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葬人手记-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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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法国南部菜式中的蘑菇的讨论,使马修相信,蘑菇是有毒的,误食了蘑菇务必叫医生。
人们流传的一个笑话是:一家有名的出版社曾向马修建议,以亲身体会写一本关于疑病症的书,可是天哪,马修觉得把握还不大。
尽管别人对马修报之以怀疑和嘲笑,我有时想,也许马修正是一个先知,一个富有洞察力的人,一个预言家,都市大漠里难得的清醒声音,他呼喊着:末日已近,比你想到的更快。
伦敦吸引斯文尼的地方,除了便利的公共交通、文学氛围和世界一流的医疗设施,还有饮食。英国人对烹调兴趣缺缺,毫无天才,因此引进了前大英帝国疆域内的一切佳肴。可以说,全世界没有哪一国哪一地区哪一民族的菜食你在伦敦找不到。马修则把品评这些美食当成自己的神圣使命。他简直就是味道学专业的高材生,天生的品味和美食大师。在长期的体验中,他发现了全伦敦最好的泰国餐(南肯辛顿区的Tui)、阿富汗餐(帕丁顿街的“沙漠商队客栈”)、印度菜(苏豪区的“红堡”)、中式点心(唐人街的“海港城”)、面条店(大英博物馆后斯特雷森街的“瓦加玛玛”)和咖喱素食馆(图登汗法院路站后面小巷子里的“曼迪尔”)。对人而言,品味的国界是无边的,就像天空之于飞鸟。斯文尼浸淫于各种前所未知的食物里,宛如都市天堂里一只快乐的珍鸟。
黄雀吃蓟,鹈鹕想鱼,游隼喜肉,蜂鸟吸吮甘甜的果汁,马修的无边渴望与伦敦的全球餐谱配合得天衣无缝。美食在他心中犹如满天繁星,今天哪一颗亮得更耀眼,他就选定哪一颗。在他的探险中,常有自愿的同行者,或是诗界同行,或是别的食客,他们觉得与马修一起用餐是难得的实习机会,花点钱太值了。(写下那些在文学界和美食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实在是很难抗拒的诱惑。好在我习惯了。即使略而不提是个错误,也比挂一漏万好。)
此外还得提一下,马修自己也是个烹调高手,从选菜配料,洗切煎炸,到摆出宴席,开怀享用,每一步骤都带着他鲜明的风格。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说这些,是因为他对食物的情有独钟——发自感官、肠胃和心灵深处的喜爱——与别人所说的他的疑病症实在巧合。而且我觉得,他对人生之短暂的特异敏感,对人类生存之本能的敏锐感受,也正与此契合。
在图登汗法院路站的一家日餐馆吃生鱼片时,大家很自然地谈起,日本人每年多少人因食用处理不当的河豚而送命(最新统计,刚好五百出头)。是所吃的食物决定了谈话内容吗?有一次,我们在学做曾在诺西亚的“法兰西斯餐馆”品尝过的一道拿手菜,意大利翁布利亚风味的香肠和小扁豆时,马修突然问我:对尿道感染、男人性功能障碍、结肠炎和憩室炎了解多少?知不知道常年胃胀有什么先兆?我很想知道,是不是他对香肠和小扁豆有所怀疑?食物和他对灾祸的恐惧是不是有关联?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因为有一次,在密歇根,我们一早钓到一条鳟鱼,在厨房切小香葱作调料时,他的话题忽又转到显微手术可能有的危险。“手腕出点小毛病,”他说,“你可能就没法走路,没法说话,甚至整个后半辈子都过得凄凄惨惨。”还有一次,在克莱尔我的农舍附近的餐馆,面对端上桌的我敢说是全世界最棒的龙虾,马修开始问我关于意外死亡,特别是从高处跌落摔死的事。他一定要弄清楚,法医学是不是能够证明,如他希望的那样,死亡发生在坠落过程中,人不是在着地时活活摔死的。
