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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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编书的真实目的和客观条件，作些评述。乾隆帝所要编的这部丛书，可不是一般的几十卷、几百卷甚至几千卷的大中型丛书，而是“中外搜辑古今群书”，是要，“搜罗益广”为“研讨愈精”提供条件，不仅要动用藏书极富的内府存书，而且要收集天下逸书。具体来说，首先是要超过《图书集成》，因为此书虽然“兼收并录，极方策之大观”，却系“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全文，使阅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图书集成》为康熙帝玄烨命尚书蒋廷锡等编成，分六汇编三十二典，共收书六千一百零九部，编成一万卷。这样多达万卷的大型丛书，尚不能满足乾隆帝的要求，可见钦编之书是何等的规格。
　　谕中“以彰千古同文之盛”的八个字，充分表述了乾隆帝对想编之书的高标准要求及其欲图达到的目的。他所说的“天下同文之盛”，指的是此时大清的“全盛之势”或“全盛之时”。这提他最近几年颇喜引述的常用之词。因为，经过他三十余年的励精图治，中国已经进入人们称之为“盛世”或“康乾盛世”的阶段，百业兴旺，府库充盈，平准定回之胜拓疆二万里。就在宣布搜辑天下群书之后的第十一夭，即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十五日，他谕告军机大臣用兵金川说：“此时部库所积，多至八千余万，朕每以存积太多为嫌。……朕实不欲其多聚，若拨发外省公事动用，稍减盈积之数，亦属调剂之一端。”［2］国库存银八千余万两，相当于两年全国总收入，在有清二百七十八年里，是空前绝后的最高数字，也是体现“堂堂大清势当全盛”的有力证据。这既使乾隆帝产生了编纂有史以来录书最多的巨型丛书的想法，“以彰天下同文之盛”，也为此书的编纂创造了雄厚的物质条件。国强才能“文盛”，国富也需有“文盛”来加以衬托，并为进一步富国强国提供必不可少的有利条件。
　　乾隆帝一定下编书的目标后，便极力促其实现。他主要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其一，征集群书。他先后下达了数十道谕旨，督促各省总督、巡抚、学政想方设法收集典籍，有功者奖，延宕者斥。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即颁旨之后的第十个月，他因各省督抚未曾进献书籍而颇为恼怒，予以训诫，责令他们立即抓紧征集文献。他谕军机大臣“前以历代流传旧书及国朝儒林撰述向来未登大内收藏书目者，已降旨直省督抚会同各学政通行购访，汇列书名奏闻，再令廷臣检核，行知取进，迄今几及匝岁，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录奏饬办，殊为延缓。我国家重熙累洽一百二十余年，于今文治光昭，远暨山陬海澨、所在经（笼）书库，藏弃甚多，采掇本非难事。其间即属家传善本珍秘有加，然一闻稽古右文之诏，且令有司传抄副本善为经理，当无不踊跃争先，为大吏者果能及时率属加意搜罗，自当有求必应，何至阅时既久，寂集无闻。……甚非所以体朕念典勤求之至意也。各督抚等其即恪遵前旨，饬催所属，速行设法访求，无论刊本抄本，一一汇收备采，俟卷帙所积稍充，即开具目录，附折奏明，听侯甄择移取，仍将现在作何办理章程，及有无购得若干部之处，先行据实奏覆。”［3］
　　乾隆帝不止一次下谕，鼓励藏书家进献典籍。他闻听扬州商人马姓家内“藏书颇富”，便传谕两淮盐政季质颖，“令其就近妥协访问借钞”，商人马裕因“心存畏惧”，开始只呈报有书一百九十五种。乾隆帝得知此情后，谕军机大臣：“马裕家夙称善于收藏，何所存仅止于此”，必系地方官办理欠妥，“其家未免心存畏惧，又惮将善本远借”，故所开书目“不精不备”。著该盐政“善为询觅”，“务祈多多益善”。后来马裕感激帝恩，呈报并进献书五六百种。［4］不少藏书家遵奉帝旨，踊跃献书，“愿以家藏旧书，上充秘府”。乾隆帝十分高兴，予以嘉奖。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他特降专谕说：
　　“国家当文治修明之会，所有古今载籍，宜及时搜罗大备，以充策府而裨艺林，因降旨命各督抚加意采访，汇上于朝。旋据各省陆续奏送，而江浙两省藏书家呈献者种数尤多，廷臣中亦有纷纷奏进者，因命词臣分别校勘应刊应录，以广流传。其进书百种以上者，并命择其中精醇之本，进呈乙览，朕儿余亲为评咏，题识简端，复命将进到各书，于篇首用翰林院印，并加钤记，载明年月姓名于面页，俟将来办竣后，仍给还本家自行收藏，其已经题咏诸本，并令书馆先行录副，即将原书发还，俾收藏之人益增荣幸。今阅进到各家书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和两淮之马裕四家，为数至五六七百种，皆其累世弆藏，子孙克守其业，甚可嘉尚。因思内府所有《古今图书集成》，为书城巨观，人间罕觏，此等世守陈编之书，宜俾尊藏勿失，以永留贻。鲍世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著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又进书一百种以上之江苏周厚堉、蒋曾鎣，浙江吴玉墀、孙仰曾、汪汝□，及朝绅中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亦俱藏书旧家，并著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奖。”［5］
