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杂谈-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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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我却是想革命，愿意为革命献出一切，而终于没有能参加实际的
革命活动。但是我们两个都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这一点是最重要
的。所以我会写出杜大心这个人物来。要是我走了另一条道路，也许我
就不会写小说，至少我不会写出像《灭亡》这样的作品。有些细心的读
者，只要读过几本我的作品，很可能注意到我一直在追求什么东西。我
自己也说过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号。事实上我缺少一种能
够消灭我的矛盾的东西。我不断地追求，却始终没有得到。我今天无法
再讳言我的思想的局限性。我在写《灭亡》以前和以后常常称自己为“无
政府主义者”。有时候我也说我是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因为克鲁泡
特金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不赞成个人主义。但是我更喜欢说我有我的
“无政府主义”，因为过去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严密的“无政府主义者”
的组织。在所谓“无政府主义者”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派别，几乎各人有
各人的“无政府主义”。这些人很不容易认真地在一起合作，虽然他们
最后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大同世
界。其实怎样从现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一派的“无政府主义
者”都没有具体的办法，多数的“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就没有去研究这
样的办法。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真正了解无产
阶级专政的具体内容。有少数人也承认阶级斗争，但也只是少数，而且
连他们也害怕听“专政”的字眼。我讲的是那一个时期西欧的“无政府
主义”的情况，因为我过去接触到的，过去受过影响的都是这些外国的
东西。我接受了它们，却不曾消化，另外我还保留而且发展了我自己的
东西。这两者常常互相执制，有时它们甚至在我脑子里进行斗争。所以
我的矛盾越来越多，越无法解决。我坦白地承认我的作品里总有一点外
国“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是我写作时常常违反这个“无政府主义”。
我自己说过：“我是一个中国人。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
看事情，发议论。”而且说实话，我所喜欢的和使我受到更大影响的与
其说是思想，不如说是人。凡是为多数人的利益贡献出自己一切的革命
者都容易得到我的敬爱。我写《灭亡》之前读过一些欧美“无政府主义
者”或巴黎公社革命者的自传或传记，例如克鲁泡特金的《自传》；我
也读过更多的关于俄国十二月党人和19 世纪60—70 年代俄国民粹派或
别的革命者的书，例如《牛虻》作者丽莲·伏尼契的朋友斯捷普尼雅克
的《地下的俄罗斯》和小说《安德列依·科茹霍夫》，以及妃格念尔的
《回忆录》。我还读过赫尔岑的《往事与回忆》，读了这许多人的充满
热情的文字，我开始懂得怎样表达自己的感情。在《灭亡》里面斯捷普
尼雅克的影响是突出的，虽然科茹霍夫①和杜大心并不是一类的人。而且
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说高出我的《灭亡》若干倍。我记得斯捷普尼雅克的
小说里也有“告别”的一章，描写科茹霍夫在刺杀沙皇之前向他的爱人
（不是妻子）告别的情景。
《灭亡》里面的人物并不多。除了杜大心，就应该提到李静淑和她
的哥哥李冷，还有张为群和别的几个人。所有这些人全是虚构的。我为
了发泄自己的感情，倾吐自己的爱憎，编造了这样的几个人。自然我在
生活里也或多或少地看见过这些人的影子，至少是他们的服装和外形。
像王秉钧那样的国民党右派我倒见过两三个。他们过去也曾自称为“无
政府主义者”，后来却换上招牌做了反动的官僚，我带着极大的厌恶描
写了这样的人。“杀头的盛典”我没有参加过。但是我十几岁的时候见
过绑赴刑场的犯人和挂在电杆上示众的人头。我也听见人有声有色地谈
起刽子手杀人的情形。《革命党被捕》和《八日》两章多少有些根据。
我去法国之前住在上海旧法租界马浪路一个弄堂里。我和两个朋友同住
在三楼的前后楼。房东可能是旧政客或者旧军人，他和几个朋友正在找
出路，准备招兵买马，迎接快要打到上海来的北伐军。不知道怎样，有
一天他的一个姓张的部下在华界被孙传芳的人捉去了，据说是去南市刻
字店取什么司令的关防，给便衣侦探抓去的。他的妻子到房东家来过一
两次，她是一个善良的年轻女人。她流着泪讲过一番话。后来房东一家
人全躲到别处去了，只留下一位老太太看家。不久我就在报上看到那位
张先生被杀头的消息，接着又听说他在牢里托人带话给房东：他受了刑，
并未供出同谋，要房东以后照顾他的妻子兄弟。过两天我就上船去马赛
①
科茹霍夫，C。M。Стеиняк…Кравченский（1851—1895）著长篇小说：“АнцрейКожухов”中的男主人公。
了。两三个月以后我偶然在巴黎的中法联谊会或者这一类的地方看到几
张《申报》，在报上又发现那房东的一个朋友也被孙传芳捉住杀头示众
了。孙传芳退出上海之前不知道砍了多少人的头。要不是接连地看到杀
头的消息，我也不会想到写《杀头的盛典》。那位张先生的砍头帮助我
描写了张为群的英勇的牺牲和悲惨的死亡。
