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回忆-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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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蚁绾稀！ �
这位湖南老师和红芳一样，什么事情都要使我们为难，他们都喜欢固执己见。红芳一定要我们准时到勃朗小姐那里，甚至于不让我们吃早饭，为这事勃朗小姐对红芳很生气。湖南教师，如果我们下午的功课不能使他满意，他就要留下我们，不放我们走，要我们温习功课。这又增加了我们的困难，因为每天下午四点半我们要学习日本功课，我们必须遵守时间。
我真喜欢日本，在这四年中我生活得多么快乐！我喜欢日本的百姓，我曾真心地沉醉在他们的文化、艺术和语言里。有一个时期，我几乎变成了日本人，我喜欢学日本人的装束，下自木屐，上至妇人身上的和服。我们学日文的房间是标准的日本式的。我们脱了鞋子，坐在地上，好像在一个日本人的家里一样，天冷的时候，我们也生火取暖。至于日本的功课，并不是每天都一样的。有一天下午，大井小姐，一位小巧美丽的女子，她教我们在花瓶里插花的艺术，她教我们怎样安排花朵，怎样把花梗弯得好看。这是一种艺术，需要多研究，多练习。我很喜欢这门艺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忘记，我还得到了学习这门日本艺术的文凭，这是我自以为很值得骄傲的。
在另一天下午，我学日本舞。我后来对各种舞蹈的兴趣就是在这时候种下了种子，只要这种舞蹈是优美而有意思的。我曾希望自己将来要做一个杰出的舞蹈家。
礼仪之邦最光荣的一刻（2）
我还在下午学习日本语。到我们快要离开日本的时候，我的日本话不但说得像日本人一样——这一点我的日本朋友很为我骄傲，我自己也觉得骄傲，还能读平假名和简单的日文文章。日本的古文和中国古文一样，非常难懂，日本人将它简单化后，我就很容易理解了。当然得益最多的还是我常常和日本孩子接触，我带他们到我的小人国里，让他们看我的魔幻世界，这期间就需要不断地对话。就是在学习插花和跳舞的日子，我也和日本教师不断地用日本语对话。这些时候虽然不是在上日语课，却也是在练习日语呢。
这以后，就要说到我一生中，至少是到那时候为止，最光荣的一刻了。我曾和日本天皇、皇后握过手，曾有过许多别的值得骄傲的事，可是对我来说，最光荣的一刻还是下面这件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这天下午，父亲的翻译为着某些事情出去了，父亲自己没有学习日本语。
我当时正在上中国古文课。在和湖南教师的一阵剧烈的争执后，我深深地埋头在中国古文中。时候还很早，离四点半钟的下课时间像离世界末日那么远。
这时，仆役长走到书房门口来了。
“主人要你立刻去！”他对我说。
“可是，”湖南教师说，“你没见她正忙着读书，或者什么也不读，却是装着读书的样子吗？四点半以后我才放她下课！”
仆役长笑了，“要不要我把这意思转告主人？”他问。
于是这位湖南教师只能让我去了，因为在这家庭里，他只害怕一个人，那就是我的父亲。
我走进父亲的接待室，心里快乐地猜想着他究竟为什么叫我？当然是极重要的事情，不然他不会把我从讨厌的中国古文课上叫出来。
“这，”当我跑进去的时候，父亲对客人说，“是我的女儿德龄！”
我惊奇地转向父亲的客人，他给我鞠躬，好像把我当做我母亲穿着礼服在重要的会场中一般。
“这位，”父亲对我说，“是士方伯爵！我的翻译有事出去了，我们无法通话。我们曾试着用笔写，可是中国文字写起来太慢了……”
我明白了！
现在我必须做父亲裕庚和士方伯爵的翻译，把日本话译成中国话，把中国话译成日本话！
谈话进行得很顺利。我可以骄傲地说，我的翻译没有一点错，也没有一次迟疑，父亲和士方伯爵对我的翻译似乎都很满意。
或许我是个勇敢的小东西，在这次正式的会见中，我担当公事上的翻译的时候，竟丝毫不觉得慌乱，我只有着一个希望：让父亲和士方伯爵知道我的日本话说得和日本人一样！
父亲与我希望和生日（1）
日本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爱这国家，爱她的人民，在他们中间，我过着最快乐的日子。可是父亲在日本的时间不长了，我们就要回中国去了。
好像是老天爷有意要给我们些困难，我们得到从中国来的消息，说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恭王，他是我父亲一生的挚友，也是在朝廷中对抗我父亲的仇敌的唯一健将，已经逝世了；光绪皇帝被袁世凯出卖，使得太后重新夺回了执政大权；康有为是废帝的朋友，亡命他国，现在命令父亲负责侦查他的下落，把他送回去严办。世界在动荡中，因为西班牙和美国已经宣战，虽然这件事和我们丝毫没有关系，可是却增加了整个局势的不安。
