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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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缅甸国长孟陨，本为支子，暂托释门，因兄侄梗化而戕残，为国人择亲而拥戴，前愆力改，来享情殷，既遣使以将虔，复陈词之维挚，具昭忱悃，良可褒嘉，是用降敕奖谕，赐国长并国长之妻佛像、文绮、珍玩、器皿等物，国长尚其敬受，益矢恪恭。”［17］
中缅之间二十余年来战阵厮杀、不战不和的僵局，终于打破了，双方关系从此不断得到改善和发展。两年半以后，乾隆五十五年三月，缅王孟陨遣亲信大臣便居未驼等人，赍送金叶表文、贡品和驯象，祝贺皇上八旬万寿，并“恳请敕赏封号，管理阿瓦地方，求开腾越关禁，俾通市易”。乾隆帝读过富纲呈报缅王贺寿、乞封、开禁、通商的奏折后，于三月二十四日下谕军机大臣，允其所请说：缅王遣使远涉万里来京祝寿，“实属恭顺可嘉，自应俯允所请，给予封号，以资绥辑”，“准其照旧开关通市”，并降敕褒嘉缅王，亲书御诗以赐，加赏珍珠手串、荷包等物。其诗为：
“奉表前年施惠往，请封今岁竭诚归。
赤心那限万里隔，黄诏从教举国辉。
经事自惟老胜壮，化民因识德赢威。
内安外顺胥天祐，益切屏营凛敕畿。”［18］
缅使于五十五年三月初四日至铁壁关，四月初到省城昆明，云贵总督富纲差官伴送，六月初抵承德，乾隆帝于六月十三日降敕封缅王孟陨为国王。《清高宗实录》卷1356载录此事时写道：
“（六月）壬戌，敕封缅甸国长孟陨为国王。制曰：朕惟德孚柔远，王朝隆无外之模，忱切响风，属国被咸宁之福，既敬将夫职贡，恳备遐藩，宜褒锡以恩纶，允绥嗣服。龙光斯责，爵命维新，尔缅甸国长孟陨，地处炎陬，系居支庶，曩者家遭多难，祸乱相寻，继因国赖长君，攀援共戴，叩关纳贡，恪恭著摄立之年，降救颁珍，惠恺浃归仁之感。兹以今岁为朕八旬万寿，敷天庆洽，‘薄海欢腾，吁大吏以抒情，遣陪臣而祝福，先期斋洁，葵倾矢在寸心，重译来同，琛献逾乎万里，麻征所应，肫款堪嘉。至尔国世裔载延，邦基复整，干戈是蕺。……仰祈封号于天家，文披金叶，远赐诗章于下国，宠荷珠光。今封尔阿瓦缅甸国王，赐之敕印，王其勉修政事，慎简官僚，敦辑睦于邻封，垂敉宁于边境，永受无疆之庆，流及子孙，益坚不贰之诚，保其宗社。钦哉，毋替朕命。”
乾隆帝专遣官员，赍敕书、印信，往其新都蛮得列，定十年一贡。钦使于七月初十日至蛮得列，缅王孟陨“率领子弟头目，俯伏罗拜”，并派特使，备办驯象及各种贡物，遣头领三人赍表来华谢恩。乾隆帝令滇省官员照例宴赏，命赴缅颁赏之粮道永慧、参将百福伴使于十二月中到京，使其“与各外藩同与朝正盛典，并入宴筵，均沐宠荣，以遂其瞻就之忱。”［19］
从此以后，中缅之间朝贡不断，往来频繁，贸易繁荣，两国人民均享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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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高宗实录》卷850；页19、20。
［2］《清高宗实录》卷854，页14、15、16。
［3］《清高宗实录》卷859，页24。
［4］《清高宗实录》卷359，页30、31。
［5］《清高宗实录》卷871；页30。
［6］《清高宗实录》卷875，页9。
［7］《清高宗实录》卷875，页9。
［8］《清高宗实录》卷884，狱11、12、13、14。
