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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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赐还部分官员获罪革退的世职，欲令旗人“家给人足”，另一方面着重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增加养育
兵名额。乾隆三年规定，满洲、蒙古八旗原设的四千一百六十名养育兵，由每人月银三两减为二两，多余之四
千一百六十两另增二千零八十名养育兵，并将满州、蒙古八旗每佐领下增足养育兵十名，汉军旗每佐领下增足
六名，合共设养育兵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四名，比雍正时增加了两倍名额。十八年又规定，原设之养育兵，每名
减为月银一两五钱，余下之银，另增新养育兵五千零四十四名，再“恩赏”五千零四十四名，每月皆为月银一
两五钱，合共设养育兵二万五千二百一十二名，每年饷银为四十五万余两，较雍正时增加了一倍多。
　　第二件事是赎回民典旗地。乾隆五年，拨发帑银，赎回民典旗地“数千万亩”，二十二至二十七年，又赎
回一万四千五百三十四顷，每年收租银三十一万余两，以备“赏给贫乏旗人，以资养赡之用”。［27］
　　第三件事是迁移部分京旗人员到东北耕种田地。虽然雍正帝的“井田制”没有成功，花了数万两白银，移
去不到二百户，十年之内，咨请回京的就有九十多户。乾隆帝即位后，将它改为屯庄，但不少有识之士，如舒
赫德、柴潮生、孙嘉淦等，皆先后奏请，“移八旗散丁数万屯东三省，以实旧都而还淳朴，分京师生齿之繁”
。乾隆帝反复思考，终于在二十年决定，遣派京旗人员，前往吉林拉林垦地。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他就此事
下谕说：
　　“数年以来，朕念八旗生计维艰，曲为筹画，除八旗领设前锋、护军、马甲外，复特降谕旨，添设领催、
养育兵领缺，伊等生计，较前已有起色。但念京中满洲，生齿日繁，额缺有定，恃一人钱粮，供赡多口，终恐
拮据，是以于拉林开垦地亩，建造房屋，挑取八旗满洲，前往屯种，此欲我满洲世仆，仍归故土，生计充裕至
意。……此次前往人等，由京起身之先，每户赏给治装银两，沿途复给与车辆草束，到彼又赏给立产银并官房
田地，以及牛具籽种等项，计一户需银百余两，则所遣三千满洲，用银不下数（十）万两。朕所以不惜此费者
，盖欲伊等永远得所，曲为体悉。……”［28］
　　虽然乾隆帝亲自主持拉林垦地之事，花了大量银两和精力，督促官员经管，但也未收到多大成效，原定派
三千户，实际只去了两千户，而且到达拉林之后，并不认真耕地，四年之内，“逃回者甚众”。［29］
　　此外，为减轻八旗人口压力，七年四月十三日，他又下谕宣布允许汉军人员出旗为民，可是，出旗者不多
，过了一年，才有一千三百九十六名汉军人员愿意离旗入于民籍。
　　尽管乾隆帝动用巨量银米，力图减少八旗人员的困难，但并未能收到多大成效，八旗生计问题没有解决。
一直延续到清末，此事仍然是困扰历朝政府的一大难题。
　　乾隆皇帝弘历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但总的来看，他在治理国政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几
十年如一日地励精图治，轻徭薄赋，革弊兴利，痛惩贪官，整顿吏治，提倡文化，勇于进取，促成了“大清国
全盛之时”的出现。在乾隆六十年里，尤其是乾隆二十年以后至五十六七年这段时间里，全国人丁激增，从乾
隆初年的一亿二三千万人增至末年的三亿，田地也增加了四五十万顷，农、工、商业发达，城市繁荣，百业兴
旺，府库充盈。
