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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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两，当月又增拨四、五百万两。到二十四年十月获悉霍集占败死巴达克山准、回全平为止，五年之中，共用军费三千三百余万两，大致相当于全国一年所征的田地赋银，数量不为不多。但是，这笔巨费的开支，是值得的，不仅因为准、回地区统一于清中央政府，为巩固祖国，开发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政治上获益极大，而且单就用费而言，自此以后清政府的总开支，也减少了许多，使它的库银得以逐步增加。从雍正七年到十三年，在这短短的七年里，由于防止准噶尔汗的入掠和征讨准部，大量士卒、役夫驻守前线，供应浩繁，共用银五、六千万两，平均每年军费八百万两，为全国田赋总数四分之一。这种开支不取消，清政府每年就会入不敷出，出现赤字，哪能积存余银。如果加上康熙五十七至六十一年四年用于西北防边的费用，十一年中共用军费七千余万两，使雍正帝尽力积存的六千余万两帑银，“动支大半”。这样巨大的开支，清政府无力长期负担，从乾隆二十四年息兵以后，年耗数百万两的征战用费，不再付出了。新疆驻兵二万左右的饷银，因其系由内地调遣而来，仍用原来的经制银两拨付，虽驻兵而不增饷，并且，因战事结束，从康熙以来陕甘等省为防边而增募的军队，大量减员，又可省下巨万费用。二十五年八月陕甘总督杨应琚奏准节省甘肃经费：裁减各提镇名粮十分之一，岁省银二十三万九千五百余两，各标名粮酌改马六步四，岁省七万四千余两，缓购摘缺马七千三百余匹，岁省十万零五千余两，裁撤西宁口外台卡官兵和瓜州渠道官兵，岁省一万三千二百余两，撤回安西推莫尔图官兵，岁省七百余两，安西提标官兵移驻巴里坤，撤回专派防兵二千名，岁省十万余两，合计每年省银五十余万两。这是一个典型例证，对分析统一准、回与其后节省军费、帑银不断增加的关系，是很有说服力的。
　　生于乾隆末年荣中进士的史学大家魏源，在《圣武记》卷四，对乾隆帝用兵准、回之成效，作了恰如其分的评述，现摘录如下，作为本章的结束语。魏源说：
　　“……计兵屯、回屯、民屯、旗屯共十余万丁，统于乌鲁木齐提督。自官田外，余地听民自占，农桑阡陌徭赋如内地。……国家提封百万，地不加增，而户口日盛，中国土满人满。今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奔，牛、羊、麦、面、蔬、蓏之贱，浇植贸易之利，金矿、铜矿之旺，徭役赋税之简，外番茶、马、布、段互市之利，又皆什佰内地。边民服贾牵牛出关，至则辟汙莱，长子孙，百无一反，是天留未辟之鸿荒，以为盛世消息尾闾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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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清高宗实录》卷599，页30…32。
　　［2］《圣武记》卷11，《武事余记》。
　　［3］《清高宗实录》卷575，页24…26；《清史稿》卷314，《高天喜传》；卷11，《武事余记》。
　　［4］《清高宗实录》卷537，页2。
　　［5］《清高宗实录》卷539，页2。
　　［6］《清高宗实录》卷557，页26。
　　［7］《清高宗实录》卷570，页26。
　　［8］《清史稿》卷313，《舒赫德传》；卷318，《阿桂传》；卷335，《伊勒图传》。
　　［9］《清高宗实录》卷610，页4；卷673，页1。
