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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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土司勤勉；三、尽返所夺“邻番”之地；四、擒献过去误犯天兵之凶首；五、送还从前所侵掠之人民、马匹；六、照数献出枪炮。虽被傅恒以其“未经面缚”而“峻拒其请”，莎罗奔仍求降不已，并托绰斯甲土司转求提督岳钟琪“代请贷死”，还屡派亲信头人“致词献币”，禀称果贷其死，“当为经略大学士建祠顶祝”。［35］傅恒很可能考虑到，与其遵旨立即被迫乘马还朝，将纳降之功让与别人，自己落得一个虚糜粮饷无功返京的可耻下场，倒不如抓住这一极为难得的机会，允许莎罗奔投顺，还可亲享四个月来鞍马劳顿勤理军务之佳果，立一大功，博得平定金川之美名，因而放弃了诱擒的安排。
雍正初年岳钟琪署川陕总督时，曾推翻原总督年羹尧的错误决定，将大金川割与沃日土司之美同等寨，归还与莎罗奔弟兄，因此莎罗奔对岳十分感激。现在岳钟琪向傅恒提出纳降，愿意亲至勒乌围招抚，傅恒同意。岳遂带兵四五十人，进抵勒乌围，宣谕劝说，莎罗奔见岳轻骑亲至，大喜，“迎谒甚恭”，“悉听约束”，是夜留岳宿于帐中，岳“解衣酣寝如常”，莎罗奔更为信服。次日，岳至莎罗奔的经堂，令绰斯甲土司同莎罗奔、郎卡“依番礼誓于佛前”。岳随即前往卡撤军营，告诉经略。十四年二月初五日，莎罗奔、郎卡于卡撒经略之军门外，“除道设坛”，带领喇嘛、头目多人，“焚香顶戴，作乐跪迎”，傅恒轻骑减从，“示以不疑”，升帐就座，莎罗奔等人“次第俯伏帐下”。傅恒“开诚训饬，义正词严”，宣布帝旨，“示以德威，宥以不死”，莎罗奔等人“感激欢欣，致词恳切，永誓不敢再有违犯”，并呈献古佛一尊、银万两。傅恒却银受佛，颁赉恩赏，手授荷包，莎罗奔跪谢领受，叩称银两不敢领回，愿以此银为经略大学士傅恒“建祠诵经，子孙戴德”，傅恒遣其归还勒乌围。此日，“远近各番，观者如堵，莫不踊跃欣喜，敬信畏服”，“万声欢庆”。［36］
十四年二月十五日，乾隆帝得到傅恒“奏报夭威远扬平定金川”“献捷班师”的露布，非常高兴，立即下谕宣布喜讯，盛赞傅恒“迅奏肤功”，从此“远徼敉宁，蛮氛尽息，生灵休养，食德饮和，实我大清国亿万年无疆之休，垂诸史册，盛烈光昭”。他从厚封赏功臣，赐令一等忠勇公傅恒服四团龙补褂（按清制，此服仅亲王、郡王才能服用），赐与金黄带及宝石帽顶，并依开国元勋超等公、追赠武勋王扬古里额驸之制，加赐豹尾枪二杆、亲军二名，不许恳辞，又照勋臣额亦都、佟国维之例，为其家“敕建宗祠，春秋致祭”，“用奖忠勋”。对提督岳钟琪，加太子太保，复封三等公，赐号威信，授兵部尚书衔，赐紫禁城骑马，免其西征准噶尔时罚令赔补之银七十余万两。［37］
莎罗奔感帝“宥死之恩”，“选进番童番女各十名，代伊等服役”，送至经略傅恒处，求进献大皇帝，又于刮耳崖修建祠宇，供奉经略大学士忠勇公傅恒“长生禄位”。乾隆帝得悉四川总督策楞奏报此事后，谕令送还“幼番”，量加奖赏，允其建立傅恒生祠。他又于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下谕给金川土司莎罗奔等人，讲述了讷亲、张广泗办理不善已处以军法等事，谕其“安分守法，勉力向善，皈依佛教，各守封疆，永无侵轶”，设若邻近土司前来欺凌，许其向总督、提督控告，当“为尔等分剖曲直”。［38］第二日，二月三十日，又下谕给邻近的各土司，重申上述意见。
三月十三日，大学士等议准四川总督策楞奏上之金川善后事宜十二条：一、巴底、巴旺，仍由其原土司纳旺管辖。二、允许从军出力之革布什咱土舍扎什诺尔布承袭该土司，给与号纸。
