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9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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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不骄不停，乘胜前进。虽蒙皇天眷佑，赐与小康之政，且年登古稀之寿，但不能因此而自满而停滞，现在仅系“小康”，还需不断努力，一定要“励慎终如始之志，以竭力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否则，行百里半九十，因耄荒而陨越，就要辜负天恩了。因此要以彭元瑞之九颂为规为励，必将大有补益。
简而言之，此时的古稀之君弘历，还是颇为明智的，壮志未泯，雄心未已，还在继续励精图治，欲建更大功勋。当然，他已相当自负了，而且，这一毛病更逐渐恶性膨胀，致成大害。
二、《御制十全记》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一初三日，八十二岁的乾隆皇帝因允准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修贡停兵议和，亲撰《十全记》，记述执政以来的“十全武功”，谕令军机大臣将此文缮写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建盖碑亭，“以昭武功而垂久远”。其文如下：
“《御制十全记》曰：昨准廓尔喀归降，命凯旋归师诗有‘十全大武扬’之句，盖引而未发，兹特叙而记之。夫记者志也，虞书朕志先定乃在心，周礼春官掌邦国之志乃在事。……则予之十全武功，庶几有契于斯而可志以记之乎。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其内地之三叛么么，弗屑数也。前己酉廓尔喀之降，盖因彼扰藏边界，发偏师以问罪，而所遣鄂辉等未宣我武，巴忠乃迁就完事，致彼弗惧，而去岁复来，以致大掠后藏，饱欲而归，使长此以往，彼将占藏地，吓众番，全蜀无宁岁矣。是以罪庸臣，选名将，励众军，筹粮饷。福康安等感激朕恩，弗辞劳苦，于去岁冬月即率索伦、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宁冒雪而进，今岁五月遂临贼境，收复藏边，攻克贼疆，履线险如平地，渡溜要若蹄涔，绕上袭下，埋根批吭，手足胼胝，有所弗恤，七战七胜，贼人丧胆。及兵临阳布，贼遂屡遣头人匍匐乞降，将军所檄事件无不谨从，而独不敢身诣军营，盖彼去岁曾诱藏之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等前去，故不敢出也。我武既扬，必期扫穴犁庭，不遗一介，亦非体上天好生之意，即使尽得其地，而西藏边外，又数千里之遥，所谓不可耕而守者，亦将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师，以蒇斯事。昔唐太宗之策领利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廓尔喀非颉利之比，唐边殊长安之近，彼且乞命吁恩，准之不暇，又安敢言和乎。然今日之宣兵威，使贼固意求降归顺，实与唐大宗之论有所符合。昔予记土尔扈特之时，于归降归顺已悉言之，若今廓尔喀之谢罪乞命，归降归顺盖并有焉，以其悔过诚而献地切也。乃知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进知退，易有明言，予实服膺弗敢忘，每于用武之际，更切深思，定于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间，十全武功，岂非天贶。然天贶逾深，予俱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难承，兢兢惶惶，以俟天眷，为归政全人，夫复何言。”［2］
