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回忆-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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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财政考察团在日本没有得到丝毫财政方面的报告，却把我父亲在日本所做的事调查得清清楚楚。这一时期，要不是有恭王和荣禄的支持，我父亲很可能在任期未满之时就被召回本国了，或许还要受“叛国”的处分。
事情不论大小，一律都被报告上去。
有一次，在父亲招待使馆人员和日本官员的跳舞会上，李模楷和他的秘书们也参加了。王大琪看到了一位法国外交官吻我母亲的手，他认为这又是一件值得上奏的事。对这样重的罪状，恭王也无法替父亲掩饰了，但是他设法看到了那封奏章，并且把大意摘录下来了。他写给我父亲的信上这样说：
“另外一封弹劾你叛逆的奏章又来了，并且还举出这些事实：你藏匿孙逸仙；你在准备把中国出卖给日本人；你废除了中国的礼教，让各式各样的男人在你家里和你妻子一同吃饭，你让别的男人握你妻子的手，并用嘴唇亲它；你一点也不尊重你自己的地位！这些都是奏章上的话，并不是我的话。我相信你，太后也相信你，我们知道，假使这些事果真是你做的，你也一定有很好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
说到我父亲不尊重自己的地位这一点，还是起因于父亲去拜访奥间伯爵，要求天皇接见李模楷的时候发生的。父亲懂得日本的规矩，所以见了伯爵就摘下帽子，那上面有着红顶和花翎，是表示他的地位的。后来奥间伯爵给他看一些文件，他因为要同时用到两只手，不得不把帽子放在椅子旁边的地板上。当时李模楷和王大琪僵直地坐着，帽子也不脱，看着父亲这种“叛逆”的举动，表示十二分的不满——一个中国的一品官把自己的帽子放在外国人的地板上！
这些事情由恭王用信件通报给父亲后，母亲就劝父亲写一封自白书，解释自己的一切行为，可是他回答道：
“我总要照我认为对的去做，太后若不满意我，可以召我回去的。”
几年后，在中国的朝廷里，当那位替太后画像的卡尔小姐要吻太后的手的时候，我们都和太后在一起。当时，她不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无论如何不准别人触到她。
“这是表示一种敬意呢，太后！”我说。
于是太后笑了，对我母亲说：
“我想起来了，有一次人家弹劾裕庚的奏章说他让男子握你的手，并且用嘴亲你的手！”
“在欧洲，亲女子的手算是最尊敬的礼节。”我重复一遍。
“多么奇怪的礼节啊！”太后说，“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样。在我看来这倒是最不尊重的表示。”
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太后是多么的保守，并且可以知道，她虽然把那些弹劾父亲的事算作悬案，但她一样都不会忘记。
不管李模楷、王大琪和我们的恶意的秘书怎样诬陷他，父亲仍站稳脚跟，做他所要做的事。至于那位一等秘书之所以要对我父亲不忠，他无非是想获得捉拿孙逸仙的那笔赏金，想降低我父亲的地位，升高他自己的地位，他没有耐心等着用自己的能力来获得自己的地位。
礼仪之邦外国礼节（1）
父亲在日本的任期将要满了，他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无论从哪一点来看，他都可以自慰，日本人也很佩服他的能力。他和大多数日本人的感情是融洽的，虽然在东京的别国的大使曾警告他控制日本永远是困难的。
日本的报纸普遍地对他有好评，这对他的成功有极大的帮助。日本的权威都尊敬他，所以报纸的态度也就一致了。
日本的大多数人都把报纸奉为《圣经》。那四个保卫我们的日本警察早就不需要了，我们出去的时候，那讨厌的“光头辫子”的议论也不再听到了。父亲在自己和日本人之间建立了牢固的友谊。社会上、政界和商界对父亲的印象都极好。
“不要被日本人表面的友谊所欺骗！”别国的大使对父亲说，“现在你就要离开他们了，他们不会再看重你了，因为你走了以后，你对他们不会再有丝毫的用处。”
这是对日本人的诽谤，父亲永远为他们不平，因为一直到他离开日本，日本人对他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
在父亲的朋友中，不少是日本的名人，像士方少校的父亲士方伯爵、锅岛侯、松方侯、迹侯、小山侯、西园寺侯、日本著名大商贾小仓先生、中日战争后日本第一个驻中国的大使林先生等人，都是父亲终身的朋友。