父亲喜欢动，当他听到了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恨不得马上回到祖国，我却不希望这样。父亲要回去，也不管恭王才死，父亲的敌人就请监察御史弹劾父亲。至于这些人为什么要和父亲作对，我在这一章里就要讲到。
前面讲到的李模楷那时候还在日本，父亲问他愿意不愿意继父亲之后做驻日大使，李模楷受宠若惊地答应了。于是父亲向荣禄推荐李模楷，他就被指定继续父亲的任务。这样，我们的回国已是无法挽回的了。
得到这消息的一天，是多么难过的一天啊！
天正下着雨，雨点打在使馆的屋顶上，发出很响的声音。我把鼻尖贴在玻璃窗上，望着窗外一个空虚绝望的世界，一个沉浸在悲哀中的世界，在那里，我的小人国里的一切东西都遭了殃。这是一个可怕的日子，当然，要是没有离开快乐的日本而回到中国这回事，这仍是一个可爱的日子。
我用鼻子贴着窗户，那一天我是个忧郁的孩子，我不愿意回到中国去，可是除了无益的向往外，我什么都不能做。也许并不完全是无益的向往，因为当我想到别的计划时，我又有希望了。
我衷心地企望着，至少我们要避开那可恨的沙市。虽然明知回国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我希望我们能在中国等待极短的一个时期后，父亲又被派到别的地方去，或是欧洲，或是美洲。
好像是为了要答复我的期望，也好像是一个美丽的预兆，雨停了，太阳也出来了。那几乎被雨水淹没的花园现在显得更加娇艳，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美丽的景色。就是那些树吧，叶子上的灰尘都被冲洗一清，慢慢地淌着快乐的眼泪。花都开放了，热烈地对着每个人，任何人，或是不知什么人点着头，它们的脸是快乐的小脸。就是我的小人国里的人们也已经拧干了他们的衣服，脸被雨水洗得更加美丽了。
然后，似乎要在这离别的不安中给我更多的希望，一条彩虹出现了。我用发光的眼睛注视着，重新祈求着，传说彩虹出现的时候所作的期望，总是能够实现的。于是我又希望着我们在中国只待极短的一段时期。然后我离开了玻璃窗，那上面还印留着我鼻尖的影子。
我发觉在小时候，甚至一直到现在，假使我期望着一件事，用全心全力去期望，那么一定会达到目的，所以这一次我也抱着极大的希望。
但是这到底是一个可悲的日子，当我们离开日本的时候，我向所有的日本小朋友一一告辞，和我那“小人国里的朋友们”作了最后一次的聚会，把他们的一切冥冥地托付给仁慈的后来者。
再会了，日本，我将要许多年看不到你！
当轮船把我们带到上海的时候，我的心沉下来了。海里的水是黄的，那是因为从中国的河里带来了黄沙。每次当我从外国经过长长的路程回到上海、回到北京的时候，这些河总使我气馁。
回到了中国，我们就一直待在北京。我希望离开中国，并且深深地相信，只要我希望得虔诚，我的愿望就一定能实现。
父亲立刻受到在北京的仇敌的围攻，虽然这些事情或许除了母亲之外，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荣禄劝他早些离开中国，不要等到事情发展到足以威胁我们全家的性命。
最初是由罪恶昭彰的端王领导的一些满洲人，宣布我父亲已经不是满洲人了，因为我父亲醉心新法，倾向外国！
于是中国人都相信我父亲要把中国出卖给外国人了。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端王来见我父亲。我们住在一所洋房里，这在端王看来就是叛逆。端王算是以朋友的地位来看父亲，但是父亲已预先得到警告了，并且端王深深地恨父亲，这也是事实。端王要求参观我们全部的房子。
我记得端王的样子，他有狡诈的眼睛和猪一样的脸，使我一见到他就感到厌恶。
父亲或许也猜想到，他参观我们的屋子，完全是一种侦察。当他看到了我们的生活情形后，他立刻断定我们是“吃洋教”的。“吃洋教”的人，在那时候是会被残忍地杀戮的。
接着端王的来访之后，就是荣禄请我父亲去，这些事都是我到后来才知道的。下面是父亲和荣禄对话的大意：
“端王是你的死对头！”
父亲点点头。
“假如可能的话，他要给你一个致命伤。靠着他和皇室的关系，他现在有极大的权势！”
“我并不怕他！”父亲答道。
“我知道你不怕他，”荣禄说，“可是你得替你的家庭想想。我们现任的驻法大使马上要被召回来了。为什么你不去接任这个职位呢？我愿意向太后保荐你。”
“我拒绝被端王或任何仇敌排挤出去！”
“可是这是中国的黑暗时期，而且在外国也正有不少重要工作要做。”
父亲告诉荣禄他愿意再考虑一下。
这样，这件事竟悬宕了一年，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或许母亲知道一些，不过我也不敢断定。
但是有一天，我去找父亲谈了。
“父亲，”我抱着极大的希望说，“为什么你不离开中国？为什么你不到美洲或欧洲去？”
父亲对我笑笑。
“或许会。”这就是他所回答我的一切。我快活得好像他真的答应了我一样，至少我已把这种思想灌输到他心中，如果他绝对不愿考虑的话，他完全可以给我否定的回答。
父亲与我希望和生日（2）
时间慢慢地过去，我一直等待着有些什么事情发生。
不久，我的生日到了。那天早晨我醒得很早，婢女把许多人家送给我的礼物拿进来，父亲这时候是外务大臣，人家不得不讨好他的女儿。
我的生日啊！多少奇怪的事情曾发生在我过去的生日，所以这天我有着极大的希望，等待着一些可喜的事发生。我把所有的礼物都看过一遍，然后起身，看着窗外园里的景色。
在我们屋子的周围，有四个卫兵守护着，我刚一望出去，就看见其中的一个从门那边奔过来。
“恭喜！”他高喊着，挥着一张红纸条，“恭喜！”
我起先以为这“恭喜”是为了我的生日，直到他解释了我才明白。你知道，他已看过纸条上的内容，因为在中国，看人家的信是没有罪的。
“这是主人的！”他喊着，“他被派做法国大使了！”
当然父亲自己是早就知道的，所以他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容。
“想想看，”我对他说，“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我的生日！你被升到武昌做事是在我的生日，你被派到日本做大使也是在我的生日，现在第三次的光荣又是在我的生日！”
“不错，”父亲说，“你是我的幸运儿！”
还有什么话比这更能使我高兴呢！
我们将要到欧洲的法国巴黎，我的美好理想终于实现了！
父亲与我到巴黎去
我们就要到法国去了，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我们在北京大约住了一年，并且把我们自己的房子也收回了，我们在日本的四年，这房子是免费让给一个朋友住着。
我们的宅子里有一个花园，为了纪念我日本花园里的小人，在这里我也带了一批小人进来。虽然他们不是日本的那些小人，可是我仍然给他们起了以前的名字，把从前的故事告诉他们，现在我又舍不得离开他们了，他们不能被我带到法国去，所以不得不留在园里。
这一次出国，我们有了更多的随从，可是临走的时候，我们把他们的数目尽可能地减少。我极力地希望红芳不跟我们去，可是失望得很，她和她的丈夫、孩子都要跟去。
不用说那湖南教师自然也要跟着我们去的。这次离开中国，我们这一群的人数有上次到日本时的两倍甚至于三倍之多，你可以看到这是多么的奢华。每到一个地方，我们总得到人家的招待和祝福，因为父亲又一次地被擢升了，光荣又降临他身上了，虽然当他的差使公布以后，他的仇敌的数目更加多了。
到了上海后，我们又换乘一艘法国轮船，渡过到法国去的长长的旅程，这是我第二次到欧洲去了。
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停船上岸，这是中国的最后一个港口了。
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受到县里长官陶茂的招待，平时对于仅仅经过这里的客人，他往往是不招待的。由此也可以见得我父亲代表中国出使法国的职务是多么的重要。船上的船长很敬服我父亲的威信，所以在整个航程中，他一直挂着中国旗，这也就说明，像父亲这样一位不平常的旅客他是很少碰到的。香港的陶茂长官非常有礼，这使我们很惊奇，在国内有那么多的人和我们作对的时候，还会有人对我们如此尊敬。但我们以后便觉得这事不足为奇了。
在新加坡我们受到中国领事和外国官员的招待，所以我们这次到法国去，可以说是一次光荣的旅行。这对父亲没有什么影响，可是对于我，我承认，从此更觉得自己地位的重要。直到现在我还是有这种思想。
在赛特港我只记得船上常有歌者来唱歌，只要人家丢钱给他们，他们便唱。这情形倒很像火奴鲁鲁，因为这种歌唱也是一种仪式，歌者用歌声把旅客从一边的地平线迎接过来，再送他们到另一边的地平线，不经过这种仪式，船是不能通过的。
经过红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我们的一等秘书第一次到欧洲去后，回到北京的时候问了许多关于欧洲的问题，并且到外国官员那里去，想得到最可靠的回答。
“外国人都是说谎专家，”他说，“以后无论他们告诉我什么，我不再相信了，除非我亲眼看到。法国使馆的秘书对我说这海是红的，可是这并不红啊！”
但是对于我，这是一次美丽的航行，虽然我们没有在埃及停泊，直接由赛特港到达马赛。地中海的深蓝色使我想起一个新的富于诗意的世界，当我们航行过她的深蓝色的怀抱时，我尽情地享受着每一分钟。
马赛是到法国和到巴黎的门户。
在马赛，我们受到中国使馆人员的迎接，并且受到市长和其他高级官员的招待。他们待我父亲像皇上一般，其实父亲只是皇上的代表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