三、杂谷、草布什咱、沃日，小金川四土司仍各辖己地，毋庸“联为一气”。四、沃日女土司泽尔吉与小金川土司泽旺婚配。五、沃日土司印务，仍由女土司泽尔吉护理，所生之子，分袭沃日、小金川二土司。六、小金川被毁的碉房，听其自修自守。七、小金川副土司小朗素及大朗素，酌予安插。八、先来投诚之大金川土舍汪尔吉，乃郎卡之异母弟兄，交伊舅革布什咱土司扎什诺尔布带赴游牧，待有安插之处时，即予安排。九、梭磨、竹克基、党坝等土司、土舍，仍保留原有职衔，毋庸加衔。十、各土司恭顺辛勤，业蒙恩旨赏赉，交部分别加级，以示鼓励。十一、“严汉奸出入番地之禁”，各土司钱谷文移需人代办，听其自行延请汉民充任，“番民贸易”难以禁绝，惟严察匪徒出入。十二、木坪、瓦寺两土司，紧接内地，“番民”“典买汉地甚多，管业已久，”不必勒令汉民赎还，今后严禁内地民人将田地“私售番民，违者治罪”。［39］
四、斩相诛帅耗银劳民 名胜实败
乾隆十四年二月十五日经略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奏报“平定金川”的告捷露布送到北京以后，乾隆帝万分高兴，封赏功臣，遣派大员祭告天、地、太庙、大社、大稷、奉先殿、永陵、福陵、昭陵、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泰陵和先师孔子，立碑太学，编平定金川方略，并恭谒泰陵，上崇庆慈宣康惠皇太后徽号，颁诏天下，恩赐出征官兵夫役和伤病兵丁，宽免犯人，其《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文》，概述了征剿的原因、过程和奏凯之情，现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金川莎罗奔者，居西蜀桃关以外，界绰斯甲、小金川之间，向曾从征，得受符檄，与诸土司齿，顾恃其险远，夜郎自大，构衅邻番。各土司申诉封疆吏，吏曰，蔓之不图，岂其视为瓯脱，乃请兵筹饷，期扫其穴。而司其事者，或怯缩以老师，或剽狡以蓄志，军无适从，事用弗集。（乃命傅恒为经略）………（傅恒）恩威既明，士用益励，……奸酋授首，军声大振。……（莎罗奔）稽首请降，……经略宣朕明旨，登坛受降，己已二月之望日，金川平定捷音至京。是役也，深入数千里，奏凯未七旬……”［40］
乾隆帝及其文武大臣把莎罗奔之降当作平定金川之一大武功，而且后来列为“十全武功”之首，因其余九大武功皆在此之后。此役延续两年，调兵数万，可谓规模不小，但是否能将此称为“平定金川”，是否能以它作为清军大胜的赫赫“武功”，就很难说了。
金川之战是否能成为清朝的一大武功，主要取决于清政府在此战之中，是得不偿失，还是获利无穷。清帝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就军队来说，乾隆十二年，川陕总督张广泗调征汉土官兵三万，受挫之后，十三年上半年再增为四万。傅恒于十三年十一月出任经略，又从陕西、甘肃、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四川、北京和东三省增派满汉官兵三万五千名，加上金川军营之兵二万五千，多达六万之众。用兵两载，耗费了巨量银两。
一征金川，究竟用银多少，以往无人涉及。乾隆帝于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惊呼：“两年之间，所用几及二千万。”［41］这个数字偏大一些。金川事平之后，参赞大臣、户部尚书舒赫德于十四年二月上疏，详言军费开支情况，其文如下：
