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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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事峻以后再行买补。为此他还特给西藏僧民下达专谕，讲述买粮供军堵御廓尔喀之事。他说：达赖、班禅数世居住西藏，广兴黄教，“受朕深恩”。“西藏黄黑番众，安居乐业，亦已久矣”。今巴勒布侵犯藏界，尔等理宜竭力支持，击退敌军。但念尔等习于便安，久不知有兵戎之事，“忽遇此举，势必张皇无措”，故调内地官兵赴藏讨伐敌兵，“无非保护尔等，冀安卫藏之意”，尔等当多聚粮食，以期兵食充足，克日竣事。尔等若有收藏的米面糌粑和可作行粮的牛羊等物，概行发出售卖，用济兵饷，“不惟尔等可获厚利”，大军亦不虞乏食，则成功迅速。若尔等将存粮藏匿不卖，官兵难以得食，不能保护尔等，只有将达赖、班禅移驻青海，那时尔等不仅不能获利，且将受害无穷，悔之不及了。［7］
为保达赖、班禅安全，他谕令大臣，一旦廓尔喀兵侵犯前藏，即将二位大喇嘛移至青海泰宁居住，免遭敌兵惊扰。
他还令写好以庆麟、雅满泰的名义致廓尔喀的檄文，示以军威，晓谕利害，命其退兵。檄文说：聂拉木、济咙二处，“原系藏中旧属”，尔等竟来滋扰藏界，实为妄行蠢动。昔日西藏被准噶尔侵夺，“大圣皇帝不惟恢复藏地，且将准噶尔阖属及回部诸城，全行剿灭”。尔如及早引罪退兵，献还二处，或可邀宽宥，若一意孤行，本都统已备兵数万，统领前进，并续调兵数十万，大兵全至，尔部将被剿灭。念尔部数十年来尚属宁静，往来贸易，络绎不绝，今之起兵，必系属下歹徒就中取利，唆使妄行。尔接阅此书后，速行退兵，献出所占之地，否则将追悔不及。［8］
由于驻藏大臣庆麟、雅满泰处事不当，谬误太多，乾隆帝又派熟悉藏情会藏语的御前侍卫、理藩院侍郎巴忠入藏，主持用兵诸事。
乾隆皇帝万万没有料到，就在他调兵遣将、筹办粮饷，指授用兵事宜，准备痛惩入侵之军，确保藏地安全之时，西藏噶隆已议定向廓尔喀纳银赎地求和，巴忠、鄂辉等人也附合其议。
成都将军鄂辉于九月二十二日抵达西藏拉萨。在此之前，仲巴呼图克图、红教喇嘛萨嘉呼什克图已派喇嘛前往廓尔喀，与国王之叔巴都尔萨野及班禅之弟红教喇嘛沙玛尔巴呼图克图商议停战退兵交地之事，大体上已有眉目，故廓尔喀兵在后藏侵扰两三月以后，陆续退出。萨嘉呼里克图所遣喇嘛寄信回藏，叙述议和之事，庆麟、雅满泰即同班第达告诉达赖。庆麟、雅满泰、达赖及班第达等噶隆商议，“令堪布第巴前往立约”。他们这样办的原因是“藏内喇嘛懦弱”，“唐古特人等赋性懦弱，见敌即走”，难以抵挡廓尔喀的入侵。
驻藏大臣雅满泰与四川提督成德，一开始是不赞同喇嘛私自议和的。雅满泰上奏说：“伊等私自说和，不足为凭，总俟贼匪悔罪投诚，再行妥办。”钦差大臣巴忠亦反对和议，奏称：“萨嘉呼图克图，或因藏内喇嘛懦弱，先令巴勒布滋扰，复欲以讲和市恩，断不可受其笼络，仍当进兵严办。”［9］
乾隆帝一闻此事，立即连下数谕，斥责驻藏大臣庆麟、将军鄂辉附合和议，欲“将就完事”，坚决反对议和。他讲了不能草率议和的四条理由。其一，巴勒布擅侵藏地，业经内地派兵前往，“若不示以兵威”，将其痛加歼戮，仅因喇嘛说和便徒手返回，“岂不师出无名”，且将来大兵一撤，又恐廓尔喀复来掠扰，就不能“安番众而靖边圉”，藏地不得安宁，内地又烦于纷纷征调。其二，藏地惟达赖、班禅受僧民尊崇，若令红帽喇嘛私自议和，因而了结，“则置达赖喇嘛、班禅于何地”？藏地之事，有达赖在，即使第穆呼图克图“职分较大”，“尚不应私自出名，与外夷部落交接”。况且仲巴呼图克图系班禅属下之人，“何得任意自专若此”。倘若藏地众喇嘛均可和“外夷部落私相往来”，“尚复成何事体！”其三，萨嘉呼图红教喇嘛，“恃此议和之功，必思侵夺黄教之权，而唐古特人等愚昧无识，私相感激，渐至兴起红教，所关尤为紧要”。其四，若因喇嘛讲和而撤兵，“则将来喇嘛等亦觉进退操纵，可以专主，尚复何事不可为，而驻藏大臣几为虚设矣”。［10］
