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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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大臣：四川巡抚纪山报称莎罗奔遣人求降，因其未亲赴军营，不准。川陕总督张广泗亦曾奏述莎罗奔及其兄就日吉父子“屡遣番目乞降，断难允行”。张之“所见极是。逆蛮反复狡狯，即使面缚归诚，尚难保其日后不复肆横。况此番官兵云集，正当犁庭扫穴，痛绝根株，一劳永逸，断无以纳款受降，草率了局之理。著传谕张广泗，务将莎罗奔擒获，明正典刑”。［49］在这里，他再次明白宣布：必擒莎罗奔，犁庭扫穴，不许纳降，哪怕“番酋”面缚归诚，也不允其请。十二月十九日，因张广泗奏称，莎罗奔托土司汪结“恳请招安”，已坚拒其请，告以“该酋罪大恶极，更非瞻对可比，此番用兵，务期剿除凶逆，不灭不已”。今岁不能，至明岁，明岁不能，至后岁，决不似瞻对烧毁罢兵。他盛赞其处理得当，批示说：“好。
明告之，甚是。看此，朕实庆用卿之得人也。勉之，虽迟何妨。”［50］过了九天，十二月二十八日，他令军机大臣传谕张广泗，命其“擒执逆酋”，“拿解京师献俘，明正典刑”。［51］
类似谕旨，还有不少，毋需赘引。问题最清楚不过了，乾隆帝的此次出兵，是为了踏平大金川，生擒莎罗奔，彻底制服这一地区，决不是“纳降了局”，即使莎罗奔“面缚求降”，也不罢休。将此和十四年二月初五日傅恒所奏的“平定金川”大捷相对照，其名胜实败的真情便不言可喻了。
总的看来，乾隆帝发动的十二年六月至十四年二月的金川之役，并没有取得胜利。他的这一所谓“平定金川”的“武功”，既不威武，也无功可言，不过是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而已。由于他决策有误，用兵的时间不对，选择的打击对象（大金川莎罗奔）欠妥，较长时间里任用将帅不当，因此，耗费了巨量银两，劳民伤财，败师殒将，得不偿失，最后不得不以“纳降”来“草率了局”，实际上是打了一场大败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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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325，页34、35；卷326，页2…8。
［2］《清高宗实录》卷326，页24、25。
［3］《清高宗实录》卷332，页29。
［4］《清高宗实录》卷329，页25；卷330，页23；卷331，页33、34；卷332，页2。
［5］《清高宗实录》卷330，页36…39。
［6］《清高宗实录》卷331，页40。
［7］《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8］《清高宗实录》卷326，页26…28。
［9］《清高宗实录》卷325，页8、9。
［10］《清高宗实录》卷330，页30、51；卷331，页32。
［11］《清高宗实录》卷329，页63。
［12］《清高宗实录》卷332，页42、43。
［13］《清高宗实录》卷333，页6…10。
［14］《清高宗实录》卷333，页11，12。
［15］《清高宗实录》卷332，页43，44。
［16］《清高宗实录》331，页36、48、52；卷332，页5、7、17，44。
［17］《清高宗实录》卷331，页46。
［18］《清高宗实录》卷331，页16，31。
［19］《清高宗实录》卷331，页31。
［20］《清高宗实录》卷331，页52。
［21］《清高宗实录》卷331，页57。
