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一个 文章合集_韩寒-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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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兄每次和我过招都要落败，但是屡败屡战，输人不输气势。他实在找不到啥子话题和我过招，看我看了半天，决定说这么一句话：你长得好丑喔。我这一次还是什么都不说，只是瞪着他，狠狠地瞪着他。他一边说你好丑喔一边往后面退。我继续瞪，继续往前走，他继续退，继续说好丑喔。最后，他终于停下来，往身后一指：哎呀，你看嘛，人家都退到街沿边边上了……
又到吃饭时光，他点完菜，做完一切部署，严肃地发表了餐前发言：来，喝酒，我要把你们都丢翻！
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几乎是整抬平移把这具五短身材弄了出去，蚂蚁搬家一家齐心协力把他丢翻在国际饭店的床上。他还在嘟嘟哝哝：老子……老子莫得事……老子要把你们……丢翻！
我用川剧版《列宁在1918》里面的念白在他耳边念到到：弗拉基米尔&bull；伊利奇同志，听说有人要把你丢翻！他虽然醉得魂飞魄散，但是还是一点不含糊，也用川剧腔唱到：丢～不翻——喏、丢不翻！
等二师兄再来北京，他对我颇有防备。看见我，二笑二不笑的：你……来啦。我喜气洋洋地欢迎他：哎呀好久不见！他见我热情，立马就懈怠了，呵呵一笑：就是哈，好久都没有看见你了哈！我继续热情：你不在高老庄当女婿，又跑来住国际饭店啊！他应声倒地。
二师兄有时候会突然绅士起来。出酒店大堂，非要和我朋友佳妮客气，请她先过旋转门，一只小胖手煞有介事做“请”状。佳妮也谦让，他越发绅士，再谦让……最后两个人都气鼓鼓地一个人走一边侧门。
在佳妮家，我和二师兄站在她的古琴边上，同时问了对方一句话：你真的把这个弄得响啊？我坐下来弹了一曲《阳关》。他很不以为然，坐下来，一搭手，一曲《平沙落雁》。
说实话，二师兄的曲子比我的难度大。他从琴凳上转过身来，用了很大的努力克制住了自己的得意，尽量用淡然地口气问我：如何？我清了清嗓子，说：这曲原本就是极好的，师兄弹奏起来格外有一种风韵。他喔一声：愿听其详。我说：平沙落雁么，本来是描绘清秋寥落中轻轻落下的大雁，嗳嗳而鸣，更显宇宙之空寂……师兄这曲么，像是高速公路上的一场车祸，还是连环的，大雁们全撞一块儿了。
然后，我轻轻对他道了一个万福：最近看《甄嬛传》，说话不免有些影响，二师兄海涵。
他表示晚上啥也不想吃了，胃口不好。
二师兄佛缘还多深厚，和成都文殊院里的几个法师有来往。还给人家起了昵称：燃灯叫灯灯，本明叫本本，寂空叫寂寂。人家法师也按照这个方式给他起了个昵称：二二。
说起琴，二师兄有一把最爱的明代琴，据说和一幅傅抱石的画一起和他顷刻不离身。看他情绪不好，我就请他讲讲这两样宝贝。他一翻身从沙发上坐起来：咋个不是喃，我睡觉都是枕起睡的！我说你就不怕睡烂啊，他一连串不不不得：木头盒子装得上好！我：你就睡木头盒子啊？他说啊。我：怪不得脑壳有点方……
师兄爱古琴倒是真的，他还说要开一个古琴独奏音乐会。我们为他捏一把汗，他倒开通：怕啥子嘛！老子不收门票，倒发钱！而且老子不一口气发完，弹一曲，发一张，弹一曲，发一张……鼓掌鼓得凶，格外再多发一张！
师兄三十几岁才开始学的古琴，上课的时候被老师打了一下手背。这哈不得了了，满世界哭诉老师打他，老师打他，老师打他，老师打他……呜呜呜，老师打他！
