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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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为寿昌江。十一月十三日，尚维屏、庆成领兵一千余名，五更时刻抵寿昌江，阮兵退保南岸。清兵进攻，因浮桥断，乘筏前行，时值大雾，阮兵自相格杀，清兵遂尽渡河，杀敌甚多。十五日抵达阮军依恃之第二条江市球江。江面宽阔，南岸依山，高于北岸，阮军据险列炮，守备坚固，清兵无法结筏横渡。诸将商议，以江势缭曲，敌军看不到远处，因此，阳运竹木制造浮桥，排列大炮多门，隔江轰打，佯装必渡此江，而潜派兵二千，由总兵张朝龙统领，于上游二十里水流缓慢处，用竹筏及农家小舟，于子夜半偷渡。十七日早晨，清军主力乘筏渡江，抵达岸边，与阮军交锋，正当紧张厮杀之时，上游之兵已绕出敌军背后，居高临下，呐喊冲击，声震山谷，前后夹实，阮军出于意料之外，不知清军从何而来，阵乱，“瓦解溃北”，死伤数千。
第三条江是富良江，在都城门外。阮军尽伐沿江竹木，收敛各舟于南岸。清军于十九日黎明抵富良江，遥望其阵不整，知守军无固志，乃觅远处小舟，载兵百余名，夜至江心，夺其战舰一，遂载兵二百余人，许世亨亲率，先渡过江，又夺小舟三十余只，轮番渡兵二千余人，分头攻敌。阮军“昏夜不辨多寡，大溃”。清军获敌舟十余艘及总兵、侯、伯将官数十人。二十日早晨，大军皆渡，守军己撒，黎氏宗族及城民出迎，孙士毅、许世亨入黎城，宣慰后出。黎城环以土垒，仅数尺高，上植丛竹，内有砖城二，为国王所居，宫室业已荡尽。黎维祁由潜匿之民村出来，当日晚上二更时刻赶赴军营。
孙士毅遵奉帝谕，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传旨，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其册文说：
“朕维抚驭中外，绥靖遐迩，义莫大于治乱持危，道莫隆于兴灭继绝。其有夙共朝命，久列世封，遭家国之多艰，属臣民之不靖，则必去其蟊贼，拯厥颠济，……以肃屏藩之制。尔安南国嗣孙黎维祁，化沐炎陬，序承冢嗣，当尔祖奄逝之日，正阮逆构乱之时，肇衅萧墙，失守符印，孑身播越，阖室迁移，弃彼故都，依于上国。溯百五十年之职贡，能不念其祖宗，披十六道之舆图，原非利其土地，且柔远人所以大无外，讨乱贼所以傲不虔，是用辑尔室家，克完居处，励尔臣庶，共复仇仇，特敕大吏以濯征，爰董王师而迅剿。先声所詟，巨憝奚逃，内难斯宁，群情更附，释其琐尾流离之困，加以生死肉骨之恩，旧服式循，新纶允贲。兹封尔为安南国王，锡之新印，王其慎修纲纪，祇奉威灵，戢和民人，保守疆土，勿怠荒而废事，勿怀安以败名，庶荷天朝再造之仁，益迓国作重延之福。钦哉，毋替朕命。”［11］
孙士毅将获捷情形陆续奏报，乾隆帝非常高兴。当他于十二月初六日看到孙呈巧渡市球江的奏折时，连下两谕，赏给孙士毅玉如意一柄、御用汉玉扳指一个、荷包三对，赐许世亨御用玉扳指一个、荷包三个，赏张朝龙、李化龙、尚维继屏荷包各一对，其他有功将弁，分别赏戴花翎赐巴图鲁名号。乾隆帝盛赞孙士毅“调度有方”，“办理悉合机宜”，许诺其如能生擒阮惠，将照阿桂平金川捕获索诺木、福康安剿台湾拿获林爽文之例，特沛殊恩，晋封公爵，赏给红宝石顶、四团龙褂、黄带紫恚耙哉殉枰臁薄�
过了三天，十二月初九日，孙士毅呈报十一月二十日大败阮兵攻克东京黎城之奏折到京。乾隆帝甚喜，立即下谕封赏孙士毅说：“览奏嘉悦之至”。阮惠等人逐主乱常，窃据黎都，一经大兵声讨，望风奔窜，“俾黎氏国祚重延，并不利其寸土，于字小存亡之道，仁至义尽，实史册所仅见”。孙士毅力肩重任，调度有方，不及一月，“即已迅奏肤功，克副委仁”，著加恩晋封一等谋勇公，赏戴红宝石帽顶，“以示优眷”，俟擒获阮惠时，再续降恩旨，“格外优异”。封许世亨为一等子，其余有功官将，交部从优议叙。［12］