［9］《清高宗实录》卷884；页12。
［10］《清高宗实录》卷1025，页5、6。
［11］《清高宗实录》卷1025，页2…8；《圣武记》卷6，《乾隆征缅甸记下》；《清史稿》卷318，《阿桂传》。
［12］《清高宗实录》卷1159，页14…17。
［13］《清高宗实录》卷1306，页10；《清史稿》卷528，《缅甸》。
［14］《清高宗实录》卷1306，页11、12、13。
［15］《清高宗实录》卷1306；页12、13。
［16］《清高宗实录》卷1303，页5、18。
［17］《清高宗实录》卷1312；页11、12。
［18］《清高宗实录》卷1351，页30。
［19］《清高宗实录》卷1363，页9、10。
“兴灭继绝” 出兵安南
第十章 误剿安南 先战后和
第一节 “兴灭继绝” 出兵安南
一、安南内乱 王孙失国潜匿民村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六月十七日，广西巡抚孙永清呈报安南大乱的奏折，送到了皇上面前。孙永清奏：据太平府知府陆有仁等禀报，安南国被阮姓攻破黎城，嗣孙黎维祁出奔。安南官员阮辉宿、黎炯保护王母、王子等避兵于博山社，被阮兵追杀，逃至河边求救入隘。经巡隘官员向其盘问，遥望隔河有一百余人，似系前来追赶，因见我方有兵，不敢过河，随即退去。守隘官弁将阮辉宿等男妇老幼六十二人收受入隘，拨与房屋，令其居住。孙永清“现以巡阅关隘”，前往龙州，查询实在情形，另行具奏。［1］
孙永清所奏，系指安南阮、郑二姓争权，国主黎维祁避乱潜逃。明初以来，黎维祁的祖先世为安南国王，定期入贡明帝。嘉靖中，权臣莫登庸逐主自立，旧主黎平走保清华。以后，其孙黎维潭依靠旧臣郑、阮二家，破莫复国，封郑、阮二姓之长为左、右辅政，后右辅政郑检乘机排挤阮璜出顺化，号广南王，而自兼左辅政，掌握国家大权，国王仅有虚名。这样一来，阮、郑二姓世为冤仇，争斗不已。顺治十六年，清军至云南，安南国王遣玉川伯邓福绥、朝阳伯阮光华赍启，赴信郡王前抒诚纳款。顺治十七年国王黎维祺奉表贡方物，清帝嘉其恭顺，赐文绮白金，并于十八年赐敕嘉奖其为识时俊杰，“特先遣使来归”。康熙五年安南国王黎维禧缴送故明永历帝赐与的敕、印，康熙帝遣使册封维禧为安南国王，赐镀金驼钮银印。此后，安南三年一贡，通商互市，关系十分密切。
乾隆中，辅政郑检杀害安南国世子，据金印，谋篡位为王，嫉妒广南王强盛，诱其臣阮岳、阮惠合攻广南王，灭于富春，阮惠自为泰德王，郑检自为郑靖王。乾隆五十一年，郑检去世，阮惠乘机发兵，攻破国都东京黎城，击杀郑检之子郑宗，阮氏执掌军政大权。五十二年老国王去世，嗣孙维祁继位。阮惠尽取象载其珍宝归，郑检之臣贡整欲图扶黎拒阮，以王的名义率兵夺回象五十只。阮惠遣大将阮任领兵数万攻克黎城，贡整战死，维祁出亡，匿于民村。阮任据东京，“四守险要，亦有自王志”。五十三年夏，阮惠复发兵，诛阮任于东京，请维祁复位，维祁知其心叵测，不敢出。阮惠以民心不附，尽毁王宫，挟子女玉帛回富春，留兵三千守东京。
高平府督阮辉宿护维祁之母、妻宗族二百余口，由高平登舟，远遁至博念溪河，乃广西太平府龙州之边。阮辉宿冒死涉水登北岸，其不及渡河之人，尽被阮氏追兵杀害。
