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78-我的课桌在哪里-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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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赢赢的老家在河南信阳的一个贫困的小山村。一九九八年初，他刚一岁多，母亲便离家出走。随后不久，父亲说是要去找母亲，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孙赢赢的家，其实就是一个小窝棚。屋子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馊臭味。一张破床、一张桌子，就是全部家当。
一九九八年冬，孙赢赢跟随爷爷奶奶来到北京，一家人靠捡废品为生。
去年九月，孙赢赢进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上学。由于经济困难，奶奶当时并不赞同他读书。但爷爷坚持送他上学，理由是“没文化，将来孩子说亲事咋办？”入学时，老师给了他一支铅笔、几个本子，他背的书包是奶奶从垃圾堆里捡来的。
每天早晨六点半，爷爷奶奶出门拣垃圾时，便把孙赢赢喊醒。他到门口的自来水笼头前擦把脸，不吃早饭，就往学校跑。
今年六月，由于交不起每月三十三元钱的午餐费，孙赢赢不得不离开学校——他辍学了。
这一切，让汪孟泽一家感触良深。汪孟泽的爸爸感慨地说：“这孩子太不容易了！他们一家租住的小屋子，还没有我们家的阳台大，不参加这样的活动，根本无法想象，在北京，就在我们的身旁，还有这么多的孩子，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生活？”
一位家长说：“同农民工子女一比较，看出了自己孩子的不足，吃苦性差，生活能力弱，经受不了挫折。”
另一位家长在谈到感受时，用了“触目惊心”四个字……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三部分同在北京手拉手（4）
快乐的一天
同样生活在北京的蓝天下，城里的孩子司空见惯的太多事情，对于农民工子女来说，却是那么的新鲜好奇！
正是因为这次活动，才使得十个农民工子女有了太多的第一次！
孙赢赢
第一次看《奥特曼》动画片，第一次玩机器人玩具
丁亚文
第一次见这么漂亮的卫生间，第一次吃听说过的虾
陶帅
第一次见天安门，第一次坐电梯，第一次吃肯德基
陈欣
第一次吃麦当劳，第一次用电脑打字，第一次使用洗手间
侯丹丽
第一次过生日，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房子，第一次看这么大的电视机
侯战强
今天的很多都是第一次
李贝贝
第一次发现北京人不是都有钱，第一次发现北京人不都是住在高楼里
李蓉蓉
第一次吃肯德基，第一次弹电子琴，第一次玩电子积木
闫磊磊
第一次到这么大的书店，第一次坐电梯，第一次玩电子积木
张军
第一次坐小轿车，第一次吃火锅，第一次住那么大的房子
《新京报》在评介这次活动时，说：“我们不想夸大举办这个活动的意义，因为十个孩子在数以万计的农民工子女中所占的比例实在太小，可是，也别小看这一天的快乐，我们此举，更愿意是一种示范：20个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彼此陌生的孩子如果相处得很好，他们都度过了‘快乐的一天’，那么这种家庭式的交流或许可以为更多的家庭所仿效，给更多的孩子——不仅是农民工孩子——带来快乐。须知，‘鸿沟’不可能在一天内消弭，童年的快乐也只能由一天天的快乐积攒而成。”
当然，对这种“快乐的一天”的活动，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
其实，从《新京报》记者跟踪采写的报道中，已经让人读出了一些蛛丝马迹：
我长大了也要住楼房
孙赢赢说，刚回到家就开始想念爱心家庭了
“我恨家里，这里有这么多垃圾。”说这句话的时候，孙赢赢异常的冷静。
昨天傍晚，汪孟泽的妈妈段女士用车把孙赢赢送回了家里。
依然是那堆熟悉的垃圾，依然是那股浓烈的腐臭味。两天过去了，这一切都回到了从前。
“我一下车，就有点想段阿姨了。”孙赢赢一面用手抚摩着压在文具盒底的字条，一面低沉地说。
字条是段女士留下的电话号码，分手时，段女士说：“赢赢，以后要是你还想阿姨家来，就给阿姨打电话。”
进门后，孙赢赢就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纸条，放在了文具盒里，细心地在上面再压上一张纸，他说：“装在口袋里，奶奶洗衣服的时候，就给洗烂了。”
晚饭时，奶奶准备把中午剩下的馒头放在炉火上馏一馏。早已被被熏得一脸灰色的奶奶站在炉火边对屋里大声地喊道：“赢赢，把馍端过来。”
但孙赢赢好象并没有听见，和汪孟泽相处的两天让他有了太多太多的回忆：“汪孟泽有好多好多玩具，光电动汽车就有三个，还有一股好闻的香味儿。”
“汪孟泽住的是楼房，还有电梯。”
“等我长大了，有了工作，我也要住楼房，再也不住在垃圾堆里了。”孙赢赢认真地说。
“长大了，我还要买手机。”在汪孟泽家里，汪孟泽教会了他如何拨打手机。
“我还想买一辆像汪孟泽家里坐的那辆车。”
“你觉得你的这些愿望都能实现吗？”记者问。
“不可能。”孙赢赢低下了头。
“为什么？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记者追问。