四、贪功轻敌失东京 孙士毅兵败削爵
正当乾隆皇帝欢庆大捷筹画善后事宜之时，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孙士毅呈报清军大败、黎城失守的奏折，送到了北京，顿使朝野大惊。原来，阮惠系主动后撤，兵力并未遭到多大损失，而是待机再进。清军统帅孙士毅误认为阮军惨败，清军势如破竹，所向无敌，轻取黎城，就想功上加功，建树奇勋。孙士毅本系文官，对军务并不精通。他从进士，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相继任大理寺少卿、广西布政使、云南巡抚、广西巡抚、广东巡抚，直至两广总督。在近三十年的宦海生涯中，他与军务有联系的只有两次，一次是乾隆三十四年大学士傅恒统军攻缅时，他以侍读之衔随军，“典章奏”，为时不到一年；另一次是五十二年协办大学士、将军福康安剿台湾林爽文，孙驻潮州，遣兵助剿，备办粮草器械。严格的说，孙并未真正统率过各路官兵大举征伐，没有指挥大军克敌制胜的经验，也缺乏军事指挥的才干。他既不知彼，在判断安南国情上犯了两大错误：一是低估了阮惠的力量，误认为其狼狈奔窜不堪一击；二是不明真情，不了解黎氏政权已腐朽不堪，无力自拔，没有办法和力量恢复故国。他又暗于知己，对自己的军事才干和绿营兵的战斗力，皆作了错误的估计，本来是不谙用兵的文官，却要想当智勇双全轻取强敌的卓越统帅，明明是临阵易溃的弱卒劣弁，却当作为奋勇冲杀的猛将精兵，由此而产生了侥幸心理，孙士毅竟想攻克全安南，活捉阮惠，建立特大功勋。
在这个问题上，年近八旬的乾隆皇帝，比这位总督可就高明得多了。早在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即第一次获悉兵渡寿昌江之前八天，他便下谕给孙士毅，规定了此次进军的要求，令其取黎城后即回军。他说：孙士毅带兵前往，能生擒阮惠等人，固为上策。否则，收复黎城，俾黎维祁复其境土，亦为中策。如果取城复国之后，阮惠远遁，难以生擒，孙士毅即据实奏明，带兵回粤。十二月十四日，他又下一谕，令孙如尚未擒获阮惠，立即撤兵回广西。
过了五天，十二月十九日，孙士毅进据黎城后，奏请远征广南，活捉阮惠。乾隆帝拒绝其请，谕军机大臣，详言应予撤兵的理由。他说：
“朕前此即虑攻复黎城后，阮惠等畏罪远飏，不值以天朝兵力，久驻炎荒，为属国搜缉逋逃，耽延时日，屡经降旨谕知孙士毅，临期酌情办理。孙士毅拜发此折时，自尚未接奉前旨。今据该督奏，黎城距广南贼巢尚有二千余里，而黎维祁又属无能，于造船雇夫之事，坚复不能赶办。……安南地方，向多瘴疠，倘内地官兵不服水土，致生疾病，尤为不值。……若此时必欲穷追深入，而贼巢险远，万一稍有阻滞，一时不能迅速擒渠，转致欲罢不能。办理大事之人，必须通盘筹画，计出万全，不可知进而不知退。孙士毅当遵前旨，……撤兵回粤。”［13］
紧接着，乾隆帝于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五十四年正月初四、十二日、十六日、十九日，连下九道谕旨，强调谕令孙士毅立即撤兵返粤。这些谕旨讲了必须撤军的四条理由。其一，大功已成。恢复东京，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兴灭继绝”的出兵目的已经达到，“于字小存亡之体，已为尽善尽美”。其二，安南，“地方僻小，又多瘴疠”，官兵役夫“易染疾病”。其三，粮饷转运艰难。从广西边界至黎城，为供一万兵士之粮，已用役夫十五六万人，从云南出口至黎城，有四十站，用夫十余万。自黎城至广南，二千余里，须安设台站五十三所，又需役夫十余万人。