从这里我可以看出，在外国的时候，能够宽容人家是最有意义的。父亲当时想和日本人友好，不想以私人的权威来污辱他们，不违反他们的习惯，尽力和他们接近。这并不是虚伪，因为父亲的确喜欢日本人，极重视他的日本朋友。
这里我要仔细地描写一下小仓先生招待外交家的一席晚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哪些事情是外国的代表所不应该做的。他们最高尚的仪态在不了解东方文明的人看来简直傻得可笑，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原是不同的。
我也参加了这个晚餐，这是日本式的，所以每个人脱了鞋子坐在小桌子前面。父亲坐在德国大使赫尔•；柯支密德的旁边，父亲后来把他们的谈话告诉了我们，这位德国大使有一种标准的西方风度，给我父亲的印象极深，我也永远不会忘记。
这次晚餐中，除了外国的外交家外，还有父亲的日本朋友。
小仓先生对他的客人非常客气，在这一席特别的晚餐中，他始终保持着日本的风格。其中有一种礼节西方人一定觉得特别，但我倒以为很有趣。当请帖上所请的客人都聚在一起的时候，主人就要到每位客人面前去敬礼。侍女替客人的小酒杯斟上酒，于是主人客人一同干杯。小仓先生很遵守这种礼节，他到每位客人面前跪下行礼，和客人一同饮酒，然后再到另一位客人面前。
他在德国大使面前也鞠了躬，并且和他一同饮酒，德国大使知道这是日本的礼节，所以当时一点都不表示有什么惊异。可是等到小仓先生已经走得很远，听不到他说话的时候，他对我父亲说：
“多么可笑的规矩，这样大的人，用膝盖在客人面前跪着行礼！”
“这是礼节，”父亲说，“日本人很注重他们的礼节。我个人认为这种礼节很高尚，尤其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觉得，大家正在接受小仓先生的招待的时候，他的客人不应该批评他。”
“可笑！”那德国人嗤笑着说，“你们东方人都是一群奴隶坯子！”
父亲对这话只是笑笑，点点头。
这位德国大使继续和我父亲谈话，他说：
“你还记得上次你来见我的时候，我和你说洋泾浜英语吗？（译者按：洋泾浜英语是上海人通常对中国式英语的土称）那是有原因的。我不懂得中国话，我想中国人即使懂英语，一定也是极简单的英语。在一次晚餐席上，你们战前的大使恰巧坐在我的对面，我非常厌恶他。他只管吃，什么话都不说，而且吃的时候嘴里发出很响的声音。我看着他，用法国话对他说道‘猪猡’，他对我笑笑，深深地点着头说道：‘是’！”
“我可以向你解释他这种态度，”父亲说，“第一，当然因为他不懂得你的话，你并没有勇气把你的厌恶用他能懂得的方法来表示给他看；第二，或许他知道你厌恶他，却不知道为什么厌恶他，但是为了礼貌，他不能剥夺你鉴赏他、厌恶他的权利，他得让你尽情地厌恶，这就是他知礼的地方。”
不久，那个德国大使又对父亲说话了，他很不在乎地听着我父亲的话，似乎是在和一个受溺爱的孩子开玩笑。
“那些筷子最可笑了，你们中国人也用的吧？”
父亲的回答是肯定的。
“用筷子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像文明民族那样用刀和叉呢？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用筷子？”
“告诉你吧，”父亲聪明地说，“中国民族是以繁荣昌盛著名的，用筷子不过是另一种表示交配的方法。”
这样，这位德国大使一直谈到席终，他自以为是地批评每样东西，也不顾忌人家会听到他的话。他不断地批评主人，可是主人的食物他却大量地吃着。几年后，我住在北京自己的房子里，我对这一类人渐渐见得多了，他们一面接受我的招待，一面却毫无顾忌地在我的家里当着我的面批评我家的食物、仆人、房子和我的服装。
父亲从来不喝茶，所以在小仓的晚餐上，上茶的时候，父亲始终没有喝一口。那个德国人，他什么事情都注意，又问父亲了：
“为什么你不喝茶？”
“我从来不喝茶，”父亲说，“我不喜欢茶。”
“多么奇怪，”那德国大使说，“我想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茶的。”
“这的确是个普遍的观念，正好像人家以为所有的德国人都喜欢牛肉和乳酪一样。但是我也曾碰到过许多不喜欢喝茶的中国人以及不喜欢牛肉和乳酪的德国人。原谅我用这种无礼的方法来回答你，这是极端不合中国的礼节的，但是你自己也是这样的无礼，我不得不对你这样，使你知道你这样会得罪人！”
父亲的话对这位德国大使完全没有用！他反而觉得自己更高明，可以不理会人家的批评，让它们从一只耳朵进去，另一只耳朵出来。
我并不是批评这位德国大使，我不过是把他作为一个例子。后来我曾碰到过许多外国人，他们并不是德国人，可是他们有着和这位德国大使一样的毛病。
参加晚宴的有一个很美丽的日本女子，她是林先生的妻子，还只有十七岁。
礼仪之邦外国礼节（2）
“她是谁？”那位德国大使问。
“她是林夫人，不是很漂亮吗？她有两个活泼的孩子。”