这篇御文充分体现了乾隆帝此时志得意满、文过饰非、讳败扬胜的真实形象。从前述历次“武功”看，总的来说，他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至少有五个问题他不应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一，“十全”不全。这十次用兵并非每次皆胜，所谓“十全武功”，实际是功不满十，一征金川，见难收兵。缅甸之役，将军、一等公明瑞败死小猛育，经略大学士傅恒受挫老官屯，被迫允和，匆忙后撤。出征安南，统帅孙士毅狼狈逃归，提督战死，全军溃败。初征廓尔喀，双方既未正式交锋，钦差大臣巴忠还附合藏区噶布伦之议，丧权纳币赎地，当然也谈不上凯旋回朝。仅此而论，十全武功就有四不全，就有四次失败，怎能冒称是十战十胜之“十全武功”？
其二，胜中有败。以取胜之六大武功而言，也不是所向无敌势如破竹，而且还曾遭受重大挫折。征准部，定北将军班第丧命于乌兰库图勒；定回疆，定边将军兆惠被困黑水营；一“扫金川”，定边将军、大学士温福中枪而死，清军溃败于木果木；“靖台湾”，参赞大臣、一等义勇伯被围于诸罗，险至身亡城毁，将军常青龟缩于郡城；二征廓尔喀，七战七捷之后，大将军、大学士、一等公福康安差点死于敌军刀下，清军“死伤甚众”。照此说来，这种“武功”也有其不甚光采之处。
其三，敌弱我强，机遇良好。“十全武功”之战败者，多系弱于清朝。大小金川人户不过三万，准噶尔汗噶尔丹等虽曾威震西北数十年，但到了乾隆十几年时，纷争内乱，新汗达瓦齐昏庸贪杯，阿睦尔撒纳又德不服众，一盘散沙，回部大小和卓更是无能，林爽文、庄大田士卒仅只三四万，哪系拥有亿万臣民之“天皇帝”对手。缅甸、安南、廓尔喀之王虽系创业之主，但僻处边远，又不愿与清朝长期对立，积极争取朝贡通商停战修好，为乾隆帝败而后“胜”提供了条件，否则，这些“武功”也是难以取得的。
其四，军威不壮。八旗劲旅曾经名扬夭下，以少胜多，攻无不克，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强大的大清国。然而先祖们的赫赫战功，已成历史陈迹，入主中原一百年以来，坐享厚禄，养尊处优，当年“万人敌”、“巴图鲁”的儿子、孙子、曾孙和玄孙们，绝大多数都变成了不文不武、贪生怕死、畏敌怯战的纨绔子弟，象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之曾孙经略大学士一等公讷亲、定边右副将军二等公达尔党阿，开国元勋直义公费英东之玄孙定边左副将军二等公哈达哈，勇将总兵任举之子任承恩，一等海澄公黄梧之玄孙黄仕简，皆因在“十全武功”中贻误了军机而被诛戮或削爵。乾隆六十年中惟一算是略有帅材的仅是定西将军、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能算得上勇将且屡立功勋的，也只有一等超勇公海兰察一人，另外，一等武毅谋勇公兆惠、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一等襄勇伯明亮、忠锐嘉勇贝子福康安，也还算是颇能征战之将，其余多达数千名的将军、副将军、参赞大臣、提督、总兵、副将，就很难说有过什么重大贡献了。六十年之久稍能算作是帅材、将材之人，就只有上述屈指可数的几位，而且都是新涌现出来的。八旗士卒也是积久疲弱，不敢言战，十大征战中，清军主要由绿营、土兵组成，满兵仅占少数，而且还多系东北满兵和索伦兵。这样的将帅和士卒，其战斗力之弱自然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二征金川，以十万之兵对付区区二三万“番人”，还打了五年，用银七千万两，这种武功的确是来之不易。
其五，庙谟常误。乾隆帝在“十全武功”中的指挥，应当说还是卓有成效的，在大多数战役战斗中，他的决策和部署还是明智的、正确的，这是主流，不能抹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也常出差错，调度欠妥，第一武功的金川之役，便是在选错了对象、时间、将帅的条件下进行的，只能以不胜而结束。征准部的前一阶段，“以准攻准”的谬误，任帅不当，定回疆初期的小看对手，错攻缅甸轻敌冒进，等等，都曾导致军事上的重大挫折，损兵折将，一败再败。