黎维祁不能调拨役夫，广西、云南力已不支，需广东、贵州派夫接济。不能因“属国逋逃未获，将天朝钱粮兵马，徒滋劳费，久驻炎荒”。进剿广南一事，“现在非不能办，揆之天时地利人事，实有不值”。其四，天厌黎氏。“黎氏近年以来，搆乱多故”，黎维祁懦怯无能，优柔废弛，左右亦无可侍之人。安南虽小，然立国已久，“未必不关气运，今其国运如此，看来天心已有厌弃黎氏之象”。此时即使能将阮惠等人擒获，而黎维祁不能振作自强，安知三五年以后，不又有如阮惠之人者复出，“岂有屡烦天朝兵力为之戡定之理！”即使不令黎维祁主持国事，而其子弟内亦未必有胜于黎维祁之人。“朕从来办理庶务，无不顺天而行，今天厌黎氏，而朕欲扶之，非所以仰体天心抚驭属国之道，朕不为也。”［14］
乾隆帝的这些主张和见解，是相当正确颇为高明的。他不仅考虑到水土不合、千里转输等客观条件的恶劣，不做知进不知退之事，大功告成，趁早凯旋，以免将来陷入险境，欲退不能，欲罢不休；而且，他已预见黎氏集团腐朽无能，江山难保，国将再乱，清政府不需要也不应该坚决支持黎维祁到底，一再出兵，浪费巨量人力物力，做这种“揆之天时地利人事实有不值”之蠢事。
如果孙士毅严格执行乾隆帝的撤兵之旨，安南的形势必然会有所好转，至少清军不会惨败。然而这位两广总督孙士毅被二十天来的意外大捷弄糊涂了头脑，抑制不住再建特勋、垂名史册、荣获更大恩宠的念头，竟然违抗帝旨，迟迟不撤，一心要生擒或诱获阮惠弟兄。当他坐待阮惠降顺美梦正酣之时，阮惠之军突然冲进了黎城。
原来，阮惠在广南富春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当他得知“孙士毅贪俘阮为功，师不即班，又轻敌，不设备，散遣土兵义勇，悬军黎城”之情后，于五十三年岁暮“倾巢出袭”，并遣使伪称系来投降。孙士毅信以为真，毫不防备。五十四年正月初一日，“军中置酒张乐”，正在兴高采烈昏昏然之时，夜间突然有人来报“阮兵大至”，孙士毅“始仓皇御敌”。然而阮兵数万，猛烈进攻，又用象载大炮冲阵，清兵“众寡不敌，黑夜自相蹂躏”。孙士毅匆忙撤走，渡过富良江后，即砍断浮桥，以防阮兵追袭。可是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等官兵夫役一万余人，尚滞留南岸，因桥断无法渡江，皆被阮兵砍杀或溺于江中，无一幸免。孙士毅拼命逃窜，退回镇南关，“尽焚弃关外粮、械、火药数十万，士马还者不及一半”。黎维祁携其母先逃。云南官兵因有黎臣黄文通导引，始得全师返滇。［15］一场大规模的征讨安南之战，就这样以总督孙士毅贪功轻敌、迁延不撤，遭受惨败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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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307，页4、5。
［2］《清高宗实录》卷1307，页6、7。
［3］《清高宗实录》卷1307，页10、11。
［4］《清高宗实录》卷1307，页34、35。
［5］《清高宗实录》卷1309，页38。
［6］《清高宗实录》卷1311，页27、28、29。
［7］《清高宗实录》卷1312，页25、26、35；卷1313；页19。
［8］《清高宗实录》卷1314，页5、6。
［9］《清高宗实录》卷1314，页6。
［10］《清高宗实录》卷1314；页40、41；卷1317，页26。
［11］《清高宗实录》卷1315，页27、28。
［12］《清高宗实录》卷1318，页21、22。
［13］《清高宗实录》卷1319，页6、7、8。
［14］《清高宗实录》卷1319，页11、12、13、14、15、27、28、29、30；卷1320；页14；卷1321，页10。
