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1-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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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简单，隆重。虽然他们都不是正式的教徒，不过范我存倒是经常陪着同学去做礼拜，参加唱诗班。她向卫理公会的牧师提出请求，牧师答应为他们主持婚礼。
9月2日，一对新人在新生南路的卫理公会完成婚礼，并在中山堂摆了15桌喜宴，宾客包括梁实秋、夏济安、蓝星诗社的诗友及余光中的同学。
结婚之为女人一生的分界线，对于范我存来说，应该更是清晰。婚前的娇柔羞赧，在婚后不久就磨练成自信坚强。她住进厦门街一一三巷八号那栋占地一百多坪的日式房子，协助婆婆一同持家。身体素弱的她，在生下长女珊珊后，竟然渐渐强壮起来。从1958年到1965年，七年之间，她生下了五胎（其中惟一的男婴出生后三天不幸早夭），正如余光中早年形容的：
小袋鼠的妈妈，然后是两个三个，以至于一窝雌白鼠的妈妈……她已经向雷诺阿画中的女人看齐了。
（《四月，在古战场》）
范我存回忆当年，经常是门铃、电话铃齐响，她一手挟着孩子，一边先抢接电话，要对方等一下，再奔下玄关去开大门；要不就是在厨房，把孩子放在推车里，忙着做饭。婚后两年婆婆去世，她开始主掌家务，最重大的一件事就是伺候一家人吃饭。余家全盛时期，大小共有八口，食指浩繁，食量惊人，还得兼顾营养可口。这对范我存是一大考验，但渐渐她也从中学到了讲求实际，而婚前的浪漫幻想也得暂放一边。
不过丈夫的文学活动，她始终坚持参与。蓝星诗社的成员把余宅当作总部，众诗人经常进出。后来余光中在师大教书，交游更广，家里又经常有学生来往，再加上公公余超英好客成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厦门街余宅，简直人文荟萃。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为他腾出一片写作空间
其实，余光中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几乎都是女性。女性的温柔，母性的宠爱，影响他至巨。婚前他有母亲，婚后有妻子，然后是四个女儿，八条小辫飞舞。母亲去世后，岳母又搬来和他们同住。他身边的女人都爱他，宠他，敬他，让他，一切以他为中心。
外表娇柔的范我存，也许是深受母亲的影响，其实内心是极有主张的。她兼具传统与现代女性的优点和特质，虽然自己也很有才干，但是婚后完全奉献自我，不但是贤内助，更是贤外助。从内务大臣到外交部长，全由范我存一手担纲。
“她帮我摒挡出一片天地，让我在后方从容写作，我真的很感谢她。”余光中不止一次这样说。
“他忙起来，可以几天关在书房中，对你不理不睬，好像天塌下来都要由我自己去挡。当然刚开始我也不能适应，后来觉得他的创作的确很重要，我们都以他为荣，为他牺牲也就值得了。”范我存就这样从新婚的娇妻，一下子变成了四个女儿和一个丈夫的保姆，最后又成为他们的支柱。如果说，家是跟着女人走的，那么余家一直很幸运，从来不缺贤淑的女人。
从一朵瘦瘦的水仙到今日的雍容自信，范我存始终是余光中的最佳“牵手”。她并未因余光中的成名而丧失自我。她有高度的智慧，恰到好处地掌握了大局，不论余光中的文学天地或私人领域，她都能自信自在地参与。