　　［10］《清高宗实录》卷612，页19…22。
　　［11］《清圣祖实录》卷256，页15。
　　［12］《清圣祖实录》卷259，页9。
　　［13］王庆云：《石渠余纪》卷四，《纪屯田》；《清高宗实录》卷1493，页29。
　　［14］《清高宗实录》593，页5；卷595，页8。
　　［15］《清高宗实录》卷595，页8。
　　［16］《圣武记》卷4，《乾隆戡定回疆记》。
　　［17］《清高宗实录》卷605，页10、11。
错攻缅甸　败而后和
第九章　错攻缅甸　败而后和

第一节　误听狂言出兵失利　勒令大学士杨应琚自尽

一、缅王莽达拉遣使入贡　厂主吴尚贤冤死狱中
　（一）吴尚贤恳切相劝　葫芦王献厂内附
　　中国云南省的大理、丽江、永昌、腾越、顺宁、普洱、元江等府州厅，延袤数千里，皆与缅甸为界，长期以来，中缅人民通商往来，关系密切。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缅甸首领卜刺浪遣使臣板南速刺，至南京贡方物。第二年明设缅中军民宣慰使司，以卜刺浪为宣慰使。永乐元年（1403年），卜刺浪之长子那罗塔派人进贡，奏称：“缅虽遐夷，愿臣属中国，而道径木邦、孟养，多阻遏。乞命以职，赐冠服印章，庶免欺凌。”明成祖谕设缅甸军民宣慰使司，以那罗塔为宣慰使，遣使往赐冠带印章。不久，缅使来贡，因缅内部合二为一，故奏表只署缅甸，明朝政府遂称其为缅甸军民宣慰使司。［1］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思宗朱由检缢死煤山，明亡于清。清顺治十八年，平西王吴三桂、定西将军爱星阿统军入缅，索讨遁入缅甸的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缅王交出明主，清军班师，双方未建立正式的朝贡关系。
　　从明亡清兴以来，中缅之间中断了一百年的朝贡关系，终于由一位被清朝大学士蔑称为“无籍细民”的吴尚贤努力斡旋，而得到了第一次的恢复。
　　吴尚贤原系云南石屏州贫民，因欲谋生，于乾隆十年前往卡瓦（佤拉）部落的茂隆银厂采矿。卡瓦在“永昌、顺宁徼外”，“其地北接耿马土司界，西接木邦界，南接生卡瓦界，东接孟艮土司界，地方二千余里”。［2］茂隆厂山场周围六百余里，始采于明，矿工、厂主、商贾多系滇民。吴尚贤精明能干，善于开采经营，矿砂大旺，获银巨万，成为茂隆厂主，雇有工人数万。他又慷慨施财，长于交际，深得卡瓦部长蚌筑信任。吴尚贤胸怀大志，利用银厂资财，欲为国家建功立业，垂名史册，因此力劝蚌筑，献厂纳课，归顺于清。蚌筑自称葫芦王，有世传铁印，“缅文曰法龙湫诸木隆”，“华言大、小箐之长”，居木城草房，戴金叶帽，形状似盔，穿蟒衣，属下头人穿花衣服，俱跣足。部民则山居穴处，以布缠头，敝衣短袴，刀耕火种。蚌筑之弟兄叔侄蚌坎、幸猛、莽恩、莽闷等，“分掌地方”，“亦不属于缅酋”。［3］
　　此时缅甸内部纷争，又与邻近部落常动干戈，卡瓦西与缅甸的木邦相接，很易遭受缅军侵扰。在这样的动乱形势下，蚌筑听从了吴尚贤的劝说，“浼耿马土司罕世屏代察，称愿归顺”。他奏称：“境内茂隆厂，自前明开采时甚旺，厂民吴尚贤等议给山水租银，不敢受，请照内地厂例，抽课报税以作贡物。”［4］
　　卡瓦部长蚌筑的奏请，对云南总督张允随与乾隆皇帝来说，是一个很难处理但又应该解决的难题。历代封建王朝常对厂矿采取禁开的政策，原因之一是害怕厂矿聚集众多矿工后，容易滋生事端，违犯王法，甚至反抗官府，兴兵“作乱”。乾隆皇帝虽然不囿于旧制，从利国利民出发，在乾隆四年下诏允许民人开矿，多年的矿禁基本上被取消了，但这仅指直辖地区而言，对于边外的少数民族地区，不单不会许民开矿，而且连出界至彼地皆予禁止，怕内地民人出边到“夷区”后惹事生非，或勾结该处部长，侵扰内地。因此，昊尚贤的劝说和蚌筑的奏请，在一般场合下，是很难被批准的。幸运的是，吴尚贤、蚌筑碰到的滇督和皇上，皆是富有开拓精神之人，其愿始能实现。