［22］《清高宗实录》卷331，页40、56；卷332，页13、27；卷333，页25。
［23］《清高宗实录》卷332，页13。
［24］《清高宗实录》卷331，页11；卷332，页27。
［25］《清高宗实录》卷331，页57。
［26］《清高宗实录》卷332，页35…38。
［27］《清高宗实录》卷332，页43、46、48。
［28］《清高宗实录》卷333，页3、4。
［29］《清高宗实录》卷331，页40；卷333，页2。
［30］《清高宗实录》334，页17。
［31］《清高宗实录》卷330，页43、44。
［32］《清高宗实录》卷331，页4。
［33］《清高宗实录》卷333，页29、30、33、34。
［34］《清高宗实录》卷333，页29、30、33、34。
［35］《清宗高实录》卷334，页17，18，29，30。
［36］《清高宗实录》卷334，页18，26，27，29，30；《啸亭杂录》卷4，《金川之战》；《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37］《清高宗实录》卷334，页26…28；卷336，页22；卷350，页24、25。
［38］《清高宗实录》卷335，页28、29。
［39］《清高宗实录》卷336，页37、38、39。
［40］《清高宗实录》卷335，页3…7。
［41］《清高宗实录》卷331，页31。
［42］《清高宗实录》卷335，页20，21。
［43］《清高宗实录》卷325，页7、8。
［44］《清高宗实录》卷331，页15。
［45］《清高宗实录》卷340，页19。
［46］《清高宗实录》卷349，页6；卷358，页6。
［47］《清高宗实录》卷237，页4、5。
［48］《清高宗实录》卷295，页20。
［49］《清高宗实录》卷301，页17。
［50］《清高宗实录》卷305，页10。
［51］《清高宗实录》卷305，页29。
大皇帝决策征金川
第六章 再征金川 大功告成
第一节 大皇帝决策征金川
一、金川侵扰九土司
乾隆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四川总督阿尔泰、提督岳钟璜呈报金川欺凌九土司及九土司联合反击情形之折，送到紫禁城。阿尔泰、岳钟璜奏：西南两路，惟金川居各土司之中，地势险峻。大金川土司郎卡“贪顽成性，狡黯异常，向来逞强，滋扰邻境”，如绰斯甲布、革布什咱、巴旺、小金川、党坝（丹坝）五土司，与金川连界，“夙被欺凌，结怨已久”。沃日、松冈、梭磨、卓克基四土司，距金川稍远，与绰斯甲布等五土司接壤，非亲即族，唇齿相依。九土司之中，绰斯甲布势力稍强，可与金川相敌，其余或兵力微弱，或土司愚庸，分处各巢，只可勉力防守，联为一气，则可并力攻击，“此九土司共为合从之计，以遏郎卡窥伺之机也”。上年九月，因郎卡侵占党坝地方，绰斯甲布发兵相助党坝，并约会各土司禀恳官府，准其攻打金川，以图报复。本年五月二十九日，九土司会攻金川，分路前进。三个月以来，节据两路委员禀报，各土司或连得胜仗，或互相杀伤，核计杀掳数目，及焚碉夺卡抢获马匹器械，“郎卡甚为受创”。［1］
四川总督阿尔泰、提督岳钟璜所奏大金川与绰斯甲布、党坝等九土司之争的情形，并不始于乾隆二十七年或二十八年，而是历来已久，第一次金川之役，便系由此而生。虽然乾隆帝两派经略大臣，调兵六万余名，耗银近千万两，历时三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顶佛经立誓，亲诣大学士傅恒军营乞降，誓归侵占其他土司之地，纳军械，献凶酋，停兵和好，但此后仍常起争端。