二师兄还是要开武馆，拦都拦不住。我问他究竟是出于啥子心理，他眉头一皱，把我带到窗子面前，指着苍苍茫茫的成都夜色说：你看，你世上有多少不平事，有多少悲欢离合。没有一点自己的力量，咋个得行喃？人家欺负你也只有闷在家里发瓜，不把这个世上的不平事铲平，我咋个有心思弹我的古琴喃？
果然，二师兄经常去的一家茶馆有个参水的小妹儿，遭流氓欺负了。他知道这件事情后，连桌子都掀了！气得来胡子都在抖（如果他有的话）！哇呀呀呀乱叫一番，然后就开始紧急召开了他那还没有搭好的武打班子的第一次会议，部署了对流氓团伙的围追堵截。
然后他在人间消失了一个月。
一个月后，他才浮出水面，悻悻地伤感地说：龟儿子的，勒些杂皮，比老子喊的人还有多。我很关心他：那你现在在哪儿？在做啥子喃？他要死不活的声音从电话那头响起来：我闷在家里头发瓜。
大家又问他是不是很喜欢那个小妹儿，他的火“腾”一下又冒了起来：你们这些思想复杂的烂人！人家小妹儿才十几岁，我都可以当她爸爸了，这个世道真的没有丁点热血了么？！
要说热血，二师兄原来上大学的时候就很热血。去食堂打饭，打份儿回锅肉，师傅一勺子下去，分量多足的，二师兄满心欢喜地把饭钵钵递上去——哪晓得师傅的手就开始抖啊都啊：第一片肉抖下去了，第二片肉抖下去了……等第三片肉抖下去的时候，血气方刚的二师兄崩溃了，他直接把饭钵钵甩在了师傅的脑壳上，然后二人热火朝天地打了一架。
这一架之后，二师兄就被学生们推举为学生管委会的主任。
没有想到他当了学生管委会的主任之后，再也不和人家打架了。开始穿白色衬衣，以及料子西裤！并且周武郑王地开始管理大家寝室的卫生。大家去街上喝茶扯旋的时候，都说不要让“王眼镜”晓得了，不带他耍。
二师兄在人间姓王，戴个眼镜，很多人也喊他“王眼镜”。一天，他在小区倒车，听见一个保安和另一个保安讲王眼镜的故事，两个人讲得笑得发抖，一个故事连着一个故事，没完没了。他把车子刷地停在保安面前，严肃地降下车窗，冷冷地看着那两个保安：故事还多成系列的哈。
王眼镜在收藏界还是有点段位的，别的不说，光是几年前他收的一张张大千的“敦煌壁画系列”，今年价格翻到了两千万人民币。我们都尊称他为：字画串串儿。
买东西钱不够，喊二师兄支援下，他掏出一把钞票，我们一抢而空，一哄而散。
二师兄偶尔还是要思考的。他躺在国际饭店的床上，紧缩一双黑眉，小眼深邃。半晌，他悠悠地说：宇宙到底有多大喃？你说它再大也有个边边嘛？那边边外面又是什么呢？
他点了一支香烟，掸掸烟灰，跷着二郎腿：你晓不晓得有句话是“天下未乱蜀先乱”？不等回答， 他把烟递到嘴巴上，深深吸了一口，然后随着深蓝色的烟子一起吐出一句话：我，就是那个“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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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81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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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怡微
1。