1957年，重光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凡高传》，同时还出版了代替余光中毕业论文的《老人和大海》。海明威这本杰作后来也出现不同的译本，但是余光中是最早的一位译者。其实余光中非常擅于规划自己的译著，弹无虚发，既然认真做了，当然要令这些作品见到天日。《老人和大海》既充论文，后来又在《大华晚报》上连载，先赚一笔稿费，再交由出版社出书，可谓一鱼数吃。当时余光中已渐成名，出版社也乐于出他的书。
这时，台北的文学风气兴盛，除了现代诗社高唱横的移植，用散文写诗外；蓝星诗社也另立旗帜，主张抒情。另外，痖弦、张默、洛夫也在南部左营创办《创世纪》诗刊，成立“创世纪诗社”，三派形成鼎立；而以台大外文系为主流的另一派青年作家不久也兴起。
当时台大外文系副教授夏济安正主编《文学杂志》，其中新诗部分就委托余光中来集稿。同时蓝星诗社又决定要办一份季刊，由余光中、钟鼎文、覃子豪、夏菁各主编一期，可是不知何故，后来又变成覃子豪一人独编的局面，而且在封面上题上斗大的“覃子豪主编”几个字。覃子豪既然把兴趣转移到《蓝星诗选》季刊，就将《公论报》上的《蓝星》周刊交给余光中。这一年余光中编务繁忙，一直到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秋天，赴美进修，才告一段落。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牌桌上的《文学杂志》
关于《文学杂志》，白先勇在他的《蓦然回首》一文中这样写过：
有一天，在台南一家小书店里，我发觉了封面褪色，灰尘满布的《文学杂志》第一期、第二期，买回去一看，顿时如纶音贯耳，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实在是引导我对西洋文学热爱的桥梁。我作了一项我生命中异常重大的决定：重考大学，专攻文学……
这本文学期刊寿命不过四年，影响力却很深远，因为它在所谓“战斗文艺”的时代，真正孕育了不少重要作家。
吴鲁芹在他的《瞎三话四集》一书中提到：
谈《文学杂志》不谈麻将是无从谈起的，因为《文学杂志》产生在麻将桌上，如果有编辑政策，那也是决定在麻将桌上，到最后关门大吉也是在麻将桌上众谋签同，草草收殓的。从它的胚胎到呱呱落地，以及每月二十日亮相一次的辛苦过程中，伴奏的不是古典音乐，而是洗牌打牌的碎珠落玉盘的声响。
50年代最初几年，夏济安的生活习惯是每隔一星期的周末和刘守宜到崔书琴先生家中打桥牌，到寒舍打麻将，后来他打麻将的兴趣日益浓厚，几乎每星期六下午都来舍下作战了。
吴鲁芹提到的刘守宜是明华书局的老板。夏济安和吴鲁芹常一边打牌一边替刘老板出主意，希望他的书局格局能大一点。他们献了许多计，可是都是纸上谈兵，只有办杂志的事是愈谈愈认真。于是，在牌桌上边打边谈，至少谈了一年以上，终于在1955年下半年，谈出了一个结果，决定出版《文学杂志》，风格追随朱光潜编的《文学杂志》。
《文学杂志》创刊号诞生在1956年9月20日，从创刊号开始，其新诗部分就由余光中主编。刚退伍且新婚的余光中，对这项任务抱持严谨的态度，他可是惟一不打麻将的工作同仁。吴鲁芹这样记述当时的余光中：
从创刊号起，凡是新诗都是送请余光中过目，决定取舍。他那时还是青年，但是为人做事都十分老成持重，毫无某些青年作家的浮躁之气。《文学杂志》每期刊载新诗并不多，编排也十分老实，但是不止一次我见到光中在守宜的客厅中坐候，等人从印刷厂取回新出的一期样本，看了看他负责的新诗栏没什么毛病才放心。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寡言笑，认真，就连坐在那里也是坐得端端正正的人。