　　经过乾隆帝的多方督促、鞭策和嘉奖，在全国收集了大量珍贵典籍，加上内府所藏，仅提供四库馆供编修之用需缮写之书，就多达一万余种十六万八千册，确系“卷帙浩繁”，数量巨大。这为编纂巨型丛书《四库全书》，奠定了雄厚的坚实的基础。
　　其二，委任编书人员。乾隆帝精心挑选，组成了一个精干的高水平的编纂《全书》的班子。乾隆三十八年初开四库馆时，他委任兼管礼部、兵部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刘统勋为总裁，设纂修三十员及提调等职。同月刘统勋奏：纂辑四库全书，卷帙浩繁，必须斟酌综核，方免挂漏参差，请用纂修纪昀、提调陆锡熊为总办（后名总纂），原派纂修三十员以外，“应添纂修翰林十员”。另外，郎中姚鼐，主事程晋、任大椿，学正汪如藻，降调学士翁方纲，“留心典籍”，应派为纂修。进士余集、邵晋涵、周永年，举人戴震、杨昌霖，“于古书原委，俱能考订”，应请旨调取来京，令其在分校上行走（即担任分校），“更资集思广益之用”。帝皆从其所请。他又以缮写之书太多，诸总裁校勘者少，特派皇八子仪郡王永璇、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及侍郎周煌等校书。这些总纂、纂修、分校，多系海内名流学者，尤其是纪昀、戴震等人更系学识渊博的大儒，他们专在四库馆中潜心选纂，对这部巨型丛书的较快完成起了重大的作用。乾隆帝还委任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舒赫德等军国重臣为四库全书总裁，而且又命画有《长江帆影图卷》的大画家并“兼通天算”的皇六子质郡王永瑢为总裁，乾隆帝还不时予以指授机宜，这样一来，使编纂四库全书所需的人员、经费，以及较好的工作条件，都可以得到充分的保证，在政治上、经济上为完成四库全书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其三，确定编纂方针、体例。乾隆帝多次下达谕旨，讲述编书的方针、体例及应该注意的问题。三十八年五月初一日，他降谕说：“朕几余懋学，典册时披，念当文治修明之会，而古今载籍，未能搜罗大备，其何以裨艺林而光策府，爰命四方大吏加意采访，汇上于朝”，又命词臣编校翰林署旧藏明代永乐大典，“芟芜取腴，每多世不经见之本，而外省奏进书目，名山秘籍，亦颇囊括无遗，合之大内所储，朝绅所献，计不下万余种，自昔图书之富，于斯为盛。特诏词臣详为勘核，厘其应刊应钞应存者，系以提要，缉成总目，依经史子集，部分类聚，命为四库全书，简皇子大臣为总裁以董之，间取各书翻阅，有可发挥者，亲为评咏，题识简端”。［6］
　　其四，优遇能臣惩斥劣员。乾隆帝对编修《四库全书》的文臣，颇为厚待，尤其对学识高超及勤于任事之人更是格外优遇。象编修纪昀，被大学士刘统勋举为总纂后，从《永乐大典》中搜辑散逸，尽读各省进献之书，编写《四库总目提要》，初擢侍读，再迁翰林院侍读学士，在文渊阁直阁事，进兵部侍郎，《四库全书》修成后，更历任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要职。总篡陆锡熊，由刑部郎中授侍读，后迁至左副都御史。编修陆费墀因任四库全书馆总校，授侍读，累迁至礼部侍郎。大学者戴震，仅系举人，久试未中，被总裁刘统勋推荐任纂修，乾隆帝从其请，并于乾隆四十年特命其与会试中式者同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戴震于四十二年去世，乾隆帝读其所校水经注后，问其下落，才知已故，“惋惜久之”。
　　乾隆帝以《四库全书》是“以彰天下同文之盛”“嘉惠天下万世”之巨著，特别重视书的质量问题，多次亲阅、检查错讹之处，下谕训诫。他谕令都察院、吏部制定议处校书错误之官员的规定。都察院、吏部进呈拟议之法，规定对四库全书的总裁罚俸半年总校、分校、复校罚俸一年。他阅过此折后，认为此法欠妥，特降谕减轻总校等员处分说：校勘载籍与部院衙门办事不同。部院事务由各司主稿，堂官总其成，遇有错误，司官处分自应重于堂官。至于校书之事，则总裁与分校、复校各官，“责成相等，其疏忽致误，过失亦同”，且分校、复校、总校等官，偶或讹舛，尚有总裁为之勘核，若总裁复掉以轻心，其误便无由改正了。“朕于进呈乙览时，信手抽阅，鲁鱼亥豕之讹，不一而足，然皆朕披览所及，其未经阅及者，讹误尚不识凡几”。“朕搜访遗编，嘉惠天下万世，总裁等理宜悉心校理，以襄右文之治，此而忽不经意，其过较分校等为重”。著令总裁罚俸半年，总校、复校、分校等官罚俸三月。［7］
　　正是由于乾隆帝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许多工作，才使《四库全书》这一巨著得以编成，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乾隆帝在这一伟业中也犯了不少的错误，做了一些蠢事和坏事，那就是他囿于统治者的成见，在收集典籍和编纂《全书》的过程中，对全国书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禁止、销毁和删改了大量所谓“悖逆”和“违碍”的书籍。据估计，乾隆时被销毁之书多达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他还在编书过程中制造了几十起文字狱。

二、文字冤狱的制造者