　　乾隆帝即位时，国库只有存银二千四百万两，尽管由于五次普免天下钱粮、三免漕粮蠲免二万万两，平时
蠲免不下万万，赈灾河工之数亦逾亿两，“十全武功”又耗银一万三四千万两，但乾隆年间库存帑银仍在不断
增加，乾隆三十六年底，“部库所积，多至八千余万两”。［30］此后金川用兵五年耗银七千万两，但四十一
年十月，“部库尚存六千余万”，第二年下谕普免全国钱粮时，“部库帑项又积至七千余万”，四十六年仍有
七千余万两，四十九年库银亦为七千条万两。［31］五十一年闰七月十八日，乾隆帝下谕说：“朕即位初年，
户部银库计不过三千余万两，今五十余年以来，仰蒙上苍嘉佑，年谷顺成，财赋充足，中间普免天下地丁钱粮
三次，蠲免漕粮两次，又各省偏灾赈济，及新疆、两金川军需所费何啻亿万万，即去年江南等处赈费，亦至千
佘万，然现在户部库银尚存七千余万。”五十四年用兵安南时，“帑项现存贮六千余万”。［32］国库存银长
期保存在八千余万两、七千余万两、六千余万两之间，这不仅在清朝，就是在以往汉唐盛世，也是绝无仅有的
。
　　因此，乾隆帝于十五年便大讲“国家全盛之时”，到三十二年更明确宣布“我国家正当全盛之时”，“大
清国全盛之势”，“堂堂大清势当全盛”。［33］清朝进入了人们称之为“康乾盛世”的“盛世”了。
________________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十年六月《内务府会计司三旗银两庄头处呈稿》。
　　［2］《清圣祖实录》卷240，页10，卷244，页312；《石渠余纪》卷1，《纪节俭》。
　　［3］《清高宗实录》卷506，页3、4。
　　［4］《满文老档·太祖》卷2：《清圣祖实录》卷14，页2。
　　［5］《清高宗实录》卷127，页24；《皇朝经世文编》卷35，孙嘉淦：《八旗公产疏》。
　　［6］《清世祖实录》卷34，页3。
　　［7］《清文献通考》卷20。
　　［8］《清文献通考》卷20。
　　［9］辽宁省档案馆藏，范府《关东地亩人丁册》。
　　［10］《清文献通考》20。
　　［11］《清高宗实录》卷67，页19，20。
　　［12］《清高宗实录》卷67，页19、20。
　　［13］《满文老档·太祖》卷8，21；《清太宗实录》卷1，页10，12。
　　［14］《清世祖实录》卷86，页5、6。
　　［15］本书关于逃人法的叙述，参阅了《历史研究》1979年第9期杨学琛所写《关于清初的“逃人法”》。
　　［16］《清高宗实录》卷19，页28。
　　［17］《清高宗实录》卷25，页16，17。
　　［18］安双成：《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历史档案》1983年第2期。
　　［19］《清世宗实录》卷103，页1。
　　［20］《清高宗实录》卷157，页19。
　　［21］《清史稿》卷306，《柴潮生传》。
　　［22］《圣武记》卷14，《军储篇四》。
　　［23］赫泰：《筹八旗恒产疏》，《皇清奏议》卷45。
　　［24］中国第一厉史档案馆藏，乾隆二十二年《内务府呈文》。
　　［25］《清圣祖实录》卷150，页14。
　　［26］《清文献通考》卷39。
　　［27］《清文献通考》卷5。
　　［28］《清高宗实录》卷504，页12，13。
　　［29］《清高宗实录》卷600，页33。
　　［30］《清高宗实录》卷900，页32。
　　［31］《清高宗实录》卷1018，页21、22，卷1025，页29，卷1138，页33，卷1212，页23。
　　［32］《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10。卷1323，页41。
　　［33］《清高宗实录》卷369，页15，卷777，卷20，卷780，页7、30。
乾隆前期的七大贪案
第三章　整顿吏治　痛惩贪官

第一节　乾隆前期的七大贪案

一、学政喀尔钦贿卖生员正法　藩司萨哈谅敛银千两论斩