关于李静淑我讲得很少，因为她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我只见过她
的外形、服装和动作。我指的是一个朋友的新婚的太太。我创造李静淑
出来给我解决爱与憎的问题。结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曾经同一
位年纪较大的朋友辩论过这个问题，《最后的爱》一章中李静淑讲的一
段话，就是根据他的来信写成的。
关于《灭亡》我已经讲了不少的话。我谈创作的过程谈得多，谈人
物谈得少。我在前面说过我创造人物来发泄我的感情，解决我的问题，
暴露我的灵魂。那么我在小说里主要地想说明什么呢？不用说，我集中
全力攻击的目标就是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我所期待的就是：革命早日
到来。贯穿全书的响亮的呼声就是这样一句话：“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
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所以《灭亡》并不是一本
悲观的书，绝望的书。不管我自己思想的局限性有多大，作品的缺点有
多少，《灭亡》决不是一本虚无主义的小说，否定一切的小说，也不是
恐怖主义的小说。
《灭亡》这个书名有双重的意义。除了控诉、攻击和诅咒外，还有
歌颂。《灭亡》歌颂了革命者为理想英勇牺牲的献身精神。书名是从过
去印在小说扉页上的主题诗（或者歌词）来的。这八句关于“最先起来
反抗压迫的人”的诗决非表现“革命也灭亡，不革命也灭亡”的虚无悲
观的思想。唯一的证据就是：这八句诗并非我的创作，它们是我根据俄
国诗人雷列叶夫①的几句诗改译成的。雷列叶夫的确说过“我知道：灭亡
（погибелъ）等待着第一个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的人。②而
且他自己就因为“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领导十二月党人的起义，
死在尼古拉一世的绞刑架上。他是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愿灭亡的
英雄。我这几句改译的诗不仅歌颂了17 世纪俄国农民革命的领袖哥萨克
英雄拉辛，也歌颂了为俄国民主革命英勇战斗的十二月党人，也歌颂了
一切“起来反抗压迫的人”，一切的革命者。
1958年 3月 20日
“青春是美丽的东西”
——谈《家》
有许多小说家喜欢把自己要对读者讲的话完全放在作品里面，但也
有一些人愿意在作品以外发表意见。我大概属于后者。在我的每一部长
篇小说或者短篇小说集中都有我自己写的《序》或者《跋》。有些偏爱
我的读者并不讨厌我的唠叨。有些关心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的人甚至好心
地写信来探询他们的下落。就拿这部我在二十六年前写的《家》来说罢，
①
雷列叶夫（К。Φ。рьшеев，1759—1826），十二月党五烈士之一，被沙皇尼古拉一世处绞刑。
② 见雷列叶夫著叙事诗“Найливайко”第八篇《纳里瓦依科的自白》。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57 年7 月《收获》第一期，发表时题为《和读者谈谈〈家〉》。
今天还有读者来信要我介绍他们跟书中人通信，他们要知道书中人能够
活到现在、看见新中国的光明才放心。二十六年来读者们常常来信指出
书中的觉慧就是作者，我反复解释都没有用，昨天我还接到这样的来信。
主要的原因是读者们希望这个人活在他们中间，跟他们同享今天的幸
福。
读者的好心使我感动，但也使我痛苦。我并不为觉慧惋惜，我知道
有多少“觉慧”活到现在，而且热情地为新中国的建设在努力工作。然
而觉新不能见到今天的阳光，不能使他的年轻的生命发出一点光和热，
却是一个使我非常痛心的事，因为觉新不仅是书中人，他还是一个真实
的人，他就是我的大哥。二十六年前我在上海写《家》，刚写到第六章，
报告他去世的电报就来了。读者可以想象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完这本
小说的。
我很早就声明过，我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不是为了做作家才写
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我也说过：“书中人物都是我所
爱过和我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的
确，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
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
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
心灵激动过的一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
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
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我有过觉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姐
（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说的话：
“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罢。”一直到我在1931 年年底写完了《家》，
我对于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愤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所以我在
