他父亲写信给他；问他是不是受什么人蒙蔽了；让他向党向政府交代清楚。他只是说没有哪个叫他做；他相信党的政策；请组织去调查。而军代表告诉他说，他们已经查得很清楚了；不用再调查了。　　　　陈晓楠：因为四块钱被劳教，被送去农场，被打成反革命，好像一切都是稀里糊涂、莫名其妙地发生着，对老曹来说，他觉得自己好像永远都不够清醒。他那种很无辜、很无奈的口气，甚至都会让我们怀疑，他是在开自己的玩笑。可能这就是命运，在一次又一次地跟他开玩笑吧，对老曹来说，不知道是谁的小指头轻轻拨弄了一下，他的人生，已经离原点十万八千里。此时的老曹，已然像一个小石子，一个浪头打来，他还没来得及站稳，就又被拍打到了另外一个无法预知的方向。


第一部分反共救国军上尉连长（2）…（图）

　　当上了“反共救国军上尉连长”、“反革命”，曹瑞华白天被强制劳动改造，晚上被批斗。那段日子虽然艰难，但曹瑞华说，他还是感到幸运，因为和其他一些反革命、右派相比，他没有落下什么伤残，并且不到两年他就获得了解放，再一次回到了人民的行列。曹瑞华记得很清楚，他一共只当了678天“反共救国军上尉连长”。　　　　接着，曹瑞华种了半年蔬菜；挑大粪也干过；后来又开始养猪。当时，他跟右派分子在一起养猪；大概半年之后；工宣队主任到猪棚去视察工作；见猪养得不错。　　　　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