　　张允随，是汉军镶黄旗人，祖一魁任过福建邵武知府。张非科班出身，康熙末年入赀捐为光禄寺典簿，迁江南宁国同知，擢云南楚雄知府，经总督鄂尔泰荐其“可大任”，连续升迁，雍正八年已任至云南巡抚，后继升云南总督、云贵总督，乾隆十五年入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允随久镇云南，“熟知郡国利病，山川险要，苗夷情状”，革弊兴利，政绩卓著。他长期负责和管理云南铜厂，鼓励商民开采，使被认为需要废弃的旧厂重新兴旺，又开大龙、汤丹等新厂，岁得铜八九百万斤，从而“停采洋铜，国帑省，官累亦除”。［5］
　　张允随得到蚌筑的禀报后，认为这是有益之事，立即上疏，请允其禀。他奏称：“滇省永顺（即永昌、顺宁）东南檄外，有蛮名卡瓦，其地茂隆山厂，因内地民人吴尚贤赴彼开采，矿砂大旺。该酋长愿照内地厂例，抽课作贡，计每岁应解银一万一千余两，为数过多，可否减半抽收。”［6］
　　议政王大臣审议张之奏疏时，提出了疑问，回复张允随说：“卡瓦远居徼外，吴尚贤越境开矿，似属违例”，并令张查明“有无内地民人前往蛮地滋事之处”，再行奏报。议政王大臣的倾向很明确，反对接受蚌筑纳厂归附的要求。
　　面对议政王大臣的强大压力和不准内地民人“潜越开矿”的威严禁令，张允随毫不动摇，再上长疏据理力争。他奏称：
　　“滇省山多田少，民鲜恒产，惟地产五金，不但滇民以为生计，即江、广、黔各省民人，亦多来滇开采。至外夷虽产矿铜，不谙煎炼，多系汉人赴彼开采，食力谋生，安静无事，夷人亦乐享其利。查定例止禁内地民人潜越开矿，而各土司及徼外诸夷，一切食用货物，或由内地贩往，或自外地贩来，不无彼此相需，是以向来商贾贸易，不在禁例，惟查无违禁之物，即便放行，贸易民人，或遇赀耗，欲归无计，不得不觅矿谋生，今在彼打□开矿及走厂贸易者，不下二三万人，其平常出入，莫不带有货物，故厂民与商贾无异，若概行禁止，此二三万人生计攸关。况内外各厂，百余年来，从无不靖，以夷境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亦属有益。今生蛮卡瓦葫芦酋长蚌筑，虽化外未通职贡，其献纳实出诚悃，请照孟连土司输纳募逎厂课减半赏收之例，准其减半报纳，仍将所收，以一半解纳，一半赏给该酋长。”［7］
　　张允随所说商人亏损转而采矿和“厂民与商贾无异”之辞，固然不够准确，这数万名矿工之中，多系贫无立锥之地的穷民，饮寒交迫，来此受雇，采挖矿砂，并不经商行贾，他们与商人相差悬殊，不能说二者没有差异。张之如此描述，不过是因“商贾贸易不在禁例”，以此证明民人亦可出边采矿而已。此说虽有可商榷之处，但张的基本论点一一允许蚌筑献厂纳贡利国利民，却是无懈可击的，阐述十分清楚，很有说服力。也许是议政王大臣
　　为张允随的精辟论证所折服，或者是他们揣摩到皇上的雄心壮志，容许另有其他原因，不管出于什么考虑，这次他们总算是改变了初衷，表示赞同督臣之议。他们复议此事时向乾隆帝奏称：“应如该督所请办理。至民人往来番地，巡防宜密，或有逃犯奸徒，私入外番厂地滋事，仍令该督严饬汛口官弁，实力稽查。”乾隆帝批准了这一建议。［8］
　　这一决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此以后，茂隆厂地区直辖于清政府，卡瓦部落内属，清朝的领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吴尚贤、蚌筑、张允随和乾隆帝，对此事的成功，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缅王修贡　功臣吴尚贤含恨而死
　　吴尚贤促使卡瓦内属献厂纳课以后，被滇督张允随委派为茂隆厂课长。他乘势交结官绅，捐纳通判，并在原籍购买土地，一度成为货财数十万、田连阡陌、官居正六品的达官贵人和富翁。