　　清君由于是僻处边远的少数民族首领入主中原，又继承了前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传统，因此用以恐吓、威慑、镇压持有异见或不够温顺的官员与知识分子的文字冤狱，较诸以往王朝，就更为频繁、更加残酷、更无道理。康熙时的两大文字冤案，都是针对作品中怀念明朝的民族意识而发生的。庄廷鑨署名编的《明史》，有指斥清朝的词句，又奉南明弘光、隆武、永历的正朔，戴名世著的《南山集》，用南明诸帝的年号，议论南明史事，皆被朝廷定成悖逆大罪，数百名有关人员被诛戮充军籍没。雍正朝虽只有十三年，文字狱比康熙时还多，或因作者有反清思想，或因其人依附帝之政敌，而掀起大狱，严予诛戮。最大的案子是曾静、张熙案。曾静崇信清初著名学者吕留良，深受其著作反清思想的影响，指使弟子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其毋忘是岳飞的后裔，应当起兵反清，书中还指斥雍正帝有弑父、篡位、逼母、杀兄、屠弟等罪行。事发之后，已故之吕留良被开棺戮尸，一大批吕留良的弟子、族人、亲友被株连。
　　乾隆帝更扩大了文字狱的范围，反清者惩，讽上者诛，连歌功颂德不得法者也被加上欺君大罪，就是一般诗文，也常因官府望文生义捕风捉影而被定成逆书叛案，少数歹徒更藉此讹诈诬告良民。象安徽和州人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一案，作者系明末清初人，因其诗内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遂被安徽巡抚闵鹗元定为“悖逆遗书”，上奏朝廷，乾隆帝谕令严查。闵鹗元会同两江总督萨载上奏，拟将戴移孝之曾孙戴世道按“大逆知情故纵隐藏者斩律上处以斩立决”，其余戴用霖、戴世法、戴世得等子孙曾孙照“逆犯子孙缘坐律”斩立决，家属发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乾隆帝于四十五年七月十四日降旨：戴世道著即处斩。其缘坐之戴用霖、戴世德、戴世法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8］
　　浙江仁和县人监生卓长龄，生于顺治十五年，卒于康熙四十九年，著有《高樟阁诗集》十卷，其子捐纳州同卓征、生员卓敏、卓慎亦各有著作。因卓长龄等人诗内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头轻卸一层毡。”“发短何堪簪，厌此头上帻”，等等字句，被闽浙总督陈辉祖定为逆书，并奏请按“大逆律”将已故之卓长龄等“剉碎其尸，枭首示众”，其孙卓天柱等依“大逆正犯之子孙年十六以上皆斩律”斩立决，家眷依法严处。［9］
　　乾隆帝还亲自指定查办一些案件，比较重要的案子是胡中藻、鄂昌一案。胡中藻是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进士，十三年二月至广西任学政，一十四年七月返京，著有《坚摩生诗钞》。乾隆帝读过其诗集后，认为胡是“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于乾隆二十年二月谕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在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查出速奏”，若稍姑容，则与卫之身家性命有关。随即又谕令有关省府追查有关人员。
　　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三日，乾隆帝召见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官，对胡中藻之事下达专谕，严厉指责其“丧心病狂”，“悖逆讥讪”，“种种悖逆，不可悉数”。他在谕中举了一些例子。其一，“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我朝定鼎以来”，承平熙宁，远逾汉唐宋明，“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其二，“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其三，“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其四，“又曰‘人间岂是无中气’，此是何等语乎？”其五，“其颂蠲免，则曰‘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如佛灯之难觏耶？”等等，等等。
　　他在这道谕旨中还着重指出，胡中藻如此目无王法，欺君悖理，是因为其系大学士鄂尔泰之党羽，故其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甘肃巡抚鄂昌系鄂尔泰之侄，“身为满洲世仆”，“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胡中藻、鄂昌令拿解，待其至京，著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严审定拟具奏。［10］
　　不久，查审完竣，乾隆帝下谕：胡中藻即行处斩。鄂尔泰生前赞赏胡中藻，其侄鄂昌与胡“援引世谊，亲加标榜”，形成朋党，“使鄂尔泰此时尚在，必将伊革职，重治其罪，为大官植党者戒”。鄂尔泰著撤出贤良祠。“鄂昌负恩党逆”，勒令自尽。［11］
　　其实，胡中藻之诗文很难说是讽刺清朝帝君的，乾隆帝兴办此案的目的，显然不是就诗论事，而是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