［15］《清高宗实录》卷1321，页26；卷1322，页18；《圣武记》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清史稿》卷330；《孙士毅传》卷334；《许世亨传》卷527。
停战议贡 中安和好
第二节 停战议贡 中安和好
一、“天厌黎氏” 不再发兵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呈报兵败的奏折送到了皇宫。孙奏称：正月初二日，黎维祁来告，其派往防守黎城以南之黎兵被阮军赶逐，“声言欲报仇泄恨”。孙即派兵前往迎战，“讵黎维祁闻阮惠亲至，心胆俱裂，手抱幼孩，随同伊母逃过富良江，众情慌乱，国民纷纷逃窜”。孙与提督许士亨统兵对抗，但阮军众多，“将大兵四面密围”，孙“夺围而出”，“带兵徐徐由浮桥撤至北岸”，总兵李化龙行至桥心，“失足落水”，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尚维屏、参将杨兴龙、王宣、英林及游击明柱等未及过桥，现无信息，自系身殁，入关兵丁已有三千数百名。请求皇上将己革职治罪，“以为调度乖方者戒。”［1］
孙士毅显然隐瞒了自己贪生怕死匆匆溃逃的真实情形。他本来是慌不择路弃众而逃，哪里是“夺围而出”，带兵徐徐过浮桥！总兵李化龙身经攻缅、平金川、剿台湾等多次大战，屡立军功，由都司升至总兵，并非三岁小孩，怎能行至桥心失足落水，分明是被逃兵败将挤压推倒落江而亡。许世亨等之所以“未及过桥”，原因不难查明，这就是他们无桥可过，因为浮桥被惟知保全自己生命的总督大人下令砍断了。孙士毅不愧是进士出身善写奏折之军机章京，把自己贪功违旨、轻敌丧师、畏死溃逃的特大罪状，缩小、修饰为调度乖方的过失，其言可耻，其心应诛。
乾隆帝于正月二十五日读过孙士毅的奏折后，立即下谕给军机大臣，讲了五个问题。其一，失利之因。孙士毅若遵撤兵之旨，官兵早已进关，就不会有此波折。此乃孙贪图功勋，“希冀阮惠等悔罪投出，以臻全美”。其二，善全国体。孙士毅为“军营总统之人”，万万不可稍为冒险，许士亨系提督大员，亦关紧要，“总以完师撤回，善全国体为要”，孙与许士亨二人务宜加意慎重，率领官兵，妥速进关。其三，加强边防。阮惠等谅不敢竟至我朝边界，但关隘一带，亦须安顿兵力，孙永清已调兵一千余名，合原有防兵共三千名，如若不敷，即于附近各营抽调。其四，宽慰总督。一向行军之际，不能一往顺利，新疆西师之役，大小金川之战，亦皆小有挫失，旋即成功。此次孙士毅带兵出关，成功太易，故有此波折，所请革职治罪之处，母庸置议。此事乃出自意外，非孙冒昧之罪。其五，征阮与否，尚未决策。此次阮惠等人胆敢“前来截扰”，致有此波折，“安知非阮惠自取夷灭”。待孙士毅带领大兵安全回关，“将来办与不办，操纵在我，自可徐为酌定”。［2］
过了一天，正月二十六日，乾隆帝再下一谕，其基调与上谕在两个方面有了重大的改变。一为言孙之过，削其封爵。阮惠兴兵逐主，天朝理应字小存亡，故遣孙士毅就近筹办。孙陆续奏述安南臣民愿效前驱情形，自请统兵出关，以其“所见甚正”，降旨允行。孙出关后屡奏捷讯，不及一月，收复黎城，册封黎维祁。因其办理此事，“为天朝字小存亡，体统所关，厥功甚巨”，“且汉大臣中有此全才，能为国家带兵宣力者”，自应特施殊恩，故晋封孙为公爵，赏给红宝石帽顶，并谕孙“作速撤兵”。孙士毅若遵照谕旨，迅即撤回，则早已安全进关，乃其耽延一月有余，致阮军“乘间复发”。盖由孙士毅希冀阮惠投降，或被旁人缚送，“意存贪功”，“因有此意外之变，朕与孙士毅均不能辞咎”。而且，阮惠过去既然撤至富春，复率众前至黎城，决非旦夕所能纠集，孙何不留心侦察，预为布置，待敌兵已至，始行迎堵，“桥座又复中断，致损官兵”，“究系孙士毅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