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一个 文章合集_韩寒-第3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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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书信体小说在字里行间插满无数个“你”，过去时一举变成了现在时，作者就像黑暗剧场里的引座员，召唤读者悄悄入座，让他们自以为窥视到了人物之间的秘密。每一个写信的角色都会说一半藏一半，都会话里有话，弦外有音，于是悬念有了，迷局有了，读者参与破案的热情也呼之欲出。 尽管后来书信体小说日渐衰微，书信本身却留在了各种小说里，常常充当推动小说关键情节的动力。看过《苔丝》的人不会忘记那封没有被安吉尔及时看到的忏悔信，它改变了苔丝婚姻的走向，也埋下了她最后上绞架的伏笔。前两天随手翻翻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差点笑出声来。男主角法布里斯在逃亡路上广受少女青睐，靠着她们频频出手相救才脱离险境。尽管后面随时有追兵，他却总是匀得出时间给每人写上一封感谢信，“表达对她们的感情”，而且，“信是含泪写成的。”
事实上，大部分小说家都跟法布里斯一样，对写信有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们常常将一部小说（或者其中的某些部分）写成一封隐秘的书信，然后在生活中将一封信写得像小说那样亦真亦假——不信你可以去看看乔伊斯怎么给他的老婆诺拉写情书。在这一系列里，大概最短的“小说”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写给自己的一张无比凄凉的明信片（1937）：“亲爱的斯科特：你好吗？一直想来看你。我现在住在‘真主的花园’饭店。你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明信片的妙处是信中的内容以裸体示人，在邮局兜兜转转的这一圈，便构成了这“小说”的公开发表之路。
不过，要论对书信的执迷程度——就我目之所及——似乎没有比马尔克斯更疯狂的作家了。他的小说里，常常会有一个人给另一个一连写上几千封、最后对方终于扛着这些信上门的壮观场面。第一次读到《霍乱时期的爱情》时，我被其中一个细节弄得神思恍惚：“那是一个有许多拱门的长廊……那些穿着呢子背心、戴着袖套的沉默寡言的书法家们就坐在这里，以低廉的价格代人写就各种文书：受屈或申诉的诉状，法庭证词，贺帖，悼词，以及各种年龄段的情书。”真难以相信，我儿时的梦幻职业，不就是 “代笔人门廊”里的这份营生吗？当然，如果可以挑，我会申请去那个专攻“各年龄段情书”的部门。
小说里，为了缓解对女主角费尔明娜的思念，主人公弗洛伦蒂诺就揽到了这份美差，免费替别人写情书，“依循着十分可靠的模式——写信时一直想着费尔明娜，只想着她。”第一个月后，他不得不建立起预约制度，以免自己被焦虑的恋人们淹没。那个时期，他最愉快的记忆来自一个羞怯的小姑娘，她颤抖着请求他为自己刚刚收到的一封情书写回信。弗洛伦蒂诺一眼就认出那封信正是自己昨天写的。于是，他揣摩着姑娘的特点，回了一封风格迥然相异的信，两天后又不得不再为那情郎代笔……
就这样，“他最终陷入了自己给自己写信的狂热中。”我喜欢这个故事，也喜欢这句话。它既狂欢又忧伤，或许，正道出了所有书信和小说的实质。
黄昱宁，作家，编辑，译者。已在「一个」发表《听着听着就老了》（该文收入本工作室新书《去你家玩好吗》）、《你妈贵姓》。@黄昱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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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492 撸起袖子和这个肮脏琐碎的世界周旋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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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绿妖
印度有数百万的流浪儿童，做童工苦力，被虐待、袭击，被痢疾、黄疸病、肺结核和艾滋病侵蚀。如果你遇到一个奄奄一息的儿童，你可以带他看病。可是数百万的儿童，你帮得过来吗？你给医院送去，医院拒绝治疗怎么办？你报警，但是警察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孩，不想因为采取行动而给自己增加大量的文书工作。所以他选择了不作为。这也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在我们不知道怎么帮助一个显然会给我们带来大量麻烦的人时，我们通常会垂下眼，沉默地走过去。