这些重大问题本来应在总结十次用兵的《十全记》中反映出来，可是乾隆帝却对此只字不提，这只能说明他的自满骄傲讳过喜功已经到了万分严重的程度了。
三、学士尹壮图直言时弊 皇上错估政局文过拒谏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乾隆帝下达了一道极为错误的上谕，斥责内阁学士尹壮图所上奏折之非。此后直到五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将尹降职为止，在近三个月里，他多次下谕，历数尹之奏述系“希荣卑鄙，饰词谎奏”，不厌其烦地重复盛世恩典，一时成为震动京师的大事。尹壮图所奏为何？特别是皇上如何批驳，值得一究。纵观此事原末，才知乾隆帝此举，既系非常荒谬，又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其之内心境界实为低下。原来，尹壮图奏称：近来规定，总督、巡抚有过，可以“罚银数万，以充公用”，而贷其罪。此制不妥，因为督抚如能自请认罚银两而获宽免，则“在桀骜之督抚、借口以快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希望属员资助，“日后遇有（属员）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因此，“是罚项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请永停罚银之例、将罚项改记大过若干次。如才具平凡，或即罢斥，或量予京职，毋许再膺外任”。［3］
尹壮图此奏，本不算是错误，奏中所讲督抚派令属员交银，以及属员藉此挟持上司之事，早已层出不穷，若从制度上加以预防，未必非计，即使所见欠妥，尽可置之不理，几十年来臣工进呈几千几万道奏章，真知灼见者有几？还不是“报闻”了结，不值得大惊小怪，此章亦可照此办理嘛。不料，乾隆帝阅过此疏后，甚为不满，于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下谕，指责尹壮图所言对“贪黩营私自蹈重罪”之官，处以罢斥或改用京员，是“名为严之，实以宽之”，“各督抚必感尹壮图此奏矣”。他也讲到，尹壮图这样上奏，可能已知实有其弊，命其指明违法之督抚、属员的姓名，如果察实，必重治其罪。［4］
尹壮图遵旨复奏说：“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弘”，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等省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疆臣中惟李世杰、书麟独善其身”。［5］尹壮图确实是个书呆子。这个在乾隆三十一年就已考中进士之人，经过二十四个春夏秋冬，却始终在礼部主事、郎中、御史、学士中转来转去，外而抚台、藩、臬之位，内而九卿之缺，皆未谋上，可见其从政乏术。他也不想一想，这样的复奏，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之奏疏不是仅只指责某省某位总督或二三省、三几省的制台大人、抚台大人，这已经蕴藏着很大危机，他还将全国各省的总督、巡抚通通囊括在内，一网打尽，斥责他们是“声名狼藉”，所辖省区是“吏治废弛”，商民对官员之贪婪横行是痛心疾首，“蹙额兴叹”，并且是“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这样一来，尹壮图谴责的范围就太广泛了，涉及之人太多了。不管尹壮图是出于何种考虑，是有意还是无意，但事实上他的矛头是直接对准了整个官僚集团。总督、巡抚固然是其命中之的，藩臬二司、道、府州、县官员也不能幸免，全国的地方官都是贪官劣员，各省吏治俱皆废弛。而且，进一步看，这几千名“父母官”是怎样上任的，还不是由大学士、军机大臣、吏部户部尚书等九卿，亦即中央机构高级官员推荐、奏准而委派的，他们这样声名狼藉却能安然无恙稳坐大堂，自然是朝廷没有觉察，如其罪过属实，京师部院大臣和阁辅皆有失察之过，俱有徇情容隐之责，并且还可能有纳贿交结通同作弊之嫌。这样一来，从朝中一二品大臣到省府州县官员，不是赃银上万两的贪官墨吏，就是隐恶、徇情、党庇的庸相劣臣，由这上万名官员组成的官僚集团岂不是腐朽透顶，岂不应予清除，重建新的执政集团？尹壮图更没有想到，照此追究下去，必然要涉及到当今皇上。京师、地方官员如此贪婪、无能，自诩明察秋毫任人惟贤的乾隆皇帝又当何罪？如果民皆怨叹，爱民如子自封“盛世”的万岁爷又该有何想法？英明天子岂不成了重用劣员、残害百姓的暴主昏君，皇上能不生气？将生何种后果？
