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4-笔底波澜-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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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公报》的征文，获得了六等奖。1895年他第一次办的报纸干脆就叫《万国公报》。1898年大同译书局出版的《皇朝经世文新编》中有37篇是从《万国公报》直接转载的。孙中山1894年给李鸿章的上书，也曾受到《万国公报》主笔的赞赏，在当年10月、11月连载发表。　　　　
　　　　林乐知被美国舆论界誉为在中国“传播种子的人”不是偶然的。他以中文写的《中东战纪本末》在中国一版再版，发行了2。2万册，仍供不应求，出现了大量盗版，致使美国领事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明令禁止盗印，成了近代中国最早的涉外版权纠纷之一。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893年：经济独立，无党无偏的《新闻报》

　　　　笔底波澜　　　　
　　　　1893年：“经济独立，无党无偏”的《新闻报》　　　　
　　　　在风行上海乃至江南的《申报》创刊21年后，2月17日（大年初一），《新闻报》在上海诞生，望平街的“申”、“新”时代初露端倪。一年后，《新闻报》的发行量就由最初的300份上升到3000份，仅次于《申报》。不过当时还不会有人想到这张报纸会后来居上，在十里洋场发行量始终居《申报》之上，并且成为首先赢得经济独立的中国报纸。　　　　
　　　　这份商业报纸的创办人为英国人丹福士（A。W。Danforth），6年后（1899年）归美国人福开森（John　C。Ferguson）所有，此人曾兼任南洋公学监督，介入过“苏报案”，扮演过并不光彩的角色。他大胆任用“既无报馆经验，又乏新闻智识”的汪汉溪为总理，“汪事必躬亲，二十余年，未尝稍懈”。在汪手里，《新闻报》奠定了“无偏无党”的风格，致力于开辟经济新闻报道，不嫌琐碎，把市场行情、商货行情详细刊登出来，从而成为上海绅商各界每日必读的报纸，从工厂、公司、洋行到澡堂、理发店无不订阅，发行量急剧上升，广告源源不断。仅以发行量而论，以经济新闻取胜的《新闻报》成为上海乃至中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大报。尽管在言论方面并无多少可圈可点之处，但张季鸾等言论史上执牛耳式的人物都曾为《新闻报》服务，他以“一苇”的笔名所写的北京通讯曾滋养过少年徐铸成们。汪汉溪“抱定经济自立宗旨，无党无偏，力崇正谊，不为威胁，不为利诱”，连聘用人员都很慎重，“量才使用，均能洁身自好，绝无党派关系”。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　　　　
　　　　在漫长的岁月里，以经济新闻取胜的《新闻报》在商业报纸中确实也不能说它没有自己的独立性。1923年，《新闻报》三十周年纪念时，发行量已逼近10万份。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不擅文章的汪汉溪亲自写下了《新闻事业困难之原因》，历述办报的艰辛、经济独立的不易：　　　　
　　　　办报非经济自立，则言论记载难于自由；即使苟且敷衍，亦不能广其销路。然经济独立，言之非艰，行之维艰。中国报纸各埠姑不论，即上海一埠，自通商互市以来，旋起旋仆，不下三四百家，惟其致败之由，半由于党派关系，立言偏私，不能示人以公，半由创办之始股本不足……进退维谷之时，不得不仰给于外界，受人豢养，立言必多袒庇，甚至颠倒黑白，淆乱听闻，阅者必致相率鄙弃，销数自必日少，广告刊费，更无收入，此办报困难之一大原因也。……各国对于报纸，多方维护。而中国政府，邮电两项，摧残舆论，至于此极，良深浩叹，此办报困难之又一原因也。各省军阀专权，每假戒严之名，检查邮电，对于访员，威胁利诱，甚至借案诬陷，无恶不作……转引自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78—179。　　　　
　　　　在《新闻报三十年纪念》巨册中，蔡元培、孙中山、梁启超、于右任等或撰文，或题词。张季鸾在《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中慨然说：　　　　
　　　　且中国报界之沦落甚矣。自怀党见且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言独立；并不主张，遑言是非。　　　　
　　　　一年后，汪汉溪因积劳成疾在上海病故。父死子继，他的两个儿子汪伯奇、汪仲韦继续掌管《新闻报》，即使1929年被史量才收购以后也是如此。　　　　
　　　　［记事］　　　　
　　　　5月5日，汉口《字林西报》发表的评说《论中国各省宜广开报馆》，主张多设报馆，使普天之下都知道读报的好处。　　　　
　　　　同年，郑观应的政论文集《盛世危言》出版，他在《日报》一文中认为报纸有监督功能，“秉笔者有主持清议之权，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而曲直自分，是非自见”。“大小官员苟有过失，必直言无讳，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极力主张多办日报。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895年：一个时代的呼声——“公车上书”

　　　　1895年：一个时代的呼声——“公车上书”　　　　
　　　　笔底波澜　　　　
　　　　1895年：一个时代的呼声——“公车上书”　　　　
　　　　甲午之战，泱泱大国败于日本小国，这一结局带来的震撼大大超过了鸦片战争，全国上下的读书人痛心疾首。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变法维新的呼吁才渐成社会的主调。　　　　
　　　　4月17日，清廷派李鸿章与日本签订又是割地又是赔款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地举子尤其受到强烈的震撼，康有为夜不成寐，文不加点，一气呵成，起草了长达一万四千言的上皇帝书，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上清帝第二书》，提出了“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政治主张。5月2日，他召集十八省举人在北京松筠庵集会，有1300多人在他起草的万言书上签　　　　
　　　　康有为　　　　
　　　　字。“公车”为入京应试的举人代称，故史称“公车上书”。然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传来了《马关条约》已经签字的消息，结果有半数人心灰意冷，撤回了签名，最后只剩下603人，而都察院则以朝廷已在条约上签字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这一上书。所以，康有为所发动的大规模的“公车上书”实际上未成。　　　　
　　　　不过那段时间的“公车上书”并没有断过，5月2日都察院代呈的原折中就有“公车”。5月3日、5日、9日，“公车上书”仍然不断。天津《直报》以“同深义愤”、“各抒义愤”等为题多次报道了这些消息。这份报纸以发表思想家严复呼吁变法的一系列文章而引人注目，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中西的差别在于“自由不自由异耳”，并响亮地喊出了“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命题。这些振聋发聩的观点早已载入近代思想史册。相隔一个多世纪，史学家袁伟时还誉之为“石破天惊”的箴言。　　　　
　　　　康有为起草的“公车上书”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呼声，虽然上书不成，但上海的《申报》等报纸纷纷刊载了其中的内容，一个月后《公车上书记》专书也由上海石印书局刊行于世，未能“上达天听”的“公车上书”的影响因此而遍及全国。　　　　
　　　　梁启超　　　　
　　　　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和上海的《万国公报》同名并不是一个巧合，而是有意的选择。其时《万国公报》的影响已深入中上层阶级，康有为想借助它的光环，不少文章也是直接从后者转载的。报纸由梁启超、麦孟华编辑，隔日一期，随《京报》、《宫门抄》之类的官报免费赠阅，还要给报贩送酬金，这是梁启超所说的“沿门丐阅时代”，读者对象都是王公大臣、达官贵人，一般发行一两千份，最多时要送出300份。梁启超自称“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称为“论说”，这是他介入的第一份报纸，也是他以言论影响中国的最初尝试。　　　　
　　　　过了四个月，《万国公报》在出至45期后，经李提摩太建议，为“免两相混淆”，改名为《中外纪闻》继续出版，赠阅也改为订阅，并作为成立不久的维新团体北京强学会的机关报。和以往的报纸不同，《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完全是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喉舌，并不像一般报纸只有报道新闻、传播新知等功能，可以看作是近代政党报纸的先声。　　　　
　　　　［记事］　　　　
　　　　1月16日，德国人汉纳根在天津创办《直报》，曾发表严复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等文。　　　　
　　　　8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12月16日起改名为《中外纪闻》。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896年：《时务报》一纸风行

　　　　笔底波澜　　　　
　　　　1896年：《时务报》一纸风行　　　　
　　　　《强学报》创刊号上有一篇《开设报馆议》，列举了办报的六大好处，其中第五条说“吏畏上闻，不敢作奸，是曰除舞弊”，实际上就是强调报纸的“舆论监督”功能。4月，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第87期发表著名的《新政策》一文，指出“欲使中国官民皆知新政之益，非广行日报不为功”。6月12日，刑部侍郎李端棻上书光绪帝，提出“广立报馆”的主张。　　　　
　　　　在《强学报》停刊之后，清朝设立了官书局，出版《官书局报》、《官书局汇报》，但只能翻译，“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但其时整个社会特别是中上层正鼓荡着一股求变之气，组织学会、开办报刊就是主要的表达方式，即便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力也很难压住。　　　　
　　　　等不了多久，8月9日，酝酿已久的《时务报》旬刊就在上海破土而出，由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实干家和言论家携手开创了《时务报》最耀眼的一幕，成为一件“颇足以震动全国青年学子”的“破天荒”的大事。　　　　
　　　　《时务报》一纸风行，发行到全国十八省乃至海外，派报处多达200多个，发行量最高时达到1。7万份，创下了当时报刊发行量的最高记录，“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梁启超语，转引自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页41。连历史悠久的《万国公报》一度也落在了它的后面。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份报刊如此打动人心，没有一个人像梁启超这样光华四射，他们给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吹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曾对维新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时务报》　　　　
　　　　多年以后，包天笑仍然记得当时的情景：《时务报》的出版，　　　　
　　　　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尤其像我们那样的青年，曾喜欢读梁启超那样通畅的文章……　　　　
　　　　……《时务报》不但是议论政治、经济，对于社会风俗，亦多所讨论，主张变法从民间起……一般青年学子，对于《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臬。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山西教育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页189—190。　　　　
　　　　梁启超一个人就在《时务报》发表了60篇文章，他自述“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页33。　　　　
　　　　年仅24岁的他以那支“笔锋常带感情”、“别有一种魔力”的笔，写下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政论，其中《变法通议》全文7万字，连载了21期，热情地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时代最强音，提出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等具体措施。这些“务求平易畅达”的议论，使海内耳目为之一新，舆论为之大振。《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埋头实干的汪康年在《时务报》也发表过14篇政论，提出了成熟的变革思想，当然，只论文章的影响远没有梁启超那么大。“自从这个风气一开，上海那时风起云涌，便有不少杂志出现。”不仅上海出现了《农学报》、《工商学报》、《蒙学报》等，四川、浙江也有《蜀学报》、《算学报》等，“但归结起来，总没有梁启超的《时务报》普遍而深入人心”。　　　　
　　　　《时务报》标志着百年言论史上“梁启超时代”的开始，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册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首次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认为它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有了报纸，“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备矣”。这些观点在当时无疑有着开创性的意义。　　　　
　　　　这年9月，李鸿章出访美国，在接受《纽约时报》等报记者提问时说：　　　　
　　　　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342。　　　　
　　　　梁启超在工作　　　　
　　　　事实并不像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李鸿章所说，报纸不讲真话并不是编辑的原因，相反，编辑们从来没有放弃说真话的机会。正是朝廷对言论的钳制，动辄得咎，才使中国的报纸“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随便举两个例子：　　　　
　　　　1891年冬天，邝其照创办于1886年6月的《广报》仅仅因为发表某大员被参的新闻，就触怒当道，被两广总督李翰章以“辨言乱政……妄谈时事，淆乱是非，胆大妄为”的罪名下令封闭，同时责成番禺、南海两县“严行查禁”。《广报》在广州失去了立足之地，被迫迁至沙面租界，由英商出面做发行人，将报名改为《中西日报》，实际上已不再是昔日的《广报》了。　　　　
　　　　1892年5月21日，清廷发布命令，查禁排外刊物。　　　　
　　　　在这样的禁令下，新型的报刊要想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确实困难重重，《时务报》之所以风靡一时，无非是因为说出了无数人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开了风气，正如包天笑回忆，“不但是梁启超的文章写得好，还好像是他所说的话，就是我们蕴藏在心中所欲说的一般”。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页189。　　　　
　　　　［记事］　　　　
　　　　1月12日，《强学报》（五日刊）在上海创刊，康有为弟子徐勤等主编，出了2期后被迫停刊。　　　　
　　　　1月20日，北京强学会被禁，出版了18期的《中外纪闻》被迫停刊，只存在了35天，从《万国公报》算起也不过154天。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897年：严复翻译《天演论》

　　　　笔底波澜　　　　
　　　　1897年：严复翻译《天演论》　　　　
　　　　《时务报》进入第二个年头，尽管汪康年和梁启超之间已出现裂痕，但它的黄金时代还没有过去。这年春天，浙江、湖南等地巡抚纷纷行文全省，称誉《时务报》“议论切要”、“议论极为明通”，要求下属官府、各书院公款订阅。一份倡导改革的刊物如此受到欢迎，这是前所未有的。　　　　
　　　　康有为显然不满足他所不能掌握的《时务报》，因此又另办了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