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4-笔底波澜-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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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1815年8月5日，第一种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中国以外的马六甲诞生，以传播基督教为宗旨，自始至终都没有跨出宗教期刊的门槛。严格地说，1833年8月1日，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才是中国本土第一家中文刊物（第二年迁到新加坡，到1838年停办），重点也不再是传教，而是介绍西方的历史地理、民情风俗，播撒西方文明与知识的种子，几乎每期都有“新闻”栏，1834年发表的《新闻纸略论》一文，首次对西方报纸的起源、发展以及新闻自由的法律、制度都作了介绍。其时离王韬在香港自办具有近代意义的《循环日报》，还有整整40年。
1835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表的一则“新闻”中说：“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页186。“公会”大约就是国会最早的中文译名，“自主”即自由的意思。1838年发表的《自主之理》一文说得更明白：
自帝君至于庶人，各品必遵国之律例……至于自主之理，与纵情自用迥分别矣……欲守此自主之理，大开言路，任意无碍，各语其意，各著其志。至于国政之法度，可以议论慷慨。若官员错了，抑官行苛政，酷于猛虎，明然谏责，致申训诫敬，如此露皮漏肉，破衣露体，不可逞志妄行焉。”同上，页339。
虽然这些外国传教士有自己的目的，在面向西方读者的英文媒体中，他们曾明确表示办刊也是为了维护西方人的在华利益。但毫无疑问正是他们最早通过报刊这一新型的载体向中国人传播了近代的自由观念，他们引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一种新的表达、传播方式，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几乎都是从他们这里汲取了最初的思想资源，比如魏源在编《海国图志》时就从中至少引录了26处。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872年：《申报》的创世纪
笔底波澜
1872年：《申报》的创世纪
1907年生于江苏宜兴的报人徐铸成说：“在我幼年的江南穷乡僻壤，都是把《申报》和报纸当作同义语的。”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8。虽然报纸被俗称为“申报纸”，但其实，4月30日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办的《申报》，并不是近代中国最早诞生的一张报纸。在它之前，1858年香港就有《中外新闻》（《孖剌报》
申报馆及其副业申昌书画室初创时外景，吴友如绘，见光绪十年（1884）《春江胜景图》卷下。附诗云：文人但知古，通人也知今。一事不知儒者耻，会须一一罗胸襟。心胸上下五千年，笔墨纵横九万里。见闻历历备于此，读之可惊复可喜。费去十文买一纸，博古通今从此始的中文版），1865年有《华字日报》（《德臣西报》的中文版），即使上海也早在1861年就有了《上海新报》。但在前面的这些中文报纸，基本上都是外文报的中文版，内容几乎都译自外报，再加上一些洋行的告白、船期消息等，读者面也很窄。只有到了《申报》问世，“才以一般群众为读者对象，开始冲破‘宫门抄’、‘辕门抄’及政治公报的藩篱，重视对国内外大事的采访和记载，也逐渐注意市井琐闻和社会变化，第一次形成了一张现代意义的中国报纸。”徐铸成：《报海旧闻》，页9。
《申报》虽然是外国人办的，却处处考虑到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担任笔政也都是中国文人。内容大到国家政治、中外交涉要务，小至风俗变迁、商家贸易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页49。《申报》以“金口木舌”（以木为舌的铜铃）为报徽，试图担当起民间舆论的角色，多年后《申报》发表的论说《论新闻纸之有益》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欲知民情，莫捷于新闻纸。”它在创刊当天的《本馆条例》中就提出，言论要“有系乎国计民生”，“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申报》曾发表不少批评现实的“论说”，从而成功地打开了局面。正是从《申报》开始，报纸才真正开始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中。
手摇平台印刷机，上海申报馆于同治十一年（1872）开始应用
虽然美查知道办报不能“利而忘义”，但这位英国商人同样深谙中国的国情，“慎勿评品时事，臧否人物，以缨当世之怒，以取禁止之耻”。按照这一尺度，《申报》的言论向来是有节制的，以不得罪清廷为度。
即便如此，在清廷的眼中，《申报》仍然是大逆不道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䜣曾照会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引用上海道台给英国驻上海领事的公文说：
