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专题史话-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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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有诸路买卖，云屯雾集”；“年例北京大张灯火，庆贺元宵，与民同乐，
全似东京（今开封）体例。”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
中也有着这样的记载：“大名故时黄河流经其间，江淮闽蜀之货，往往远者
万里，近者数千里，各辐辏〔fú…còu，聚集〕至。。。”这都说明当时大名
城的繁华是盛极一时的。可是一旦黄河改道南徙〔xǐ，迁移〕后，它的地位
就被位于运河上的临清所代替。另外，还可以从清江浦（今江苏淮阴）的发
展得到一个反证。这座城市在清朝顺治年间只有居民三万一千多人，但由于
运河的恢复通航，经过一百多年，到乾隆四十年（1775 年），这里的人口便
迅速增加到五十四万。
随着城市的增多和城市本身的不断扩大，城市工商业的日益发展和人口
的集中，城市，特别是作为每个朝代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京城，对于粮
食的需要量迅速增加，如何有效地运送粮食供应京城的需要，便成为当时一
项重要的任务。在火车、汽车、轮船等近代化运输工具出现以前，运输工具
不外车（指人力车、畜力车）马（包括骡、驴、牛、骆驼等）船（木帆船）
三种。就这三种运输工具比较，拿运粮为例：人担马驮，不过百多斤或几百
斤；畜力车也只能载运千余斤或几千斤，再加上人马消耗，很不利于远程运
输。一只中型的木帆船，却能装载万斤或几万斤，大型的更可装载十多万斤
到几十万斤。因此，凡是有水路可通的，当然主要依赖木帆船了。这可以说
是漕运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客观根源。
正因为我国的河流众多，具备着发展水上运输的优越条件，所以远在公
元前二千二百多年，就已出现了船只制造的事迹。
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船只的利用已经相当广泛了，特别
是位于现在江苏、浙江一带地区的吴国和越国，都已经有了专门造船的工场，
叫做“船宫”；工场里有造船的专业工人，叫做“木客”。
在水道交通方面，当时已有了人工水道，如黄河和济、汝、淮、泗诸水
之间有鸿沟沟通；长江和淮、济、沂诸水之间有邗〔hán〕沟贯穿着。
秦汉时代，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局面，不仅水上交通更加便利，而且在船
只的制造技术上也有了重大进步。那时的船已包括供人乘用和进行物资运输
的官船和民船，专门从事军事活动的战船，专门捕鱼的渔船等。因此，在船
的制造上也已经能够根据不同用途，造出各种不同类型的船，例如供民间运
输用的有扁舟、轻舟、舲〔líng〕船，作战用的有戈船、楼船、桥舡〔xiāng〕
等。
隋唐时代，由于结束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水上交通又有了进一步的发
展，在船的制造上已经出现结构精密的大型木船。据史书记载，隋炀帝游江
都（今江苏扬州）时所乘的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船共分四层，上
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房；中二层共有一百二十个房间。皇后所乘的叫翔
螭〔chī〕舟（螭是雌龙的意思），比龙舟稍小一些，但结构与龙舟相同。其
它随行官员和侍卫人员、宫娥彩女等，分别乘各种类型的船数千艘。这足以
说明，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我国的造船技术已经相当发达。
唐时，李臯〔gāo〕发明了利用车轮代替橹桨划行的车船。宋朝更有了长
三十六丈，宽四丈一尺，高七丈二尺的大型战船。
明朝初年，航海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更长更宽的大海船。例如
永乐年间（1403 至1424 年）航海家郑和率领的航海船队的船只，大的长四
十四丈四尺，阔十八丈；中型的长三十七丈，阔十五丈。那时的造船工业也
大大发展起来，南京的龙江，太仓的刘家港，都是当时的主要造船基地。其
它江苏的清江、仪征，山东的临清、登州，河北的直沽（今天津北），辽东
的金州（今辽宁金县）、海州（今辽宁海城县），广东的广州、潮州，福建
的福州、泉州、漳州等，都有了造船工场；规模大的船场，拥有数百名造船
工人。有些船场，如江苏仪征的造船场，在一年内就能造船二百三十多只。
专门运输粮食的漕运船，也随着整个造船工艺的进步而不断改进，例如
在明朝，通过海道运粮，多用一种叫做遮洋船的海船，而内河运粮则多用浅
船。遮洋船的建造，由官府制订规格，装备也有统一规定。例如装载五百石
粮的遮洋船的规格是：底长六丈，头长一丈一尺，梢长一丈一尺，底阔一丈
一尺，底梢阔六尺，底头阔七尺五寸；每船还规定配备大桅、头桅各一，索
缆六副、橹四枝、舵一扇、铁锚一只。浅船以解放后从山东梁山县贾庄的水
洼里挖掘出来的一只为例，该船是明洪武五年（1372 年）制成的，船身是用
楠木建成，长为五丈一尺，宽一丈，高约五尺，全船分为十三个舱。
清朝海上运粮多用平底沙船或浙江蛋船、三不象船，大的可载粮二、三
