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6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咏骰榭诎砣氩恍沓觯纯梢越ド佟！保�13］
硕色此奏，讲了三个间题。其一，吴尚贤“为众所服”，为“夷”所重，望高势强，又“非安分之人”，不能让其永居银厂雄镇一方。其二，允吴之请，以其子继掌银厂，授彼为官，以资约束。其三，逐渐减少厂矿工人，以杜后患。应当说，硕色之议，还属高见。吴尚贤势力过大，难免引起变乱。需要加以预防和控制。但是，吴威震边内外，拥有练兵数千和矿徒数万，如若冒昧从事，将其拘拿，吴或者是逼上梁山，拒捕起兵，独霸一方，或者是交结缅王和葫芦王，合兵袭掠滇省府州县，对清危害更大。退一步说，即便官府将吴诱捕，茂隆厂没有能够代吴尚贤之人，那末，群龙无首，数万矿徒或纷起为乱，厂子亦将因缺乏善于经理的厂主而亏损衰落。这都会削弱茂隆厂，毁坏了拥清、护清为清之藩篱的可靠屏障。正可能是由于考虑了这些情形，硕色才提出了上述措施，既可对吴尚贤加以约束，不使其割据一方，又让吴有利可图，乐居官宦，子孙世掌银厂，不致因逼反抗，变生不测，而且也可以维持厂子的繁荣，和平地、正常地生产，为清之屏障。
可是，朝廷却否定了硕色的正确建议。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月，大学士、军机大臣议复此事时向帝奏称：
“查吴尚贤无籍细民，交通夷众，断不可令为课长。若其子接办，是厂务竟成世业。至唐启虞等，素受吴尚贤指使，若令接管，仍不免通同遥制。查各省矿厂，皆董于官，应令该督于府佐贰内，拣谙练之员，前往总理，并酌期更换，课长之名竟裁。或仍令唐启虞等帮助，或另行委派，临时斟酌。所请吴世荣、唐启虞更替之处，应毋庸议。至通判分倅一郡，吴尚贤粗野无知，岂能胜任。若云视其行止有乖，即严加参一处，尤非政体。应令该督抚于缅使回滇，委员另送，谕令吴尚贤居住省城，安分守法，倘或显违约束，即拘禁请旨办理。［14］
乾隆帝同意大学士的意见，批示：“依议速行”。他又命军机大臣会同被赞为“疆吏之贤者”、曾任云贵广西总督的尹继善，商议此事。尹继善奏称：“设官则法在必行，法行或不尽便于夷境，不如仍选课长，但不得复用吴尚贤之羽翼”。军机大臣赞成此说，取消了过去自己提出不立课长的意见，并请皇上饬云贵总督硕色、巡扰爱必达”详察情形具奏”。［15］十六年七月初八日，硕色、爱必达遵令奏称：
“查茂隆厂远在边外，自古不通声教，现葫芦酋长虽称臣纳贡，每年以厂课为贡款，在厂徒众，有内地民人，亦有本处夷类，素来受制于官。且该厂山场周六百余里，距内地十五站，中隔南翕江，既无官兵塘汛，止委一二文员，原难总理弹压，不如仍选课长董理为便。前督臣张允随所委课长，虽止吴尚贤一人，实则另有唐启虞、杨公亮、王朝臣等各为课长，厂民信服，今吴尚贤及其义子吴世荣已议撤退，又不便遽易生手，请于唐启虞等三人中，公举诚实干办一人董理，并饬永昌府密为查察”。［16］
十六年十月初三日，乾隆帝下谕，训责硕色、爱必达“所奏办理之处，尚未周到，其吴尚贤应作何办理，该督抚折内何以竟未奏及”，命军机大臣“传谕询问”。乾隆帝还具体指出：茂隆厂远在边外，既未便委员办理：杨公亮等长期办课，“且非吴尚贤党羽”，可以委令其接管厂务，但需规定更换限期，否则，“盘踞日久，势必又成一吴尚贤矣”。［17］
