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9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保盅啊盎赜铩保次岫铮⒑汀疤乒盘赜铩保ú赜铮佣晌笔焙庇械耐ㄏ⒑骸⒚伞⑽⒉丶鞍捕啵ú赜锏乃拇ㄎ鞅辈糠窖裕┑任逯治淖值挠镅匝д摺Ｕ舛运闹握帽鹆撕艽蟮淖饔谩！妒ノ浼恰肪砦宥源耸⒃匏担骸俺酰舷懊晒庞铮捌交夭俊⒔鸫ǎ聪盎赜铩⑽鞣铮纫虬囔搓睿ㄇ∷氖迥辏聪疤乒盘赜铮手匾氤嬗锶缫患摇！�
乾隆帝非常喜欢书法，造诣较高，长期书写不倦，内而北京皇宫，外而名山古迹，所到之处，无不握笔题字，墨迹之多，罕与伦比，他可算是题字遍天下、流传千百年的书法家。现将其在巡幸江宁时所题之匾联选录儿副于下，以见一斑。
龙潭行宫：
揽胜龙潭。冈峦萦绕桑麻富 州渚参差颿桨通
慈应寺：
慈云普应。地近秣陵飞法雨 江连天堑听潮音
阅兵台：
整暇精严。诘式宜辣昇平时 振武先殷文物邦
鸡鸣寺：
声觉大千。法身常现宝塔品 空界似谓昙钵香
明陵：
开基定制。戡乱安民得统正还符汉祖 立纲陈纪遗模远更胜唐宗
乾隆帝著有大量文赋，仅编成的《御制文集》即有三集，共一千三百五十余篇。这些文章固然有不少是逢场作戏敷衍成篇的，但也有许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历史价值。比如，他于乾隆五十八年写了一篇《御制喇嘛说》，全文如下：
“佛法始自天竺，东流而至西番，其番僧又相传称为喇嘛。喇嘛之字，汉书不载，元、明史中或讹书为刺马，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语谓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谓无上，即汉语称僧为上人之意耳。喇嘛又称黄教，盖自西番高僧帕克巴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我朝惟康熙年间始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耳。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其呼图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俾为呼毕勒罕，幼而习乏，长成乃称呼图克图，此亦无可如何中之权巧方便耳，其来已久，不可殚述。孰意近世其风日下，所生之呼毕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子意以为大不然，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图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去岁廓尔喀之听沙玛尔巴之语，刦掠藏地，已其明验，虽兴兵进剿，彼即畏罪请降，藏地以安，然转生之呼毕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毕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且后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元、明曾有是乎？……兹之降廓尔喀，定呼毕勒罕，适逢时会，不动声色以成之，去转生一族之私，合内外蒙古之愿，当耄近归政之年，复成此事，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予幸在兹，予敬益在兹矣。”［1］
此文讲明了清政府“兴黄教即安众蒙古”的基本政策，以及创立金奔巴瓶制之原因和意义，文字不算太多，但论证有力，逻辑严密，确可算一佳作了。
乾隆帝作的诗数量更大，他的御制诗有五集，四百三十四卷，收诗四万一千八百余首，还有当太上皇帝时的《御制诗余集》收诗七百五十首，他当皇子时的《乐善堂全集》也载了大量诗，总计其诗约有五万首，数量之多，历史上还无人能与其相提并论，他可算是我国作诗最多的诗人。
乾隆帝之诗，与其文赋一样，有不少是应时之作，水平不高。比如，他南巡时曾游览江宁、苏州、杭州、扬州的名胜古迹，写了许多诗，其中不少是应兴即景，随手涂鸦，千篇一律。像在南京写的《元武湖即景杂咏》：
“大平门外进兰舟，元武湖中撰胜游。
欵乃渔歌出芦渚，冶怡花影漾沙州。
镜涌春水一篙深，白芷青莆刺碧浔。
却怪横峰碍蘭桨，鸡笼晴翠落波心。
溶池昔亦号昆明，遗迹萧齐入品评。
留得六朝风月在，鸥波依旧照人心。”
又如《曲水用谢惠运韻即效其体》：
“乐游古名苑，闻在城东郭。
过已寻曲水，饯春余修薄。
怀古缅筋咏，征今只泉壑。
行漏促归辔，烟林噪午爵。”
这些诗，无论是内容、思想和艺术，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能落入下乘。但是，总的来看，乾隆帝之诗，很多是纪实之作，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政治含义，或述某事某制，或言己之政见，或为争取汉族名流学者，或臧否人物评论史事，从政治、历史的角度看，还是颇有价值的。他自己便曾多次讲述诗要有所为而作，不能“竞尚浮华”，“徒以藻缋为工”。他于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九日为此下达专谕说：“朕所作诗文，皆关政教，大而考镜得失，小而廑念民依，无不归于纪卖。御制（诗）集具在，试随手披阅，有一连十数首内专属寻常流览吟弄风月浮泛之词，而于政治民生毫无关涉者乎？”［2］