1937 年写的一篇《代序》中大胆地说：“我要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
的laccuse（我控诉）。”我还说，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溃的这个信念
鼓舞我写这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这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
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
之后还有两个续篇：《春》和《秋》。
我可以说，我熟悉我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因为我在那样的家庭里
度过了我最初的十九年的岁月，那些人都是我当时朝夕相见的，也是我
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然而我并不是写我自己家庭的历史，我写了一般
的官僚地主家庭的历史。川西盆地的成都当时正是这种封建家庭聚集的
城市。在这一种家庭中长一辈是前清的官员，下一辈靠父亲或祖父的财
产过奢侈、闲懒的生活，年轻的一代却想冲出这种“象牙的监牢”。在
大小军阀割据、小规模战争时起时停的局面下，长一辈的人希望清朝复
辟；下一辈不是“关起门做皇帝”，就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年轻的
一代却立誓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造新的生活，他们甚至有“为祖先赎罪”
的想法。今天长一辈的已经死了，下一辈的连维持自己生活的能力也没
有，年轻的一代中有的为中国革命流尽了自己的鲜血，有的作了建设新
中国的工作者。然而在1920 年到1921 年（这就是《家》的年代），虽
然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爱国热潮使多数中国青年的血沸腾，可是在高
家仍然是祖父统治整个家庭的时代。高老太爷是我的祖父，也是我们一
些亲戚朋友的家庭中的祖父。经济权捏在他手里，他每年收入那么多的
田租，可以养活整整一大家人，所以整整一大家人都得听他的话。他认
为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想不到年轻人会有灵魂。他靠田租吃饭，却
连佃户们怎样生活也弄不清楚。甚至在军阀横征暴敛、一年征几年粮税
的时候，他的收入还可以使整个家过得富裕、舒服。他相信这个家是万
世不败的。他以为他的儿子们会学他的榜样，他的孙子们会走他的道路。
他并不知道他的钱只会促使儿子们灵魂的堕落，他的专制只会把孙子们
逼上革命的路。他更不知道是他自己亲手在给这个家庭挖坟。他创造了
这份家业，他又来毁坏这个家业。他至多也就只做到四世同堂的好梦（有
一些大家庭也许维持到五代）。不单是我的祖父，高老太爷们全走这样
的路。他们想看到和睦家庭，可是和平的表面下掩盖着多少倾轧、斗争
和悲剧。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在那里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但是幼
稚而大胆的叛徒毕竟冲出去了，他们找到了新的天地，同时给快要闷死
人的旧家庭带来一点新鲜的空气。
我的祖父虽然顽固，但并非不聪明，他死前已经感到幻灭，他是怀
着寂寞、空虚之感死去的。我的二叔以正人君子的姿态把祖父留下的家
业勉强维持了几年，终于带着无可奈何的凄凉感觉离开了世界。以后房
子卖掉了，人也散了，死的死，走的走。1941 年我回到成都的时候，我
的五叔以一个“小偷”的身份又穷又病地死在监牢里面。他花光了从祖
父那里得到的一切，又花光了他的妻子给他带来的一切以后，没有脸再
见他的妻儿，就做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这个人的另一面我在《家》
中很少写到：他面貌清秀，能诗能文，换一个时代他也许会显出他的才
华。可是封建旧家庭的环境戕害了他的生机，他只能做损人害己的事情。
为着他，我后来又写过一本题为《憩园》的中篇小说。
我在前面说过，觉新是我的大哥，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我常
常这样想：要是我早把《家》写出来，他也许会看见了横在他面前的深
渊，那么他可能不会落到那里面去。然而太迟了。我的小说刚刚开始在
上海的《时报》上连载，他就在成都服毒自杀了。十四年以后我的另一
个哥哥在上海病故。我们三弟兄跟觉新、觉民、觉慧一样，有三个不同
的性格，因此也有三种不同的结局。我说过好几次，过去十几年的生活
像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这梦魇无情地摧毁了许多同辈的年轻人的灵
魂，我几乎也成了受害者中的一个。然而“幼稚”和“大胆”救了我。
在这一点我也许像觉慧。我凭着一个单纯的信仰，踏着大步向一个目标
走去：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偏要做别人不许我做的事。我在自己办
的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内容浅薄的文章。我不能说已经有了成熟的思想。
但是我始终不忘记这个原则：“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这九个字
在那种环境里意外地收到了效果，帮助我得到了初步的解放。觉慧也正
是靠着这九个字才能够逃出那个正在崩溃的家庭，找寻自己的新天地；
而“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却把一个年轻有为的觉新活生生地断
送了。
有些读者关心小说中的几个女主人公：瑞珏、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