二、“字小存亡” 派军远征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七日，乾隆帝对广西巡抚孙永清所奏安南内乱之事，下达谕旨，讲了五个问题。其一，此事应予询明妥办。上年两广总督孙士毅曾奏，安南国“土豪构乱，国印遗失”，业谕查明后补给，今其国嗣孙之母、妻眷属，又被兵追杀，“求敕内投”，应该查明办理。其二，委派大臣。孙永清从未经历征战之事，难胜此任。两广总督孙士毅曾随赴军营，此次驻扎潮州，料理发兵赴闽攻打台湾林爽文之事，调度妥协，令其即赴广西龙州，办理安南国求救内投之事。其三，查明原委，酌情处理。安南若原为阮姓所有，被黎姓占夺，则现今阮姓是恢复旧业，也可从而安抚。如其国本非阮姓所有，黎氏传国日久，“且臣服天朝，最为恭顺”，今被强臣篡夺，其旧臣带嗣孙眷属前来求救，“若竟置之不理，殊非字小存亡之道”。设若阮姓只攻占黎城等一二处，其余皆为黎姓所有，尚可恢复，如阮姓占据全部安南，或将黎姓子孙尽行杀害，则又当另为设法访查。著军机大臣与孙士毅查清上述诸事，提出对策。其四，安插逃人。安南来投的男妇老幼人等，“系避难来投”，且有国王嗣孙之母、妻，“俱应妥为安插，并优给廪膳，勿使失所”。其五，寻找王孙、遗臣。国王嗣孙黎维祁现在何处？其臣僚仍忠于故主者有谁？如有欲思灭阮存黎之遗臣，“可以资其力量，相机设法办理者”，需查明上报。［2］
过了两天，六月十九日，乾隆帝又谕军机大臣，除重申查明安南现在情形外，着重指出，如阮姓占据全安南尽杀黎氏子孙，则王孙黎维祁将无国可归。“安南臣服本朝，最为恭顺，兹被强臣篡夺，款关吁投，若其置之不理，殊非字小存亡之道，自当厚集兵力，声罪致讨矣，届期朕自有定夺”。著传谕孙士毅详细确询，筹画对策，据实具奏。［3］
又过了七天，六月二十六日，孙士毅的奏折到京，言及阮辉宿说：阮氏只占据了东京黎城和牧马、谅山等处，黎城西方、北方州县，“俱不肯降贼”，“阮岳一味犷悍，并无法令，嗣孙若能乘隙而动”，阮岳“即可一举成擒”。乾隆帝就此谕军机大臣：阮辉宿之奏，情词激昂，能知大义，可见该国境土既未尽归阮岳，“人心又戴旧足恃，尚可徐图恢复，办理尚易”。著传谕孙士毅，即令阮辉宿等回国告诉黎维祁：安南臣服夫朝，最为恭顺，今其被阮攻逐，“究系不能振作所致”。现安南国土，未被阮氏占者尚多，臣民亦拥戴黎氏，黎维祁当趁此招集义兵，力图恢复。“目下天朝已派调大兵”，在广西预备，若阮岳仍前“负固不服”，甚至杀害嗣孙，各镇官将亦甘心从逆，则“天朝即当派员统率大兵，四路会剿，将阮岳及党羽人等全数擒诛，明正其罪”。同时，他又传谕提督三德统兵驻扎边关，令总督孙士毅调兵数千，“以壮声势”。［4］
阮岳、阮惠弟兄遣官叩关进贡，两广总督孙士毅闻报，亲至镇南关，对其使“大声呵斥。并谕以天朝已调大兵，分路进讨，令该夷官归谕阮岳迅速悔罪自新，迎还故主”。乾隆帝知悉此事，于七月二十四日下谕嘉奖孙士毅说：“阮岳逐主乱常，差人进贡，断无即准其纳款之理”。孙士毅所办甚妥，著赏上用蟒袍料一件，以示优奖。［5］
从六月十七日得悉安南大乱，直到八月二十六日，这七十天里，乾隆帝虽多次下谕强调要“兴灭继绝”，“字小存亡”，帮助安南王孙逐阮复国，但仅只是谕令王孙黎维祁及安南臣民起兵逐阮，清政府以总督名义发布斥阮檄文，扬言要派大军出征，可是并未决定要出关作战，数千官兵均在边界屯驻。到了八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对安南的方针，有了重大的变化。
根据孙士毅的陆续奏报，乾隆帝于八月二十七日下谕说：黎维祁亲赴山南，招集义兵，竟为阮军所逼，仅带跟随数人，入山藏匿，“看来竟是一无能为之人，难望其振作恢复”。阮岳、阮惠弟兄，见到孙士毅檄文，“畏惧遁逃”。阮惠的心腹潘启德，一接檄文，“即知去逆效顺”，遵孙之令，纠约七州人马及厂民，速即前进，“自无难直达黎城”。阮岳等系见檄文宣布天朝“调备大兵”，“声罪致讨”，而震惊远遁，若知清兵仅系“虚张声势，必益无畏惧”，将会故智复萌，“竟图篡夺”。因此，孙士毅奏请“先期调兵预备之处，自当如此办理”。但如用兵进讨，孙士毅系两广总督，关系甚重，“断不可亲领前往”。看来“阮岳等亦无须多兵剿办”，著令广西提督许世亨及总兵一、二员，带兵数千名前进，孙士毅再预备数千，在关隘驻扎，“声言续发”，谅阮岳、阮惠不敢负隅顽抗。［6］