这四条理由集中为一点，即喇嘛私自讲和，危及中央对藏区的管辖，并使达赖地位下降影响减弱，藏区难以安宁。
乾隆帝谕令巴忠到藏后，将庆麟、雅满泰严行申饬，并传集达赖、班禅、班第达、噶布伦（即噶隆）等将上谕“明切宣谕”，如达赖亦主和议，则令将军鄂辉等，“将利害所在，剀切开导，使知远大之图，勿狃目前小利”，并革去庆麟的一等诚勇公爵，降为蓝翎侍卫章京，夺其所持钦差大臣关防，调伊犁参赞大臣舒濂为驻藏大臣，掌管钦差大臣关防。［11］不久又革雅满泰驻藏大臣之职，降为笔帖式，将私增税课的聂拉木第巴桑干拟斩刺字，发往烟瘴地区。
四川提督成德接到谕旨后，于五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抵藏，将喇嘛私自讲和之事详细询问庆麟等人，“并与达赖喇嘛详加讲论”，随会同商议，将差去立约的堪布喇嘛追回，筹办进剿廓尔喀兵。乾隆帝于十月十八日看到成德的奏折，下谕说：成德的办理，“与朕节次谕着相合，所见甚正，可嘉之至”。今后藏务由鄂辉、成德办理，巴忠到后会同商办，不许庆麟、雅满泰“搀越其事”。［12］
尽管乾隆帝力主进剿，坚决反对妥协，草率完事，谆谆开导，严加斥责，但进藏的钦差大臣、将军、提督终因畏难怕事，而逐渐完全放弃了用兵之议，违背帝旨，苟且议和。
达赖老诚有余，潜心修炼，诸事听从噶隆办理。班第达及其子丹津班珠尔等噶隆，仲巴呼图克图，萨嘉红教喇嘛，皆主速和停战，遣人往廓尔喀谈判。早已投奔廓尔喀的已故班禅之弟沙玛尔巴红教喇嘛，积极主张议和，说服廓尔喀王叔巴都尔萨野索银退兵，巴都尔萨野也因清军大举进藏，胜负难卜，同意休战。但是廓尔喀要求西藏噶隆每年交纳元宝一千锭，以赎聂拉木，济咙、宗喀三处地方。西藏噶隆的代表丹津班珠尔因藏地无法筹措这样大量的银两，不敢与廓尔喀签定这一合同，廓尔喀减为三百锭，西藏噶隆同意交三百锭，“令其退还地土，曾告知鄂辉、成德、巴忠”，曾经一度反对议和的钦差大臣、理藩院侍郎、御前侍卫巴忠，此时也赞同此议，催促丹津班珠尔迅速了结此事，将军鄂辉、提督成德因巴忠是御前大臣，也附合其议。于是丹津班珠尔与廓尔喀订立了退兵退地议和的合同。廓尔喀军撤出后藏，第一次中廓之战于乾隆五十四年初正式结束。
三、庸臣骗主 乾隆帝一封廓尔喀王
乾隆帝对西藏噶隆与巴忠等人丧权纳银赎地之事毫不知晓，因为巴忠、邵辉等人隐瞒了真情，编造谎言，蒙骗了帝君。
西藏噶隆、仲巴呼图克图之所以情愿交纳岁币，换取廓尔喀兵返家，退出聂拉木三处，可能主要是因为“唐古特人怯儒”，无法驱逐廓尔喀兵，收复失地，驻藏清兵只有五百名，难敌数千入侵之军。内地官兵远在数千里外，历时数月才能抵藏，军情瞬息万变，远水难解近渴。如多增兵留驻，藏地贫瘠，无力供应大批驻兵所需食用物品。因此，噶隆力主尽早送走廓尔喀兵，要回聂拉木三处，保持藏区安宁。
巴忠之所以从主战变为主和，甚至丧权赎地，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可能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清军不谙地形，高原反应，水土不合，言语不通，大雪封山，行进艰难。兼之，军行数千里，人疲马乏，粮草弹药枪炮弓箭转运太难，仅从打箭炉，运往后藏，就需设站二百个，一石米运费高达白银二十六两，而且是较前大加节省，即需数十石米才能运米一石至藏。在这样条件下，与剽悍的廓尔喀兵交锋，很难说鹿死谁手。这一点，将军鄂辉、提督成德的体会，显然更为深刻。