　　乾隆皇帝弘历为了创造“盛世”延续“盛世”，而不断制裁墨员整顿吏治。他之所以这样作，主要是有鉴于明朝的灭亡。顺治元年六月二十日，即清军进入北京之后的一个半月，摄政王多尔衮谕告“众官民”，宣布记取明亡于贪官之因，要严厉惩处贪婪官吏。他说：
　　“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员，有财之人虽不肖亦得进，无财之人虽贤才亦不得见用，所以贤者皆抱恨隐沦，不贤者多夤缘倖进。夫贤既不得进，国政何由而理，不贤用贿得官，焉肯实心为国，甚至无功者以行贿而冒功，有功者以不行贿而功掩，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今内外官吏如尽洗从前贪婪肺肠，殚忠效力，俸禄充给，永享富贵，如或仍前不悛，行贿营私，国法具在，必不轻处，定行枭示。”［1］
　　过了三个月，九月初七日，多尔衮又传集大学士冯铨、洪承畴、谢升及六部侍郎、都察院、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翰林院、五城御史、锦衣卫、鸿胪寺等衙门官员，对其训示说：“明祚沦亡，率由臣下不忠交相纳贿所致。若居官黩货，不恤生民，耻孰甚焉，其切戒之。”［2］
　　顺治元年十月初十日，世祖的即位恩诏里专列禁贪一条，遇贪即惩，罪不容赦。恩诏说：“朝廷高爵厚禄，优养臣僚，原欲其尽忠为国。国之安危，全系官僚之贪廉，官若忠廉，则贤才向用，功绩获彰，庶务皆得其理，庶务皆得其理，天下何患不治。官若奸贪，则贿赂肆行，庸恶倖进，无功冒赏，巨憝得以漏网，良善必至蒙冤，吏胥舞文，小民被害，政之紊乱，实由于此。”自本年五月初一日以后，凡在京大小衙门，及在外抚按司道，各府州县，镇协营路军卫等官，并书吏、班皂、通事、拨什库、粮长、十季、夜不收等役，“但有贪贿枉法剥削小民者，照常治罪，不在赦例”。［3］
　　顺治帝、康熙帝、雍正帝皆多次下达专谕，讲述惩贪尚廉的必要，擢用清官，惩办劣员。尤其是雍正帝更大力整顿吏治，惩罚了一大批贪官。这对巩固统治、发展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熟读列祖实录的乾隆皇帝弘历，也深知此举之至关重要，故多次强调人臣“尚廉”，不断惩处贪官，破除官官相护恶习，为创造“盛世”延续“盛世”服务，而且也确实收到了不小成效。现从其执政期间审断、惩办一百余起文武大臣的案件中，选择部分案例，作些评述。
　　乾隆六年三月，在乾隆朝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个值得记述、评论的重要月份。这一月，发现了四桩贪污案件，当事者皆受到乾隆帝的重重惩罚，两员大臣被勒令自尽，另外两位官员被判处纹刑；监候待决。乾隆六年三月初七日，山西巡抚喀尔吉善弹劾山西布政使萨哈谅的奏疏，送到皇上面前。喀尔吉善疏称：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兑钱粮，加平入己，擅作威福，吓诈司书，纵容家人，宣淫部民，婪赃不法，给领饭食银两，恣意克扣，请旨革职”。乾隆帝批示：萨哈谅者革职，其贪婪不职各款，及本内有名人犯，该抚一并严审具奏。
　　第二天，三月初八日，喀尔吉善参劾山西学政喀尔钦之疏又到。喀尔吉善奏称：喀尔钦“贿卖文武生员，赃证昭彰，并买有夫之妇为妾，声名狼藉，廉耻荡然，请旨革职”。乾隆帝批示：喀尔钦著革职，“其败检淫泆等情”，及本内有名人犯，著侍郎杨嗣璟前往会同该抚严审定拟具奏。［4］
　　乾隆帝看过这两份弹章后，十分气愤，于三月初八日下谕痛斥这两员贪官说：“朕御极以来，信任大臣，体恤群吏，且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施优渥，以为天下臣工，自必感激奋勉，砥砺廉隅，实心尽职，断不致有贪黩败检以干宪典者。不意竟有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秽迹昭彰，赃私累累，实朕梦想之所不到，是朕以至诚待天下，而若辈敢于狼藉至此，岂竟视朕为无能而可欺之主乎？