每当有人问我马修为何如此敏感时,我一直认为,自己有责任力尽所能地回答,如果我也不懂,争取提供一些书目让他找到答案。如果这两点都做不到,也得设法弥补。
关于这个从高处坠落的问题,我向马修介绍了一个获得很高评价的理论,最初是精神分析学大师荣格的一个学生提出来的,大意是,生物面临巨大的威胁时,机体便开始进行腺分泌和其他生化反应,导致集中神经细胞活动的大脑突触团阻塞,引起昏迷。坠落者的一种情形是,没有摔死,受伤后经抢救在医院苏醒;另一种情形是,摔下去,一命呜呼。不管处于哪一种情况,可以断言,这个人都不可能知道他是如何撞上地面,或者说,地面如何撞上他的。
马修听了我的话,呆了半晌,这才吃起龙虾,加上一小块黑面包,一点其他的菜。斯文尼这次是全家来西克莱尔作客,他的夫人罗丝玛丽不顾反对,坚持让孩子自取餐具,自己敲碎龙虾壳。我从她的蓝眼睛里看出她在一心忍让。和马修这样的作家生活在一起,非得有圣徒的品性不可,能分担痛苦,能理解人。我在妻子玛丽的眼睛看到的也是这样的眼神。我想,换个话题会轻松些,便谈起牙齿矫正,青少年的成长,宇宙的形状,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内容。但在马修的眼中,仍残留着一丝怀疑、一些不满足和徘徊不去的疑惑。就是这种合理的疑惑,洗刷无数无辜者的冤屈,甚至挽救了他们的性命。
我们用餐的曼纽尔迪卢西亚(迪卢西亚是西班牙人的后代,一个世纪以前,西班牙舰队因为暴风雨在西克莱尔海岸搁浅,逃上岸的水手绝大部分被当地的爱尔兰人杀死,只有寥寥几人幸存)餐馆坐落在高崖上,俯瞰着基尔基和卢普黑德西南犬牙交错的海岸,这也许是马修想到坠落的原因吧!这种险恶的地形,也许让马修回想起他度过童年的爱尔兰最北端的马林头,那里的土地高出海面足足半哩。我呢,则想到我的同胞诗人埃德加爱伦坡,他的《反常之魔》形容的就是当我们站在危崖的边缘时,内心常有的“跳下去”的冲动。坡的意思是,事物在被创造的同时,内心已埋下毁灭的种子。这话或者是赫尔曼梅尔维尔说的
?对于这些马修几乎肯定会赞同的观点,我的记忆有点模糊。
我觉得,我耳闻目睹的一些事,虽然有限,或可作为来自经验的证据,满足马修此时的渴求。我告诉他,我曾装殓过一个废金属场的工人,他是被汽车砸死的。若论有说服力,讲一个人从楼上摔下来会更好。但米尔福德最高的楼只有三层,没听说过谁从楼上下来摔死。所以,我们这儿看不到伊卡洛斯(2),看不到有人从天上掉下来。对于那个不幸的遇难者,毋宁说是天掉下来了:一辆在车祸中被撞坏的野马汽车,当时吊车正吸住这辆烂车在空中,恰巧这时出现了人们所谓的“金属疲劳”现象,吊车一时失灵,汽车连同吸住它的大铁盘同时落下,砸在正在下面一辆汽车上翻弄车盖的工人身上——实实在在,他不该在这么一个错
误时间出现在一个同样错误的地点。
诗人和食客斯文尼(3)
这类事没什么好说的。保险公司的赔偿,不着边际的对死者的赞扬,同事们的同情,都难以弥补大错。这正像我的大儿子所说的,“一件倒霉事”。尸体是他从停尸房运回殡仪馆的。
从马修的神情上可以看出,尽管不及细问死者的背景、家庭等详情,他已完全把自己与这个在工作日死于飞来横祸的工人等同了。
但我觉得应该向朋友说明的是,尽管造成了如此沉重的伤害,尽管这样的事多得说不完,那个被砸死的工人脸上表情平静如水,这本身意味深长。这种安详无异于明确宣告,他对带给他灾难的“未知力量”要么无所谓,要么只能默认其作为。死的脸上除了伤痕、碎损和裂口,还有一种表情,仿佛要对我们说,“祝你愉快!”我想,也许对于他母亲和家人,这多少是点安慰吧。可是亲人们的心,却依然紧紧贴在已经合严的灵柩上。
