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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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于五月二十七日就此下谕说：殷士俊等系富勒浑家人，乃勒派需索洋盐两商，赃款累累，“若非倚仗主势，何至恣肆自由，全无忌惮若此？至勒派各口岸银两，富勒浑先以帮贴公费为词，收受入署，迨发觉之后，将前项银两，交监督衙门解京充公，明系事已败露，自知不可掩饰，为此先侵后吐之计”。著阿桂逐款详晰质讯，务期水落石出，并命户部尚书曹文埴、浙江巡抚伊龄阿（时二人正奉旨查审浙省仓库亏空案）会同阿桂办理此案。［105］
乾隆帝曾于春间密谕闽浙总督雅德查访富勒浑之操守及其家人滋事情弊，雅德不仅没有调查和据实上奏，反而对富勒浑“力为保奏”，并动用司库养廉银一万两，代富勒浑归还欠帑。乾隆帝知悉此事后十分愤怒，连下两道谕旨，对雅德严厉斥责，并于六月二十九日将其革职审问。他说：富勒浑历任封疆，“方资倚毗”，不料其纵容家人恣意勒索，又将关口勒派银两先侵后吐，实属昧良负恩。雅德“以密谕传询之事，竟敢昧良徇隐，公然饰词保奏，且为富勒浑代还借项，是止知下睦而不顾大义，其情节较富勒浑尤为可恶”。著将雅德革去闽浙总督之职，解送浙省，交阿桂归案审办。［106］
尽管乾隆帝亲自主持查审富勒浑贪婪案件，多次下谕指授方略，督促钦差大臣彻底清查，惩办庇护案犯之大臣，但奇怪的是，大学士阿桂、户部尚书曹文埴，工部尚书舒常和浙江巡抚伊龄阿，以及两广总督孙士毅，就是没有将富勒浑定上贪污帑银纳受贿金之罪，只说其是纵容家人营私舞弊。是富勒浑果真没有侵吞帑银收受贿赂吗？不是。仅在这次审理中，至少有一件事本来可以作出其系贪污纳贿结论的。这件事是，署泉州府知府郑一桂曾供称：与殷士俊原系亲戚，五十年富勒浑由闽浙总督调任两广总督时，殷士俊随主赴任，路过泉州，郑将金叶五十两托殷转送与富勒浑。乾隆帝得知此情，立即下谕说：“今此项金叶，既系富勒浑自行婪得，又何怪其饶恕殷士俊。如此贪默败检”，焉能说其听任家人婪索而不知情？著阿桂严切审讯，“谅富勒浑亦无从狡赖”。［107］其后，他又几次谕令阿桂根究此事，可是，富勒浑却坚供不知此事，殷士俊言此系郑一桂送与自己之物，郑一桂又翻供说并未托殷送与其主，而系给与殷士俊。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富勒浑想赖掉勒派各口岸银之事，没有成功。乾隆帝曾几次下旨，论证阐述，断定富勒浑勒派各口岸缴银一万九千余两是“先侵后吐”，本想吞没入己，但因听说将遭帝审问，而退交监督衙门，解京充公。富勒浑辩解说：于兼署粤海关监督时，各口岸未经解到之银太多，“恐赔项无著，是以豫筹垫解，及穆腾额回任交收，适殷士俊等事发，“是以具奏归公”。乾隆帝就此驳斥说：关税系监督专管，总督不过兼辖，即使税课缺额，自有该监督回任料理，富勒浑何必行此一举？“其为侵吞入己，实属显然。及殷士俊等款迹败露，始行具奏报解充公，此等伎俩，岂能掩人耳目！”［108］尽管皇上将这一条定死了，可是，富勒浑总算是在查办他之前就先行交了出来，与完全中饱私囊总有区别。
查来查去，查了几个月，最后就是没有查出富勒浑直接纳贿吞帑之罪，没有查出家人殷士俊等诈索赃银后交与主子若干主奴分肥之罪。出现这样的局面，可能是由于两个因素。一是家奴护主，为主认罪。殷士俊以一普通平民跟随富勒浑后，几年之间，就暴发横财，一跃而为田产房屋兼有赀财数万的财主和威势逼人的豪门，府州县官员都得求他疏通关节，署泉州知府郑一桂还与他认亲叙戚。这一切，都是其主富勒浑有意或无意给与他的，他怎能不紧紧抱住这个靠山，拼死开脱主子之罪。何况自己家财被抄，赃证确凿，无路可逃，即使牵扯出主人，也救不了自己的性命，倒不如咬定家主无过，这样，富勒浑因无贪婪之罪有可能免遭重惩，那时主子也许会记住奴才护主之恩，或怕其供出主人之过，而没法挽救自己。因此，殷士俊不仅没有将自己科索银财纳受贿银与富勒浑联在一起，硬说其无知情分肥之过，而且连郑一桂供称馈送富勒浑的金叶五十两，他也包了下来，力言主子不知，再通过秘密联系，郑一桂也推翻了前供，使惟一能定上富勒浑收纳贿银之事，就这样被轻易翻掉。另一因素是办案大臣软弱无能。照说，这次办案的钦差大臣阿桂、曹文埴，权够大了，地位够高了，能力也算是够强的了，还有尚书舒常、巡抚伊龄阿，以及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的孙士毅，这个办案官的班子相当强了，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就是没有查出富勒浑贪婪之罪，连其勒派各口岸银一万九千余两之事，也是在皇上指出这是“先侵后吐”的性质以后，他们才跟着唱的。就算是殷士俊死死保住富勒浑，不供出其知情分肥之事吧，也可以从其他人员追查出富勒浑收纳贿银之事。可是，查了几个月，没有“查出”。是其真系清廉毫无劣迹？不是。九年以后乾隆帝查审闽浙总督伍拉纳贪婪之事时，盐商供认，当富勒浑任闽浙总督时，“曾索取盐商等银五万五千两”。［109］除了盐商，还有米商、布商等其他行业的商人，广东还有“洋商”，两广闽浙一百多个府州县，若干道，这些官员和商人难道就不会被富勒浑索取钱财？可见，富勒浑并非不贪污，只是钦差大臣阿桂等未能执行帝旨未能查出或不愿查出而已。
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十九日，根据阿桂等钦差大臣的奏折和军机大臣、三法司的复议，乾隆帝下谕，宣布了对富勒浑一案的处理。他说：“富勒浑受朕深恩”，简任封疆，擢用总督，历练亦久，资格较深，故由闽浙调用两广，委其以海疆繁剧之任。“乃伊竟志得意满，纵容家人长随，关通婪索，营私舞弊，漫无觉察，形同木偶，已属知情故纵”。又于兼署粤海关印务时，听从家人长随等怂恿，勒令书吏豫缴银一万九千余两，存贮私宅，“希图侵蚀，及见家人赃私败露，始奏请归公，勒结存案，为掩饰推诿之计，其先侵后吐，罪无可宽。著依拟应斩监候，秋后处决”。
闽浙总督雅德于富勒浑的家人招摇婪索枉法营私情弊，毫无见闻，“经朕降旨密访，并不据实直陈，且反饰词保奏，其昧良徇隐，甘心面欺，情节甚为可恶”，著将浙省亏空案内富嵩、富勒浑、雅德三人名下应该分赔的十三万九千余两内富勒浑应赔之银，令雅德代赔，因富勒浑之家产已经查抄，仍俟雅德到京后，再将其派差赎罪。阿桂等将殷士俊、李世荣拟以绞候，“实属宽纵”，将阿桂、曹文埴、舒常、伊龄阿俱交部察议，殷士俊、李士荣著即处绞。［110］不久，富勒浑被释，出邢部狱，闲居，雅德往新疆任职。