乾隆帝此谕，一则指斥硕色、爱必达办理“尚未周到”，质问其不谈对吴尚贤“作何办理”，再则反复强调不用吴之党羽，不许新课长长期盘踞，以免又出一吴尚贤，其倾向性已很明确，那就是要对吴严加惩处。乾隆帝所说“办理”一词，在涉及到部落和人时，基本上是表示要进行征剿或诛杀之意。几年前他讲要办理瞻对、金川，就是要对其征讨。数年后他又说要办理准部、回部之事，亦即向其进攻。平准中他多次指示要办理阿睦尔撒纳，即将其擒拿治罪处死。这一词的特定含义，大臣们是知道的。因此，硕色接到此谕及军机大臣的复议书后，不得不变更原来尚存保护吴尚贤之意的正确建议，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上疏奏称：“吴尚贤前充课长，图财不法，并勒斃二命，应查封家产，革职产审。”随即将吴关于狱中，抄没家产，拟处以死刑。旨尚未下，吴尚贤“瘐死于狱”，有人说是官府将其饿死的。［18］其子吴世荣退入云南，茂隆厂不久即衰落解散。
乾隆帝此举，十分谬误。他本想清除隐患，防止吴尚贤势力过大，据地称雄，危及云南安宁，因而将其迫害至死，不料，事与愿违，吴尚贤固然含冤去世，不会给清帝带来威胁。但是，一支拥有数万壮士愿意为清效劳的强大武装，却因此削弱而解体，严重危害了即将进行的阻止缅兵入掠的正当防卫战争，也对乾隆帝三次攻缅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真是弄巧成拙，贻误军机。
二、庸督刘藻御缅无方 畏罪自杀
从乾隆十七年缅甸国王莽达拉被得楞部长俘获以后，一段时间里，缅甸大乱。木梳部长甕藉牙起兵，联合一些部落，几经鏖战，消灭了得楞部，统一大部分缅甸土司，自立为王。莽达拉之长子色亢瑞谏历经周折，逃至猛卯，欲求清相援，为云贵总督爱必达、巡抚郭一裕所逐，回至木邦，转赴离木邦三十余程的猛放，以后下落不明。
赛藉牙因贵家首领宫里雁不服统辖，遣兵来攻。贵家乃系明末随南明永历帝朱由榔逃入缅甸之王公官员的子孙，自名为“贵家”，据波龙厂采银。汉民亦纷纷出边至此采矿经商贸生，常达数万人。宫里雁率部和厂练反抗，并约木邦土司相助，为缅兵击败，波龙厂之人多逃归云南内地。宫里雁率领三千余人奔至耿马，几经转徙，寄住孟连。孟连土司刀派春收其兵器，按户索银三两，将其众安插于所属猛尹的各圈寨。宫里雁及其部下本已气愤难平，怨恨不已，而这时的云贵总督吴达善听说宫里雁有七宝鞍，“乃亡明至宝”，向其索取，宫里雁更加恼怒，遂带妾婢六人赴石牛厂。刀派春向宫里雁之妻囊占索要牛马童女向吴达善献贿，囊占大怒，纠众焚掠孟连城，杀刀派春及其家属，后被刀派春之族兄刀派英等击败，逃入缅甸，改嫁与缅甸国王懵驳（原缅王甕藉牙之次子）。吴达善檄令石牛厂厂民将宫里雁暗中监视，令耿马土司诱擒宫里雁，于二十七年十月将其斩杀，以其妾婢分给有功人员，又檄令缅甸押送囊占，“以靖余孽”。
吴达善杀死宫里雁，削弱贵家势力，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宫里雁与新缅王不和，欲倚清为援，如果吴达善能从公出发，不乘机勒索珍宝，从经济上、军事上支持宫里雁重振旗鼓，那末，在精明能干的宫里雁领导下，有其上万名剽悍善战的波龙厂厂民和贵家人员的支持，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对防御缅甸侵扰久附于清的耿马、十三猛等内地土司，对协助清军与缅兵交战，都将产生重大的作用。可惜，吴达善计不出此，不听布政使姚永泰劝说“今若留雁，可以为缅酋之忌惮，不可代敌戮仇”之忠言，将其谋害，贵家和波龙厂厂民各奔前程，一支强大的部队因而消失，给防缅入掠和对缅交战带来了严重危害，真是自毁藩篱。
缅王懵驳统一缅甸各部后，多次派人向归附于清的内地土司耿马、十三猛等索讨贡赋，声称十三猛“原隶缅甸”，遣兵烧杀袭掠，闹得云南边境不得安宁。
