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风云亲历记-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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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使馆的汽车不算少，而专职司机远远不够。我提议大家学开汽车，在馆内请司机班的同志教可以，到外边去学也可以，我们应该付这笔学费。有人说女同志不宜学开车，这不对，男女平等，有志气愿意学的，我更鼓励女同志学。”这次谈话以后，使馆内的气氛活跃起来，各个部门都热烈谈论如何具体去做，大家都准备施展自己的才干。
第四部分第49节：章大使的伙伴们（2）
冀朝铸参赞尤其显得积极，他建议在使馆内组成一个专门做美国国会工作的小组，要有几位参赞、秘书专门研究美国参众两院各方面的情况，包括历史和背景，并与议员们多交朋友，要多拜访，多请教；还建议除了S街那幢楼房作为参赞们的住所外，还可租用别的房屋，以便于和各界朋友交往。章文晋表示赞同，又补充说：“我们交议员朋友还须注意多结交非执政的民主党议员，不能只看重现在当权的党。”于工作有利的这些建议和措施，很快都付诸实施。一年以后，公使和参赞的官邸也都逐渐建立起来。
冀参赞在很具体的事上也带头，他本来已经学会开汽车，但由于使馆的外交官很少自己开车，他也不愿特殊。章文晋到任后开了禁，他就自己驾着车去活动了。
有一次，他开玩笑地对我说：“其实，以前我的开车技术很不好，自己都怕出事，连我的老妻都不敢坐。现在可是大有进步了。我的老妻也想学开车，你看如何？”我也笑着说：“大使都号召了，她带个头学起来挺好。”不久，她果然也学会了。从此使馆不少外交官都积极学会开车了。外交活动日渐频繁，司机班里的同志也不抱怨忙不过来了。
我们到使馆不久，众议院能源委员会等4个议员将去访华。章文晋在3月17日晚约请了30多位议员及夫人来使馆参加晚宴，为他们送行。这样既可以沟通感情，也可以顺便介绍一下国内的情况。这是文晋到华盛顿后举办的第一次较大型的宴请，他请与这方面工作有关的一秘以上的外交官及夫人都来参加。宴会开始前，文晋和参赞、秘书们议论该晚宴请的有关事情，我则和夫人们闲谈。我偶然发现，外交官夫人们的穿着比较陈旧也不大合时。我稍有些吃惊：在美国这样的社会，外交场合夫人们理应穿着比较体面。我笑着问她们：“你们为何一式穿的是半长不短的裙子和衬衣、薄毛衣？”公使夫人陈青倒是穿了件旗袍，她是比较爽快的一个，她笑着说：“我们都得先看看大使夫人你是怎么穿戴的，我们才好决定我们的穿戴哩。”这句话真使我目瞪口呆，一时反应不过来。一想才知道，她们怕穿得比我好，会使我不高兴或者难堪，这也是她们出于礼貌的一片好心。当时，我大笑起来对她们说：“我是老太太了，穿得难看点儿也无妨，可是你们都年轻得多，更需要漂亮。应该说你们穿得好是国家的体面呀。况且我们国内人民生活水平已有很大的提高，外交官更应该好好修饰了。你们看我今晚穿的锦缎旗袍比你们的都漂亮是不是？你们赶快去换换衣服吧。说不定议员夫人们挺爱打扮，甚至会挑眼哩！”
从此以后，我们的外交官及他们的夫人，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件小事使我十分感慨：在国外当大使和大使夫人，事事都需要考虑周到，也要处处带头，尤其是要使大家经常都感到心情舒畅才好。
林兆南公使，当时国内本拟将其调任驻叙利亚大使，因为我们初到美国，各方面的情况尚不熟悉，所以暂时让他留下来帮助章大使工作，他的夫人陈青主管办公室的繁忙工作。他们两人不仅在对外工作上业务熟悉，广泛联系了许多朋友，而且在内部工作上也非常认真负责，与馆内同志相处得很团结。章文晋到任之初有这样一位好伙伴，应该说是很幸运的。章大使和林公使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共识，能互相配合，这对开展外交活动和促进工作都是极为重要的。陈青主管行政事务，在我布置官邸初期，尽力协助，使我的工作也顺利得多。可惜，我们到任几个月后，他们就离开了。当时我们也为林兆南同志升任驻叙利亚大使感到十分高兴。不幸的是，林大使任满回国后不久，即患了绝症离开了人世，这使大家都深为痛惜！
林公使离美不久，胡定一总领事即调任大使馆公使，他是有经验的外交官，任公使是游刃有余。胡公使的夫人谢恒更是活跃分子，她对文化交流和夫人活动都积极参与，并且能常常提出好主意。不久，张再参赞和夫人许德全、侯志通参赞和夫人洪刚都来到大使馆。驻美使馆生气勃勃，人才济济，可称鼎盛时期。
一般来说，人才集中，容易意见纷纭，也难免会有磕磕碰碰的时候，但由于大家都有共同心愿：要在中美关系方面开创一个新局面，所以就能互相谅解，互相配合。文晋为人谦和，身边的伙伴都是与他共事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他们之间的合作是很愉快的。