此刻,心中充满对同类的哀悯,斯文尼双目含泪,伫立在窗户边,凝望着太阳西沉的北大西洋,凝望着立在岸边的妻儿在暮色中的剪影(罗丝玛丽坚持带孩子们出去“透透气”),海鸥在他们头顶的悬崖上空翻飞,划向岸边的小船亮起灯火,与天边最初的星星交相辉映。
我为他叫了一杯白兰地。
如果人生像一盒巧克力,一顿龙虾大餐,也没什么不好。活着的人可以吸取很多教训。我学到的一条就是:我们有的人狼吞虎咽,有的人仔细品尝;有人视吃为麻烦,有人则当作享受;有人吃完,拔腿就走,有人边吃边想;食物中有些是猎杀的,有些是收获的;有的新鲜,有的经过腌制;有的是活的,有的早已死掉。我们的胃口并不相同。
经过多年与马修斯文尼共餐,交换诗作、小说、菜谱和朋友,我差不多可以得出结论,他幼年所感受的,他童年所了解的,他成人后所领悟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们都会死。在这一点上,他绝对正确。如果他的谨小慎微看来太仔细,太过分,有时不免神经质,我们不妨视之为一种天赋。
也许他在镜中瞥见了鬼影,在每一次触摸中感到了凉意,也许他比别人更清晰地听到了爱伦坡所说的“反常之声”,或是从甜蜜中嗅到腐败的气息。
也许只是因为,从生命中感受死亡的征兆,他的味蕾比别人更发达。
艾迪大叔的公司(1)
在数学考试中,用的不是“答案”,
他们应当径直称之为“印象”。
如果你得出的是不同的“印象”,那又怎么样?
难道我们不能皆成兄弟?
杰克韩迪《深思集》(1)
艾迪叔叔打算申请一个800免费商业电话号码。他的副业,清理自杀现场,眼下势头挺旺,生意应接不暇,飞虫似地一落一片。他需要另开一条电话线路,设计公司徽章、公司口号和磁牌。他来找我,他的大哥,出主意,我挺感动。
“你觉得1—800—Suicide(自杀)怎么样?听起来太可怕?太直白了?”
“这个,艾迪……”
“要么换成1—800—TripleS(三个S)?你知道,三个S代表特别清扫服务(SpecializedSanitationServices)。”
他心里特别希望,SSS有一天会像代表全美汽车协会的AAA,代表万维网的WWW和代表黄色电影的XXX一样出名。艾迪叔叔常说,看着这些标志,让他从心底为保障言论自由的第一宪法修正案感到骄傲。
我想,他的业务恐怕太“特别”了,知道有这项服务的,只有州和地方的执法部门、郡医检官和殡仪馆;需要提供服务的,只有死者的家人或房东。室内自杀,凶杀,意外事故,以及其他自然灾祸,这些就是需要艾迪叔叔及其三S公司的雇员--他太太、他的高尔夫球友、球友的太太--收取适当费用,提供特别清扫服务的机会。这样的业务虽然在电话黄页上找不到,但毕竟是一项需要人做的苦活儿。
“其实呢,申请到什么号码就用什么好了。艾德,申请一个尾数是几个零的也不错。”
听到这话,艾迪叔叔脸色变了,有点惊讶,有些茫然,一副古代玛雅人面对生命之无常而苦思不得其解的模样。
若是几年前,艾迪这活我会分文不取替人家干。当初,我搬到米尔福德还只几个月,某天半夜,当时的警长、我在扶轮社的一个伙伴,打电话到殡仪馆,问我有没有人手去接一个“难活。”他说,“你知道,现场实在惨不忍睹。”
“在高原路出了事,太可怕了。尸体已送到停尸房,你来把它整整吧。不好好处理一下,亲属不肯回来。实在糟透了。”
警长一定觉得,殡仪馆应该专设一间办公室,挂上“难活”的牌子,里面坐着专门收拾这类烂摊子的专家。
我说,“嗯,专门的人当然没有,不过我马上过去,找韦斯来办。”韦斯就是韦斯利莱斯,我们的首席遗容师,老式学校出来的,习惯了深夜处理突发事件。
