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1-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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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拍完了《凭一张地图》，广电基金又来拍《诗坛巨擘——余光中》。这是“智慧的薪传”系列之一，依照脚本，男主角不但有内景，还要出外景，而且动员了许多配角：范我存、余幼珊、余佩珊、钟玲、黄才郎都上了镜头。
1998年4月12日，香港市政局为了7月举办的“香港文学节”制作专辑，其中有一段是以余光中的诗《珍珠项链》为主题。制作小组专程飞到高雄，拍摄他为范我存佩戴珍珠项链，见多识广、鹣鲽情深的余光中夫妇，在镜头下流露出自然的神情，举手投足之间，颇有明星派头，真所谓自然天成。
余光中久已成为中山大学一景：自从1994年他被聘为讲座教授以来，中山大学为了礼遇大师，划给他专用的停车位，并将永远保留他的研究室。
林基源担任校长任内，就很懂得借重余光中的名望，请他在运动衫和美浓雨伞上题诗，以赠来宾。刘维琪接任校长后，更把诗人当作镇校之宝。企管长才的刘校长特别重视营销，他请出大师作了一系列“商品”，包括：把他的诗句印在磨砂杯、骨瓷杯、铅笔、手提袋、贺年片上面，送给来宾之外，并陈列在“西湾珍品屋”贩卖，赚了不少“外汇”。虽然余光中曾说：“我不喜欢在媒体上晃来晃去。”可是学校需要他促销的时候，他总是义无反顾地配合。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一部分锦心绣口（1）
余光中见过无数大场面，教了几十年的书，演讲更是不计其数，满腹经纶的深厚底子，早就练成绝妙口才，什么场合他都从容应对，不但说话得体，而且隽永幽默。许多场合他都是受欢迎的贵宾，叫座的主角。
余光中的诗文两岸共仰，但是他锦心绣口的一面，却要周围的人才能就近领略。1995年郑愁予获得文艺大奖，请客吃饭，对着横排而分行的菜单，心花怒放，叹道：“菜单如诗歌！”余光中在座，应声答道：“账单如散文！”众客大笑。
文艺大奖颁奖的场合，连“副总统”致词后，轮到召集人余光中上台报告。讲台上花篮太大太高，余光中被花遮住，几乎看不见听众，场面颇窘。场务人员急忙赶来把花移走，余光中却从容笑道：“‘人面不知何处去’，有唐诗为证。我就从崔护的名句开始吧。”引得听众哄堂，连严肃的连战也解颜莞尔。
退而不休
余光中的晚年和美国诗人佛洛斯特着实相似，两人都是诗坛常青树，作品广受欢迎，又深具群众魅力，不论他们说什么，听众总是兴趣浓厚，不论他们走到哪里，总是领尽风骚。因此，他们的晚年仍然忙碌而充实，不得休息。佛洛斯特在《雪夜林畔》一诗中曾说：
林中是迷人，昏黑而深邃，
但是我还要赴许多约会，
还要赶好几哩路才安睡，
还要赶好几哩路才安睡。
香港中文大学同学访高雄，与高雄中山校宝合影。
余光中也一样，每天仍有接不完的电话和信函，来自海内外四面八方各种文化活动的邀约，他要赶赴的约会和佛氏相较，有过之无不及。虽然他在《七十自喻》中说：“再长的江河终必要入海／河口那片三角洲／还要奔波多久才抵达？”可是在《我的缪斯》中又自豪于“岁月愈老，为何缪斯愈年轻？／当众人正准备庆祝／可惊啊我七十岁的生辰／蜡烛之多令蛋糕不胜其负荷／为何我剧跳的诗心／自觉才三十加五呢？”
虽然他即将退休，但是中山大学舍不得他离校，于是由光华文教基金会捐助百万年薪，将这块文学瑰宝保留在西子湾畔，维持校园中“美丽的一景”。
附：
浪子回头
鼓浪屿鼓浪而去的浪子
清明节终于有岸可回头
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
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
一百六十浬这海峡，为何
渡了近半个世纪才到家？
当年过海是三人同渡
今日着陆是一人独飞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一穴双墓，早已安息在台岛
只剩我，一把怀古的黑伞
撑着清明寒雨的霏霏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一部分锦心绣口（2）
不能去坟头上香祭告
说，一道海峡像一刀海峡
四十六年成一割，而波分两岸
旗飘二色，字有繁简
书有横直，各有各的气节
不变的仍是廿四个节气
布谷鸟啼，两岸是一样的咕咕
木棉花开，两岸是一样的艳艳
一切仍依照神农的历书
无论在海岛或大陆，春雨绵绵