1983年，外交上除了官方的活动外，大家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了对参众两院议员的活动上，如邀请他们去访华，主要是希望他们能更多地了解中国。这既可以多接触我国的领导人，又可以亲自观察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于是下半年到中国访问的议员团和议员个人都逐渐多起来，比较重要的有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一行和众议院议长奥尼尔率领的代表团。据我们以后知道，这两个团在访问中，邓小平同志都接见了并进行了很有意义的谈话。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曾说，中美建交以来，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也走了一些曲折的路，最后两国关系有了些好转，看来是有希望的。中美关系的关键是台湾问题，美国必须恪守中美两个公报的原则精神。小平同志同时提到要稳定并发展两国关系，必须做到相互信任、相互理解。邓小平同志当时这些谈话精神，对驻美使馆的工作以及研究美国情况和中美关系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四部分第50节：章大使的伙伴们（3）
大使馆作为国家在驻在国的窗口和前沿，需要经常了解并提供驻在国的情况，加以分析并提出看法，供国内参考。章文晋任职期间，非常重视研究美国的情况。
每天清晨上班以前，他都首先阅读大量报纸（美国的报纸又何其多！），以后他实在忙不过来时，对一些特别重要评论文章，只好请当时的二等秘书杨洁（后任驻美大使馆公使）先看。在吃早饭的时候，让杨秘书向他汇报当天的重要评论文章内容，并提出哪篇文章可看或必需看。杨洁夫妇是和我们同住在大使官邸的惟一一对外交官夫妇。那时杨洁还不满30岁，英文很好，工作勤奋、能干，头脑清晰。他们夫妇二人对大使很尊重，也给大使很多具体帮助。从年龄上看，他们像父子两代人，却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因为文晋很重视研究美国情况，那时又有几位专家如张再、侯志通、赵锡欣、林植英等人，所以哪怕工作极繁忙，每周也要抽出一两个半天来沟通思想、交流情况。文晋是很能听取不同意见的领导，当然有时也很固执。我记得有一次，一秘以上外交官开会讨论美国情况，在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进行讨论时，大家的意见稍有分歧，具体在分析里根总统的思想上，有不少人认为里根是坚决反共的，所以发展两国关系的前景不乐观。我当时的想法也倾向于不能做过于乐观的估计。
最后，文晋作了较全面的发言，使我觉得很有说服力，在我的日记中留下了简要的记录。文晋主要谈到：对里根的看法，首先要着眼于他是美国总统，不能以他个人的好恶作出决策；当时美国内外形势，迫使里根对中美关系不能不予以重视，因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逐渐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中、美、苏大三角中举足轻重，美国与苏联抗衡需要借助中国。其次，中国是大国，目前虽不易大幅度打开贸易市场，但前景好，潜力大。第三，与中国改善关系有利于稳定亚太地区局势，使美国在欧洲、中东等地与苏联争霸中没有后顾之忧。发展两国关系最主要的障碍是台湾问题。因此在外交活动中，要主线明确，斗争中要分清主次；对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要抓紧，要为发展两国关系排除障碍，避免恶化；处理具体问题时尽量争取通过磋商加以解决，不轻易把话说绝。目前两国关系处于不冷不热、不好不坏的状态，我们要改变这种状态就需多做工作，多宣传我们的方针政策，争取更多的人理解；无论官方或民间，也无论学术界或工商界，我们都要做工作。文晋还提议：“外交官，尤其是大使、参赞，只要有人邀请，都应该走出去，不仅交朋友，还可以发表讲演，接受采访和提问，这样才能收到更为广泛的效果。在这方面虽非我之所长，但也会带头去做。”后来我们根据这次发言，再加上大家的补充意见，写成了半年来对美形势的情况汇报，提供给外交部参考。