警长介绍的情况大致如下:高原路那栋错层式住家的屋主人,对于老婆和其开按摩诊所的老板有染越来越不堪忍受,自杀了。偷情的事不是很清楚,大概开头也就“服务一下”什么的,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
“唉!”警长叹到,“该死的三角关系。”他朝屋前人行道上狠狠唾了一口。“女人带孩子去了她妹妹家,说是未清理干净前决不回来。”
通过现场查证和未亡人神情激动但不失明晰的陈述,警长弄清了事情经过。那天晚上,老婆先上床,声称要在头上簪发卷。这是他们之间的某种暗语,意思是,今晚她不想做爱,而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明天上班让老板看。戴绿帽的丈夫听了,一言不发,独自坐着喝闷酒。一瓶邓菲牌爱尔兰威士忌喝完,将老婆的安眠药吞个精光,然后打开抽屉,找出那把复活节、感恩节和圣诞节才有机会一用的“布莱克-德克牌”电动切肉刀,拿到卧室,插上床头的电源,在女人身边躺下,牙关紧闭,将嗡嗡飞转的刀口对准脖子,切断了两根颈动脉和颈静脉,直到切进食管,人已断气,才松开开关。女人早已睡熟,男人上床,电刀飞转,男
人弄出各种响动,似乎都不曾惊醒她。惊醒她的是男人汩汩直流的热血,流得满床都是,她的身上、头上都沾了血,床单、床垫、弹簧褥子,几乎湿透了,血一直流到地毯上。女人被热乎乎的血弄醒,还以为是在做梦。
韦斯和我一直收拾到天亮。地毯、床垫、弹簧褥子、床下塞满的丈夫的软色情以及狩猎和汽车杂志,女人看的各类广告和《大千世界》期刊,一古脑儿搬出去扔了。屋里的小件用品逐一用洗涤剂洗干净,擦掉电话、闹钟和彩电上溅的血点子,用在地下室找到的油漆把地板和墙壁整个儿粉刷一遍,只除了天花板。由于血把地毯和衬垫浸透了,硬木地板上留下处处污斑,我们擦了好一阵子,擦不掉,留下一条浸透漂白剂的毛巾在那儿,走了。
韦斯缝好尸体,给他穿上一件高翻领汗衫遮住脖子,估计对付着能放在棺中供人吊唁了,尽管嘴巴不太好弄。因为死者为了忍痛而嘴巴紧咬,扭曲得厉害,正如你在电影上看到的,伤员动手术取子弹甚至截肢时,人们给他喝口酒,让他咬一块橡皮,他就死死咬住,咬得脸都扭歪了。
可怜的死者,正如他一个远房表亲所说的,看上去“死意已决”。
在所有成功的自杀行为中,“死意已决”是最突出的特点,这也是我唯一佩服的一点。如此决绝地、毫无逆转余地地伤害自己,需要多么坚定的决心!坚定与否,是区分真正的自杀者和一时起意的寻死者的标志。因为生活小事,因为完成不了作业,因为身体检查发现了毛病,因为失恋,因为怀孕而一时想不开的人,和一门心思赴死的人,是不同的。其中的区别微妙却不容小觑。后者是极少数,前者则司空见惯。
至于凶杀也是如此。说真的,假如我会发疯,我的疯狂是攻击型而非抑郁型的,我更倾向的是毁灭别人,而非自我毁灭。和多数殡仪员一样,我心里藏着奇怪的念头,觉得有一天,地球上就剩下我一个,卸掉了悲惨而又有利可图的担子,不再掩埋他人,这时我升入天国,一生中第一次,所有账单全部付清。是啊,我们常常暗自希望别人都死掉:离异的配偶、牙齿保健师、政府工作人员,高峰时间一块挤车的乘客、街头少年、电话推销员、电视布道家、外家亲戚、父母、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无不一度成为我们杀人冲动的对象。但我们绝大多数都不会杀人,因为我们明白,气得想杀人和真去杀人毕竟是两码事。
虽然如此,将痛苦外泄到他人身上和内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