查上海英国租界有英商美渣（即美查）于上年创设申报馆，所刊之报，皆系汉文，并无洋字。
其初原为贸易起见，迨后将无关贸易之事逐渐列入，妄论是非，谬加毁誉，甚至捏造谣言，煽惑人心，又复纵谈官事，横加谤议，即经职道函致英领事饬禁，未允照办。
奕䜣在照会中蛮横地要求威妥玛给英国驻上海领事饬令：“凡不关贸易之事，不准列入《申报》。”转引自杨天石：《光绪皇帝的新闻思想》，《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页64。
可想而知，早已经历近代文明洗礼的英国一定不予理会。这一原件至今还保存在伦敦档案馆里，活脱脱地画出了清王朝专制、愚昧、无知的嘴脸。这是那一时代中国言论环境的最好注脚，我们也由此可知《申报》只是租界时代的特殊产物。
［记事］
12月31日，在与《申报》的竞争中，创刊十年之久的《上海新报》宣告停刊。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874年：王韬开创“文人论政”的先河
1874年：王韬开创“文人论政”的先河
2月4日，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无疑是百年言论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是第一份中国人自办的中文日报，却是第一份中国人自办成功的中文报纸。在它之前，1873年，艾小梅在汉口创办了《昭文新报》，发行量很少，而且没多久即停刊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与《循环日报》差不多同时，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在上海创办了《汇报》，因为怕以言罹祸，创刊之初即以英国人为主笔。
而《循环日报》一出世就以“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相标榜，真正迈出了中国人自办报纸的第一步。特别是王韬每天发表的那些评论开创了“文人论政”的先河，对中国言论史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他之前，中国文人固然就有清议的传统，但只有到了19世纪70年代，在文明转型之际，他才在这一传统中注入了新的生命，赋予其新的形式。借助报纸这一
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
新的载体，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表达自己对时事世局的看法，发出批评社会、干预社会的呼声，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也在本质上有别于以往的清议传统，这是近代与古代的差距。正是从王韬开始，一种新型的不以做官为目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诞生了。这一年，王韬46岁，正当人生的盛年。
被林语堂称为“中国报业之父”的王韬
在自己办报之前，王韬与西方文明有过长期的接触。他弱冠之年就在英国传教士主办的上海墨海书馆任职，从1849年到1862年的13年间，他协助编辑、校订西方书籍，参与了上海早期中文杂志《六合丛谈》的编辑工作。因为向太平天国上书，王韬成了清王朝的通缉犯，被迫流亡香港。从1862年到1874年又是漫长的12年，在英华书院翻译中国古籍的同时，他对西方文化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期间，他曾游历欧洲两年，还到过日本，眼界大开，尤其对报纸在英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在香港，他参与编辑过《近事编录》，也为《中外新闻七日报》撰过稿。这一切都为他创办《循环日报》准备了条件。
王韬办《循环日报》处处以英国《泰晤士日报》为楷模，“立论一秉公平，居心务期诚正”是他始终如一的追求，目的就是要形成公正的舆论，代表民心之所向。《循环日报》的一大特色即是评论多。在他执笔政的十年间，至少发表了近千篇评论，经常被《申报》等同时代的报纸所转载。透过他温热的文字，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既有中国传统文人远追三代、以古衡今的理想主义情怀，也有类似欧洲近代报纸那样的批评时政的锋芒。他主张学习西方，关注国际时局的变化，毫无遮掩地提出了“变法自强”的要求，这些都对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孙中山等人产生了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不得不承认王韬开创了一个时代。他生在一个内忧外患的乱世，也是千年未有的转型易代之际，他没有什么显赫的功名，仅仅凭着一支笔、一个脑袋，以其言论和办报实践树立起了一个新的行为模式。
［记事］
9月5日，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宗教杂志《教会新报》（1868年在上海创办，初名《中国教会新报》）从301期起改名为《万国公报》，英文名为Chinese Globe Magazine，即“环球杂志”。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883年：中国第一部报刊评论集
1883年：中国第一部报刊评论集——《彛拔穆纪獗唷贰 �
笔底波澜
1883年：中国第一部报刊评论集——《彛拔穆纪獗唷贰 �
5月，王韬的报刊评论集《彛拔穆纪獗唷吩谙愀鄢霭妫馐侵泄谝徊勘ǹ缆奂耸本唷堆啡毡ā反纯呀辏难月塾跋炝苏桓鍪贝袅艘惶醵潦槿斯鼗成缁帷⑹迪肿晕业男侣肪丁Ｕ纭渡瓯ā返拇嬖诘昧τ谏虾Ｗ饨纾堆啡毡ā芬仓挥性谙愀鄣闹贫然肪诚虏庞锌赡埽馐墙泄桓鐾纯喽坏貌徽拥你Ｂ邸！ �
其时，在清廷马鞭所及之处，依然是一团漆黑，没有多少说话的空间。12月20日，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城内出现“私自刊刻”的“新闻纸”，南海、番禺两县联合发出告示禁止：
访闻近有不法之辈，伪造谣言，并私自刊刻新闻纸等项，沿街售卖。本月初五、六两日，竟有一二匪徒意欲聚众至礼拜堂滋扰，借端生事……为此示谕属内军民人等一体遵照：尔等须知前项情弊，均属有干禁令。现在中外各国和好，本无异心。倘经此次示谕之后，尔等仍复有伪造谣言刊卖新闻纸，及聚众滋扰各节，即以谣言滋事之罪按律惩办，决不姑宽。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页74。
假如不是10天后《循环日报》刊登了这一告示，这一历史文献早已消失在历史的暗夜中了。
在言禁未开的中国，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827年葡萄牙商人在澳门创办的《依泾杂说》，仅仅因为揭露官府的陋规就被查禁。1868年5月7日、13日，江苏巡抚丁日昌两次发出了禁毁小说、戏曲的“通饬”，查禁的
王韬著作《普法战纪》
书目多达269种。1877年，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将他的日记《使西纪程》刊行于世，其中说西洋并不是中国人过去所说的“夷狄”，他们也有两千年的文明，并介绍了英国的议会政治、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等等。书一问世就引来“谤毁遍天下”，最后清廷下诏申斥郭嵩焘，“毁其《使西纪程》版”。
［记事］
7月28日，《万国公报》出至750期后暂时停刊，没想到一停就是五年半。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889年：《万国公报》开风气
笔底波澜
1889年：《万国公报》开风气
1月31日是农历大年初一，当《万国公报》这次以新的面目在上海再度出版时，中文名称虽然没变，但英文名改成了The Review of the Time（意即“时代评论”），并且由周刊改成了月刊。
新复刊的《万国公报》“专以开通风气，输入文明为宗旨”，着眼于启迪心智，将重心完全转移到了论学论政上来，不再是一本宗教杂志。主编还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但变成了西方文明背景的广学会（集中了西方在华的外交、宗教、企业界的主要人物）在华的言论机关，不再是林乐知个人主办的同人刊物。《万国公报》对中国社会真正产生影响也就从这一天开始。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
广学会对他们创办《万国公报》的目的直言不讳，在1888年发表的年会报告中说：
我们打算尽最大的努力，小心地但积极地为中国的知识阶层创办一个定期刊物。我们发现对这样一种期刊的需要，一天天变得越来越迫切。我们从私人接触以及公开的出版物上知道，中国人正在逐步意识到他们的力量；我们将不得不很快面对一个新的中国。……我们的安全，我们在中国的进展，有赖于我们和中国人民搞好关系。因此，我们非常必要有一个喉舌来阐述我们的文明、我们的信仰，并且保卫它们。
《万国公报》另一位重要人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曾雄心勃勃地要把这本杂志办成“影响中国领导人物思想的最成功的媒介”。他这句话说得直截了当，就是要通过清廷的上层人物和有可能进入这个阶层的读书人在中国推行改革。
广学会督办、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直至甲午战争以后，《万国公报》和中国的维新派一同发出了“不变法不能救中国”的呼声。除了不断地呼吁改革政制（也就是“变新政”）、提倡教育、改良社会风气、鼓励与西方国家交往等，《万国公报》还发表了大量有关国计民生的文章，此外，还翻译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等西方学说。
那时，办报没有蔚然成风，中文报刊还是寥若晨星。提倡变法自强虽然并不自《万国公报》始，但正是在广学会接办这份杂志后，变法才逐渐形成一股舆论。它最初发行不足千份，到甲午战后迅速飙升，1896年每个月差不多都能发行4000份，1898年一年发行了3。9万份左右，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以后逐年有所增加，最高时年发行量近5万份，从这个数字不难看出它当时的影响。
1896年4月，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第87册发表《新政策》一文，提出“新民”、“化民”、“安民”、“养民”等观点，其中“新民”成了后来梁启超“新民说”的源头之一，虽然李提摩太所说的“新民”只是提倡多与外国交往，包括派留学生、信教等。
《万国公报》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
《万国公报》几乎成为文人学士必读的刊物，连光绪帝都要求上海招商局每期呈览。那个时代主张改革的中国人恐怕没有几个人不曾从《万国公报》中汲取过养分的。年轻的康有为第一次读到《万国公报》即大为震惊。1894年，他积极投稿参加《万国公报》的征文，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