《文学杂志》出了几期后，就转移阵地到刘守宜家的防空洞上加盖的危楼。“编辑部”除了两张书桌外别无长物，不过空下的地方正好可以摆两桌麻将，牌桌上的战友，也就是杂志社的撰稿人或工作人员，办杂志打麻将似乎都是求快乐。杂志虽然在文学领域中攻城掠地，却在市场上打了败仗，这种浪漫的文人杂志，终究无法永续经营。《文学杂志》在麻将声中出了48期（1956～1960）后，终于停刊。
余光中也因1958年10月赴美进修，交出了编诗的工作。不过，1959年他回台后，又应邀主编《现代文学》和《文星》的诗稿。
以文会友
1981年，吴鲁芹去世，余光中在痛惜之余，写了《爱弹低调的高手》一文追念，对吴氏当年如何提携
后辈，如何大力支撑《文学杂志》，有一段叙述：
一般人提到台大外文系王文兴、白先勇、欧阳子那班作家辈出，都归因于夏济安的循循善诱……据我所知，如果夏济安是台前人物，吴鲁芹则是有力的幕后功臣。50年代吴氏在台北各大学兼课，但本职是在“美国新闻处”，职位尊于其他中国籍职员……如果不是吴鲁芹去说服“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加锡逐期支持《文学杂志》，该刊可能维持不了那么久，受该刊前驱影响的《现代文学》，也因吴氏赏识，援例得到“美新处”相当的扶掖。
其实，吴鲁芹对台湾文学的贡献还不止如此，余光中又说：
当时的“美新处”还出了一套台湾年轻一代作品的英译本，主其事的也是吴鲁芹，被他挑中的作家和画家，日后的表现大半不凡，也可见他的眼光之准。我英译的那本青涩而单薄的《中国新诗选》也忝在其列。书出之日，还有酒会庆祝，入选诗人包括纪弦、钟鼎文、覃子豪、周梦蝶、夏菁、罗门、蓉子、洛夫、郑愁予、杨牧、痖弦、方思。胡适更以中国新诗元老身份应邀致词……此事也由吴鲁芹促成，暗中把朋友推到亮处，正是他与宋淇共有的美德。
余光中和吴鲁芹结识，真的是典型的以文会友。年轻的余光中，外表虽老成，其实对八股文最讨厌。有一天在《新生报》副刊上读到吴鲁芹的《谈文人无行》，觉得笔锋凌厉，颇有钱鍾书的劲道。大喜之下，写了一篇文章响应，并且迫不及待地打听到作者的本名为吴鸿藻，在“美新处”工作，于是立刻去拜访他。这样主动结交颇不寻常，如果不是非常欣赏，余光中不会如此。
吴鲁芹认识了这位台大外文系的高材生，发现他不但会写诗，还会译诗，就把余光中发表在《学生英语文摘》上的几首译诗寄给宋淇。宋淇正在香港编《美国诗选》，立刻请余光中与他合译。就在这种亦师亦友的鼓舞下，余光中认真地译起诗来，这段因缘，他始终铭感于心。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蓝星一颗颗亮起
《公论报》每周腾出一个版面给《蓝星》，对于50年代现代诗的创作有重大贡献。余光中主编期间，不但出现了许多新秀，而且引来了原属现代诗社的诗人，包括向明、阮囊、吴望尧、叶珊、虹、周梦蝶、袁德星（楚戈）、黄用、张健、金狄（蔡绍班）、痖弦、洛夫、辛
郁、管管等人。有时候，余光中也会把部分作品移到《文学杂志》上去，一时星光灿烂，美不胜收。其中纪弦、覃子豪、痖弦、郑愁予的作品更是普受模仿。
蓝星诗社士气高昂的时期，内部却也出现了纷争。先是因为覃子豪好大喜功，独揽大局，惹得大家不太高兴。后来加入了两位大将：黄用和吴望尧，对于覃子豪的翻译和诗学不甚佩服，而且发现覃子豪在《论现代诗》一类的书中颇有错误。初生之犊的黄用，自恃才学，对前辈欠缺恭谨，加上和他联手的叶珊、洛夫等人，有时让覃子豪下不了台，形成冷战。
1958年夏天，原属现代派的罗门跨社来归，有人笑称他是受蓉子影响而投奔“敌营”。7月1日，蓝星诗社庆祝《蓝星》周刊两百期，在中山堂颁发“蓝星诗奖”给吴望尧、黄用、痖弦、罗门四人，奖座请杨英风设计，由梁实秋颁奖，余光中致词，覃子豪担任主席。当天应邀观礼的人很多，包括《文学杂志》的夏济安和现代诗社的方思，场面热烈，蓝星诗社的诗人都很兴奋。