　　“我皇考整饰风俗，澄清吏治，十有余年，始得丕变，今不数年间，而即有荡检逾闲之事，既不知感激朕恩，并不知凛遵国法，将使我皇考旋转乾坤之苦衷，由此而废弛，言念及此，朕实为之寒心。昔日俞鸿图贿卖文武生童，我皇考将伊立时正法，自此人知畏惧，而不敢再犯。今喀尔钦贿卖生童之案，即当照俞鸿图之例而行，若稍为宽宥，是不能仰承皇考整饬澄清之意也，朕必不出此也。
　　“萨哈谅、喀尔钦二案，著吏部侍郎杨嗣璟前往会同巡抚喀尔吉善，秉公据实严审定拟。若杨嗣璟有意为之开脱，是伊以己之身家，博二人之感悦，亦断难逃朕之洞察也。且此二案，系朕先有访闻，始行参奏，一省如此，他省可知矣，喀尔吉善著该部严查议处。凡为督抚者，遇该省贪官污吏，不思早发其奸，或题参一二州县以塞责，而于此等大吏，反置之不问，且妄意朕心崇尚宽大，遂尔苟且姑容，以取悦于众，返之于公忠体国之义，甚可愧赧，且国法具在，朕岂不能效法皇考乎。可传谕各省大小臣工知之。”［5］
　　乾隆帝在这道谕旨中，着重讲了四个问题。其一，官员不该贪污。乾隆帝没肴笼统地、抽象地从理论上讲大臣不应贪赃枉法，也许他认为这不能打动臣心说服臣僚。他采取了直截了当的手法，从物质条件上来数落墨吏之谬误，从欺君忘恩的高度来斥责贪官。他所说的对群臣“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施优渥”，并非虚夸之词，而是确有其事。姑且不谈位列从二品的布政使的年薪和乾隆帝即位以来的多次恩赏，单就养廉而言，从雍正帝创定养廉银制度起，到此谕下达之日，清朝官员，尤其是各省大吏，收入确实相当可观。按规定，山西学政一年的“养廉银”为白银四千两，约可购米四千石，如依亩租一石计算，相当于四千亩田的地租收入。山西布政使的养廉银更多，一年为八千两。拥有如此大量的固定收入，布政使、学政全家完全可以过上高级生活，还可以年年买田添产，根本不需勒索民财来养家。这四千两、八千两足够学政、布政使“养廉”了。蒙受皇上如此厚恩，还要贪赃枉法，苛求民财，这些官员真是愧对“圣上”，有负“皇恩”。
　　其二，贪官应予严惩。不重罪污吏，不仅百姓遭殃，受其盘剥勒索，国赋难以收齐，帑银库谷被其吞没，而且将使国法名存实亡，雍正帝十几年“旋转乾坤”辛苦整顿吏治的成果荡然无存，那时，法纪废弛，贪污盛行，后果不堪设想。乾隆帝专门列举了俞鸿图的例子。俞鸿图是河南学政，雍正十二年三月，以“受贿营私”，为刑部议处斩立决。雍正帝降旨说：“俞鸿图著即处斩。学政科场，乃国家与贤育才之要政，关系重大。”“今观俞鸿图赃私累万，则各省学政之果否澄清，朕皆不敢深信矣。”督抚与学政同在省会，深知学政的优劣，仅因“督抚有所请托分润”，故代学政隐瞒，嗣后如各省学政有考试不公徇情纳贿之弊，将督抚按溺职例严加处分。［6］乾隆帝谕令依照此例惩治喀尔钦。
　　其三，积弊需要革除。官官相护，是清朝宦海多年积弊。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知府、知州、知县等官员，平时仗权横行，各显神通，吞没国赋，侵盗库银，榨取民财，淫人妻女，草菅人命，一遇风吹草动，守口如瓶，互相包庇，实在是惊涛骇浪，巨船将翻，封疆大吏就舍卒保帅，抛出一二名知县，应付一下，自己和同僚便逃之夭夭，脱漏于法网之外，照旧腰横玉带，身著蟒袍，头戴乌纱帽，仍然是制台大人、抚台大人、藩台大人、臬台大人、知府大人，甚至奉旨来察的钦差大臣，也往往因受京中宰辅、九卿或亲友嘱托，或为地方官员厚礼所动，或胆小怕事碍于情面，从而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含糊其辞，不了了之。刚过而立之年的乾隆皇帝弘历，深知此弊，严厉训诫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