文晋那一番话不仅使大家悦服，而且鼓动起了大家的工作热情和信心，大家都行动起来。据后来我们不完全的统计，自1983年8月起，不到一年时间，我们使馆的高级外交官在美国65个大小城市曾作讲演106次。文晋的讲演有两次我记得比较清楚：一次是1983年9月1日，他应邀在加州联邦俱乐部作题为《亚洲和中美关系》的讲演。此次距他在纽约美中关系委员会发表初次讲演不到半年。这次他神态轻松，内心激动，拿着预备好的讲稿却没有念，是根据内容即席发挥的。他以发自内心的真诚来阐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认为两国发展友好关系不仅是亚洲、同时也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发展的极端重要的因素。文晋言词恳切、用语准确，赢得听众阵阵掌声，我听着也很受感动。另一次是1983年11月18日，文晋在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讲演。他说，他高兴地看到了近几个月来中美关系的有所改善，他对发展前景抱乐观态度；同时又坚定指出，“台湾问题”是妨害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他抨击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武器和通过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文晋立场严正而又用语得当，我看到在场的专家们也露出信服的神态而频频点头。这两次讲演是在中美关系可能有转变的关键时刻发表的，听众又多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上层人士。好像到了此时，我才惊喜地确认文晋真是一位成熟的、富有学识与才华的外交官。
第四部分第51节：我们在美国的穿着（1）
服装，反映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物质文明、民族特色，也体现每个人的素养和性仔细讲来这应该是一种专门学问。记得沈从文先生曾写过一本《中国历代服饰研究》，洋洋数十万言，可见中国数千年来对于服饰还是挺有讲究的。在旧社会，贵族与平民、劳动者与非劳动者、贫与富的穿着打扮是有明显区别的。在建国初期至五六十年代，穿衣曾经是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两三年来，中国人民对衣着打扮逐渐讲究了，这说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也反映出国家和人民的新风貌。我甚至感到，现在走在城市的大街上，多数人的服装已经和某些发达国家相差不太大了，真是穿什么的都有。那么，中国驻在外国的工作人员、外交官及夫人、贸易代表等，他们在国外穿什么衣服呢？外国人在各种社交活动中又是怎么穿戴的呢？
有两次笑话我记得非常清楚。
1972年初，我率中国新闻代表团到欧洲访问，全团共有6人，只有我一人是女性，6个人一律穿着深颜色的毛式服装，头发都剪得短短的。我们大概是“文革”中第一批出访欧洲的较正式代表团，因此接待我们的国家都相当重视。我们到达瑞士机场时，瑞士政府新闻司司长来接我们，当然他有我们的名单，上面也注明了性别。当我们走下舷梯的时候，看见那位新闻司司长，手拿一束鲜花，按照礼仪，鲜花是送给妇女的，但我和另一位男士并排走下来，看到他一脸困惑，他在想到底哪位是女性呢？还是那位男士把我往前一推，我先向他打招呼问好，异性的声音总有点不同，这时他才喜笑颜开，赶快把鲜花送到我的手中。
那天晚宴又出了另一次笑话。饭前，我到洗手间整理衣衫，正要进门，却被那位看门的老太太给挡住了，硬是不让我进去，手指着门口的牌子（女厕所）直摇头。她不懂英语，我没法向她解释我是女性，实在没办法，我只打开衣领让她看个清楚，证明我确实是女性，这才让我进去了。
“文革”前后20年，中国人穿的衣服男女不分，外国记者为此做了不少文章，认为这是中国一大奇观。
1973年，外交部派章文晋和我到我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工作，我既是政务参赞又是大使夫人。我没有忘记在瑞士的情景，想到老穿一套毛式服装不太合适。倘若作为参赞去办交涉、谈问题，那倒也没有什么，可是作为大使夫人参加晚宴，还是那套衣服，未免不相称。于是我做了几件中国传统的镶边盘扣的短上衣，虽然仍穿裤子，但和男的不一样了，而且多少添了点色彩。本来在“文革”以前，外交部女性出国做夫人或兼外交官都是穿裙子或旗袍的，那时是学苏联体制，外交人员的薪金比国内高得多，可以做许多漂亮衣服。但到“文革”开始时，造反派搞了个“九九展览会”，把出国的一些女同志，都批斗成资产阶级臭老婆，使得女同志们闻风丧胆。派驻国外人员的工资改革后，当大使的和工勤人员津贴费都相差不大，这样才使得在国外工作的女性们，服饰变成不男不女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