“需要很多很多的钱，大书小书都得要钱。”孙赢赢用一种近乎成人的忧虑回答道。
每一样都比我家好
“他们家跟我想的一样，特别好，什么都有，每一样都比我家好。”来到马野家，张军用半分钟的时间参观了马野家200多平方米的房子，就一头扎进了马野的屋里。
每一件玩具、每一件家具、甚至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都成了张军新的兴趣点。马野的房间里，有一个不小的篮子，放着四五把玩具枪。每拿一把，他都要琢磨好一会儿。
马野床前有一个一米长的玩具老虎，张军一下子把它抱在怀里，用自己的鼻子触碰老虎的须。可能是被塑料须刺得有点痒，张军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还笑出了声。
张军说，最喜欢马野屋子里的两样东西，一个是马野的书价，里面的书都是张军喜欢但没有的。另一个是放在大衣柜上面、长约1·5米的充气床，那是马野游泳的时候玩的。张军的游泳，仅仅限于在老家的山里，一条小河，洗澡和游泳都在那里。
……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三部分同在北京手拉手（5）
这些八九岁、十来岁的农民工子女，当他们在享受了“快乐的一天”之后；当他们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时，他们难道不会产生以下的疑问吗？
“城里的小朋友，有那么多的玩具，我为什么没有？”
“我们家为什么总这么穷？”
“农村来的人，为什么只能住这么破烂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不能到城里的学校上学？”
“城市人为什么总用一种瞧不起人的眼光看着我们？≌亓潦捅
……
有人说：“快乐的一天”之后，在他们心灵留下的是永久的痛苦！
有人说得更重：痛苦或许还是轻的，会不会在痛苦之后，造成这些孩子对整个社会的不满和仇恨？
北京市民魏冬呼吁：
给农民工子女更多关怀
北京九个爱心家庭分别走入十名结对农民工子女家里，并将孩子们接到自己家中共度周末。《新京报》的“同在北京手拉手”活动，在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孩子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不过，在沟通过程中还应注意某些细节方面的问题。
城市的孩子是可爱的，农民工子女也是可爱的，尽管有着生活上的困顿，但这抹杀不了他们向上的精神。城市的孩子可以教给农民工子女诸如电脑、钢琴等技巧，同时也能从农民工子女身上学到面对困难坚忍不拔的精神，以及自己动手做饭等能力。从根本上来讲，孩子们的人格是平等的，这个交往和对话也应该是平等的，因为通过交往，双方都可以学到自己所没有的技能和精神。
而实际上，在这个交往过程中，城市的孩子占有很大的优势，这可能会对农民工子女的观念、眼界等产生重大的有益影响。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尽量避免牵扯太多的“怜悯”和不自主的“强势指导”心理。有时，或许不经意的表态就会让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和生活观念产生不良偏差。
我们无意去指责组织者的良苦用心，因为这的确是个两难的问题。
我想起了十年前类似的一件事：
当时，中国青基会邀请获得“希望工程园丁奖”的优秀乡村教师，进京参加授奖仪式。许多单位在获悉这个消息后，纷纷要求款待这些来自最基层的、最辛苦的教育工作者。
北京饭店贵宾楼获得了一次宴请的机会。是夜，长安街华灯初放，当乡村教师们走进金碧辉煌的宴会厅时，几乎全都楞住了：他们连梦中都没有见过如此富贵华丽的场面！
宴会中，中央电视台记者问一位来自内蒙的女教师：“老师，你知道这么一桌菜需要多少钱吗？”
女教师摇了摇头：“不知道。”
“你猜猜看？”
女教师想了想，还是摇头：“我猜不出来。”
记者说：“我告诉你吧，这么一桌菜，少说也要三千元。”
“三千元？……”女教师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真没想到这里的一桌饭菜，抵得上我们学校五、六个民办教师一年的工资！”
其他老师也纷纷插话：
“我们学校老师已经半年没有发工资了。”
“我们学校穷得连粉笔都买不起。”
“我们的老师病了，根本不敢去看病。”
……
中国青基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组织这样的活动，其实，我们的心里也是很矛盾的。这些来自偏远地区的乡村教师，含辛茹苦，长期默默耕耘在乡村教育这块清贫的土地上，他们享受过什么？所以，这次他们有幸进京，我们总想让他们住的好一些，吃的好一些。但是，这种安排，我们又怕给他们带来新的伤害……”
所以，我认为，对农民工子女的关怀，最重要的、最有效的关怀是“制度的关怀”。只有从制度上消除“二元社会结构”，从制度上保证教育公平，才能使得他们不仅仅是“快乐的一天”，而是永远快乐！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三部分考验城市（1）
我们从来没有把外来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看成是一个包袱，而是把它当成是全市基础教育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面还有个感情问题，深圳的干部大都是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其中还有不少是由外来工转为干部的。深圳没有排斥外来干部，深圳也不会排斥外来工的子女们。