在巴西，数千万人生活在贫民窟，没有像样的住房、干净的水和卫生条件。孩子们常常患有肺炎、肺结核、风湿热、贫血病、皮肤病，以及由被鼠尿污染的洗澡水和饮用水引发的细螺旋体病。小孩生病后被送入公立医院，治愈后回家，几周后病情重发又回到医院。许多患者的母亲是单身，住简陋的棚屋，缺乏基本的卫生、营养知识，没有条件给孩子护理或预防。她们甚至挣扎在失业后下一顿饭不知在哪里的困境，你跟她讲，要给孩子适当的营养或符合卫生条件的护理，有什么用？
在以上两种情境中，大部分人都会说：这是政府的责任。耸肩，摊手，骂政府。
1996年，出身优渥家庭的杰鲁·比利莫利亚成立“1098儿童热线”。怎么帮到数百万的街头儿童？首先，联合一切能联合的资源。比如，孟买的数百个儿童服务组织分散，相互间缺乏交流。杰鲁招募学生，编了一份有一百多家孟买儿童服务组织的名单，包括24小时提供服务的收容所，可长期住宿的机构，提供法律、健康、心理、教育服务、职业培训和戒毒的组织。接着，大量的协调，一个月后，14个组织签约加盟“儿童热线”；她说服孟买和德里电信局开通一个救助孩子的免费电话，即如今的1098。为了推广1098，她招募更多的志愿者（主要是流浪儿童）散发该号码。第一年，儿童热线接了6618个电话。
警察和医院是儿童热线绕不过去的难关。杰鲁联系了一个市政组织（高危儿童协调委员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请他们组织一次会议，邀请警方青少年援助部门来了解儿童热线。最终，儿童热线和孟买警方建立合作关系。警方认识到，儿童热线的存在，简化了自己的工作；而经常因为孩子脏、没身份证等原因拒绝收治的医院，是下一个攻克目标。热线培训自己员工，掌握基本急救知识，送医院前，先把儿童收拾干净。同时培训法律知识：印度公立医院不能拒绝收治任何一个需要医治的人。
到后来，1098热线成立的顾问委员会中，有政府官员、卫生官员、铁路官员和警察。怎么做到的？当这些官员发现，儿童热线可以做到他们做不到的事，可以让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容易时，合作就变得便利了。比如，那个看到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孩的警察，拨打1098，按照提示，把小姑娘送到一个有社会工作者和教育项目的收容所。他不会因此增添无穷无尽的麻烦，这让他做好事的成本降到最低。
截至2007年5月，儿童热线覆盖印度的76个城市，被纳入印度政府的儿童保护政策。有87个国家开通98条儿童热线。
同为女性，巴西的薇拉·科代罗是一名内科医生。她发现许多贫民窟的儿童在出院几周后，因居住条件或不良生活习惯而重返医院。她想改变这一现状，面对的是大多家庭的经济困境甚至绝境。她设立“重生协会”，第一笔经费是拍卖母亲的一套刺绣床单筹到的一百美元，医疗资源是她医院的同事，办公地点，是暂时被允许在医院（一年后被赶出去，在一个露天公园的废马厩中继续办公）。
协会到处找人捐助乳品、药品和食品，除了这些，还向病童母亲提供阻止疾病复发的方法。为了让母亲们配合后续护理，科代罗免费提供6个月的补品及药品，只需母亲承诺每月至少来协会两次。在第一次的时候，协会会询问她们：家里有自来水吗？有厕所吗？孩子有床睡吗？之后的6个月，协会跟营养专家一起，制定治疗计划，包括装屋顶、调整孩子饮食、养成喝开水习惯，为孩子弄一张床。“关键是要让母亲们确切地知道自己的目标。”
她招募大量志愿者，后者通常是中产阶级女性；她善于网罗人才，比如发现一个来捐玩具的男子是一名心理医生时，立刻说：我们需要你！请你进屋看一看这个即将离世的孩子吧。从此，心理医生成为协会一员。
薇拉说，“在一个以腐败、冷漠为主要特征的政府系统里，公立医院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向穷人开放的机构。孩子的疾病是一个家庭的大事，它可能引起一个家庭的变故。只给贫穷孩子提供医院治疗但不坚持到底是不行的。这是一种新思想，卫生系统还没有做好接受这种新思想的准备，因此，公民们必须自己建立这些体系……协会正在帮助巴西人民发扬自己的公益精神，也在把上层和下层两个阶级的人们联系在一起。”
自1997年起，这一模式被9家医院接受。截至2002年，协会援助了近两千个家庭的6000多名孩子，有600多名母亲完成了美甲、美发、刺绣、缝纫和计算机操作的课程。协会提供贷款，让她们购买一些开业设备，可以建立一个小的家庭作坊；成立了16个分部，开发出培训模式，以使分部的工作能标准化。接受援助后，每个孩子的平均住院费降低73％，家庭月收入从平均287元增加到419元。协会每年平均为每个家庭花费7285元，仅在第一年就为政府节约了70％的住院费。这笔钱远远超过协会的支出。而这还没有估算到每个家庭得到的职业培训、心理支持等领域的价值。
看《如何改变世界——用商业手段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一书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去想同一个问题的过程：他们怎么做到的？面对着数百万的街头儿童、巨大的贫民窟里缺乏营养不断生病的儿童，以及“a”等贫困生和”d”等富家孩子的升学率差不多，等等等等，所有这些，是无所不在的社会问题，它们折射的是贫穷、疾病、被摧毁被忽略的人生，一个社会最残酷最令人无法直视的黑暗面。怎么入手呢？一个人微小易竭的力量，如何才能帮助到许多人？