在杜牧以后或杜牧以前
一样都沾湿钱纸与香灰
浪子已老了，唯山河不变
沧海不枯，五老的花岗石不烂
母校的钟声悠悠不断，隔着
一排相思树淡淡的雨雾
从四十年代的尽头传来
恍惚在唤我，逃学的旧生
骑着当日年少的跑车
去白墙红瓦的囊萤楼上课
一阵掌声劈拍，把我在前排
从钟声的催眠术里惊醒
主席的介绍词刚结束
几百双年轻的美目，我的听众
也是我隔代的学妹和学弟
都炯炯向我聚焦，只等
迟归的校友，新到的贵宾
上台讲他的学术报告
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５日
民歌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从青海到黄海
风也听见
沙也听见
如果黄河冻成了冰河
还有长江最最母性的鼻音
从高原到平原
鱼也听见
龙也听见
如果长江冻成了冰河
还有我，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
从早潮到晚潮
醒也听见
梦也听见
有一天我的血也结冰
还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
从A型到O型
哭也听见
笑也听见
1971年12月18日
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1972年1月21日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注定做南方的诗人
如果说逃难的岁月是颠沛流离，那么寄居香港的一年恐怕就是最黯淡苦闷的一章。几乎整整一年，余光中蜗居在一间窄小的屋里，只要一走动就会人碰人，肩擦肩，再加上失学的寂寞，他无法写出一篇文章、一首诗。
崎岖的大学之路，余光中想进北大不成，与金陵大学也只有一年半的缘分，转往厦门大学却只读了一学期，又因战火来到香港。在香港失学一年，差点连厦门大学的学历证明都拿不到。
1950年6月，余光中随母亲自港来台。9月，余光中正式考进了台大外文系三年级。开学不久，校方认为学生分子复杂，还特别举办一场宣誓大会，但饱经风霜的大陆来台学生完全不予理会，来个集体缺席，余光中也是其中一位。因为他的姓氏笔画最少，校方不久张贴一张记过布告：“查余光中等……若干名，各记小过一次。”这大概是诗人求学生涯中惟一的不良纪录了。
外文系的自由气氛很适合余光中，加上生活逐渐安定下来，他便重拾搁置了一年的笔，开始向文坛进军。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亲炙梁实秋
台大三年级那年，同班同学蔡绍班（也是金陵大学的同班同学）自告奋勇把余光中的一叠诗稿拿去给梁实秋看。没想到不久，余光中竟收到梁实秋的亲笔信，信中对他的作品鼓励有加，不过也指出“师承囿于浪漫主义，不妨拓宽视野，多读一些现代诗，例如哈代、浩斯曼、叶慈等人的作品”云云。
接到大师来信，余光中喜出望外，至今他还记得，梁实秋的信是用钢笔写在八行纸上，字大而圆，而且写满了两张。过了几天，在蔡绍班的陪同下，余光中前往德惠街一号梁府拜访，自此展开了一段深厚的师生情谊。
台大时期的余光中，已难掩锋芒，经常向《中央日报》、《新生报》投稿。当时中副主编是耿修业（笔名茹茵），几乎每个月都会采用余光中一两首诗，见报率很高。当年的中副可是最热门的副刊，乃作家必争之地，谁在中副能够立足，谁就会成名。勤奋投稿的结果，余光中不但声名鹊起，而且很快就能结集出书了。
第一本处女作《舟子的悲歌》要问世，余光中当然不会放过请大师为他写序的良机，他向大师提出请求，拗不过弟子的纠缠，梁实秋终于首肯。
那是1952年，余光中大四下学期，即将毕业了。处女作出版的前一天晚上，余光中兴奋得终宵失眠，幻想着第二天那本诗集如何轰动文坛，如何再版，如何像拜伦那样传奇式的成名。不过，梁实秋却不那么乐观。先前余光中去拜访，也请教过该印多少本的问题。梁实秋预计：“顶多销个三百本，我看你就印五百本好了。”结果弟子硬是不听话，印了一千本。虽然《舟子的悲歌》并未如他幻想的那样轰动文坛，却也在半年内销售了三百四十多册。之后，余光中因为毕业诸多事宜，没有继续委托书店销售。不过两年后，剩余的书也全卖光了。
余光中常回想当年的自己，不知天高地厚，纠缠梁实秋写序在先，不满序言竟是一首三段格律诗在后。私下不满也就罢了，竟然还毛毛躁躁重登师门，对梁实秋抱怨道：“您的诗，似乎没有特别针对我的集子写嘛！”梁实秋听了，也不生气，淡淡一笑说：“那就别用得了，书出之后再给你写评吧。”日后，深受为人作序之苦的余光中回想起老师的宽厚，不禁笑说：“如果换成我，恐怕没那么好涵养，早就把顽徒轰出门去了！”
