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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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道谕旨，把重新审查平阳知县黄梅贪婪案件的原因、方法及帝之结论，讲得十分清楚，黄梅罪证确凿，钦差大臣必须遵照帝旨，放弃成见，将黄梅之罪查清惩办。此事不必多说。令人惊奇而且不得不称赞的是，乾隆皇帝弘历竟然能在见到窦光鼐的奏折之后，立即觉察到前办之非，断定窦之奏劾属实，黄梅确系贪吏，并于当日即下二谕重审此案，命将黄梅重惩。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一般官员来说，己经是难乎其难。能够知过而改并且承认错办案件，很不容易，不仅有一个脸面问题，尊严问题，还有错办遭惩之险，这就是为什么有清一代极少有官员自行纠正自己错审案件的原因。至于君临天下威严无比的天朝大皇帝，更罕有能主动承认失误、立即改正者，更不要说还要苦口婆心地开导、劝谕办案之臣认错重审，这更是绝无仅有之事。由此可见，乾隆皇帝确可算是一位反应敏捷、才干超群，胸怀宽广、知过能改的英明之君。
过了两天，五十一年闰七月二十九日，乾降帝又下谕肯定窦光鼐参劾黄梅之事属实，谕令阿桂在遇见窦光鼐时，“即传朕旨，将伊除去刑具，免其拿问，著即带往浙省，随同查办此案”，并将黄梅任所赀财查封，缉拿其长子。伊龄阿受属员怂恿，两次参奏窦光鼐，此案不令其会办，“以免回护”。［92］
又过了一天，八月初一日，乾隆帝又特下开导阿桂之谕，以自身对窦光鼐由憎到信之态度的变化，谕劝阿桂效己所为，按己旨秉公办案。他说：前因窦光鼐于黄梅之案执辩哓哓，亲赴平阳，被伊龄阿两次参奏，“朕原憎其煽惑人心，有类疯狂”，故降旨将其革职拿问，“是窦光鼐在浙省咆哮多事，不特阿桂、伊龄阿等憎其为人，即朕亦厌其举动乖张，污人名节”。待其前几日两折奏到，将黄梅任内劣迹逐款罗列，并于生监平民等呈出之黄梅勒捐派累强借等印信图书字帖二千余张内每样进呈一纸，“朕详加阅看，并命军机大臣查对，俱系黄梅劣迹之确凿可靠者”。“朕于窦光鼐，始则憎之，而此时则觉其言之确凿，惟欲将黄梅劣迹彻底查办，以正其罪。所谓无固无我，不存成见，前之憎窦光鼐，乃憎其所可僧，今之信窦光鼐，亦信其所可信也”。阿桂前在浙省查办时，“目睹窦光鼐多事咆哮，性情执拗，自为心怀厌恶，今复令其前往查办，断不可仍执其前见，稍涉私嫌，惟当以朕之心为心，逐款秉公研讯，俾贪员劣迹一一审出，寘之重典，所谓惩一可以儆百，政体国法，必当如此，阿桂想必与朕同心也”。将此亦传谕闵鹗元，其“亦当善体朕意也”。［93］
经过乾隆帝这样三番五次降谕开导，训诫和督促，阿桂、曹文埴、伊龄阿等自然不敢再执成见，便按帝旨查审，很快就将黄梅贪婪之案查明上报。五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就阿桂等奏述黄梅供认勒借部民钱文、按田科派之折，下谕说：黄梅以弥补亏空为名，向部民勒借派捐，“业有确据，其贪婪不职，殊出情理之外”，著将黄梅革职拿问，温州府知府范思敬亦著解任，一并质审定拟具奏。黄梅之长子黄嘉图，“民皆号为石板炮，是黄梅纵容伊子，在外招摇婪索，贻害地方，必有实在款迹，以致众怨沸腾，混号即其实据”，著阿桂将其严审。所有对此案漫无觉察之上司及该管道府，“均著阿桂等于定案时分别查参。”［94］
过了十夭，九月初七日，因钦差大臣户部尚书曹文埴来到行在，向帝复命，谈到黄梅亏缺仓谷情形，乾隆帝又下谕说：前据窦光鼐参奏黄梅到任八年，侵吞部定谷价与勒捐之钱二十余万两，经上司勒限催追，仍悍然不顾。平阳县仓应贮谷四万七千一百余石，现“仓内实无贮谷。”“经朕面询”，曹文埴称：仓谷除借放兵粮及营借交还谷价，以及黄梅缴出谷价五千六百余两外，“实在亏缺谷石，核计价银一万七千三百九十余两”。黄梅既任意亏挪仓谷，又复借弥补为名派捐勒借，婪索银两，且不弥补亏空，“实出情理之外”，著阿桂严切根究黄梅实在侵蚀弊量。［95］