“钦差户部尚书舒赫德奏称：川省旧管新收，共军需银七十七万二千九百余两，部拨及外省协济银八百七十九万一千一百余两，现存一百五十万三千余两。军兴以来，用司库及府厅州县酌留存贮银五十七万一千余两。查此项银以备地方紧要，不可久缺，应于存银照数拨还，尚余九十二万一千余两。现在应付回兵水陆船只夫马之需，又从前雇马雇夫运米及铁斤草料，价应找给，又出师官兵赏恤，均宜留备，查各省尚有奉拨未到银，应请将一百万两，留备前项支用。余银查川省本年领赋奉恩缓征，临边要地，炉藏各站，岁有供应，宁使多备无缺，应再拨银一百万两，以备岁需，计核少银四十五万两，请于就近湖广起解银，截拨足数。（从之）”［42］
按照舒赫德的奏报，截至十四年二月中，金川之役已用银八百六十三万二千余两，加上支付大军班师所需水陆运费及先前欠付的脚价等费，又是一百万两，则共用军费九百六十三万余两。
如果再加上瞻对之役的一百余万两银，则军费多达一千一百万两。
用兵金川的过程中，清军两次失败，伤亡惨重。前面曾说过讷亲、张广泗所统之四万余名兵士，因战死和重伤遣返，只剩下二万四千九百余名，减员八分之三。四川提督岳钟琪奏报张广泗等损失之具体情形说：每打一碉一寨，大者官兵带伤不下数百名，小者不下百数十名，军营现存官兵，“每百名中（带伤者）竟有数十，且有身带四五处伤不等者”。［43］经略大学士傅恒在前往金川途中，“见陕西、云南受伤遣回之兵，敝衣垢面，几无人色”。［44］
由于供应军需，转运粮饷，民力十分疲惫，尤以川省为甚。停战之后，乾隆帝降旨：川省军兴，“一切供亿输輓，有资民力”，令川督将运米州县分等具报，听候施恩，并将十三年、十四年地丁钱粮缓征。四川总督策楞于十四年四月遵旨上奏后，帝于五月初八日下谕：列为一等的茂州等十四州县，“地居冲要，差务殷繁，承办米夫最多”，加恩镯免一年钱粮。列在二等的温江等四十三州县厅，办米出夫亦多，仅次于茂州，有的州县或派出口站夫，或当北路孔道，“差务亦重”，免一年钱粮十分之七。列为三等、四等的乐山、隆昌等七十五州县，或出夫而不办米，或粮由舟运，“人力稍省”，分别免一年钱粮的十分之五或十分之三。［45］此时四川省有州、厅、县一百四十三，而上述因出夫运米镯免钱粮的州、县、厅却为一百三十二，占全省州、县、厅总数百分之九十二，可见金川之战使四川民力亏损之严重。
乾隆十年七月至十一年四月的瞻对之战，使历任尚书、总督、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等要职的国舅爷一等公庆复，坐贻误军机律，革职削爵，勒令自尽；署四川提督李质粹被处以死刑。十二年六月至十四年二月的一征金川，使势倾朝野的乾隆帝之第一宠臣、首辅、领班军机大臣、一等果毅公、经略讷亲，被削爵问罪，丧命于其祖遏必隆的宝刀之下；因治苗疆平苗变而平步青云超升总督、副将军，被帝赞为“在督抚中娴习军旅者”无出其右的川陕总督张广泗，以失误军机“有心误国”罪，立即处斩。
乾隆帝付出了如此重大的代价，又得到了什么？当然，也不是一无所获。其一，不管怎样，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总算是“稽首请降”了，还具了甘结，遵守六条，金川地区保持了十几年比较安定的局面。其二，逃匿多时的下瞻对首领班滚，慑于军威，“悔罪投诚”，率领弟兄、土目、头人，“出界跪迎”四川总督策楞派往晓谕的官员，“誓死明心”，“亲身率众归诚”，并表示立即“约束番众禁做夹坝，遇有差使，倍竭报效”。其亲戚土目，“亦各同声欢庆，如获更生”。［46］瞻对之役的未竟之事，也算得到了解决，这一地区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和平与安宁。其三，降服苍旺，将杂谷土司改土归流。乾隆十七年八月下旬至九月初，以杂谷土司苍旺攻打邻界之梭磨、卓克基土司，不遵官府调处，又“私造铁炮，潜蓄逆谋”，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发兵四千，前往征剿，半个月内擒获苍旺，降服“番寨”一百余寨，招抚藏民四万余人，将这延袤二千余里的大土司改主归流，设立理番厅。此事虽在打金川之后，但显然与岳钟琪起为提督，执掌四川兵权，以及其两次攻取金川碉卡，劝降莎罗奔，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可以将此列为用兵金川的成效之一。