量大而重诺的梁实秋，后来果然为余光中写了篇书评，文长一千字，结论中有这样的句子：
作者是一位年轻人，他的艺术并不年轻，短短的《后记》透露出一点点写作的经过。他有旧诗的根柢，然后得到英诗的启发，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条发展路线。我们写新诗，用的是中国文字，旧诗的技巧是一份必不可少的文学遗产，同时新诗是一个突然出生的东西，无依无靠，没有轨迹可寻，外国诗正是一个最好的借镜。
余光中日后的文路，的确是遵循梁实秋所提示的上承传统、旁汲西洋。日后年轻诗人经常出入德惠街一号梁府，在师门结识了众多文友。梁实秋是位美食家，擅品酒肴。余光中早年有一首诗《饮一八四二年葡萄酒》，就是在梁老师劝诱下浅酌半杯后，飘飘然回到家里所写。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受教名师门下
其实，为《舟子的悲歌》写第一篇书评的人是历史学家许倬云。他以“卓人”的笔名，写了《〈舟子的悲歌〉读后》，盛赞这本诗集“是台大的光荣”、“是一本兼融旧诗与西洋诗的新诗集”。当时许倬云和於梨华同班（比余光中低一班），也热中写诗，读了余光中的诗集，热情洋溢地为他写书评，并发表在《公论报》上。对于写作生涯中这第一篇书评，余光中一直感念不忘。
《舟子的悲歌》出版后，余光中分呈给每一位老师讨教。所有的老师都回信了，赵丽莲的信是用英文写的，黎烈文逐首批评，余光中得到热烈的鼓励。
在台大两年，余光中受教过的名师不少，其中有几位令他印象特别深刻。
曾约农、黎烈文、赵丽莲、吴炳钟都教过余光中。曾约农是曾国藩之后，教古典文学，余光中的毕业论文由他指导，他作风相当开明，准许余光中以译书《老人和大海》（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代替毕业论文。
“赵丽莲教我们《圣经》，声音很悦耳。”余光中回忆当年，“才五十出头，健美的体态依然生动，令人不由得联想起‘教我如何不想她’的美丽传闻。”赵丽莲教余光中《西洋文学概论》，有一学期的课本是《圣经》，赵老师每每要学生轮流朗读，并随时纠正发音。“她的声音婉转而清畅，英语说得流利动听，对我们的听觉是一大安慰。”
另外一位生动的老师吴炳钟，当时是新进讲师，翩翩少年。不过论起学识与口才，都令一班学生心服口服。尤其是在赵丽莲面前，吴炳钟也敢调侃前辈，潇洒不羁，风格独特。吴炳钟当时教翻译，他也是当时台湾岛内口译的第一把交椅，经常担任蒋介石的翻译。他年纪也只比余光中大上六七岁，所以不像师生，倒像兄弟。吴炳钟收入颇丰，常领着学生玩，“他花样多，非常会玩”。当时吴炳钟在赵丽莲主编的《学生英语文摘》上主持一个翻译专栏。有一次举办了一场翻译比赛，余光中得到冠军。受到吴炳钟推荐，余光中也在《学生英语文摘》上负责一个英诗译注专栏，这是余光中一生翻译事业的开端。
1952年夏天，余光中台大毕业。那年正是大专生受军训的第一年，一般大专生都要集中在凤山受训一年，不过外文程度高的毕业生可以参加翻译官考试。余光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联勤陆海空军”编译人员训练班，受训半年，当上了少尉编译官。从此每日进出“总统府”，达三年之久。
服役的日子苦闷，余光中更需要呼吸新鲜的文学空气。当时正值现代诗大张旗鼓，以纪弦为首的现代诗社，口号很响，从者甚众，几乎有三分之二的诗人拥护追随。现代派的口号是“移植西洋的现代诗到中国的土壤上来”，也就是打倒抒情诗，以主知为创作的原则。这种“横的移植”理论，余光中很不以为然。一股反对的力量，开始酝酿。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蓝星诗社诞生
1954年一个初春的晚上，在诗人夏菁的寓所有一次聚餐，参加的人包括覃子豪、钟鼎文、邓禹平、余光中。先前，覃子豪和钟鼎文就去厦门街看过余光中，透露另组诗社的意思。当晚的聚餐，当然不是单纯的吃饭。在餐桌上，众人商定，要成立一个不拘形式的诗社，也就是不选社长、不设组织章程、不宣扬任何主义，但是反对现代派“横的移植”的主张。
当时大家年轻气盛，干劲十足，还决定出版诗刊，编辑工作则由大家轮流负责，每人主编一期。从初春的那个晚上开始，几个人就一直苦思着诗社的名字。一直到夏季的某日，几个人像往常一样，聚在中山堂的露天茶座，一边喝茶，一边谈诗，并传阅彼此的作品。覃子豪忽然说：“就叫蓝星如何？”大家都觉得不错，也未加推敲，就一致通过了。
接下来是出版诗刊。当初在夏菁家决定的轮编制，显然经不起考验，于是又由覃子豪去张罗。不久传来好消息，《公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