《蓝星》周刊后来虽然停刊，但是同仁夏菁和吴望尧又再接再厉，在1958年末余光中留美时，创办《蓝星诗页》，后来余光中、罗门、蓉子、王宪阳都接棒主编过一段时期。《蓝星诗页》上出现了一批新秀，包括曹介直、陈东阳、王宪阳、吴宏一、菩提、白浪萍、方艮、方莘、旷中玉、刘延湘、楚风。不过由于笔名盛行，其实有些新名字原是旧人，像胡筠原是虹，汶津原是张健。余光中有次主编女诗人专号，因为来稿不够多，一时戏谑，用“聂敏”的笔名写了一首诗，挑起了周梦蝶等一些男诗人的绮想，纷纷打听聂敏是谁。余光中暗里窃笑：聂敏者，匿名也。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现代诗论战
蓝星诗社培植了一批诗人，早期出版了24种“蓝星诗丛”，后期也出版了十几种“蓝星丛书”，规模之大，超过了当时的其他诗丛，虽然内部渐生龃龉，但是对外又很团结。因为诗社活跃，招来保守派的攻击。首先是苏雪林和覃子豪为了象征主义的解释涉及现代诗的评价，在《自由青年》上展开论战，继之是余光中和言曦为了更广泛的问题，在《中央日报》副刊、《文学杂志》、《文星》之间掀起争辩，引发一场混战。当时捍卫现代诗的有虞君质、夏菁、黄用、吴宏一，攻击现代诗的则是吴怡、高阳、陈慧等人。其间，《创世纪》季刊也曾声援，而最微妙的是，原先的敌人纪弦也在余光中的力促下发表《我的立场》，以示支持。
那场论战延续了好几年，结果是现代诗稳住了阵地，继续蓬勃发展，吸引了更多的年轻读者。经历过激烈的论战后，蓝星诗社也自我调整了步伐，转向积极的大众化。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举办大型的现代诗朗诵会。余光中回忆：“听众一次比一次多，反应一次比一次热烈。”
许多文艺青年都亲历过那样的朗诵会。事隔二十几年，与余光中成为中山大学同事的黄碧端说，1964年3月30日晚上，余光中主办“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现代诗朗诵会”，她也坐在耕莘文教院的礼堂中，聆听众诗人朗诵。陈芳明更以近乎“朝圣”的心情去参与盛会。那晚以台大吉他社社长身份为诗人们伴奏的，就是日后的名作家张系国。
物换星移
1958年，余光中留美期间，覃子豪和黄用、叶珊、洛夫之间的龃龉终于引爆，竟致反目。次年余光中返台，努力挽回覃黄之间的僵局，双方也给足了余光中面子，维持相当礼貌。可是人生聚散自有天定；再次年，黄用和吴望尧先后离台，并告别缪斯；第四年，夏菁也离台了；第五年，覃子豪逝世。其间，连余光中也和覃子豪因种种误会不幸渐行渐远。蓝星的发展史可以覃子豪逝世做为分水岭，到了后期，罗门、蓉子、周梦蝶、向明、
虹、张健等人就成为主力了。
回忆蓝星诗社，余光中仍有无限怀念。提到覃子豪，余光中认为他是一位杰出诗人，对现代诗的贡献也很大，确实是现代诗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当初跟他的合作富有意义，虽然后期双方疏远，但是仍保有许多愉快的回忆。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巨变的一年
1958年是巨变的一年。
母亲孙秀君积劳成疾，在端午节之后住进台大医院。自从嫁入余家以后，她显然没享过福，永远是劳碌。两次逃难，丈夫都不在身边，孤零零一个人带着独子跑遍千山万水！在余光中的回忆里，母亲在油灯下扎鞋底的形影永难磨灭。还有中学时期，每次从朱氏祠堂返校，母亲总是殷殷送别，然后伫立山头，一直守望着孩子走下山去绕过谷底，消失在另一座山后，那“望子石”的姿态也永远留在人子心底。
余超英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