至于所谓莎罗奔之“跪降”及其六条条约，倒很难作为“武功”的依据，或者说得更准确、更明白一些，它反而是表明乾隆帝用兵金川之误及其并未成功的有力证据。莎罗奔之“跪降”一事，很有文章。乾隆帝援引傅恒、岳钟琪的奏疏，说莎罗奔多次求降，情切辞恳，但是他们却在“求降”之事的三个重要关节上含糊其辞。一是虽然莎罗奔与其侄郎卡确曾一再和清军联系，要求停兵议和（即傅恒等人说的求降），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俩坚决拒绝清朝要其自缚到营面议的要求，只是屡遣头人来见，本人从不前往清军大营。二是莎罗奔之所以能于十四年二月初五日至卡撒傅恒军营外设坛除道，很重要的原因是岳钟琪的劝降。
堂堂天朝的大将军四川提督岳钟琪，竟然仅仅率领四、五十名随员，就纡尊降贵，亲临小小土司寒舍，反复劝导，而且肯定讲述了清政府宽待莎罗奔的方针及“跪降”的具体安排。先有岳的大驾光临及其保证，才有二月初五日莎罗奔、郎卡等人至军营的“跪降”。三是莎罗奔仅仅是率众跪迎，并未自缚其身“肉袒羊牵”，而且傅恒宣布帝旨“示以德威，宥之不死”，当即遣返回家，没有施加任何凌辱和处罚。如果考虑到，莎罗奔原本是经帝批准袭承其兄之职的一个小小安抚使，是清帝所辖之微不足道的一位“番酋”，连清政府中的七品芝麻官到来，他都要率众跪迎，那么，这次二月初五的“跪降”，便没有什么特殊性了，便不是因战败而跪迎将军、经略。
与此相类似的，是所谓莎罗奔的“呈献甘结，遵依六事”，即不侵邻“番”、退还占地、勤勉当差、献擒凶首、送还俘获、交献枪炮。这与其说是莎罗奔战败而签的投降条约，倒不如说是友和协议和例行公文。莎罗奔是清帝“属番”，他作为清政府统辖之下的一个安抚使，本来就应遵守清朝国法，不得侵扰邻“番”抢掠汉民，不许侵占其他土司之地，更不得对抗官军，杀伤将弁士卒，夺取枪炮，如果违令则要依法严惩，直至抄家问斩，踏平全境。这次的两年之战，莎罗奔先后击杀了总兵任举、副将张兴、参将买国良、游击孟臣等将领多人，杀伤官兵上万，还夺取了许多枪炮，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灭门大罪，可是，六条之中，莎罗奔只是退地、还人、当差、献炮而已，交了一个马邦头人朗多阿朗，作为“起祸之原”“误犯天兵的凶首”，而他这位指挥“番民”万人侵邻、占地、掠人、夺炮、数败官军的大土司，却安然无恙，既不问罪，又不受罚，还不挨骂，不受羞辱，照样稳坐安抚使的金交椅，统辖五百里的大金川，这六条怎能成为清军获胜建立武功的根据。看看用兵初期乾隆帝关于此战的目的、要求的谕旨，更可使人们明了所谓平定金川之武功的真情。十二年三月十九日，他下谕决定征讨金川时讲道：此番进剿，“务令逆酋授首，铲绝根株，以期永靖边陲”。［47］擒斩莎罗奔，诛其弟兄叔侄子孙，铲除再起变乱的根源，就是乾隆帝用兵金川的主要目的。这一方针，此后多次在谕旨中继续宣扬和强调。七月二十七日，他对大学士、川陕总督庆复呈述副将马良柱解沃日土司之围、小金川投诚、莎罗奔退守的“捷奏”，批示说：此乃小小取胜，与去岁进攻瞻对相似。“蠢兹小丑，大兵压境，未尝不畏威慑服”，究难保其日后之不复肆横，置之化外，仍不免劳师动众，岂为一劳永逸之计”。［48］十月十六日，他谕告军机大臣：四川巡抚纪山报称莎罗奔遣人求降，因其未亲赴军营，不准。川陕总督张广泗亦曾奏述莎罗奔及其兄就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