五十一年九月十六日，乾隆帝下谕，宣布了对窦光鼐及福嵩、盛住等人的处理意见。他说：前因窦光鼐执辩不休，且亲赴平阳聚集生童招告，煽惑人心，故将其革职拿问，待窦查出黄梅贪黩款迹，即将其宽释，令阿桂带其同往查办。现阿桂等查明，黄梅勒借吴荣烈等民人钱二千一百千文，侵用田单公费钱及朋贴采买钱一万四千余千文，于原报亏缺谷价仅弥补四千余两，下欠之数未依限补足。“是窦光鼐所奏，惟黄梅匿丧演戏及侵用廪生饩粮并短发老民银两三款属虚，其余三款已为确实。是伊从前冒昧固执之咎，尚属可宽”，著令窦光鼐署理光禄寺卿，立即来京供职。前任巡抚福嵩，于此等劣员不据实参查，“岂可复膺封疆之任”，著其自山西来京候旨，其山西巡抚之职著勒保补授。前藩司盛住，亦不应仍任织造。二人现交部严议，“自系革任革职”，著先革去二人翎领。伊龄阿偏听属员之言，两次冒昧参奏窦光鼐，其已自请交部严加议处，著在任听候部议。其余失察之各上司，俱著交部严加议处。［96］
此旨下后第三天，五十一年九月十八日，乾隆帝又下达长谕！历数阿桂等人过失，将他们交部严加议处，对窦光鼐亦有所数落。他说：因浙省仓库亏空，特派大学士阿桂、户部尚书曹文埴、刑部左侍郎姜晟、工部右侍郎伊龄阿等前往彻底查办，“伊等自应将各州县亏空实在情形，及有无借弥补为名藉端勒索侵肥名事，详悉查完，据实参劾，方不负委任之意，何得仅凭地方官结报就案查核遽为了事！”阿桂等以该省亏缺较原报之数有减无增，即予完案，而对黄梅之借端派敛之弊不予查访，以致遗漏，“则阿桂等岂无应得之咎，乃并不自行检举”。阿桂、曹文埴、姜晟、伊龄阿“俱著交部严加议处”。窦光鼐所参黄梅款迹，虽有三款审实，但前据伊龄阿等奏称，“窦光鼐哓哓执辩，咆哮生事，并有不要性命不要做官之语，亦殊乖大臣之礼”。且其劾黄梅母死演戏、家人携物外逃泄漏信息及逼令典史李大璋书写呈词三项，“今已审明并无其事”，“是窦光鼐亦不得为无过，是以现在只令署理光禄寺卿，若无此等情节，朕必将伊仍以侍郎补用矣”。［97］
过了两天，年十一年九月二十日，乾隆帝又下谕，斥责温处道张裕毅、永嘉县知县程嘉缵、平阳县知县田嘉种回护温州知府范思敬与前知县黄梅，“迎合上司”，向巡抚伊龄阿禀称窦光鼐在平阳“咆哮发怒”等情。他们身为巡抚属员，并不查明实情上报，“乃竟官官相护，联为一气，率行装点情节，扶同具禀，希图蒙混上司”，“此等外省恶习，最为可恶，不可不严加惩治”，著将三人交部严加议处。［98］
曾经轰动京师及浙省的窦光鼐参劾浙江亏空案，至此结束了。窦光鼐敢于冒犯龙颜，不畏权贵，仗义据实参劾贪官，甚至宣布为此力争，“不要性命、不要做官”，精神可嘉，气节高尚，定当载名史册，万古流芳。乾隆皇帝弘历知过能改，纠错补偏，明断疑案，亦属难能可贵，英君、直臣皆会受到人民的褒奖。
六、知情故纵家人勒索钱财 富勒浑革职籍没论斩下狱
乾隆五十一年三月十九日，乾隆帝给军机大臣下了一道谕旨，讲述查办原闽浙总督调任两广总督富勒浑之事。他说，前几日召见移任工部尚书的原两广总督舒常，“询以富勒浑操守如何”？舒常奏称，“不敢具保”。昨粤海关监督穆腾额至行在陛见，又详细询问富勒浑“居官办事如何”？穆腾额答，“未敢深信”。复令军机大臣询其有无实据。穆腾额说：“看其衙门热闹，信用家人，并有家人李姓在衙门外边居住，不免招摇，有骇观听。至其操守，虽无实据，亦不敢下保。”富勒浑历任督抚多年，“于地方事务，可称老练”，故调其移任两广，对其操守之好坏，从未听闻。“令据舒常、穆腾额皆称不敢具保，是其平素必有簠簋不饬之事”。现在正查浙省亏空一案，富勒浑与浙江巡抚福嵩甚为不睦，为何回护不据实参奏，“是其在闽浙总督任内，亦恐有不能自信之处，虑及巡抚攻讦其短，是以隐忍不言”。著传谕广东巡抚孙士毅，命其“将富勒浑如何操守难信，及家人如何滋事，并此外有无别项需索情弊，据实密陈，毋稍徇隐”。将此由五百里传谕孙士毅，著其迅速复奏。［99］