局势正是朝着不利于尹壮图的方向迅速发展的。尽管尹壮图所说，确系实情，讲清了时弊，但是，执政初期曾多次下谕鼓励臣僚直言诤谏之乾隆帝，这时却大发雷霆，屡降明旨，严责尹壮图。他于五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即览尹之疏的当天，便下达专谕说：自己勤政爱民，惩治贪官；“从不稍存宽假”。“自御极以来，迄今已五十五年，寿跻八秩，综览万几，自谓勤政爱民，可告无愧于天下，而天下万民亦断无泯良怨朕者”。“若如尹壮图所奏，则大小臣工等皆系虚词贡谀，面为欺罔，而朕五十余年以来，竟系被人朦蔽，于外间一切情形，全无觉察，终于不知者”。著尹壮图将何省亏空等弊一一指实复奏，否则将“自蹈欺罔之咎也”。［6］
他随即连下谕旨，继斥其非，并命户部侍郎庆成带尹壮图往查各省仓库。庆成所至省府，“辄游宴数日，乃发仓库校核”，当地官员早已设法挪补，故所察仓库皆完满无亏，尹壮图毫无办法，只有自认罪过请求处分。乾隆帝抓住此事，多次下谕严厉斥责尹壮图。现将其于五十六年正月初十日一道总结性的渝旨，摘录如下：
“前据尹壮图具奏，督抚因有赔项，派累属员，以致仓库多亏，小民兴叹，屡经降旨询问，尹壮图全改其言，虚誉朕爱民勤政。及至讯其实事，尹壮图节次复奏，总不能指实一人一事，因令庆成带同赴山西、直隶、山东、江南等省，盘查仓库，俱无亏短，是尹壮图逞臆妄言，其罪已无可逭。……
至其所称吏民蹙额兴叹之语，则实造作无稽天良尽泯之言，不可不辨。试思我国家列圣相承，厚泽深仁，洽于寰宇。圣祖仁皇帝御宇六十一年，普免天下钱粮一次、漕粮一次。世宗宪皇帝十三年中，整纲饬纪，内外肃清，爱民实政，不可殚述，其时因筹办西北两路军粮，未暇议及普蠲之事。迨朕缵绪承庥，临御五十六年，偏灾赈恤，蠲贷频施，以及修筑河工海塘，捍卫民生，所费何止万万。而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漕粮二次，为数又不啻数千万万，孚惠闾阎，有加无已。朕历观史册，自胜国以溯汉初，仅有汉文帝赐农民田租之半，史臣已侈为美谈，从未有如我朝普免正供再三再四者。朕爱养黎元，如伤在抱，惟恐一夫不获，施惠犹以为不足，是以宵旰忧劳，勤求民瘼，迨今年逾八秩，犹日孜孜，无事无时不以爱民为念，虽底小康，犹怀大惕，从不肯矜言示惠。……乃尹壮图忍为此蹙额兴叹之言，直似方今天下民不聊生，不特诬及朕躬，并将亿兆黎民爱戴悃忱，全为泯没，故不得不将朕子惠元元之实政实心一为剖析。……兹如尹壮图所言，竟已民不堪命，何以百数十年海宇清宁，地方无事，即有王伦、苏四十三、田五、林爽文等一二乱民聚众滋事、亦无不立就扑灭，民皆安堵。……
至于宫中嫔御，以及给使女子，合之皇子、皇孙等乳妪使婢，约计不过二百人，实从古宫闱所未有。朕以躬行节俭为天下先……
至现在纪纲整肃，内外大臣实无敢有营私枉法者。康熙、雍正年间，虽法度严明，吏治整饬，尚不免有明珠、徐乾学、索额图、噶礼、隆科多、年羹尧诸臣窃权交结，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亦尚有三家鼎峙之说。自朕临御以来，大学士傅恒为朕倚任多年，恪恭奉职。讷亲亦为朕所向用，因贻误军机即行正法，而平日居官并无贪黩之事也。且近日总督中，如福康安为联信任之人，毕沅与前任总督书麟、李世杰辈均系素能办事者，有敢于公然角立门户营私舞弊者乎？其有贪婪不法如王亶望、陈辉祖、国泰、郝硕诸人，一经败露，无不立寘典刑，天下各督抚当此吏治肃清之际，即有不肖之心，亦必默化潜移，岂敢以身试法！夫各督抚……倘谓藉端赔项派累属员，则断断不敢为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