此时的云贵总督是刘藻。刘藻早年中举，授观城教谕，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考试时，取为一等，授检讨，历任左佥都御使、通政使、内阁学士、布政使等官，二十二年擢云南巡抚，二十九年升云贵总督。刘藻长于文学，为官也还廉洁，但乃一怯懦书生，不谙用兵，“不识事体”，调度无方。三十年十月，孟艮应袭土司召丙之堂弟召散，约集缅兵逐走召丙，占有孟艮。召丙逃入内地土司猛遮藏匿，并至镇沅府乞降，召散偕缅兵来追，活动于九龙江一带。刘藻闻汛，前驻茨通，提督达启、普洱总兵刘德成驻思茂，分兵四出堵御。刘藻遣往援剿的参将何琼诏、游击明浩，带兵六百名，前赴猛阿。何琼诏等“漫无纪律”，行军之时，“将兵器捆载行装，将弁徒手散行”，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渡整控江时，被缅兵袭击，何狼狈逃走，六百名官兵“各仓皇逃匿”。对于这样一次见敌即逃的可耻之战，刘藻却依据总兵刘德成的报告，向朝廷奏称，十二月十九日攻九龙江一路，破缅营一座，二十日攻橄榄坝一路，又破缅军兵座六座，何琼诏“妄图邀功，轻进致败”，既伪报军功，又将畏敌潜逃之懦夫粉饰为图功急进英勇战亡的猛将，真是颠倒是非，滑天下之大稽。刘藻又藉口“军需银两及火药军装悉贮于”普洱，缅兵可由整控江之山僻小径进至普洱府城，而退至普洱驻剳。［19］
乾隆帝于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收到了刘藻的第一份奏折，很快就发现了破绽，连续下谕，斥责绿营官弁“素习狡诈”及“铺张夸诞恶习”，捏报战功，指责刘藻“办理错谬”，并将其降补湖北巡抚，以大学士杨应琚为云贵总督。二月初三，乾隆帝下谕详言此事，并训诫各省督抚整顿绿营“诡谲相沿”、见敌溃逃的恶习。该谕说：“向来绿营兵弁，专以欺诳捏饰为事”。比如，刘藻筹办理剿捕“莽匪”一案，何琼诏等奉委赴整控江“防堵贼匪，乃将兵器捆载行李，将弁等徒手散行，遇贼冲出，败溃奔逃”，复又谎报阵亡，希图掩饰。何琼诏逃回后又编造谎言，伪称“架藤牌扑杀，所骑马被贼刀砍，连马跌入江内”，此明系诡饰，“藤牌非马上之器”，且人与马皆跌入江内，即不溺死，亦应被马压致重伤，岂能平安无恙逃归后方。刘藻对此却不认真察实，“问其懦怯失机之罪”，反而称其系“贪功轻进，以致失事”，使“此案情罪全属相反”。如此“绿营欺罔恶习，不可不大加惩创，故已将何琼诏、明浩等人“立正典刑”，降刘藻为巡抚，将其与提督达启，“一并交部严加议处”。“著再通谕各省督抚提镇等，一体严饬各营”，痛加改变，否则必当重治其罪。［20］
此时乾隆帝尚以刘藻“本属书生，军行机宜，非所娴习”，故仅予薄惩。不久，他进一步了解到，当何琼诏逃遁时，刘藻竟畏敌如虎，由思茅匆忙撤回到普洱，如若缅兵尾追，后果不堪设想。刘藻己集兵七千余，却“托言瘴疠”，不敢进攻，“其檄调通省兵丁，忽调忽撤，漫无成算”，“节次所奏诸折，可笑可鄙之处，尤不可枚举”，因而连发数谕，痛斥其过，并降旨将其革职，留滇效力，所有因调兵不合定例糜费的银两，著其赔补。［21］
刘藻因御敌无方，安边乏策，连遭帝斥，问罪革职，无计可想，于三月初三日夜间自刎，随员抢救无效，数日后死亡。
三、杨应琚三疏蛊惑 乾隆帝批准征缅
乾隆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乾隆帝下了一道十分错误、危害很大的谕旨。他在这道谕中讲道：
“据杨应琚奏，木邦土司呈称，因遭缅酋残刻，情愿归附，请俟天兵到彼，即将缅甸遣来监视之人擒献。并现今召散逃往缅甸，已行文前往索取，如其不献，应发兵办理，等语。已于折内批示。杨应琚久任封疆，夙称历练，筹办一切事宜，必不至于轻率喜事，其言自属可信。况缅甸虽僻处南荒，其在明季，尚入隶版图，亦非不可臣服之地。但其地究属辽远，事须斟酌而行，如将来办理，或可相机调发克期奏功，不致大需兵力，自不妨乘时集事，倘必须劳师筹饷，或致举动张皇，转非慎重边徼之道，该督务须详审熟筹，期于妥善，以定进止。”［22］