乾隆二十五年莎罗奔因病去世，其侄郎卡主持大金川土司事务。郎卡呈请袭叔之职，四川总督开泰奏请准其承袭，并不需取具本土司内土舍头人及邻近土司的甘结。乾隆帝就此事于二十七年二月十一日下谕：该督如此办理，意在直截简便，且不令土司等因此通同附和，所见固是，然而不向郎卡等人明白宣谕，恐此等土舍不知怀畏，转疑开泰对郎卡有意迁就，一似徇其所请，竟不待各处甘结就允其请，“或致潜生骄纵，殊非控驭之道”，著传谕开泰、岳钟璜即行向郎卡晓谕，“谓邻近土司与尔素有嫌隙，今因承袭之事，照例取结，伊等定不乐从，今据尔恳求，竟免其展转取结，以示加惠土司之意。但袭职之后，在尔与邻境诸部既不能相协，而封疆大臣亦断不肯为尔少贷”，如此办理，“方足令其知所儆惕，于体制亦为允协”。［2］
尽管乾隆帝注意防范大金川滋生事端，但未能见效。郎卡早在叔父去世之前，已因叔年老多病，而实际上主持了土司事务。他于乾隆二十三年起兵，攻打革布什咱，并扰及小金川，将革布什咱土司四郎多博登与小金川土司僧格桑（色刚桑）团团围困，僧格桑逃出，四朗多博登被迫携带妻室儿女投奔清政府，革布什咱地区悉为郎卡占据。二十七年，郎卡又发兵进攻党坝官寨。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年正月初，郎卡又攻占党坝土司之额碉，用炮轰击党坝格藏官寨，并攻围巴旺土司之卡卡角，烧毁寨房，杀掳人口”。［3］
大金川土司郎卡及其继承人索诺木势力越来越大，不断侵扰和占夺邻近弱小土司地土，如不及时加以制止，不仅各土司之间争端日多，广大地区不得安宁，而且金川辖地日益扩展，人丁日多，兵马愈强，就不会只是土司内部相斗，势必波及邻近州县，威胁川藏交通，危害川省安全。清政府对此，自然是不能坐视的。
二、“以番攻番之策”失效
乾隆皇帝弘历虽然多次下谕讲述一征金川的不必要，催促经略、大学士傅恒收兵还朝，十分高兴地接受莎罗奔的降顺，但他并未因此就置金川于度外，听其任意扩展。至迟在乾隆二十三年，他就产生了见机削平金川的想法。
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四川总督开泰、提督岳钟璜呈报金川用兵之情及对策说：革布什咱土司四朗多博登、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从大金川兵围困中被救出来后，金川兵又回攻丹多吉地，“现在分委将弁，晓谕控制，如有必需另办之处，再行奏闻，并“分拨土练，弹压打箭炉等处地方”。［4］
乾隆帝读过此折后，于二十三年四月初十日谕军机大臣：“向来番苗自相攻击，原可不必绳以内地官法”。此次金川与革布什咱等兴兵搆怨，据该督两次奏称，原不过是因为结亲起衅，量其情形，“本与蛮触无异”，但打箭炉系通藏要道，如金川之意不专在革布什咱，“势必为边圉滋扰”，“则必须彻底办理”，开泰等当据实速奏，“候朕另行降旨”。“绰斯甲布现与小金川、沃日诸土司联络，其人众兵力不甚单弱，或传知该土目，果能自出其力，惩创金川，则所得地方人众，不妨量赏伊等以示鼓励，以番攻番之策，亦属可行。总之情形非可悬度，朕意如果番蛮自相攻扰，乃事所常有，只可将就了事。设不得不办，则亦非川省绿营所能任其事者，十三年其明验也”。该督当密行速筹二三千人数月之粮饷，奏闻请旨。［5］
被乾隆帝特委以治理金川重任的工部尚书、署四川总督阿桂，于二十九年七月上疏，奏报“前往番地体察各酋情形”，建议以九土司攻大金川。乾隆帝赞同此计，于八月十四日谕军机大臣：“（阿桂）所见颇悉番酋情状，看来以番攻番，自是乘机善策，九土司等果能齐心协剿，其势实有可图”。著阿桂以“钦差、总督之意，明谕九土司：郎卡反复狡诈，为众土司之害”，天朝不会复庇“众人之蠹”，“尔土司等集众往攻，原为自除己害起见，钦差及总督控制边隅，不惟不为禁制，且有应行奖励之处，亦决不为之靳惜。尔土司等能殄灭此酋，所有金川之地，就各番寨所近，即令分析，画界管理”。如此开导，各土司既可剪灭仇敌，又得增开疆土，“自必倍加踊跃，其事尤属易成，而于内地不动声色镇靖边番之道，亦深有裨益”。阿桂等即仔细计议，相机妥办。［6］