“啊哈，”大使说，“你们东方人真是可怕！想想看，一个文明人怎会和小孩子结婚呢？”
“并不是这样，”父亲镇静地说，“据我所知，德国人为维持海外殖民地的行为，他们宁可不跟少女结婚，不过把她们带走罢了！”
我想父亲用这种态度对付那个骄傲的德国大使是无可责备的。
我有这样一个愿望，将来有一天各种族间能有更好的了解，这种了解必须是基于实际的情形，而不是基于西方人自以为高于一切的偏见。西方人往往看轻东方人，如果东方人对他们表示不屈服或不恭敬的时候，他们就会大大的惊异。
这一天一定会来到的，不过必须等到西方人渐渐长大，能够懂得整个世界并不完全是在他们掌握之中。
礼仪之邦最光荣的一刻（1）
从我一天的生活以及我的教师们一天的活动中，很容易看出一个满洲大官的女儿应该知道多少事。为了这缘故，我要从我们在日本的生活中挑出一天来详细记叙一下。这是我父亲任期将满快要离开日本的时候。
每天早晨八点钟，我们这班孩子就要到一间小屋里去等候勃朗小姐，她是教我们英文的。在说到勃朗小姐之前，还有另外一个人应该提到，她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她就是红芳。
讲到红芳，可说她对小孩子们一无用处。她自己有一个小孩子，这是在她被我母亲强迫和父亲的一个书童结婚后两个月生下来的。可是这件事并没有使她对我们的态度稍稍变得温和。红芳她认为世界上一切责任似乎都要她负担，有时候早饭烧得迟了，她就大声叫道：
“赶快！赶快！已经八点差五分了，八点差五分你们还不吃早饭！如果来不及吃，你们只好饿着肚子到勃朗小姐那里去！”
我们都怕红芳，她会给我们带来不少麻烦，可是我们又不敢和她闹。在我们家里，早晨必须非常安静，因为父亲和母亲都起床很晚，他们为了交际的事，晚上常到深夜才睡。
在安静的屋子里，我们匆忙地用着早餐，可是时时夹杂着红芳的怒骂和恫吓。她不停地骂着，直到我们进了勃朗小姐的房门。
我们跟着和善的循循善诱的勃朗小姐学习英文和算术。算术我不喜欢，我想那时候我只是敷衍着学学的。我对地理很感兴趣，因为它告诉我世界上许多我不知道的地方。拼法，还有文法，那是我最喜欢的，直到今天我还为自己的拼字能力而骄傲。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学习拼法的情形：cough，cough，每拼一遍，我就用手指计着数，直到拼完二十遍。我对生字簿上的字前前后后都记得，而且我常常在勃朗小姐面前显示本领。她常拿起我的生字簿，拣出一个字来，我立刻就拼出来；几乎不等我拼好她又拣出第二个字，于是我又拼。拼法变成了一种很有趣的游戏，勃朗小姐用字来攻击我，我也用字去还击她，我们好像友好的对手，互相用语言的武器攻打着。
可是算术……不错，我认为，学算术对我来说完全是浪费时间。父亲还要我每天用十五分钟来学习珠算，虽然我很听话，每天学十五分钟，可是结果也完全是浪费时间，直到现在我还不会用算盘。不过，这到底也是我功课的一部分。
大体说来，我上午的时间没有浪费，因为勃朗小姐和我彼此很了解，她为我和我学习英文的能力而骄傲，我们一直很友好。我学习英文的成绩完全是勃朗小姐的功劳，当然也是我父亲的功劳，因为是他把勃朗小姐从英国聘请来教我们的。
勃朗小姐教英文的时候，还附带教我们读《圣经》，那也是我所喜欢的，虽然《圣经》上的英文和我们文法课上所学到的英文的不同使我觉得非常惊异。而且《圣经》上的有些内容常常使我很疑惑。有一天，在《圣经》上读到一段关于劳托和他的女儿的故事，以我幼稚的思想，我不禁要求勃朗小姐解释为什么一个父亲会变成他女儿的祖父。勃朗小姐迟疑了一下，给了我一个等于没有解释的回答：
“这是《圣经》上的话，”她说，“对于《圣经》是不可以有疑问的。”
到了吃中饭的时候，又是红芳的监视和不断的谩骂，早餐时候所忘记的事，现在一样样补做。到了下午，这是我最最害怕的时间，因为这时候我就要上那可怕的湖南教师的课了。这几年他一直跟着我们，不会被我们忘记。
湖南教师永远那样凶暴，我们不断地争论着。他教我的那些讨厌的中国古文，我一点都不记得了。他常常用一些早已预备好的话来说服我，可是他每次总是失败。
“想想看，”下午上课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开头，“我从几十万里远的家乡湖南跑来，教你这么个可恶的孩子！你是不可教育的了！你什么都学不会，教你等于白费时间！”
对于这位湖南教师说这种话，我不能埋怨他，因为他是标准的中国教师。中国教师的观念是不可以做赞美学生的工作，只可以责备他们，为的是要激励他们成大器。他和勃朗小姐是多么不同啊！勃朗小姐对我非常和气，几星期中从她那里所学到的东西比从湖南教师那里所学到的不知要多了多少。我恨极了这位湖南老师！我不喜欢他的声音，他走路的样子，他所说的话，乃至于他的家乡湖南。
这位湖南老师和红芳一样，什么事情都要使我们为难，他们都喜欢固执己见。红芳一定�
