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杂谈-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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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向我组稿的人也逐渐增加。我从法国回来，和索非住在一起，在闸
北宝山路宝光里一幢石库门楼房，他同新婚的妻子住在二楼，我住在楼
下客堂间。那些杂志的编辑先生大都知道我是开明的作者，又有个朋友
在开明工作，他们向我要稿就找索非接洽，我写好稿子也请索非带出去，
我的小说就这样给送到各种各样的报刊，用不着我携带稿子去拜访名
人，我只消拿着笔不断地写下去。我有话要说，我要把自己心里的东西
倾倒出来。我感觉到我有倾吐不尽的感情，无法放下手中的笔，常常写
一个通宵，文章脱稿，我就沉沉睡去，稿子留在书桌上，索非离家上班
会把它送出去。我不去拜会编辑，也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名实姓，我并不
为我的文章操心，反正读者要看，我的作品就有发表和出版的地方，人
们把稿费送到开明书店，索非下班后会给我带来。我一个人生活简单，
过日子并不困难，我的朋友不算多，但都很慷慨，我常常准备要是文章
无处发表，我就去朋友家做食客。所以我始终不把稿费放在心上，我一
直将“自己要说话”摆在第一位，你付稿费也好，不付也好，总之我不
为钱写作，不用看行情下笔，不必看脸色挥毫。我还记得有一个时期在
上海成立了图书杂志审查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都得接受审查，我有半
年多没有收取稿费，却在朋友沈从文家中作客，过着闲适的生活，后来
又给振铎、靳以作助手编辑《文学季刊》，做些义务劳动。此外我还可
以按时从开明书店拿到一笔“版税”，数目虽小，但也可以解决我一个
人的生活问题。
1932 年后我不同索非住在一起了，但我和开明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变
化，索非和开明照常替我转信；我的作品不断地增多，也有了来找我约
稿的人。我把稿子交给别家书店出版，开明不反对，后来我把卖给别人
的三本短篇集和其他的书收回来送到开明去，开明也会收下，给印出来。
在开明主持编辑事务的是夏丐尊，他就是当时读者众多的名著《爱的教
育》的译者，他思想“开明”，知道我写过文章宣传无政府主义，对我
也并不歧视。我感谢他，但我很少去书店，同夏先生见面的机会不多，
更难得同他交谈。我只记得抗战胜利后我第一次回上海，他来找我，坐
了不到一个小时，谈了些文艺界的情况和出版事业的前景，我们对国民
党都不抱任何希望。他身体不好，近几年在上海敌占区吃够了苦，脸上
还带病容。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同我住在一个弄堂里，可是我不
久又去重庆，第二年4 月在那里得到了他的噩耗。
我和章锡琛“老板”也不熟，他因为写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文章被迫
脱离《妇女杂志》，才动手创办《新女性》月刊。他这段反封建的个人
奋斗的光荣历史使我和朋友卢剑波都很感动。剑波先给《新女性》寄稿，
我看见剑波的文章发表了，便也寄了稿去，一共两篇，都给采用了。我
同章并无私交，记得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同索非在章家吃过一顿饭，
却想不起同章谈过什么事情。索非同章处得不好，说他“刻薄”，1946
年去台湾，便脱离开明一直留在那边开办新的书店。全国解放后，1953
年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章去哪里工作，我并不清楚，当时我也
很忙，只能应付找上门来的事，后来听说章做了“右派”，这时我记起
了索非的话，我怀疑他是不是讲话“刻薄”得罪了人。想想20 年代的进
步人士到50 年代却会成为“右派分子”挨批挨斗，有些惋惜。有时我也
暗暗地自言自语：“不管怎样，他办了开明书店，总算做了一件好事。”
在50 年代，在60 年代，在可怕的“文革”期间，没有人敢讲这样
的话，也没有人敢听这样的话，那个时候不仅是章老板，还有几个我在
开明的熟人都给“错划为右派”。其中在抗战期间“身经百炸”的卢芷
芬先生甚至给送到北大荒去劳改，竟然死在那里，据说他临终前想“喝
上一碗大米稀粥而不可得”。这些人今天也许会在泉下拜读新编的纪念
文集，知道他们曾经为之献身的事业也有好的传统和好的作风，对祖国
的文化积累也有贡献，那么我们也不必为过去的一切感到遗憾了。
二
我还要继续讲下去。
新编的纪念文集中有一幅30 年代的照片和一篇介绍这照片的文章，
作者认为它是在书店成立十年纪念的日子拍摄的。我看不是，那次的宴
会是为了另一件事情，记得是为了减少“版税”。原来的税率是初版抽
百分之十五，再版抽百分之二十。这次书店请客要求修改合同，不论初
版再版一律支付百分之十五。我听索非说，在开明出书拿版税最多的是
英语教科书的编者林语堂，其次就是夏丐尊，他翻译的《爱的教育》当
时是一本畅销书。他们两位同意减少稿费，别人就不会有意见了。我对
稿费的多少本无所谓，只要书印得干干净净，装得整整齐齐，我就十分
满意，何况当时在开明出书的作者中我还是无足轻重的一个。后来在抗
战期间，开明几次遭受较大的损失后，又减过一次“版税”，税率减为
一律百分之十，大概是在1941 年吧，我第二次到昆明，卢芷芬给我看一
封开明负责人的来信，要他跟我商谈减少稿费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在开
明已经出了不少作品，跟书店的关系比较密切，书店又是知识分子成堆
的地方，我在内地各个分店结交了不少朋友。书店的情况我也熟悉，它
提出减少稿费，我不好意思断然拒绝。而且我个人对稿费的看法，一直
不曾改变，今天还是如此。读者养活我，我为他们写作。我在这里重提
这件事情，不过说明开明书店毕竟是一家私营企业，为了发展这个事业，
它还要考虑赚钱，它似乎并没有讲过要“为人民服务”。不用说，它即
使讲了，我也不会相信，因为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喜欢讲漂亮话的人做
起事来不见得就漂亮。但是我同开明接触多年，我始终保留着好的印象，
有两点我非常欣赏：一是，它没有官气，老老实实，以平等的态度对待
作者；二是，不向钱看，办书店是为了繁荣祖国的文化事业，只想勤勤
恳恳认真出几本好书，老老实实给读者送一点温暖。作为读者，作为作
者，我都把开明看作忠实的朋友。
上面提到的那位开明负责人便是后来的总经理范洗人，我那些熟人
中他“走”得最早，我也只有在他一个人的灵前行礼告别，那是在1951
年，开明还不曾结束。记得在抗战后期我在上海、在桂林、在重庆常见
到他，同他一起喝过酒，躲过警报，吃过狗肉，可惜我的酒量比他差得
远。那些年我写文章、办书店、讲恋爱，各处奔跑。最后离开广州和桂
林，两次我几乎都是“全军覆没”，1938 年“逃难”到桂林，连过冬的
衣服也没有。在狼狈不堪的日子里我常常得到开明的支持。可以说，没
有开明，就不会有我这六十几年的文学生活。当然我也会活下去，会继
续写作，但是我不会编印文化生活社出的那许多书，书印出来就让敌军
的炸弹和炮火毁掉。一批书刚刚成了灰烬，第二批又在读者眼前出现；
一个据点给摧毁了，新的据点又给建立起来。没有开明，我不可能赤手
空拳在抗战八年中间做那些事情。在那些年我常说：什么地方只要有开
明分店，我就有依靠，只要找着朋友，我的工作就会得到支持，用不着
为吃饭穿衣担忧，只愁自己写不出读者需要的好作品。那些年我经常同
开明往来，我写作，我编印书刊，我想的就是这件事情。
我在开明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草原集》。1950
年，老友徐调孚向我组稿，并且要我像从前那样给开明介绍稿子，他们
打算出一些翻译小说（不用解释，大家也知道，出译文比较保险）。调
孚兄是《小说月报》的助理编辑，协助郑振铎、叶圣陶做具体的工作，
1932 年初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被日军炮火摧毁，他便去开明作编辑，我的
大部分小说的原稿他都看过，也向别处推荐过我的稿子。这次他找我帮
忙，我知道汝龙打算翻译高尔基的小说，就同汝龙商量为开明编了六本
高尔基短篇集，其中一本是我的译稿。1950 年8—9 月，我看完这本书的
校样，给开明编辑部送回去。当时开明总店已经迁往北京，在福州路的
留守处我只见到熟悉的周予同教授，好像他在主持那里的工作。他是著
名的学者、受尊敬的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后来我和他还常在会场
上见面。他是一个矮胖子，我看见他那大而圆的脸上和蔼的笑容，总感
到十分亲切。这位对中国封建文化下苦功钻研过的经学家，又是五四时
期冲进赵家楼的新文化战士。不知道因为什么，“文革”开始他就给“抛”
了出来，作为头一批“反动学术权威”点名批判。最初一段时期他常常
被各路红卫兵从家里拖出来，跪在门口一天批斗五六次。在批林批孔的
时期，这位患病的老学者又被押解到曲阜孔庙去忍受种种侮辱。后来他
瞎了眼睛，失去了老伴，在病榻上睡了五六年，仍然得不到照顾。他比
其他遭受冤屈的开明朋友吃苦更多，不同的是他看到了“四人帮”的灭
亡，他的冤案也得到昭雪。但是对他那样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把一切都
推给“四人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要是能活到现在，而且精力充沛
像六十七年前攻打赵家楼的大学生那样，那有多好！今天也还需要像他
那样的人向封建文化的残余，向封建主义的流毒进攻。不把那些封建渣
滓扫除干净，我们是建设不好四化的。
关于开明的朋友我还有许多话要讲，可是我怀疑空话讲多了有什么
用。想说而未说的话，我总有一天会把它们写出来，否则我不能得到安
宁。1953 年开明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朋友顾均正写信告诉我开明已经
找到“光荣归宿”，书店愿意送给我一部分旧作的纸型，由我挑选，另
找出路。我写了回信寄去。不久果然给我运来了一箱纸型，我把它们转
赠给平明出版社，我的一些旧作才有机会重见读者。
开明结束，我和过去那些朋友很少见面，但是我每次上京，总要去
探望顾均正夫妇。前两年，我在医院中还写过怀念文章重温我和这一家
人的淡如水的友情。我在知识分子中间生活了这几十年，谈到知识分子，
我就想起这位不声不响、踏踏实实在书桌跟前埋头工作了一生的老友。
这样的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正是我们国家不可少的支柱。不知为什么，
在新社会里也还有人不信任他们。眼光远大的人愿意做识别千里马的伯
乐，却没有想到国家属于全体公民，在需要的时候每个公民可以主动地
为祖国献身。开明是知识分子成堆的书店，它不过做了一点它应当做的
事情，因此在它结束以后三十几年，还有人称赞它的传统，表扬它的作
风。然而可惜的是只有在拜金主义的浪潮冲击我们的出版事业，不少人
争先翻印通俗小说、推销赚钱小报的时候，才有人想起那个早已不存在
的书店和它的好传统、好作风，是不是来迟了些呢？
当然迟来总比不来好①。
5 月3 日写完创作谈
“起来反抗压迫的人”
——谈《灭亡》①（摘录）
《灭亡》当然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而且我的写作方法也大有问题。
这不像一个作家在进行创作，倒像一位电影导演在拍摄影片。其实电影
导演拍故事片，也是胸有成竹。我最后决定认真写这本小说，也不过做
些剪接修补的工作。我以后写别的小说，不论是短篇、中篇、长篇，有
的写得顺利，几乎是一口气写完，有的时写时辍，但它们都是从开头依
次序写下去的。例如我的第二部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就是一口气写
下去的。这部作品的初稿我曾经投给《小说月报》，但很快就被退回，
说是写得不好。编者的处理是很公平的。《死去的太阳》的失败并非由
于一气呵成，而是生活单薄。更重要的原因是：硬要写小说，这里面多
少有点为做作家而写小说的味道了。这个中篇初稿的题名是《新生》，
退回以后，我就把它锁在抽屉里，过了几个月偶然想起，拿出来改写一
遍。那时我翻译的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刚出版，我就引用
了《丹东之死》中的一段话放在小说前面，根据这段话改写了小说的结
① 谈开明我没有提叶圣陶老人，并不是遗漏，我打算在另一篇“随想”里讲他。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58 年4 月号的《文艺月报》。
尾，而且把书名改作了《死去的太阳》。但是即使做了这些加工的工作，
我仍然没法给我的失败的作品添一点光彩。为了退稿，我至今还感激《小
说月报》的编者。一个人不论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进“文坛”，他需要
的总是辛勤的劳动、刻苦的锻炼和认真的督促。任何的“捧场”都只能
助长一个人的骄傲而促成他不断地后退。但这都是题外的话了。
《灭亡》出版以后我读到了读者们的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也常常在
分析自已的作品。我常常讲起我的作品中的“忧郁性”，我也曾虚心地
研究这“忧郁性”来自什么地方。我知道它来自我前面说过的那些矛盾。
我的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自己解决不了的矛盾。所以我的作品里也有相
当浓的“忧郁性”。倘使我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参加了火热的实际斗争，
我便不会再有矛盾了，我也不会再有“忧郁”了。《灭亡》的主人公杜
大心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在他的遗著中有着这样的一句话：“矛盾，
矛盾，矛盾构成了我的全部生活。”他的朋友李冷说：“他的灭亡就是
在消灭这种矛盾。”（见《新生》）杜大心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消
灭他的矛盾，所以他选择了死亡。他疲倦了。“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
休息”。他觉得“只有死才能够带来他心境的和平，只有死才能够使他
享受安静的幸福”。他自然地会采取用暴力毁灭自己生命的一条路：报
仇、泄愤，杀人、被杀。杜大心并非一般人所说的“浪漫的革命家”。
他只是一个患着第二期肺病的革命者。我写杜大心患肺病，也许因为我
自己曾经害过肺病，而且当时我的身体也不大好，我自己也很容易激动，
容易愤怒。倘使社大心不患肺病，倘使他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例如
说找到了共产党，他就不会感觉到“他是一个最孤独的人”，他是在单
独地进行绝望的斗争；他就不会“憎恨一切的人”，甚至憎恨他自己。
因为孤独，因为绝望，他的肺病就不断地加重。他的肺病加重，他更容
易激动，更容易愤怒，更不能够冷静地考虑问题。倘使有一个组织在领
导他，在支持他，他决不会感到孤独，更不会感到绝望，也不会有那么
多的矛盾，更不会用灭亡来消灭矛盾。
我不能说杜大心的身上就没有我自己的东西。但是我们两个人（作
者和他的主人公）相同的地方也不太多。杜大心是单独地在进行革命的
斗争，我却是想革命，愿意为革命献出一切，而终于没有能参加实际的
革命活动。但是我们两个都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