乾隆帝数十年如一日地亲自审断贪案，重惩纳贿敛银荼毒小民的部院大臣和督、抚、藩、臬等高级官员，包括自己的内侄和亲信大臣，又大力破除徇情容隐官官相护的恶习，对整顿吏治起了一定的作用，有利于其创造“盛世”和延续“盛世”，这是应予肯定的。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约束及阶级的局限性，他不可能根除贪污，特别是乾隆四十年以后，尤其是和坤专权期间，贪风更为盛行，诛不胜诛，罚不胜罚，他又逐渐滋长自满情绪，对惩贪之事有所松懈，终于出现“政以贿成”的局面，这是乾隆帝本人未曾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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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957，页9，10。
［2］《清史稿》卷339，《王亶望传》；《清高宗实录》卷1167，页1。
［3］《清高宗实录》卷971，页14，15。
［4］《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7；《清史稿》卷339，《王亶望传》。
［5］《清高宗实录》卷1134，页15、16。
［6］《清高宗实录》卷1134，页19，20。
［7］《清高宗实录》卷1135，页2、3、4。
［8］《清高宗实录》卷1136，页8、9，卷1137，页45。
［9］《清高宗实录》卷1138，页18。
［10］《清高宗实录》卷1140，页27。
［11］《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24。
［12］《清高宗实录》卷1137，页22，23。
［13］《清高宗实录》卷1137，页30。
［14］《清高宗实录》卷1138，页18，19。
［15］《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2、13。
［16］《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7。
［17］《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3，卷1148，页6…9。
［18］《清高宗实录》卷1137，页46、47、48，卷1110，页21。
［19］《清高宗实录》卷1139，页10。
［20］《清高宗实录》1140，页31…35。
［21］《清高宗实录》卷1140，页24、25。
［22］《清高宗实录》卷1146，页10、1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48辑683页雅德题。
［23］《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3。
［24］《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9。
［25］《清高宗实录》卷1167，页18、19、20、21、22。
［26］《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5、6。
［27］《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15、16。
［28］［29］《清高宗实录》卷1155，页28、29。
［30］《清高宗实录》卷1156，页26，27。
［31］《清高宗实录》卷1160，页7、8、9、10。
［32］《清高宗实录》卷1163，页12、13。
［33］《清高宗实录》卷1162，页17，18。
［34］《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18。
［35］《清高宗实录》卷1164，页19，卷1165，页18。
［36］《清高宗实录》卷1164，页20。
［37］《清高宗实录》卷1164，页23。
［38］《清高宗实录》卷1164，页30，31，32。
［39］《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4、5。
［40］《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6。
［41］《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14。
［42］《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14、15、16。
［43］《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14、15。
［44］《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10、11、12。
［45］《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24。
［46］《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24、25。
［47］《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25、26。
［48］《清高宗实录》卷1167，页26。
［49］《清高宗实录》卷1168，页11、12。
［50］《清高宗实录》卷1168，页2、3。
［51］《清高宗实录》卷1170，页2、3、4。
［52］《清高宗实录》卷1174，页6。
［53］《清高宗实录》卷1170，页17，18。
［54］《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2。
［55］《清高宗实录》卷1122，页17、18；卷1156，页11、12。
［56］《清高宗实录》卷1124，页4。
［57］《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2；《清史稿》卷322，《钱沣传》。
［58］《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6。