另一重要因素是巴忠想侥幸建功。岁币是藏区交纳，不要朝廷负担，在远隔千山万水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将此事封锁起来，不让皇上知道，想来还是办得到的。更为重要的是，廓尔喀很想和清政府建立朝贡关系，乾隆五十二年便曾遣人入贡，遭驻藏大臣拒绝。现在如果允其入贡，廓尔喀人必然十分高兴，皇上也会满意。身为御前侍卫的大臣巴忠，对皇上好大喜功愿作四海之主的“大皇帝”之性格，不会不知道，能将廓尔喀招致入贡，定会博得皇上欢心。对这样能化干戈为玉帛，变“逆酋”为“顺夷”，建树奇功之臣，朝廷能不嘉奖封爵晋职？
因此，巴忠利用两情不通的机会，对廓尔喀人，允许西藏噶隆交纳岁币，并许诺当其入贡以后，请求皇上封授国王的王爵和王叔的公爵。廓尔喀王叔欣然同意，撤兵退地，遣使入贡。这一边，比较好办。对乾隆皇帝，巴忠就编造谎言，伪称廓尔喀知过悔改，求帝宽宥，恳请入贡封爵。这事本来比较难办，但语言不通，上下隔绝，鄂辉、成德又随声附和，共同作伪，终于一度欺骗了乾隆帝，办成功了。五十四年正月，鄂辉奏称，收复宗喀后，连降大雪，现在觅路前进，廓尔喀头人在交界地方，听候官兵到后，“欲行申诉”。乾隆帝于五十四年二月三十日看到此折后，谕令鄂辉迅速前进，收抚廓尔喀人，问明该头目起衅情由，遵照以前陆续下达的谕旨，“剀切宣布，总在慑服伊等之心，使永远不敢侵犯，立定界址，即行撤兵”。［13］
三月，鄂辉又奏：“巴勒布所占地方，业经全行收复，边界廓清。其大头人为雪所阻，俟天气晴暖，即前来叩见，再宣谕威德，晓以顺逆，令其输诚归服，永遵王化，即次第撤兵。”乾隆帝于四月初八日看到奏折，下谕说：巴勒布人因与唐古特人争执，故至后藏边界侵扰，现经鄂辉等“向其头人剀切晓谕，番众等怀畏天朝威德，从此自不敢再犯边境。”［14］
六月初二日，鄂辉等人呈报廓尔喀乞降、双方立约定界、撤兵的奏折，送到京师。鄂辉等人奏：
“巴勒布畏罪输诚，遣头目来营乞降。臣等察其意诚，随将唐古特番兵先行撤动，一面宣布恩威，设法招致。兹据总兵穆克登阿等，带领巴勒布大头目噶登嘛撒海、哈哩乌巴第哇等，环跪营门，悔罪乞恩。禀称：我等远在边外，本与唐古特和好，常来西被交易。近因西藏人将我等货物任意加税，并于食盐内搀入砂土，我等实不能堪，冒昧侵犯边地。今大兵远来，我等不敢抗拒，望风退回。今蒙将从前在藏滋事之噶布伦，并加税之第巴等，均革退治罪，又将办事驻藏大臣更换，莫不感仰大皇帝公正严明，额手称颂。臣等随向宣布威德，大兵所向，屡著荡平，并将如天好生之心，向其一一晓示，番众等叩头畏服。随令西藏噶布伦、第巴等，将减税、售盐等事说明，立定规条，勘明边界，各设盟誓，并取具该部落永不滋事图记、番结，交噶布伦收存备案。所有汉土官兵，当令分起全撤，留换台站，随营粮员，俱以次撤回。其前（后）藏济咙、聂拉木、宗喀、胁噶尔等处，俱各慎选总管，给与执照委牌，仿令妥为经理。复谕噶布伦、第巴等随时查察，教养兼行，俾令安分守法，以仰副皇上爱护唐古特僧俗番众之至意。”［15］
乾隆帝不了解事实真相，听信了鄂辉、巴忠、成德等人上述颇不真实之言，批准了允降定界撤兵。