乾隆帝此言，大体上还是符合实际的，他的诗记述了军、政、财、文、外交、民族等各个方面的情形，现仅录几首有关赈灾和见英国使者之诗如下。比如，乾隆五十年五月写的《御制降旨分别蠲免河南开封等府州属正赋及带征积欠钱粮志事诗》：
“河南三百里驰邮，将谓甘雨被像州。
披阅乃覆奏谕旨，弗增慰念仍增愁。
驰折以月之廿九，此沾霈彼未蒙庥。
昨为卫辉虽蠲赋，不无邻郡向隅忧。
因命方伯查详悉，兹乃一一陈厥由。
十分之三或其五，二府正赋免课收。
及余缓征之旧欠，视灾轻重次弟酬。
俾我穷黎少苏息，祈优霖被补种秋。
从来救灾无善政，尽予心力勤咨诹。”［3］
又如，同月写的喜得雨水之《御制西幸巡抚何裕城奏报得雨志事诗》：
“西安缺雨非洊旱，兹报甘霖雱霈施。
面麦登场堪接食，黍禾播陇正资滋。
幸田少望即惬望，以不相宜反相宜。
豫省依然未沽泽，毕沅焦急为怜之。”［4］
再如乾隆五十一年三月闻安徽太湖县唐家山出黑米民以充饥而写的《御制志事诗》：
“草根与树皮，穷民御灾计。
敢信赈恤周，遂乃无其事。
兹接安抚奏，灾黎荷天赐。
挖蕨聊餬口，得米出不意。
磨粉搀以粟，煮食充饥致。
得千余石多，而非村居地。
县令分给民，不无少接济。
并呈其米样，煮食亲尝试。
嗟我民食兹，我食先坠泪。
乾坤德好生，既感既滋愧。
愧感之不胜，遑忍称为瑞。
邮寄诸皇子，令皆知此味。
孙曾元永识，爱民悉予志。”［5］
又如，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察哈尔都统乌尔图纳逊奏：漠南蒙古苏尼特两旗连岁旱荒，自蒙皇恩赈济后，“雨泽如期，年谷顺成，野外滋生楚拉启勒，甚属丰稔，比户俱收藏御冬，各处就食者，俱回家乐业”。乾隆帝经过考证，认为楚拉启勒就是皇祖《御制几暇格物录》中所说的沙蓬米，特写《御制沙篷米诗》以志其事。其诗为：
“东西苏尼特，前岁遭洊饥。
由冬至夏秋，雨雪总未滋。
所赖沙蓬米，沙地自生斯。
然亦竟因旱，资食逊往时。
闻之心恻然，遣赈银米施。
天恩幸转旋，膏霖霈如期。
嗟嗟蒙古众，乃得免流离。
蓬米亦稔熟，户户饘粥炊。
呈来一试尝，例草根树皮。
比望心虽慰，调奕愧自知。”［6］
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呢入使清朝，要求建立外交关系通商开市，乾隆皇帝谕令对其从厚接待和赏赐，但拒绝了朝贡开市的要求。五十八年八月初十日，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御万树园大幄次，接受马嘎尔呢等使者的入觐，赐宴，赏赉礼物，并写了《御制红毛英吉利国王差使臣马嘎尔呢等奉表贡至志事诗》，其诗为：
“博都雅昔修职贡，英吉利今效荩诚。
竖亥横章输近步，祖功宗德逮遥瀛。
视如常却心嘉焉，不贵异听物诩精。
怀远薄来而后往，衷深保泰以持盈。”［7］
这些诗就其音韵格律而言，水平是很低的，有的简直谈不上是诗，但其表述的内容，还是不贫乏的，体现了乾隆帝勤政“爱民”的精神，就此而论，这些诗还可算是中上之作。
当然，乾隆帝再聪明，再勤奋，也不可能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写出五万首诗一千余篇文章，他之所以能如此的多产，是因为有一些文人学者为其捉刀或润色。有些诗，他只是写了一二句，“谓之诗片”，就叫人誊写补齐，有的诗文则口授其意令人代作，像沈德潜、钱陈群、汪由敦、刘统勋、刘纶、于敏中等人，皆系帝之得力词臣。探花赵翼亦曾参与事，对帝之才学极为赞佩，现将其所记述摘录如下：
“上圣学高深，才思敏赡，场古今所未有。御制诗文如神龙行空，瞬息万里。平伊犁所撰告成太学碑文，属章不过五刻，成数千言，读者想见神动天随光景，真天下之奇作也。寻常碑记之内，亦有命汪文端（汪由敦）具草者，文端以属余。余悉意结构，既成，文端又斟酌尽善，及进呈，御笔删改，往往有十数语只用一二语易之，转觉爽劲者，非亲见斧削之迹，不知圣学之真不可及也。”［8］
“……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皆用硃笔作草，令内监持出，付军机大臣之有文学者，用折纸楷书之，谓之诗片。遇有引用故事，而御笔令注之者，则诸大巨归遍繙书籍，或数日始得，有终不得者，上亦弗怪也。……余直军机时，见诗片乃汪文端、刘文正（刘统勋）所书，其后刘文定（刘纶）继之。由诗片抄入诗本，则内监之职。迨于文襄（于敏中）供奉，并诗本亦手自缮写矣。御制诗每岁成一本，高寸许。”［9］
原礼亲王昭梿亦于《啸亭杂录》（卷一）中颂扬乾隆帝写诗之多学识之博说：“纯庙天纵聪慧，揽读渊博。……每一诗出，令儒臣注释，不得原委者，许归家涉猎；然多有翻撷万卷莫能解者，然后上举其出处，以博一笑，诸臣莫不佩服。”他还极力称赞帝之赏鉴之精及重视珍笈说：“纯庙赏鉴书画最精，尝获宋刻《后汉书》及《九家杜注》，心甚爱惜，命画苑写御容于其上。《岳氏五经》，特建五经萃室以贮之。又觅马和之《国风图》，历数十年始全获，藏于学诗楼。”
________________
［1］《清高宗实录》卷1427，页6、7、8。
［2］《清高宗实录》卷1301，页6、7。
［3］《清高宗实录》卷1230；页16、35。
［4］《清高宗实录》卷1230，页16。
［5］《清高宗实录》卷1250，页13、14。
［6］《清高宗实录》卷1389，页25、26。
［7］《清高宗实录》卷1434，页11。