［59］《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0、11。
［60］《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2。
［61］《清高宗实宗》卷1154，页8、9。
［62］《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20；《清史稿》319，《和肪�322，《钱沣传》。
［63］《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5、16。
［64］《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7、19。
［65］《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5、16、17、18、19、20、21、22、23。
［66］《清高宗实录》卷1155，页10、11、12。
［67］《清高宗卖录》卷1156，页18、19、卷1160，页20。
［68］《清高宗实录》卷1158，页10、11。
［69］《清高宗实录》卷1252，页17、18、19、20。
［70］《清高宗实录》卷1249，页5、6。
［71］《清高宗实录》卷1249，页6、7。
［72］《清高宗实录》卷1249，页6、7，卷1251，页9。
［73］《清高宗实录》卷1251，页22，23，《清史稿》卷321，《曹文埴传》，卷352，《姜晟传》。
［74］《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3。
［75］《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3、5。
［76］《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3、4、5、6。
［77］《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6、7。
［78］《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6、7、8。
［79］《清高宗实录》卷1260，页3。
［80］《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7。
［81］《清高宗实录》1251，页8，卷1252，页18，51254，页4、14。
［82］《清高宗实录》卷1256，页14、15。
［83］《清高宗实录》卷1258，页3。
［84］《清高宗实录》卷1258，页3、4。
［85］《清高宗实录》卷1260，页2、3、4。
［86］《清高宗实录》卷1260，页2、3、4、5。
［87］《清代碑传全集》卷36，秦瀛：《都察院左都御史窦光鼐墓志铭》。
［88］《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3、4、5。
［89］《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26、27、20，卷1262，页3。
［90］《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36、37、38。
［91］《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39、40、41、42。
［92］《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50、51、52。
［93］《清高宗实录》卷1262，页2、3。
［94］《清高宗实录》卷1263，页20、21、22。
［95］《清高宗实录》卷1264，页14、15。
［96］《清高宗实录》卷1265，页2、3、4。
［97］《清高宗实录》卷1265，页9、10、11。
［98］《清高宗实录》卷1265，页16、17。
［99］《清高宗实录》卷1251，页4、5、6。
［100］《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18；《清史稿》卷332，《富勒浑传》。
［101］《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5、6。
［102］《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15、16、17。
［103］《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21。
［104］《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12、13。
［105］《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14、15。
［106］《清高宗实录》卷1257，页26，27。
［107］《清高宗实录》卷1203，页5、6。
［108］《清高宗实录》卷1258，页36、37。
［109］《清高宗实录》卷1486，页32。
［110］《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11、12、13。
岁岁秋狝
第四章 南巡秋狝谒祖陵
第一节 岁岁秋狝
一、秋狝之由
乾隆皇帝弘历喜爱巡幸行围，在执政六十三年里，他东谒盛京祖陵，考古吉林，承德避暑，木兰秋狝，南下江浙，西幸五台，光临豫省，阅视天津，孔府朝圣，泰山登高，先后多达一百余次，时人及后世对此颇有非议，现对秋狝、谒陵、南巡作些评述。
乾隆六年二月初八日，监察御史丛洞听说皇上要到热河木兰巡幸行围，上疏谏阻说：恐怕侍从人员以狩猎为乐，留京大臣怠惰，目前纪纲急需整顿，营务不能松弛，请帝“暂息行围，以颐养天和”。乾隆帝弘历拒其所请，下达专谕，详述行围之必要性说：
“古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因田猎以讲武事。我朝武备，超越前代。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皆因平日训肄娴熟，是以有勇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