这些社会企业家，有道德激情，有改变世界的热情，有几乎永不疲倦的精力，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如何做”，如何推广自己的理念，如何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资源，如何让找你麻烦的人——比如医院、比如警察站到自己这边，这需要大量的沟通。可是它有效。
这样的人，往往不是悲观地站在黑暗深渊之前，袖着手怒骂这个世界没救了。他们不预设立场，相信每一份力量都是有用的。比如，他们相信，公认冷漠、腐败的官僚系统，当你让他们了解你让他们的工作更省心，后者也会支持你。他们更相信人的力量，人类之间沟通的可能性，而不是让自己处在制度的对立面，成为咬牙切齿的斗士。重要的是你要做成什么样的事，而不是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在他们这里，目标的重要性超过了姿态与立场。并且，如果需要行动，他们会立刻撸起袖子和这个肮脏琐碎的世界周旋到底，不到最后，绝不放弃。
在一个普遍冷漠的世界，坐而论道，越来越多的话语和大面积的沉默，会让人感到无力。此种无力感唯有行动可以粉碎。
儿子先天大脑畸形的伊丽莎白·赛凯莱什，无法忍受国家对待残疾人的态度是将其关起来置之不理，她创立的工会联盟里，600多位残疾人和普通人一起工作，有正常收入、娱乐方式。在她的时代，在社会主义的匈牙利，1982年才允许私人创办企业。1986年，私企可从事批发贸易。1989年，在漫长的逐级申请之后，工会联盟终于得到第一笔大资金。在政府不作为与呆滞之地，这位母亲没有止步；一百美元起家的“重生协会”，在三年时间里不断扩大，努力要把该模式纳入公共系统中。薇拉·科代罗一直尝试与政府合作，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但她没有放弃，与决策者的对话尝试，不因对方不回应而停止。尝试对话本身即意义。
“这是我们拥有的能够对抗悲观情绪的良药，”薇拉·科代罗说。
绿妖，作家。微博id：@绿妖绿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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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493 他不是你喜欢的那种人，却是你喜欢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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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皓宸
这个世界上的寂寞单身男女，大多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长得丑，还嫌别人长得丑，一种是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必须得跟你标准相符。总之，爱情这大浪淘沙，让该恋爱的都爱上了，爱不上的就越来越作。
白开水小姐和可乐先生是在七夕节认识的，他们在某交友网站“让我们做一日情侣吧！”的活动页面互相看顺了眼，约在世贸天阶的巨大led下面碰面充当一日情侣。
这两个黄金单身都是奇葩。白开水小姐是个老清新，26岁高龄还喜欢文青那一套，穿的衣服是淘宝几十块一件的素色森女款，爱看封面花里古哨书名十个字以上的爱情小说，微博的关注列表都是那些20岁出头长刘海脸蛋比女孩还俊俏的花美男，待她长发及腰，那些少年娶她真真是极好。可乐先生是一个装x大户，发微博朋友圈的照片必须带上奢侈品包包的边边角角，而那些包，要么是朋友的，要么是淘宝买来的a货。逢人必说自己人际网有多庞大，某某明星是他哥们儿，吹嘘得感觉腰缠万贯，实则兜比脸干净，跟女人吃饭都要对方埋单。
一日情侣的活动页面上，可乐先生传了一张自己穿白衬衣侧脸对着鹿角的文艺照，白开水小姐的则是一张穿着嫩色衬衫靠在朋友mcm包上的自拍，于是碰巧正中双方下怀。但一见面立刻见光死，白开水小姐无法想象照片里那个清新少年如今会穿着一身豹纹外加一双捆着巨大泰迪熊脑袋的鞋，当然可乐先生也无法忍受对面这个满身碎花的素颜路人。
两人别扭地互看对方一分钟，彼此都在琢磨如何开口说“再见好走不送”，等到第17对情侣从他们身边经过后，可乐先生突然开口了，他说，来都来了，别输给他们。
两人彼此不顺眼到什么程度呢，那天他们全程没说过话，上午坐在巴黎贝甜玩手机，下午坐在星巴克继续玩手机。终于熬不住准备走的时候，碰见一对情侣，男的是可乐先生的邻居，女的是白开水小姐的同事，只见那女的抓住白开水小姐的手一个劲嚷嚷“恋爱了不跟我们说”，男生则用一根手指不断地戳可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