此谕表明了三个问题。其一，以攻代防，方针大变。杨应琚以木邦土司“情愿归附”和檄献召散为理由，欲图发兵攻打缅甸征服缅甸。这与刘藻在任时所办之事，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以前，是因孟艮头目召散约集零星缅兵袭扰耿马等内地土司，新缅王懵驳仿效旧缅王莽达拉之例向耿马等土司索取岁币，基本上是缅甸土司以及少数缅兵与久附于清的内地土司相争，清朝官方称之为“蛮触相寻”。刘藻遣兵往战，不过是为了绥靖边境，驱走进入内属土司的召散等人的部下和缅兵，使被骚扰的内地土司恢复正常秩序，缅甸国王并未大调兵马对清宣战，清政府亦无向缅进攻消灭其国的目的。现在，杨应琚不仅要将久为缅王统辖的木邦土司招服于清（实系兼并缅之领土），而且要迫令缅王献出召散，否则“发兵办理”，臣服缅国，用兵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其二，偏信狂言，草率决策。乾隆帝批准了杨应琚的建议，同意照其所说办理。他的这一决定是极不慎重的。要想对外进行一场战争，尤其是象用兵二千里以外的“远夷”缅甸，应当考虑很多问题，至少要了解双方军力、财力、人力的对比和地理因素，要具有相当大的成功的可能性，否则冒昧远征，定会招致受挫，甚至全军覆没。如此重要的军国大事，怎能仅仅因为杨应琚“久任封疆，夙称历练”，“必不至于轻率喜事”，而听信其言，决定征缅？实属粗疏轻率。
其三，心有余疑，帝意尚未全决。乾隆帝虽然听信了杨应琚的意见，欲图用兵缅甸，但以其地辽远，亦有所犹豫，因此谕令杨应琚．“详审熟筹”，能顺利进军，“不致大需兵力”，能够轻易取胜，就乘机征剿，“克期奏功”；如果困难较多，难以立见功效，“必须劳师筹饷”，就需认真考虑，视其情形，“以定进止”。当然，他的倾向性已很明确，确是跃跃欲试，图谋臣服缅甸，再树功勋。
此谕下达以后，过了一个半月，九月初九日，杨应琚的奏折送到了乾隆帝的龙案上。杨奏称：接奉谕旨，筹办缅甸事宜，“臣断不敢冒昧喜功”。惟因缅兵“屡次侵扰土司边境”，若不乘时办理，恐土司地区不能安宁。“今缅甸既人心涣散”，木邦情愿归顺，“是机有可乘”。前已密派土司可靠属人，潜至缅甸，将其地方广狭道路险夷，暗中详细绘图，不日进呈御览，其他预备调拨兵马等事，现已密为布置，九月内拟前往永昌，“督办此事”。“臣仰膺重寄，固不敢坐失事机，亦不敢轻举妄动”。乾隆帝阅奏后，降旨对杨嘉奖。［23］
又过了二十天，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杨应琚的奏折又送呈皇上。杨除叙述缅甸地形外，着重讲到缅人现状。他说：缅甸自甕藉牙“篡位”，其子孟洛、孟毒（即懵驳）“诛求无厌，各土司早已解体。闻天兵平定莽匪（指进入内地土司的召散等人及少数缅兵），缅人甚为畏惧”。木邦土司已将缅王差来监事之人杀害，“恳请天朝大人迅速发官兵到境”，蛮暮土司“亦愿来归”，“缅匪之地愈蹙”，“控制更自无难”。因此，一面调拨兵马，一面带镇营官兵三千余名，前赴木邦受降。如缅王见大势已去，欲悔罪求降，定当请旨办理，不敢草率从事。［24］
乾隆帝阅疏后十分高兴，批示说：“欣悦览之，伫候佳音”。他又谕告军机大臣：杨应琚“所办甚好”，倘缅王“愿效臣服”，听抚归降，固然甚好；若其畏避潜匿，仅将召散擒献，“则罪人既得，莽匪全局已竣，天朝本无事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