鄂辉、成德、巴忠等人，又遵照帝旨，奏上“收复巴勒布侵占藏地设站定界事宜”，共十九条。其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七项：一、增兵。增绿营兵一百一十名、唐古特兵一千二百名，其中，后藏新驻绿营兵一百五十名、唐古特兵四百名，前藏增唐古特兵八百兵。二、储粮。在扎什伦布城内建仓，收贮米、棵、麦三千石，拉里、察木多、巴塘、里塘四处粮台，亦一体储备。三、任官。西藏噶隆、戴绷、第巴等缺，办理地方，管束兵丁，“均关紧要”，遇有缺出，应于诚实勤妥之子弟中慎选承充。第巴、营官、商卓特巴等共二三百缺，难以逐一奏补，应将大处紧要地方缺出，调验补放，偏远第巴缺出，仍令达赖自行选择。四、减税。聂拉木、济咙、绒峡三处，均与巴勒布连界，近来贩运日多，过去巴勒布驮载货物来藏贸易，第巴收税加至十分之一，易起争执，今后止准减半征收，并令勒碑界所，长远遵循。五、洁盐。藏盐于砂土中创出，本不洁净，应于挖出时，交该处第巴查验盐的成色，酌中定价，不许故昂其价，任意抑买。六、大臣职责。驻藏大臣每年轮赴后藏一次，巡查操演，四位噶布伦（即噶＿隆）中，每年轮派一员至后藏稽察。两位驻藏大臣须同居一处。大臣衙门规定应役官兵额数。七、诉讼。以往西藏讼事，归管理刑法头人郎仔辖断决，按照俗例，分别轻重，罚交金银牛羊，恐有高下不公之弊，现在告诉达赖及噶布伦等，“凡有关涉汉、回、外番等事”，均令郎仔辖呈报，驻藏大臣委官会同审理。军机大臣议覆赞同，乾隆帝于五十四年六月十八日批示：“依议速行”。［16］
七月初八日，鄂辉等人之折送到北京，奏称巴勒布王子复遣大头目赴营禀称：“情愿具表纳贡，永归王化”。乾隆帝降谕：巴勒布王子上年即欲呈献贡物，因驻藏大臣隐瞒不奏，未及举行。“今复遣头目抒诚进贡，恭顺可嘉”，俟其来使赍表贡至京时，“予以封爵，并赏给该头目等职衔，用示鼓励”。著鄂辉派委妥当官员，护送来使进京。［17］鄂辉又奏，沙玛尔巴呼图克图红教喇嘛说：“巴勒布王子、头目，尚能听我言语。但现在虽能约束，若再有接续之人，令在济咙附近庙宇居住，方有裨益。”乾隆帝知悉后，予以嘉奖，称其“能沥诚相告，甚属可嘉”，命巴忠至扎什伦布安排。［18］不久，巴忠等人奏：“扎什伦布各庙宇，系沙玛尔巴呼图克图所建，现在系伊弟子掌管”，可无庸议。［19］
廓尔喀贡使于五十四年六月出发，七月抵扎什伦布，十月初十日至打箭炉城，于“经过各土司地方，礼貌极为恭敬”。而各土司素奉佛教，见“远夷来归，接替应付夫马，莫不踊跃输将”。［20］
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十二日，乾隆帝御山高水长大幄次，赐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安南、暹逻、廓尔喀等国使臣宴。第二日，他又于此处赐上述人员条果并赏赉物品。随即他降旨封廓尔喀王子喇特纳巴都尔为廓尔喀国王，封其叔巴都尔萨野为公爵。
巴忠、鄂辉等人欺骗君主封爵许贡之事，就这样办成了。不久，成都将军鄂辉荣任四川总督，四川提督成德升任成都将军，好象真是万事大吉，但事实终究是事实，这一欺君误国大案的真相很快就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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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122；页9、l0。
［2］《圣武记》卷5，《乾隆征廓尔喀记》；《清史稿》卷525，《西藏》。
［3］《圣武记》卷5，《乾隆征廓尔咯记》。
［4］《清高宗实录》卷1323，页13；卷1332，页4。
［5］《清高宗实录》卷1309；页48、50。
［6］《清高宗实录》卷1309，页48…51。
［7］《清高宗实录》卷1310；页2、8、16。
［8］《清高宗实录》卷1310，页14、15。
［9］《清高宗实录》卷1314，页19…24、42。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