1993年的一个清晨，我开始独自穿过田林东路去上学。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们班级的教室门口开始挂起一块小黑板。那是一块名副其实黑色的、薄薄的小黑板，与如今相对高级的、墨绿玻璃做的“黑”板不同。小黑板的上面用白色粉笔写着我的名字，以及每日会轮换的其它人的名字，诸如：“今日迟到：郑小洁，马丽君”，“今日迟到：郑小洁，刘琼琼”……它仿佛还写着“明日迟到：郑小洁，###”我也因此开始有了一个称号，叫做“迟到大王”。
对此不好看的记名批评，我的心里毫不愧赧。我并没有晚于从前起床，亦没有在上学路上张望。依然是听到闹铃就十分紧张地睁开眼、刷牙、吃泡饭、出门、走过十三村的巷子、从一个山东裹饼摊头经过，到平成阁豪宅（据说那里的房子每平方米要100美金，简直太可怕了），过马路，走过菜场，再到学校大门口时恰好打完铃。若是我母亲愿意骑脚踏车送我，那么我就能早到5分钟。
她不但没有，还常常忘记叫我早些起床。
我母亲是为了回避一个人才不再送我上学，她在我的脖颈里用红绳子挂了一把钥匙，嘱咐我走到田林东路时，脑子活络点，跟着阿姨爷叔一道过马路。每次放学路上总有好心的阿婆看看我胸口的钥匙，问我：“妹妹自己开门啊！”我便很骄傲的回答：“恩！”。
“人小得一点点，就要自己回家，作孽唻！”阿婆喜欢补充道，“要不要吃一串里脊肉，便宜哦！”
我母亲躲避的那个人后来我每天都能见到。他长相有点凶猛，脸上的纹路好像烟火随着鼻梁盛开。我不喜欢他，因为我母亲也不喜欢他。他有个胖墩儿子，在我教室楼下念一年级，我们在小荧星艺术团画画时候认识，但也没有什么交情。那个时候我觉得小胖子都有点呆。
我同意去学画画源于父母亲的一场吵架。父亲抱着我到浩清图书馆门口散步，禁不住好看阿姨的游说，突然就为我报了名。回来被我母亲臭骂，虽然她并不知道好看阿姨的事，她只是更属意我去学个钢琴，且已经托人付了钢琴的定金。后果可想而知，我只能大声说，我一定要画画，也一定要弹琴，这才平息一场风波。
至此我的整个童年彻底丧失了礼拜天。长期奔波学习的劳累又几乎令我母亲变得十分暴躁，那是温婉外表下吓死人的火山岩浆，可惜这种危险只有我和我父亲看得到。于是我的艺术学习，一开始就带有了某种赎罪的意味，仿佛践行一个我原本也不太理解的承诺。但事实证明，我母亲的选择是对的，首先我操琴的声音在家里刺耳的回荡，这便减少了大人们大声说话的几率。其次，因为我父亲一时胡涂导致我开始画画还给我母亲惹了些小麻烦。
“那个人”认识我们以后，硬是把儿子送到我的小学念书，我母亲决定至此不再送我上学。
我不知道他们是从那天开始决裂，但每日，“那个人”只是远远看看我，又望望我身后，没有表情，也从来没有问过我问题。我知道他也许有些问题想要问我，于是感到慌张。越是慌张，越是不敢走快一步、走慢一步。就是刚好那个点，我可以远远看到他看我，他骑着28寸的黑色脚踏车，在我们校门口的右拐道，看我一眼，然后，踏上就走。我心里想，今年我上二年级，所以，我和这个人就这样对望着，起码还要望三年。真吓人。而那个小胖墩阿呆看起来，一直不知道这件事。他每天都好像一个肉球一样从大自行车后头的竹编座椅上跳下来滚进学校，速度比我快个一分半。而他一进校门，大门就关了。所以，他们班级的小黑板上，我还没看到过他的名字。
但他也没有当上过升旗手。
我的小学，位于田林东路十一村的小菜场尽头，一块小小的地，盖着小小的房屋，外墙被漆成红色，好像颤颤的腐乳。那时我 “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当上班级的升旗手。这个愿望竟然很快就实现了。后来我又有了一个“最大的愿望”，是能当上班干部。这个愿望也很快就实现了，我当上了班级的小队长，负责大扫除时本小组的指挥，以及午餐时去食堂拎一铅桶汤。
因为什么愿望都能轻易实现，令我挺喜欢我的小学，赛过什么愿望都实现不了的家。