乾隆帝这次决定要正式出兵了，因为黎维祁无能，而阮岳、阮惠一闻檄文即逃，可见出兵易于成功。就这样，他下了出兵之谕。
孙士毅继续奏报黎王旧臣起兵和阮惠属下官将反正投诚的消息，以及处理办法。牧马土司闭阮律擒献伪官阮远犹。数万厂民接到孙士毅札谕及闻皇上恩准发给口粮，“俱踊跃欢欣，情愿前驱杀贼”，孙士毅委派曾在厂上工作年久“为群情所服”之幕友林际清统领攻敌。播启德统率七州人马，不断向前进军。阮氏兄弟遣攻谅山之将陈名炳，看到沿途檄文，“心生悔惧，情愿归顺嗣孙”，恢复故主之国。乾隆帝十分高兴，先后下达三谕，嘉奖有功人员，赏给林际清知县职衔，论述用兵方法。他着重指出，潘启德等官将和厂民，“皆因闻天朝声罪致讨，是以群起响应。”伪官朱廷理供称阮惠离开黎城后，仍“意存观望”，留兵七八千分守黎城及各处要隘，一待清兵进攻，即退守富春。因此，内地官兵若不及时前进，则阮惠将“妄思窥伺”，安南各镇官将将畏阮氏报复而观望，厂民、播启德等亦会犹豫动摇。著孙士毅派许世亨等领兵三千出关前进，孙仍留驻，或于关外作进剿之势”。［7］
两广总督孙士毅虽连续申请统兵出征为帝所止，但并未就此罢休。很可能是因为看到进展顺利，安南旧王即将复国，欲图建树奇功殊勋，所以孙又一次奏请出关杀敌。孙士毅想出了一条新的理由，奏称：各关隘官兵，与其驻扎本境，暗为黎氏糜费钱粮，并需内地兵丁护送国王嗣孙黎维祁的家属出境，“不如建竖旗鼓，出关进讨，捣穴擒渠。”［8］乾隆帝终于为其言所动，于十月初三日下谕说：安南各厂起兵，随嗣孙之三弟黎维祇来到谅山，会同潘启德进剿，保胜、都龙二处土目集兵聚粮，协同杀敌。黎维祁已出山，但其潜匿一年，豪无展布，现虽纠集义民，欲图恢复，“其成败尚未可知”。孙士毅所言建旗出关，“所见甚正”。孙士毅既胸有成竹，力肩钜任，自请出关进剿，“则此事竟交与该督一手承办，庶呼应更灵，蒇功自速”。［9］不久，他批准孙之建议令其统兵一万出关，作为正兵，又命云贵总督富纲派兵八千，交云南提督乌大经统领，作为偏师，由云南蒙自出发，进攻安南之宣光、兴化等处。
清军向安南泰德王阮惠进攻的“兴灭继绝”之战，就这样开始了。
三、轻取黎城封国王 孙士毅荣封一等谋勇公
两广总督孙士毅奏准征讨安南阮惠弟兄后，立即调兵遣将，筹办粮饷。原调广西兵四千，现添一千，并调广东兵五千。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孙士毅与广西提督许世亨统兵一万出镇南关，以八千直捣安南东京黎城，以二千驻谅山为声援。云南提督乌大经领滇兵八千，取道开化厅之马白关，逾咒河，入交趾界一千余里至宣化镇，为广兵声援。
乾隆帝以“兵行饷运”，安南节年荒歉，难以采买，谕令设台安站，从内地转运粮食。云南、广西两路共设台站七十余所，保证了军粮的供应。乾隆帝以富良江地居险要，阮惠必严加防守，“令官兵难以径渡”，而该江江面辽阔，敌军不能处处设防，因此谕令孙士毅一面督兵佯攻，一面遣许世亨领兵从上游或下游，乘其不备，“设法迅渡”，使敌军为官员从天而降所惊，其沿江敌军营屯“自必纷纷溃散，此史册所载偷渡之计，行之有效者”。［10］
孙士毅、许世亨出关后，迅速抵达谅山，继续往前，总兵尚维屏、副将庆成领广西兵，总兵张朝龙、李化龙率广东兵，各士兵义勇随行，号称数十万，浩浩荡荡，杀向黎城，各隘阮惠所派守兵纷纷后撤，惟扼三江之险以拒。第一条江为寿昌江。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