　　正当春风得意之时，吴尚贤又开始实行说缅入贡的计划。乾隆十三年缅王曾遣使至镇康土州，托土司刀闷鼎代请入贡，被云南督抚拒绝。十四年，吴尚贤带厂里的练兵一千二百余人前往缅甸，在镇康遇见请求入贡的缅使五人，令其前导，随至木邦，木邦首领派头人八十余人跟从。吴于所过土司地方，“皆有餽遗”。吴尚贤竭力劝说缅甸国王莽达拉朝贡清帝，莽达拉因属下土司纷纷叛乱，欲倚清为援，“遂从其言，具表来降”。［9］十五年七月，吴尚贤向云南督抚禀称：
　　“缅甸国王莽达拉情愿称臣纳贡，永作外藩。命工匠制造金银二鈚，篆刻表文；又造贴金宝塔，装载黄亭，毡缎缅布土物各色，驯象八只入贡。又贡皇太后驯象二只、毡缎缅布等物。差彼国大臣一员，头目四人，象奴夷众数十人出境过江，于四月已抵边界，请代奏。”［10］
　　云贵总督硕色、巡抚图尔炳阿令司道会议，布政使宫尔劝会集按察使及粮、盐、迤东、迤西四道商议，均认为不应允其入贡。巡抚图尔炳阿拒绝其议，将吴之禀词及缅王贡表上奏朝廷。其表文说：
　　“缅甸国王莽达拉谨奏：盛朝统御中外，九服承流，如日月经躔，阳春煦物，无有远近，群乐甄陶。至我皇上，德隆三极，道总百王，洋溢声名，万邦率服。缅甸近在边徼，河清海晏，物阜民和，知中国之有圣人，臣等愿充外藩。备物致贡，祈准起程，由滇赴京，仰觐天颜，钦聆谕旨。”［11］
　　乾隆帝同意了缅王的要求，派官员伴送贡使于十六年六月来到北京。二十五日，他在太和殿接受缅甸使臣朝贺，“凡筵宴赏赉一应接待事宜，俱照各国王贡使之例，以示绥怀”。［12］
　　中缅再次建立了正常的朝贡关系，是一件大事，本来会对双方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产生强大的促进作用。如果缅王莽达拉能够控制国内局势，言出令行，他就不会让属下土司率兵侵扰内附清政府的土司，如云南普洱府所辖猛阿、猛笼、猛腊、猛旺、九龙江、车里、倚邦、六困、猛遮、普笼、整董、猛乌、乌得等十三土司（俗称十三猛，又名十三版纳），中缅之间就有可能和平相处，友好往来，贸易有无，也就不会发生后面所述的四次战争。可惜的是，缅国内乱兴起，莽达拉为得楞部酋长俘获，沉江而死，使吴尚贤、莽达拉与乾隆帝刚刚建立起来的中缅朝贡关系，被迫中断，令人遗憾的中缅战争终于不可避免了。
　　与此同时，吴尚贤惨遭迫害。吴尚贤劝说葫芦王献厂归顺。
　　促进缅王遣使入贡，立下了重大功勋，按理说应该得到朝廷的奖赏。可是，由于吴为拥有矿工数万之大厂厂主，家赀富豪，深受厂民拥护，又与缅王、葫芦王及附近土司交往密切，兼之厂有练兵数千，因而威望甚高，势力强大，这就招致不少官绅嫉妒，也引起了官府的疑心，怕其据地称雄对抗朝廷，因此对其施加限制，直至处死。
　　乾隆十六年夏，云贵总督硕色上疏，专讲吴尚贤的情况及处理的办法。他说：
　　“茂隆课长吴尚贤开获旺厂，为众所服，但非安分之人，难任久居徼外，当即选人更替，而贫富皆处两难。令其自举，据称夥伴唐启虞等，可助其子吴世荣管理。复据禀缅使入贡，不谙礼法，情愿自备资斧，伴同往还，臣等因夷性难驯，吴尚贤情愿伴送，既资照料，兼可查试其子，是以允其所请。并令唐启虞等，帮同吴世荣办理厂务，倘能服众，即使接管，或难胜任，即于唐启虞数人内，选一人接管。惟是吴尚贤回滇后，既不可令赴厂，亦难拘管，伊系捐纳通判，俟其出京，请旨发滇省以最简之缺试用。伊厕身仕籍，不能潜往交通，且行止有亏，即加参处，并其子亦可著落提究。再茂隆厂，现在工厂聚至二三万人，似应酌筹渐次解散之法。厂徒皆系内地民人，稍有所获，亦常陆续回家，臣等密饬各该处文武，加谨稽查口隘，许入不许出，将来可以渐少。”［13］
　　硕色此奏，讲了三个间题。其一，吴尚贤“为众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