阿桂与新任四川总督阿尔泰、提督岳钟璜遵照皇上谕旨，反复筹画以九土司攻大金川之策，并于二十九年九月初联名上折，呈述九土司情形及有关措施。阿桂等奏：“郎卡所恃，不过地险碉坚，然合计众土司之力，较金川多至数倍，若果奋力攻击，必可成功，是以番攻番，实为镇静办理之善策”。九土司内，巴旺、革布什咱地小兵单，只可藉以牵制一面。沃日不与金川接壤，又兵少力弱。杂谷之梭磨、松冈、卓克基三部，地势隔绝，与金川只有一路相当，颇难进攻。党坝本系杂谷土舍，于乾隆二十四年始分设土司，地小力微，逼近金川，屡被金川欺凌，难以自立。“惟绰斯甲布番部，其地势兵力堪称金酋劲敌，且与金川连界之处甚多，进攻颇易”。如果绰斯甲布与党坝各自努力，加上小金川人丁，“则金酋小丑实有可图”。但进攻必须持之以久，方可使金川疲惫，必须对九土司酌予赏恤，“以鼓其奋往”，拟运官茶于打箭炉、松潘两处变卖，“所获余息，暂为夷务赏项之费”，于明岁各部土兵进攻金川时，“量给口食之费，并照现定赏格，或割获首级耳记，及阵亡带伤者，均予赏恤”。如此，“庶各部番兵，可期得力，数年可望成功”。乾隆帝阅过此折后，同意其议。［7］
过了两个多月，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四川总督阿尔泰、提督岳钟璜奏报九土司进攻金川情形说：遵旨指示机宜，“令臣等会给九土司谕稿，委员分发”。今据各委员察称：亲抵各土司，“传示檄谕，且驾驭鼓励，量为稿赏，该土司、土舍、头目人等俱感激踊跃，或奋欲剿掠，以冀复仇，或亟图攻取，思除后患”。各委员目睹小金川、党坝、三杂谷、绰斯甲布等土司，派拨头人土兵，分路进赴金川地，明击暗攻，并将攻劫抢掠情形，禀报前来。现已飞饬绰斯甲布、革布什咱、巴旺等土司，各于要隘添兵防守，设伏巡警，如有金川兵到，即奋力剿杀。［8］
第二月，乾隆三十年正月初，阿尔泰等又奏：“绰斯甲布等九土司会攻金川，节次得胜，宜乘机鼓励”，现筹办银一万两，以备赏用。乾隆帝批示：“如所议行。”［9］
虽然皇上、饮差大臣、总督、提督都把制服大金川的希望寄托于九土司，九土司也一再表示要出力效劳，但九土司中，弱者居多，且大都与金川沾亲带故，心力不齐，故持续数年，无甚实效。郎卡于三十年十二月发兵攻打党坝、巴旺二土司，烧毁寨房，击杀人丁，掠夺人口，使九土司“惊惶失措”，合攻之策难以继续进行。乾隆帝得悉此情后，于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下谕，再次强调执行“以蛮攻蛮”之策。他说：金川攻占党坝额碉、巴旺卡卡，抢奋碉卡，“该处土司未免惊惶失措”。金川虽在诸土司中稍为强横，若九土司果能齐心协力，联络声援，不难夺卡进攻，“捣其巢穴，自属以蛮攻蛮之善策”。“但恐土司等因连次挫衄，心存畏沮，遂尔闻风辄怖，裹足不前，致金蛮益得肆其猖獗，究于番地有碍”。著该总督、提督详察机宜，“或于攻剿之时，量增赏恤以励其心，或于驻防处所，酌助军声以壮其气，俾土司兵目有所恃而不恐，立效自当较易”。阿尔泰、岳钟璜遵旨回奏：各土司中，松冈、梭磨、卓克基、沃日距金川远，革布什咱兵少，只可随众攻守。“绰斯甲布、小金川地势兵力堪与金川为敌，因郎卡未大挫衄，观望不前”，党坝、巴旺贫懦，人丁甚少，且金川据险下攻则易，党坝、巴旺仰攻则难，现拟派土练兵分赴党坝、巴旺，助其军声，量增赏恤，并谕绰斯甲布、小金川等土司，“进攻获胜，不但可分其地，兼除伊等子孙之害。总使金蛮分头抵御，党坝、巴旺即可乘虚而入”。［10］
皇上圣旨，固然可以震惊臣僚，但金川并不因此而罢干戈，九土司也未转为协力进剿，“以番攻番”之术不灵。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乾隆帝为此事再谕军机大臣：“九土司会攻金蛮一事，相持已将数载，尚无就绪”。兹询岳钟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