——深圳市教育局杨尊政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三部分考验城市（2）
活力（一）：深圳行
我又一次踏上深圳这块热土。
一九七九年，当中国政局刚刚廓清雾幛，深谋远虑的邓小平便提出了试办沿海经济特区的总体构想，他不无悲壮地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块只有三百二十七点五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一个可以让中国人撬动历史的支点。
短短四分之一世纪时间，这个与香港一水之隔的边陲小镇，迅速崛起，以地球上最年轻的现代都市雄姿，撼动了太平洋的滚滚风涛。
据统计，在深圳成立之初，当外来工在十万人以下时，国内生产总值也就在十亿元以下；一九九四年，外来工突破二百万，国内生产总值高达六百一十五亿多元。此后，虽然外来工人数的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三百多万的外来工队伍已经形成一支庞大的生产力大军。从一九九四年到二000年，深圳GDP年均增长接近二00亿元，每年新增产值相当于内地一个较大规模城市的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深圳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最快的经济飞跃，正是由于外来工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并创造了最大的剩余价值。
深圳是农民工最密集的一座城市。按照户籍管理制度，深圳将常住人口分为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户籍人口指持有深圳户口的公民，非户籍人口即外来工，其中除了少数的企业家和管理人员，绝大多数为农民工。
至二00三年，深圳的户籍人口为一百七十万人，非户籍人口则高达一千万人。
研究深圳问题的专家刘开明博士认为，让深圳发生巨变有三种力量：“一是政策因素，二是外来投资，三是外来劳动力。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外来工极高的劳动生产率与极低的劳动所得，为这个城市创造了大量的‘剩余价值’，外来工是创造深圳奇迹的主力军。”
在农民工最密集的深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现状如何？深圳政府是如何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的？
在本书的采访过程中，我非常想采访北京市有关教育部门——作为北京市官方的教育机构，他们掌握的情况应该是最全面的，材料也应该是最权威的。但是，我的几次要求，都被教育部门的官员婉言拒绝了。或许是“碰钉子”碰怕了，这次到深圳，我做好了同样“碰钉子”的准备，甚至无功而返的准备。
然而，出乎预料的是，就凭着我们单位开的一张证明我身份的介绍信，我在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龙岗区教育局和市教育局，畅通无阻，均受到热情接待。
有人把深圳称为“一夜之城”。今天，这里冒出一家新工业园区；明天，那里又矗立起一片住宅小区。有人的地方必须要有学校，但政府没有力量大量扩建学校。此时，民办学校便应运而生，发挥了它巨大的生命力。
龙岗区是深圳的郊区，它是全市外来工最多的两个区之一，户籍人口三十万人，非户籍人口却是它的十倍，三百万人。
龙岗区教育局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办公室的王文杰，为我介绍说：“龙岗是一九九三年建区的。十年前，我们这里的民办学校被称为是‘棚屋学校’。哪里有新建工业区，哪个地方菜农比较多，有人就在那里搭建个棚屋，给孩子们上课；甚至一株荔枝树下就有一所学校。香港回归前，开始清理整顿。清理了一批基本条件达不到的‘棚屋学校’，同时也批准了一些较正规的民办学校。一九九八年以后，民办学校得到大发展，特别是二00一年《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之后，更加法律化了，我们又有意识地引进了一批高质量的民办学校。目前，全区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各占半壁江山。”
从学校数量看，全区一百六十一所中小学中，民办占八十八所；全区约十八万名中小学生中，有近九万人在民校就读。在八十八所民办中小学里，有小学四十六所，初中三所，高中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三十八所。特别是九年一贯制学校，不仅占民校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而且是公办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十九倍。
从投入资金看，全区民校合计投资九亿元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