谕中所指富勒浑，系大学士阿桂之族孙；早年中举人，作过内阁中书、户部郎中。从乾隆二十八年授山西冀宁道起，升迁较快，三十五年已由浙江布政使署巡抚，三十七年调任陕西巡抚，寻擢湖广总督，嗣后历任四川总督、湖广总督、礼部尚书、工部尚书、闽浙总督。五十年七月，皇上因其在总督之中，“资格较深，历练亦久，在近来总督中上之列”，故将其由闽浙调用两广，“委以海疆繁剧重任，方资倚毗”。［100］
尽管富勒浑是乾隆帝一手提拔起来的，擢其久镇闽、浙、湘、楚、川等重要省份，现又调镇两广，“方资倚毗”，但一旦对其操守有所怀疑时，他立即着手访察，谕令孙士毅据实陈奏，并派舒常至粤，会同查办，又令查抄富勒浑之家人殷士俊原籍财产。五月初四日，因浙江学政窦光鼐奏称富勒浑前年来京经过嘉兴、严州、衡州一带时，“供应浩繁，门包或至千百，”他又下谕，命阿桂查办说：富勒浑之家人在广东，“有招摇婪贿之事。朕意富勒浑到粤，不过数月，何以家人赀产，即有数万两之多，必系其在闽浙任内，任听家人婪索所积”。富勒浑虽系阿桂族孙，谅阿桂断不至稍存回护之见。著阿桂查照窦光鼐原奏，逐款严讯，据实复奏。［101］
过了几天，江苏织造四德及长龄的奏折送到北京，四德奏：遵旨前往富勒浑之家人殷士俊住居的常熟，于其家查出现存及借出银钱共二万余两、田六百三十余亩、房屋三所，并起出殷士俊之子殷孝基捐监部照一张。乾隆帝览折后既惊讶又愤怒，于五月十西日下谕说：
“殷士俊以微贱长随，拥费数万，且父子蒙混捐纳，滥膺顶戴，计其一切费财，俱系跟随富勒浑为长随后所得。富勒浑若果无知情故纵，止于如部中书办，诈骗招摇，地方官吏见其久而不灵，断不肯多给银钱，岂能积赀累万？盖各部书役遇有案件，往往设计撞骗，然所得者无多，亦断不能颠倒是非，作奸枉法，计其家私积至千百者，容或有之，断无积累钷万之事。且朕日理万机，常在朕前使令之总管太监、奏事太监辈，如伊等欲婪索银钱，必须积压外省文报奏折，或于朕前揣探意旨，假作威福，方能婪得厚赀。今之总管、奏事太监等，不过藉每月钱粮养家糊口，其家赀之至多者，或不过千金，从无与中外官吏结交招摇之事。朕为天下主，尚不肯假手近侍，任拥厚赀，乃殷士俊不过跟随总督之长随，积货竟如许之多，必系属员中有记其营求升调，富勒浑曲意听从，或勒索不遂，富勒浑即不假辞色，该犯有所恃而不恐，始敢态意勒索，而属员中因其夤缘有效，樱杳身搪仕透且允暌岳矗酥劣店呃弁颍缸泳憔枘啥ゴ鞴僦啊！粑礁焕栈胗诟梅溉绱死匪鳎雇九迹糌栉胖蛩胖看思赐缮胁豢善郏材芴与拗醇酰〖创艘唤冢焕栈胫镆巡豢慑眨焕栈胫镏啊保�102］
此谕有些欠妥之处，即乾隆帝断言各部书役之财决无上万两之多，总管太监、奏事太监亦仅藉钱粮养家糊口，家赀最多者亦不过千金。这一论断是错误的，与实际情形出入很大，不少狡猾胥吏及有权有势的太监，诈骗招摇，纳贿索银，作威作福，聚敛了大量赃银，十倍、数十倍、成百倍地超过了千金之数。但是，总的看来，此谕的基本论断是正确的，即殷士俊之所以能敛银钜万，是由于其家主富勒浑“知情故纵”，甚至可能别有情弊，故命阿桂、孙士毅“秉公质讯审办”，不久，他又谕令孙士毅补授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103］
又过了几夭，广东巡抚孙士毅的奏折到京。孙士毅奏：审讯富勒浑之家人殷士俊等人婪索一案，巡捕任光玉供称：富勒浑到任，各盐商馈送其家人李世荣花钱一千圆，“方准各回安业”。洋商潘文岩等称：殷士俊勒派各商分买人参一斤，浮卖价银四千七百两。李世荣令洋商购买物件，短发价银一百圆。“又点派口岸，令书巡等缴银一万九千六百余两，交殷士俊、李世荣转交内署”。以上各款，“俱经殷士俊、李世荣供认不讳”。［104］
乾隆帝于五月二十七日就此下谕说：殷士俊等系富勒浑家人，乃勒派需索洋盐两商，赃款累累，“若非倚仗主势，何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