千石，造价竟需银一万两左右。内河运粮仍多用浅水木船。
三、漕运干线——大运河
谈到漕运，就要谈到被称为“运粮河”的大运河。大运河是我国历史上
的漕运干线，它在我国漕粮运输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这条贯通四省的南北大运河，是什么时候和由谁开发的呢？根据历史记
载，最早开凿的一段是邗沟。那是两千四百多年以前，周敬王三十四年（公
元前486 年），吴王夫差为了进攻齐国，征调大批军民，在现在的扬州（当
时叫邗城）附近开凿的。它贯通了淮河和长江。此后，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
不断开发、整治和展长，才逐渐形成今日南北大运河的规模。从吴王夫差开
凿邗沟以后，对大运河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共有两次，一次是在隋朝，另一次
是在元朝。
隋炀帝大业（公元605 至617 年）年间，前后三次大规模开发运河。第
一次是在605 年开通济渠和邗沟。开发通济渠，使洛水、黄河、汴河、泗水
与淮河相通。整治邗沟，使淮河与长江连接。这段运河，主要是为了隋炀帝
杨广本人游江都时行驶龙舟而开发的，因此又名御河。通济渠与邗沟开成后，
从隋朝的东都洛阳可以直达江都，畅通无阻。第二次是在608 年开永济渠，
使黄河北连沁〔qìn〕水，再东合清、漳、淇、洹〔huán〕诸水，到天津会白
河入海；另外还可通到涿郡（今河北省涿县）。第三次是在610 年开发京口
到余杭（今浙江杭州）长八百多里的江南河。由于连续三次对运河的开发与
整治，使我国中部和东部的各大河系：海河①、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以
及许许多多小河支流都纵横连接，大大便利了我国的水上交通。
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为了加强对南方地区的军事控制，特别是为
了从富庶的江南地区取得粮食，陆续对大都到杭州的这条大运河进行了多次
开发和整治，其中重点地开凿了北京到通县的一段、通县到直沽的一段以及
山东境内的运河。这样一来，由于连年内战而长久淤塞不通的大运河，又恢
复了全线通航，承担起每年以百万石计的漕粮运输任务。
隋朝和元朝对大运河的整治开发，当然是为了更便于对人民进行军事统
治，为了运兵运粮进行战争，为了加强对人民财富特别是粮食的掠夺，以及
为了封建帝王个人的游乐；但在客观上，却大大便利了水上交通，促进了生
产的发展和物资交流。正如唐朝诗人李敬方所写的“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
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这几句诗的大意是说：
汴水与淮河相通，好处很多，但对民生也有害处；通过这条河，剥夺了东南
广大地区多少人民的财富呵。这首诗说明，运河是封建帝王为了吸取民脂民
膏而开发的吸血管；但运河的通航，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对于物资交流和文
化交流，对于促进沿河城市的经济繁荣，也有很多好处。就漕粮运输来说，
通过水道，比旱路来得经济，而且运输量也大，可以节省很多人力、畜力。
这条人工开发的南北大运河，一直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是漕运的
主要干线。一千多年来，通过大运河运输的粮食以及其它物资，不知有多少。
1855 年，黄河改道北徙，山东境内的运河水源发生困难后，这条大运河逐段
淤塞，不能通航，渐渐变成了一条死河。
运河淤塞后，腐败的清朝政府和以后的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都曾嚷
叫过要整治运河，但都不过是为了骗骗人民和趁机舞弊发横财罢了。光绪十
二年（1886 年），山东巡抚张曜〔yào〕曾经用高价聘请了一位英国工程师
摩利生来中国整治运河，但毫无结果。1918 年，北洋军阀段琪瑞掌权，为了
欺骗人民，也嚷着要根治运河，并特地用高价聘请了美国工程师费礼门、李
伯来、卫根等来中国鬼混了两三年。他们以“治运”名义，趁机和美国广益
公司订立借款合同，结果连测量表、工程计划表也没发表，白白浪费掉八十
五万美元了事。直到全国解放后，大运河回到了人民的手里，才开始获得了
新生。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有关部门已提出了整治运
河的宏伟规划，并且已经开始进行这项艰巨的工作。根据整治规划，不但要
①。。 河北境内的白河、大清河、子牙河、卫河、运河五条大河在天津汇合，从天津三叉口以下到海的一
段，名叫海河。
拓宽某些过于狭窄的河面，而且还将裁直许多弯曲的河道，并加固河堤。将
来京杭大运河恢复通航后，在这条古老的河道上行驶的，将是各种新型的客
货班轮，用这些近代化的运输工具，代替那千多年来一直行驶在这条河道上
的漕船。
四、唐宋时代的漕运
前面曾经讲过，隋朝对运河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开发整治，使我国中部
东部的五大水系：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通过人工河道而连接起
来，不但大大便利了水上交通，而且为隋朝以后的漕粮运输创造了有利条件。
所以到继隋统治中国的唐朝（公元618—907 年），漕运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唐时建都长安，漕运干线主要由东往西，就是由扬州经淮河、汴河、黄