［8］赵翼：《檐曝杂记》卷1，《圣学一》。
［9］赵翼：《檐曝杂记》卷1，《圣学二》。
集书编书又毁书 诛戮无辜文人
第二节 集书编书又毁书 诛戮无辜文人
一、《四库全书》的主持人
乾隆皇帝学识渊博，诗文兼长，著作等身，因而深知学术、文化的重要，亲自主持、推动编纂了许多大型书籍，其中尤以闻名中外的《四库全书》巨型丛书，更为珍贵。
《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它将古代的重要典籍全文抄录，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编排，共收图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多达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计三万六千册。此书从乾隆三十八年正式开设四库馆起，到四十七年正月，历时九年余，才编纂完毕，后又检查书籍内容，校错补漏和缮写复本，直到乾隆五十八年才算最后结束，足足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七年正月缮写完第一部，后又缮写六部及副本一部，正本七部分藏于北京皇宫中之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副本存北京翰林院。后来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的两部正本毁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圆明园文源阁正本和翰林院副本毁于八国联军之役。原藏于避暑山庄文津阁最为完整，现藏北京图书馆。
乾隆帝对四库全书的编纂，做了大量事情，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此书的总主持人。此书是他亲自倡议并谕令编纂的。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他专门下达了“命中外搜辑古今群书”之谕：
“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缥缃，载籍极博，其钜者羽翼经训，垂范方来，固足称千秋法鉴，即在识小之徒，专门撰述，细及名物象数，兼综条贯，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发明，可为游艺养心之一助，是以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并命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遍布黉宫，嘉惠后学，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凡艺林承学之士，所当户诵家弦者，既已荟萃略备。第念读书固在得其要领，而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惟搜罗益广，则研讨愈精，如康熙年间所修图书集成全部，兼收并录，极方策之大观，引用诸编，率属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全文，使阅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往）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赎、屏幛、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乡驰骛，编刻酬唱诗文，琐碎无当者，均无庸采取外，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俾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等，亦各著成编，并非剿说后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刻只系抄本存留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并严饬所属，一切善为经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扰。但各省搜辑之书，卷帙必多，若不加以鉴别，悉令呈送，烦复皆所不免，著该督抚等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指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候汇齐后，令廷臣检核，有堪备阅者，再开单行知取进，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从此四库七略，益昭美备，称朕意焉。”［1］
乾隆帝的这道谕旨，讲明了“搜辑古今群书”的原因、标准、范围，并就如何办理等问题作了原则性的指示，不需多说，现仅着重对其编书的真实目的和客观条件，作些评述。乾隆帝所要编的这部丛书，可不是一般的几十卷、几百卷甚至几千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