上了二年级以后，我最大的愿望，变成了能成为学校广播台的主持人，可以每天放国歌、放眼保健操。我的朋友琪琪，就住在我们家前面一栋房子里，是我们班上的大队长，大红人。她不仅当过十几次升旗手，而且还是那种可以真的摸到绳索升旗的人。每次交接仪式上，大队主席老师都说，能不能摸到那根绳索，都一样，五星红旗带给大家的光荣是同等的。我觉得大队主席说出了我最想知道的话，也十分到位地安抚了我的心。那根绳索，每周一清晨升旗完毕之后，其实谁都可以走去摸。我摸过那条绳子的次数远远胜过琪琪。虽然我们的光荣依然是同等的。
我和琪琪在二年级下的一次烈士林园扫墓活动中，正式成为了朋友。琪琪浓眉大眼，还绑着两条很紧实的麻花辫，跑步快、嘴巴甜、会跳舞、识字多。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和我住得一样近，每天都不迟到。我问她，“烈士陵园的人怎么那么少？”她答：“那是烈士陵园呀，为了建设新中国他们都死啦！你见到的死人多，还是活人多啦？”我心想，那当然是活人多，我问她：“这石头下面埋得真的是人吗？”她说：“是啊！”我又问她：“那他们的鲜血都拿去做五星红旗和红领巾了吗？”她斩钉截铁说：“是啊！”我吓了一跳，心想那么多少先队员都有红领巾，要花那么多烈士的血啊！但我觉得琪琪不会骗我，于是又问：“那怎么样可以成为广播台主持人？”琪琪说：“送一支口红给刘老师就可以啦！”
琪琪也画画。但我们并不在同一个地方学习，她在市少年宫。她说她画的画被贴在少年宫的门口，那个图画上还写着“张英琪，7岁。”为此，每次母亲说要带我去少年宫玩，我都不愿意。怕她看到那幅画。但我心里还是很喜欢琪琪的。我觉得她是我们二（3）班最优秀的女孩子。
2。
每天放学时回到十四村，我都能看到琪琪的爸爸。他在我们新村正门口开了一家熟菜店。那是一个玻璃房子，只留一个长方形的小窗口，放着一台秤。琪琪的爸爸坐在那个玻璃房子的外面、也就是小窗口的旁边。他手里捧着一只木头小盒子，有可以移动的木板，放着营业的钞票。
我每天都和他说话，但从来没有胆量仔细看看那只小盒子里的钞票到底有多少，也不知道和母亲塞在地毯下面的那些比起来谁藏得会更多。但我心里隐隐觉得，琪琪家比我们家要有钱。琪琪家是个体户的事情虽然很新鲜，但整个新村的人都心照不宣。它甚至还影响到了我家的秩序。彼时我母亲还在无线电厂上班，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头发丝一样的线路放在一块白色灯光板上装模作样看一看，再敲上一个“检验”的蓝章，一个月赚800块钱。我去过厂里玩，看母亲整个下午都做同样的事，问她“你不戴眼镜真的看得清楚吗妈妈”？
“要你管。”她答，“眼睛大的女孩子都不喜欢戴眼镜的。”
也许她是对的。于是我只好小心望了一眼那些复杂的线路，它们镶嵌在绿色的硬板上，据说会抵达千家万户。也就是在我每天和“那个人”相逢打心理战的时候，我母亲跳槽去了合资企业上班，每月收入到了2000块，很多人都羡慕她，她却假装淡淡地说“啊呀老厂效益不好，只能过去先做起来看看”。“合资”二字在上海话听来，就是“盒子”。“盒子”又令我想起琪琪的爸爸手中捧着的木头方块。这样的盒子也许象征着某种命运。至少，我们的生活会变得好一点。
可父亲却不这么看。许多日子以来，他都闷闷不乐，成天猫在家里打手掌机。我在心里很希望他能够来接我放学，他却总似在生我的气。只有在母亲回家前20分钟，他才舍得放下手头的俄罗斯方块，或者插在电视上搏击的魂斗罗，用一只湿漉漉的拖把把地板弄湿。这样，母亲回来时看到地板上有水渍，便不会怪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