河、洛水等河系而转往长安的这一段水道。远在隋文帝开皇三年（583 年），
隋朝政府就先后在今河南、陕西等地的卫、洛、陕、华等州，设置黎阳（今
河南濬县东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常平（今河南陕县附近）、广通
（今陕西华县附近）等仓，储存河北、山西、山东等地运转来的粮食。隋灭
陈后，取得了盛产稻米的江浙地区，从此京城长安的粮食，大部由江淮输送，
水路运输更趋发达。唐朝继承了隋朝的统治后，漕运线路基本未变。因为那
时对漕粮的运输是采取“接运”的方法，在黄河通汴河之口，设武牢仓（今
河南荥〔xíng〕阳县西北），又在巩县东北设洛口仓，江南船不入黄河，黄
河船不入洛水，而分别由各该河系的船只分段接运，所以唐初的漕粮年运输
量，仍不过二十万石。如遇水位跌落，船只不能畅通时，则将粮食储入仓内，
以待水涨船通时再装船西运。到了唐高宗以后，洛阳以东才改为“直运”，
即规定江南漕船于每年二月到扬州集中，四月经由淮河进入汴河，六、七月
到达河口（黄河通汴河的进口），这时正逢黄河涨水季节，须等到八、九月
黄河水落后，船只才能转入洛水运达洛阳的含嘉仓。这样，一次漕运需时半
载。洛阳以西，因有三门峡的险要地形，船只上驶困难，则改用陆运。因此，
当时的漕粮年运量仍只有一百万石左右。但是，当时的长安城，却已经是一
个拥有一百万左右人口的大都市了，关中（指今陕西省）地区又时常发生天
灾，农产品是不足供应长安城帝王、官吏和军队的需要的。如何克服粮食供
应的困难，曾引起唐朝统治者的极大重视。据说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等
多次“巡幸”东都洛阳（武则天曾长期居留洛阳），除去另有政治、军事的
原因，或者是为了狩猎、游乐外，还包含有东去就食的目的。根据历史记载，
在唐中宗景龙三年（709 年）关中地区遭遇大灾，文武大臣曾建议中宗迁都
洛阳。中宗坚持不肯，但大臣们还是一再请求。中宗气愤地说：“岂有逐粮
天子耶？”意思是说：哪有为了就食而迁都的皇帝啊！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 年）一月，陕郡太守李齐物开凿了三门峡附近的
开元新河，运输比较畅通，以后漕运量逐年增长，年运量最高达四百万石。
但是这种局面不过维持了十多年，到天宝十四年（755 年）安史之乱①后，由
于烽火连年，洛阳一带甚至东到汴州（今河南开封）、徐州，北到安阳、新
乡出现了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悲惨景象。国都长安城的宫殿、官署、佛寺
①。。 公元755— 761 年，大军阀安禄山、史思明为夺取封建政权发动的叛乱。
和民房也被烧去十分之七八。整个关中地区田地荒芜，十室九空。由于战争
的影响，不但农业生产受到破坏，漕粮运输也不能正常进行。即使运到一点，
费用也高得惊人，当时曾有一斗钱才运一斗粮的说法。不要说军需民食十分
缺乏，就是皇室贵族的粮食供应也很困难。例如唐德宗时，太仓（皇室仓库）
的存粮，曾经出现不足十天食用的紧张状况。宰相韩滉〔huàng〕由外地运到
粮食三万斛，连唐德宗都感激地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公元907 年，唐朝灭亡。接着出现的是“五代十国”的割据时期。在这
个时期，由于战争的摧残，农业生产还是十分萧条的。但在后周时，这种情
况开始有所转变。周世宗对于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比较重视，他曾经征调数
万民工疏浚了汴河、蔡河、五丈河等，借此便利漕运。在他的奖励下，农业
生产也开始有所恢复，这为公元960 年建立的宋朝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北宋建都开封。从地理位置说，这个都城更接近了当时盛产粮米的地区，
并缩短了漕运的路线。北宋政府，根据“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精神，对
当时首富地区江浙（相当于现在江苏省南部和浙江全省）的水利，进行了大
规模的建设。先后建成捍海堰、江南海堰、钱塘江堤等，使江浙地区的农业
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宋初还采取了许多奖励农业，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
并且鼓励农民垦荒。宋太宗末年，全国垦田三百一十二万顷；宋真宗末年，
全国垦田增至五百二十四万顷。这些都大大有助于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此外，
宋朝的造船事业也是比较发达的，在北方的东京相州（今河南安阳）等地都
设有官办的造船场——船务、船坊；在南方的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
温州、广州等地，也都设有这类官营船场。民间的造船业也很发达，有些船
场具有很大的造船能力，如浙江处州（今丽水县）的造船场，在真宗天禧五
年（1021 年）就曾奉命承造船只六百零五艘。当时的大型海船，有的可载客
五六百名，载货二千斛，船上设有罗盘针等导航设备，造船事业和造船技术
的进步便可见一斑了。
农业的发展、水利的开发和造船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